问题

宋朝是否是中国的耻辱?

回答
宋朝是不是中国的耻辱?这个问题,一旦抛出来,恐怕会激起不少争议。说它是耻辱,似乎有理有据,毕竟“积弱”二字常被用来形容那个时代;说它不是耻辱,也同样有其道理,因为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就,足以让后世为之惊叹。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把宋朝放到它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并且不能简单地用一种好坏来概括。

那些被诟病为“耻辱”的地方,我们得承认,确实存在:

军事上的弱势与屈辱: 这大概是宋朝最常被提及的“耻辱”之处。相对于强大的辽、西夏、金、元,宋朝的军事实力确实显得捉襟见肘。
重文轻武的国策: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武将专权之害,因此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避免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悲剧重演;另一方面,也确实限制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高级将领的选拔和任用,往往受到文官系统的制约,导致军事指挥系统不够灵活高效。
冗兵和低效的军队: 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宋朝实行了“兵随将走”的制度,也就是士兵不固定由一位将领统领,而是由中央直接调配。这导致军队规模庞大,但训练水平、士气和战斗力并不理想。大量的财政支出花在了养兵上,但实际的军事效能却不尽如人意。
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 从澶渊之盟后宋朝向辽朝称臣纳贡,到后来被金朝灭亡,再到最终被蒙古灭国,宋朝在对外战争中,确实屡屡处于劣势,不得不屈服于“岁币”和屈辱性的条约。尤其是在“靖康之耻”中,北宋徽宗、钦宗被金兵俘虏北去,北宋灭亡,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惨痛的一页,也让宋朝背负了沉重的“耻辱”之名。南宋偏安一隅,虽然有岳飞这样的抗金名将,也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

割地、称臣、纳贡: 为了求得和平,宋朝在与周边政权的外交中,不得不接受许多屈辱性的条件,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丧失。

然而,如果仅仅因为军事上的弱势就将宋朝全盘否定,那就大错特错了。宋朝的“光辉”与“耻辱”是并存的,甚至可以说,它的“文明之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军事之殇”而显得更加独特和珍贵。

高度发达的经济: 很多人忽视了,在军事上孱弱的宋朝,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农业的进步: 占城稻的引进、水利灌溉技术的推广,使得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出现了专业化的市场,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率非常高。
商业的繁荣: 城市成为商业的中心,出现了像“夜市”这样的创新,政府也允许夜市的存在。纸币“交子”的出现,更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极大地促进了商业贸易。海外贸易也十分发达,泉州、广州等港口商船云集。
手工业的精湛: 丝织、陶瓷(尤其是瓷器,如宋瓷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独步天下)、造船等行业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产品享誉海内外。

灿烂的文化艺术成就: 宋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繁荣期。
文学的巅峰: 宋词在唐诗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度,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词人的作品,至今仍为人们传颂。宋代散文也成就斐然,如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以及王安石等人。
理学的兴盛: 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大家,构建了影响中国思想史数千年的思想体系。
艺术的辉煌: 宋朝的山水画达到了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意境深远。书法也涌现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

科技的领先: 宋朝在科技方面,同样是当时世界的佼佼者。
活字印刷术: 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印刷史上的革命性突破,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火药的应用: 火药在宋朝得到了广泛的军事应用,出现了火枪、火炮等早期热兵器,尽管在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时效果有限,但其技术意义重大。
指南针的成熟: 指南针在宋朝被广泛应用于航海,大大提高了海上航行的效率和安全性。
天文学和数学: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成就,如机械、天文、地理、医学等。宋朝的数学家如秦九韶、杨辉等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与相对较高的市民地位: 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宋朝对知识分子相对宽容,政治斗争虽然激烈,但很少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屠杀。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提升了市民阶层的地位和生活水平。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军事上的“耻辱”与经济、文化、科技上的“辉煌”并存的现象?

这恰恰是宋朝复杂而真实的一面。它并非简单的“好”或“坏”,而是历史发展中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积弱”也是一种选择: 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军事实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等。宋朝虽然在军事上相对弱小,但它并非一味地好战,而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维持和平。某种程度上,这种选择也保障了内部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乱对人民生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文强”与“武弱”的辩证关系: 宋朝的“文强”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武强”为代价的。文官集团的强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军权,但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统治和对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视。

历史评价的局限性: 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评价,往往带有后世的视角和标准。用现代国家的概念去衡量一个古代王朝的军事实力,可能有些不妥。同时,过度强调军事上的强弱,也可能忽略了其他维度上的伟大成就。

总结来说,将宋朝简单地称为中国的“耻辱”,是对这段复杂历史的粗暴简化。

宋朝确实在军事上遭遇了许多挫折和屈辱,这无疑是它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缺陷,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然而,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一点,就忽视了它在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等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那就如同只看到一幅画的阴影,而忽略了其绝大部分的亮色。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矛盾却又极其辉煌的时代。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刻印记,它的创新和成就,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与其称之为“耻辱”,不如称之为一段“充满挑战与辉煌并存”的艰难探索,一段在内忧外患中依然绽放出耀眼文明之光的伟大时代。我们应该以更全面、更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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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前的明末文豪知名皇汉王夫之,就认为赵宋的存在是古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的不幸和耻辱。王夫之将赵宋蔑称为弱宋和陋宋,讽刺赵宋软弱且丑陋。王夫之认为赵宋是导致华夏沦亡,被异族征服的罪魁祸首,甚至认为明朝亡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受了赵宋影响,沿用了赵宋的很多错误的政治文化理念来治国所导致。明代批判赵宋的学者不少,而王夫之是里面最热衷批判赵宋的人,联系下王夫之所处的明末清初这个特殊的时代,王夫之对赵宋的评价融入了很多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还有对民族历史的反思。

王夫之在自己的著作中,用毫不客气的语言咒骂赵宋是“裂天维、倾天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王夫之对两宋的痛恨和反感是咬牙切齿和深入骨髓的。

王夫之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华夏仅以燕赵之力就足以抵御外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华夏仅以曹操袁绍等地方军阀就足以抵御外敌。唐末天下大乱时期,华夏仅以控制数州的地方藩镇就足以抵御外敌,保存华夏社稷。而到了赵宋时代,却是被异族碾压,先后被外敌打得两次亡国。对此王夫之认为是因为赵宋得国不正,担心华夏内部会有人夺取赵宋的天下,因此赵宋选择防内甚于防外,尽取天下州镇之权,又阉割北方汉人的武勇。

“呜呼!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贻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无权,而深怀尾大之忌。前之以赵普之佞,逢其君猜妒之私;继之以毕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于是关南、河北数千里阒其无人。迨及勍敌介马而驰,乃驱南方不教之兵,震惊海内,而与相枝距。未战而耳目先迷于向往,一溃而奔保其乡曲。无可匿也,斯亦无能竞也。而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糜散于百年之内。”

对于两宋时期高于民族利益的事君愚忠观念。王夫之借谴责东晋儒臣因桓温北伐遭枋头之败而幸灾乐祸,联想到岳飞被杀之事而发挥道:“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仇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视皋亭潮落、碙门飓发、块肉无依者,又奚若也?……徒为疑忌,以沮丧成功,庸主具臣之为天下僇,晋、宋如合一辙,亦古今之通憾已!”王夫之认为,即使岳飞灭金后效仿东晋的刘裕夺了赵家的帝位,也比北宋的徽钦二宗被金人俘虏北去,蒙古铁骑追到崖山、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小皇帝跳海,华夏社稷被异族征服的结局要好。

王夫之对赵宋的批判是从赵宋的政治文化思想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批判。甚至对于两宋士大夫这个整体,王夫之也持批判态度。王夫之在自己的著作中抨击宋儒以尊王压倒攘夷、以文治排斥富强、以君臣之义抑制民族大义等错误观念。王夫之也对于岳飞被平反后,很多南宋士大夫粉饰掩盖自己先辈曾明确支持处死岳飞,并把锅都甩给秦桧之事进行揭露。王夫之指出,当时南宋朝廷上下和多数士大夫其实是支持杀岳飞和绍兴和议的。

对于绍兴十一年(1141)的夺兵权、杀岳飞,王夫之据实指出:“在廷之臣,且以为子翚、庆父之祸可永杜于百年。”说明夺兵权、杀岳飞并不只是宋高宗和秦桧的主张。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张浚在相位,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会淮西军叛,浚坐谪去。赵鼎继相,王庶在枢府,复议用偏裨将以分其势。”又云:“自渡江后,诸大将皆握重兵难制,张浚、赵鼎为相,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李纲亦上疏言:“今陛下震皇武以图恢复之烈,尽以重兵分隶诸大将,多者至十数万人,平居已不能运调,而况于仓卒扰攘之际乎?”建议“遵祖宗之成宪”以“消弭后患”。绍兴七年(1137)张浚独相时,更曾诬陷岳飞“胁迫皇上”;出而经略川陕,又以莫须有罪名杀害陕西抗金名将曲端,此事发生在杀岳飞之前。

  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一年十二月”记载,在廷议时,百官中反对杀岳飞的只有李若朴、何彦佑二人,而“众皆非之”,纷纷站出来为强加给岳飞的罪名作证。直到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孝宗时期的主战派士大夫王明清仍在赞颂“尽取兵权,杀岳飞父子”为“桧之功不可掩者”。对于胡寅等人触秦桧之怒的真正原因,王夫之认为是由于他们想掩盖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从而把罪责全部推给秦桧的结果:“其子弟欲为之盖愆,徒触怒以窜死,而终莫能挽哉?”之所以“终莫能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安国在兵权问题上与秦桧同道。

而对于宋高宗为什么“以求和为幸”?王夫之在《宋论》卷十《高宗屈辱于女直》分析了其原因:“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 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不是“与士大夫治天下”吗?可士大夫又是些什么人呢?“峩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这就是宋朝士大夫的一般状况,不是高宗时才如此,“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在这种情况下,“则求如晋元以庸愞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衽,不亦难乎?”(52)王夫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据实指出绍兴和议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士大夫的要求。他说高宗建炎年间,“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战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53)。这一说法亦可从朱熹著作得到印证,朱熹在谈到绍兴八年和议时说:“秦桧主和,虏归河南,上下欣然。”

王夫之还指出两宋使用赵普之余智、胡安国之《春秋》之学的错误执政理念不仅导致了两宋的灭亡,明朝统治者“习用其误”,遂亦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其说云:“古之受钺者曰:‘阃以外,将军制之。’当其有事,天之下,地之上,无弗行也;当其无事,而兵习于吏,吏习于帅,威信之行久矣。不将其将,独操其兵,宴居深宫者遥执其敛纵,高谈簿书者分持其短长,挟疑以使,临敌而易之,如稚子之握饴,蚁附其上,而不任人以殴之,何其惫也!宋祸已极,而溢于谭经者之师说,流及昭代,习用其误,总戎尸其名,督抚操其实,中枢捉其肘,阁票扼其咽,科参夺其胆;白面之赞画,游吻之参谋,且足以制大将死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夫!故善说《春秋》者,废胡氏之言兵,未为不知治也”(26)。在这段话中,王夫之对为什么“阃以外,将军制之”的军政原理阐述得十分明晰而充分,对宋明两朝以“胡氏之言兵”来制御军队的手段及其祸害也说得十分具体而生动,把道学家为帝王设计的“制大将死生之命”的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

详情可看《王夫之对宋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批判》

王夫之的一生经历了明亡这个让他痛心疾首的大事件,他曾竭尽全力多次出生入死的反清复明,想复兴他眼中的华夏,最终失败后,他宁愿隐居山林也不接受满清的官职,不做清人,誓不剃发。古代的华夏概念跟现在的华夏概念区别很大,王夫之无法接受他心中的华夏被异族敌国征服

王夫之深刻体会了异族征服华夏,汉人沦为亡国奴的痛,因此王夫之在自己书中丝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王夫之认为哪怕是割据乱世,哪怕是内部枭雄谋朝篡位,只要能保住华夏社稷不灭亡,只要能保住汉人的基本盘,也比赵宋那样被异族敌国灭国,华夏社稷灭亡,汉人沦为亡国奴的境况好得多。

而隐居后王夫之写了很多史论的书,其中赵宋占的篇幅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反思分析赵宋,来找出导致华夏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从而警醒后人,让后人不要再像明朝那样沿用两宋恶习走上亡国道路。王夫之对赵宋的厌恶,是因为他太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因为王夫之是一个典型民族主义观非常浓厚的学者,恨赵宋不争。而我们现在也应该把赵宋钉在耻辱柱上,好警醒时人,避免中国再次变成赵宋那样,而不是标新立异的搞翻案。

王夫之在《黄书》内将赵宋称为陋宋,意为丑陋的宋朝。我翻译下王夫之原文的大概意思,王夫之认为赵宋以臣子身份突然被拥戴篡位,由于所得出乎意外,所以寝食难安,因此在赵普等人建议下,猜忌压制武将,并尽夺地方之权。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并以老弱充斥军营,苟且偷安,导致汉人的强军遗风丧失。自相猜疑,终于导致中国败落,给了外族可乘之机,终于被外族攻灭。中国拥有的三皇五帝、汉唐传承下来的道统和疆土,到了宋代,却沦落到被蓄长辫,戴斗笠的异族所统治,政权丧尽,百姓苦难,华夏堤防,全部崩溃。百姓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宋朝把天下当成私人财产,却无力控制它,灾难来的快则灭绝子孙,灾难来的慢则丧失立国的纲纪,也丧失了天地分区建国的最高原则。

“宋以藩臣暴兴鼎昨,意表所授,不寐而惊。赵普斗筲菲姿,负乘铉器,贡谋苟且,肘枕生猜。於是假杯酒以固欢,托孔云而媚下,削节镇,领宿卫,改易藩武,建置文弱,收总禁军,衰老填籍,孤立於强虏之侧,亭亭然无十世之谋。枞佚文吏,拘法牵执,一传而弱,再传而靡。赵保吉之去来,刘六符之恫喝,玩在廷於偶线之中而莫之或省。城下受盟,金绘岁盆,偷息视肉,崇以将阶,推毂建牙,遗风澌灭。狄青以枢副之任,稍自掀举,苟异一切,而密席未温,嫌疑指斥,是以英流屏足,巨室寒心。降及南渡,犹祖前谋,蕲、循仅存於货酒,岳氏遽陨於风波,挠栋触藩,莫斯为甚!夫无为与者,伤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听乘也。卒使中区趋靡,形势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直,再折而入於鞑靼,以三、五、汉、唐之区宇,尽辫发负笠,澌丧残剐,以溃无穷之防,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举,宋私天下而力自诎。祸速者绝其胄,祸畏者丧其维,非独自丧也,抑丧天地分建之极。”

这个主题里有些宋粉使用断章取义的特长,选择性截取一些欧美的资料,制造了一种欧美普遍认为赵宋是中国极盛时期的假象。首先中国古代史,什么时候变成欧美的月亮更圆了?欧美肯定希望当代中国变成像赵宋一样的国家,对外屈膝卖国,对内压榨民脂民膏取悦敌国。当代中国如果真的变成赵宋那样,美国做梦都会笑醒。

还有如果按照宋粉的方式去选择性截取史料,同样也可以找到很多欧美史学家认为赵宋只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小国的言论。

例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美国知名历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全球通史》:“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宋只是站在唐朝这个巨人肩膀上什么都没干好的矮子。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原话直接评价:“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

至于很多宋粉用赵宋财政收入高来吹嘘赵宋的经济民富更是可笑。赵宋财政收入确实高,但赵宋财政收入虽高,财政支出却更高,造就了赵宋在史学界的积贫之名。而且赵宋那种刮地皮榨取民脂民膏冠绝古代的万税之朝的财政收入有什么可吹的?

而两宋皇帝个人能力普遍较低,也是导致两宋国势颓势的原因之一

我看到这个主题下面很多赵宋粉丝又在四处宣扬所谓的遗产论,我三观已毁。现在这社会啃老的人不少,但能公开宣扬让前人留下丰厚遗产,好让自己躺平的,并且说的理直气壮,也就只有宋粉这种群体做的出来。不得不让我怀疑现实生活中这类宋粉活得多可悲。

就大宋官家们那拉胯的能耐,在五代几十年乱世都没能壮大的党项李氏,在五代乱世已经结束,风头正盛的北宋初期,居然能壮大成西夏王朝,跟北宋争霸百年。关键是宋太宗时期党项李氏就已经献出老巢五州之地,结果高梁河车神居然被带着几十个毛贼起家反宋的李继迁翻盘。

赵宋的存在对汉族是灾难性的,赵宋数百年的统治阉割了汉族原先奋发向上,傲视四夷的民族精神。在赵宋之前入主中原的胡人统治者内心也大都仰慕汉家文明,稳固统治后就会走向很彻底的汉化。虽然唐之前南方的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都远弱于北方,但退守南方的东晋政权,对于北方胡人政权也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心理优势,坚持不懈的不断发动强势北伐。

石勒晚年,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大行,想改善一下外部形势,派人给东晋送钱。

注意这个顺序,石赵主动给东晋送钱求和。

然后,东晋的回应是:诏焚之。

东晋朝廷这个举动把著名学者王应麟激动坏了。

“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晋败其一(指击败前秦致其崩溃),灭其三(指东晋灭成汉,南燕,后秦),不可以清谈议晋。”

南宋人王应麟对此的评价总结:霸气,有种,牛逼,看看人家!

王应麟,南宋人。在知乎被群嘲的司马晋,在南宋文人眼里都是霸气牛逼有种的存在。

金末,蒙古攻入蔡州时,金两位末帝及大量重臣或战死或自杀。负责在蔡州之战中给蒙古人运输粮草打下手的南宋只抓到了一个金国枢密使,把南宋君臣乐坏了,许以高官厚禄,想搞个临安审判,让这位枢密使上演个归正戏码,一雪大宋耻辱。结果大宋君臣没想到,这位金国枢密使居然高风亮节,面对酷刑拷打和高官厚禄诱惑都没屈服,在公开场合把南宋君臣怼的想用脚趾头抠出地缝钻进去。甚至直接说出“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这种话把南宋君臣的脸打的啪啪响。这个枢密使叫张天纲,是个纯正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他还有个外号叫做金国版文天祥。

而胡人政权的皇室落到东晋手里,十有八九都没好下场。正统胡人南燕皇帝慕容超被东晋俘虏后,慕容超及其同族三千人在建康闹市被东晋斩首灭族。正统胡人后秦皇帝姚泓被俘虏到建康后,姚泓及其全族在建康闹市被斩首灭族。多么好的统战资源浪费了,铁血大晋就是不懂像铁血大宋那样搞统战。

正是赵宋统治数百年内各种无下限的操作,导致胡人对汉人的感官产生巨大改变。辽金元这几个异族政权的汉化都流于皮表,以坚持自身民族特色为荣。毕竟赵宋被打的磕头求饶,长期向异族政权送钱割地买和平,放下身段,跟辽称兄道弟,向金元称臣。甚至把坚持抗敌的名将和宰相处死,甚至把宰相韩侂胄人头献给敌国来求和,无下限的操作连金国都认为赵宋太无耻,金国居然册封韩侂胄为忠缪侯,意思说承认韩侂胄是个忠臣,但认为韩效忠错了对象,公开打大宋脸。但南宋使臣王柟却依然在国书中尊称金国为大国,并略带炫耀的向金国强调,南宋朝廷不止杀了韩侂胄献上韩坨胄的人头,还顺带也杀了苏师旦,附赠个苏师旦的人头。这就像是南宋刚被金国打了右脸,南宋还笑嘻嘻的把左脸伸过去,让金国再打下左脸。

目睹大送这懦弱样,对面的胡人政权就会心想这怂样有什么值得学的?认为汉化太多就会阉割掉自己的精神气,变的跟大送一样。

例如金世宗就认为:“海陵学汉人旧俗,是忘本也。”并训诫称“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就是从赵宋时期开始,胡人统治者认为学习汉化会导致退步,国家衰落,变得跟赵宋一样。

但要说辽金元完全看不上汉家文明也不对,其实辽金元对于大送之前的汉唐还是很仰慕的。例如辽长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能拥有唐朝的权威。金为汉唐立庙,金章宗南下征宋时,金国汉族文官刘昂写诗云:“唐日月,汉衣冠”,并在诗中将南宋蔑称为妖。这说明当时的北方汉人虽然鄙视南宋,但却仰慕汉唐时代的荣光。

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认为元是继承汉唐的正朔,对于大送直接忽略不计。大送多次主动想向蒙元称臣,也被蒙元拒绝。因为蒙元认为南宋之前多次出尔反尔。因此觉得无气节、无实力、无诚信的南宋朝廷不配跟自己谈条件。拒绝了南宋称臣纳贡的有条件投降,直接要求南宋临安朝廷无条件投降,最终临安不战而降,南宋正统朝廷投降蒙古。

而目睹了赵宋无数无下限操作,例如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赵宋认为辽、金统治下的汉人都不是宋人,都是辽国、金国子民。赵宋甚至把大量南逃的北方汉人逮捕遣返回赵宋的宗主国金国。北方汉人也对赵宋绝望,以赵宋为耻。到了南宋末期,南北汉人已经俨然是两个不同民族。北方汉人为蒙元灭宋,无任何心理压力。

如果不是朱元璋的崛起,汉族很可能会一直沉沦在至暗之时。

宋粉有个传统观点,就是把大送的一切毛病都怪给前朝没给大送留下好遗产,并以此引经据典。宋粉发明出的这个奇葩观点,一直让我感到很奇怪,别的朝代为什么要给大送留遗产?大送算哪根葱?宋粉发明出的留遗产论的三观不正程度严重污染了网络上各大历史类论坛。而唐朝和后周就因为在大送前面,就倒了八辈子血霉,成了宋粉抹黑的主要对象。

明朝也一样,不过明朝是在赵宋把华夏彻底丢给外国,没有任何所谓的遗产可继承的情况下,朱元璋开局一只碗,居然从蒙元手里收复了天下,让世人进一步认清了弱宋和大送赵家的猥琐基因。再加上朱元璋取代了韩宋,所以宋粉很恨朱元璋,觉得是朱元璋毁掉了大宋复兴的希望。。。因此明朝也是宋粉长期抹黑的对象。我为朱元璋说个公道话,且不说韩宋跟赵宋没有一毛钱关系,关键是如果不是朱元璋为韩宋续命,韩宋早就被蒙元灭了,哪里轮得到朱元璋去取代。

仿佛赵大篡夺后周半壁江山还不够,一定要别人千辛万苦平定天下,治理的国富民强后,再主动让位和平交接给赵宋才行,看来在送粉眼里,大送亡朝就是温室里小花朵,经不起一点风浪。人刘汉刚建立政权起家时只占据巴蜀的一部分地区,被项羽分封的三秦困在巴蜀。隋末天下大乱,割据枭雄遍地走,东突厥极盛,北方大部分割据势力都被东突厥控制,隋末实际上是比五代初期更混乱,华夏更弱势的存在。五代初期尚且还有地方军阀能屡次痛击契丹耶律阿保机,隋末又有谁有实力能力抗突厥?李唐刚起兵时就一个太原城,李唐刚建国时连关中都有薛秦政权跟李唐竞争,龙兴之地太原也被割据势力刘武周占了,可以说李唐打天下是十分艰辛。后来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给力才及早结束乱世,没有李唐的话,天知道隋末得乱到什么时候。朱元璋刚建立政权时也仅占据南京周边地区,南京隔壁的常州都在张士诚手里,综合实力也不如陈友谅。但别的朝代靠自己的能力一刀一枪对内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对外击破强敌。

汉唐明刚建国时都是仅占据一隅之地,外部强敌环伺,内部群雄割据,基本盘远不如赵宋建国时。

唐代藩镇真正失去控制其实是在黄巢之乱后,在德宗后到黄巢之乱前近百年时间里,唐朝对内其实保持了对绝大部分地方藩镇的实际控制,即便是跋扈的河朔三镇在绝大部分时期也遵守朝命(ps:直到唐末大乱前夕,懿宗、僖宗都还多次调动河朔三镇军队参与平乱)

在将近唐末的咸通乾符广明时代,敢在地方作乱,挑战朝廷的地方藩镇都被唐朝廷强力镇压了。

晚唐中央朝廷依然能够保持全国官僚系统的控制,直到黄巢入长安后才是普遍的藩镇割据天下大乱,但一个朝代到了末期崩溃之时,地方出现动荡崩坏,出现普遍的地方军阀割据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现象,例如汉末晋末隋末明末,只要后来的继任朝代能平定天下,就根本不会有多大问题。像唐朝那样直到灭亡之时,主体领土依然是被内部势力和内部人士控制,已经是很不错了。像赵宋和西晋那样才是真没牌面。

其实五代初期李存勖是很有希望结束乱世的,天下十分,至后唐灭前蜀时,李存勖已占七分,唯一有望跟李存勖对抗的杨行密已经病逝,杨行密死后主少臣疑的杨吴很难对抗李存勖,钱氏吴越和南楚就是李存勖的忠犬,坐等李存勖接收。南汉南平可以忽略不计,契丹经过两次大败后,耶律阿保机早已被李存勖打得怀疑人生,不敢再犯边。李存勖的军事能力没话说,战神水平。而他的民政能力,就梁晋争霸时期李存勖多次明确下令抚恤孤寡,任用贤才,惩治贪腐,宽缓刑罚,打击盗贼的行为来看,可见李存勖的治民政能力其实还凑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惜的是灭梁后李存勖自我放飞,搞脱线了。

而且五代十国统共也就几十年,跟五胡十六国还有南北朝这类长期乱世压根没得比。而且因为在唐代地方豪强坞堡武装就已经衰落,因此五代十国是纯粹的官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没有多如牛毛的地方豪强武装搅浑水,五代十国的统一难度本身就不高。如果把大送放到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且不说那些白手起家的胡人政权和割据枭雄,大送大概率搞不定。光是地方上多如牛毛的地方豪强坞堡就够大送受了。

赵宋刚建国时就继承了后周留下的大部分北方地区,还有五代内部最强大的中央军力,而赵宋建立时五代已经处于末期,此时华夏内部其他割据政权都处于衰落状态,其他政权统治者也都是庸碌无为之辈,跟秦末隋末元末唐末五代初期那些枭雄根本没法比。唯一像样的南唐也早就被后周打残。甚至辽国也是昏庸残暴的睡王在位。而赵宋在起家实力远胜汉唐明的前提下,周边环境远好于汉唐明的情况下,最终却是反被吊打,这说明了什么,宋粉心里就没点数???

估计宋粉也不过就是群整天就想着靠长辈留遗产躺尸过活,三观不正的群体。

宋粉还有套老掉牙的理论就在于,宋粉总是认为只有两宋时期的外族懂得改进,而其他朝代的外族都是思想固化,费拉不堪。但实际上汉代匈奴等周边外族相对于秦代来说,政治组织和军事科技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而唐代的周边外族吐蕃突厥南诏高句丽回鹘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科技相对于汉代来说也有了相当大进步。汉唐之所以能保持对周边外族的优势,也在于秦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对自身政治及军事制度的不断探索和改进。而两宋反被外族碾压,就得问问两宋自己了。

例如汉代匈奴对铁器的使用和匈奴自身较高的军事兵器和民用工艺制造能力,及冒顿对匈奴的整顿统合,使得匈奴的实力碾压了周秦时期的游牧民族。唐代吐蕃是半农耕民族,根据人口史学界的估算,普遍说法是唐代吐蕃强盛时期人口近千万人,南诏更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并且唐代南诏人口也达到了数百万人,据《蛮书·名类第四》载:八世纪的南诏王阁罗凤一次就“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今云南保山)”,以每户五人计,20万户约有人口近百万。永昌城改仅是南诏六节度使之一的永昌节度使的治所,并且南诏六节度的辖区还不包括南诏中央朝廷直辖的六诏本土。

可以推断,鼎盛期的南诏(756至757年),起码有人口四、五百万。

更何况唐代的吐蕃王朝和南诏国都吸收学习中原王朝官制和统治方式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中央集权国家。高句丽就更不用说了,政治组织度和文明程度都相当高。唐代的吐蕃王朝更是典型的世界性强国,极盛时期同时跟唐朝阿拉伯回鹘三面开战,没能像蒙元那样完成伟业,纯粹是吐蕃运气不好,碰上了唐朝和阿拉伯的强盛时期,即便是遇上了安史之乱这个大好时机,却又碰上了藩镇割据后的一群刀口舔血活过来的唐朝军头子,导致吐蕃难以扩大战果,最后还反被唐朝联合回鹘把吐蕃拖死了。而蒙元崛起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都已经走向衰落,典型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即便是唐代的游牧政权回鹘汗国的组织度也不比铁木真时的蒙古弱,回鹘汗国在安史之乱后统一草原,并且仿照唐朝官制设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及都督、刺史、将军、长史、司马等官员,所有官员依照回鹘可汗的意志管理汗国事务。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晚唐最后居然都能击溃回鹘二十七个部落,俘杀近三十万回鹘人。

明代的满清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度极高的政权,也是在关外稳定经营了数十年后,才在李自成已经打垮明朝正统朝廷的情况下,才入关的。

而金国在完颜阿骨打以一个渔猎部落数千兵力起兵反辽,到灭辽总共才用了八年左右的时间。然后金灭辽的次年金军就南下侵宋,随后仅用了一年就迅速灭亡北宋。金国南下灭北宋时,金国连自己的政权组织都还未完善,新占的辽国故地也尚未能消化好。金太宗在已经吃撑了还没消化好的情况下就选择南下侵宋,其实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纯粹是因为北宋军事实在太菜,再加上北宋统治者辣鸡,才会被金国只用了一年就将北宋灭国,考虑到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一年就被灭国确实是前无古人了。金灭北宋后确实是无心也无力对北宋故地进行直接统治消化,只能选择掳掠北宋的财富和人口后就撤军回国,并先后扶持多个汉族代理人政权统治北方。第一个傀儡张邦昌刚坐上皇帝就直接向宋廷投降,让宋廷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包括汴梁在内的北方大片地区,只不过后来宋廷无能又没守住,又给丢了。第二个代理人政权刘齐自身的战力也属实辣鸡,因此给了南宋缓冲时间和缓冲区来整合内部。

根据北宋末年当时负责指挥汴梁保卫战的北宋重臣李纲的奏言来看,金军南下侵北宋的实际兵力也就六万人,而且六万人里也是契丹渤海等部落兵居多的伪军,对立国未稳的金国缺乏向心力。

“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于福宁殿,议所以用兵者。纲奏曰:“金人张大其势,然兵实不过六万,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馀万,固已数倍之矣。”《续通鉴》

实际上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划分人口,下面95个千户,即便全民皆兵,假定不缺兵都满编,九万五千兵也就到头了。而唐代薛延陀汗国疆域东起大兴安岭﹐西抵阿尔泰山﹐南界河套﹐北至色楞格河﹐境内包括回纥﹑仆固﹑同罗﹑拔野古﹑阿跌﹑霫诸部,胜兵20万。但是唐对薛延陀保持了全胜战绩,唐灭薛延陀汗国犹如秋风扫落叶。

因此《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原话直接评价:“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喇汗国;喀喇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这个主题下面的回答里,居然有宋粉臆想唐朝刚建立时就羁靡统治了西域,我很好奇的是李唐直到武德五年都还没有平定北方, 直到武德五年李唐都还在为了争夺河北而跟刘黑闼和东突厥鏖战。武德元年的时候,李唐仅能控制关中的一部分地区,通往西域的道路被另外两个割据政权薛秦和李轨的凉政权控制,李唐当时是如何立定跳远越过薛秦、李凉,东突厥汗国之后,去羁靡统治当时正被西突厥汗国所控制的西域???当时的西突厥汗国又怎么可能把只有弹丸之地的李唐当回事。

说实话,李唐建国时,李唐父子优先考虑是如何活下去。

隋末唐初群雄割据图



秦末汉初群雄割据图

元末群雄割据图没找到靠谱的,就不放了,有靠谱图的可以私信我。

隋唐是从南北朝胡人统治下重新夺回了汉人政权。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整个北方都是胡人政权统治。而隋末天下大乱,“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北方大部分割据群雄都是臣服于东突厥。隋末东突厥还把河西、陇右、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等地纳入势力范围。要是都像送粉那样指望前朝留遗产。隋唐压根就不会诞生。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上:“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鎻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很多送粉嚷嚷着大送没燕云如何如何。但大送亡朝就算是收复燕云又能如何?虽然宋徽宗先后两次讨伐残辽,但由于宋军腐败,缺乏战斗力, 由北宋西军将领种师道、刘延庆率领的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均被残辽的乌合之众击败反推。

不过随后不久金军就迅速消灭残辽,宋随后以每年加付一百万贯钱为代税钱,随同之前每年给辽国的“岁币”一起交付给金朝,从金国手中买回了燕云一部分地区。

然而大送王师接收燕云后,却在燕云展开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暴政,虽然大送王师打不过外敌,但压榨起汉族百姓却是相当擅长,把燕云地区压榨的民不聊生,民心尽失。最终屁股还没在燕云坐热,就又给丢了。

很多送粉吹嘘南宋抵御蒙古半个世纪,多么厉害。但是蒙古并不是半个世纪一直打南宋,期间多次因为内乱和攻打其他国家而长期停止,再加上江南水网密布不适合大规模骑兵作战。

引用知名宋史专家虞云国的原话“南宋之所以还能苟存半世纪之久,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南宋方面,而在于夏、金的地理缓冲,在于蒙古骑兵更适宜在中亚、东欧广袤的高原平野地带驰骋,在于蒙古贵族的内部纷争,一句话,在于蒙元灭宋时间表的确定。”

还有其实韩国的王氏高丽面对蒙古也撑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因为王氏高丽文官和王室投降导致抵抗力量削弱,说不定武人政权撑的时间还能超过南宋,而且人最后还没亡国。其实南宋如果不是因为临安正统朝廷投降后的一系列卖国操作,南宋残余势力也能撑更久,例如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就是因为谢太后和宋端宗为蒙元招降,加速了李庭芝抗元联盟的瓦解。蒙古对越南陈朝的三次大规模征伐都以失败告终,蒙古打王氏高丽好歹是完成了战略目标,但蒙古攻打越南陈朝最后的结果真的是惨败,蒙古并没有现在很多人想的那么强,主要是当时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都处在衰落期。而金国即便是在灭辽灭北宋的军力最强时期,也被金初时合不勒(铁木真的曾祖父)时代分裂的蒙古部落打的金国丧师失地。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编著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全球通史》中原话直接评价:“即使具有军事天才和精良的武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藏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开国;喀喇汗王朝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全球通史》

总有送粉扯大送缺马,但是汉唐明建国初期时马匹是远没有赵宋初期多的。西汉初年汉朝连4匹一样颜色的马都凑不到,李渊起兵时,战马只有二千匹匹,还是李渊花钱跟突厥买的。但是汉朝、唐朝、明朝仍然通过自己的扩张、发展,养出了大量战马,建立了骑兵部队。

汉朝是先养战马组建了骑兵部队,然后才占据了河套地区。

没有证据证明朱元璋在南方时接手了元朝的在淮河流域的养的马。到了元朝末年,后者那些马是否存在还是问题。元朝中期、末期,马场被占据作为其他用途的情况大量发生。

元史》载:大德七年(1303年)正月,"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元史》卷21《成宗纪》四)。

《元史·顺帝纪》载:"台臣言:'系官牧马草地,俱为权豪所占。今后除规运总管府见种外,余尽取勘,令大司农召募耕垦,岁收租课以资国用'。从之"。

朱元璋起兵时,马极少,然后朱元璋自己开始发展马政、养马。但是到了公元1390年,这时朱元璋已经驱逐蒙元、基本统一,并且是在深入北方草原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俘获大量马匹之后了,明朝清点全国军队,却仍然只有马45080匹。

根据《中国养马史》、《明史》记载,1390年,明朝清点全国军队,只有马45080匹。

其实传统的养马地北宋大都统治过,只是北宋自己没守住。比如传统的养马地甘肃天水甘肃陇西甘肃会宁甘肃皋兰甘肃固原陕西凤翔陕西邠县甘肃泾川甘肃庆阳这些地区北宋大都统治过。不过五代和北宋的养马地主要集中在陕西河北河东地区,而五代时期马政尚可,培育出了很多优良战马,想了解的只要稍微查下这些地区在北宋时期先后被谁统治过就可以了。 辽国自己的契丹马在五代和宋初都被中原汉人视为劣马。

北宋也不缺马,根据北宋自己的史料北宋初期战马达到数十万匹。

还有宋粉老是说北宋没地养马,却完全忽略了在当时河北有些山坡和平地适合养马,但考虑到皇帝要吃羊肉的问题,一些牧地就被用来养羊了。对于空出大量牧地用来养羊的历史事实。北宋有地养羊满足口腹,却没地养马,呵呵呵。

宋太宗时从西夏买了大批羊羔,运到河北大规模放牧,结果“侵民田,妨种蓺,数郡被其害”,最终只得不了了之,改为小规模放牧。

1002年(咸平五年十二月)北宋真宗谓宰臣曰:「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近年北面榷场贸易颇多,尚虑失于豢牧。」吕蒙正言:「洛阳南境有广成川,地旷远而水草美,可为牧地。」

北宋缺马主要是马政太烂,至于北宋马政简直是烂到北宋多位皇帝都公开吐槽的地步了,主要是人为原因。从宋神宗对北宋马政的评价来看,可见北宋马政不善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原因而不是什么养马地。

“神宗尝患马政不善,谓枢密使文彦博曰:“群牧官非人,无以责成效。其令中书择使,卿举判官,冀国马蕃息,以给战骑。”   又手诏曰:“方今马政不修,官吏无著效,岂任不久而才不尽欤?是何监牧之多,官吏之众,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张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今上自提总官属,下至坊、监使臣,既非铨择,而迁徙迅速,谓之‘假道’,欲使官宿其业而尽其能,不可得也。为今之计者,当简其劳能,进之以序。自坊、监而上至于群牧都监,皆课其功而第进之,以为任事者劝焉。”

北宋重臣李纲也明确表示北宋缺马是因为北宋管理不善,官僚腐败,人为导致的马政太烂

“祖宗以来,养马于监牧,择陕西、河东、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处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废罢殆尽,而更给地牧马,民间杂养以充官使,吏虚文以塞责,而马无复有善者。又驱之燕山,悉为敌人所得。今诸军阙马者大半。宜复祖宗监牧之制,权时之宜,括天下马,量给其值。”

而且宋朝的河东路和永兴军路等有养马地,能养战马。

《宋史》兵制马政记载 “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草最宜牧养……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若可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寻可废罢。”

宋朝战马曾经很多,坊监及诸军马曾超过20万匹,曾号称战马数十万匹。

文献通考》兵考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

宋太宗之后,《文献通考》:“其孳生之所,即大名、洺、卫、相州凡七监,多择善马为种,牝牡为群,岁遣判官一人巡行点印,二岁巳上者岁约八千馀匹,凡京城诸州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坊监及诸军马二十馀万匹……”

但是宋朝后来自己把马政搞的一塌糊涂,怨谁?


甚至江浙也有可以养马的地方。宋朝之前的五代时期,江浙还有养马的地方,杭州近郊还有马场,“马蕃息至盛,号为马海”。五代时江浙割据者在杭州近郊设马场,《梦梁录》记载:“昔吴越钱王牧马于钱塘门外东西马塍,其马蕃息至盛,号为马海,今(南宋)余杭,临安,于潜三邑,犹有牧马遗迹也。” 南宋就在临安(今杭州)、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设置马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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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更新:宋粉们觉得被我侮辱了,所以宋粉们抠字眼组团举报我,经过知乎提醒后,我删掉了相关词汇,在这里感谢下知乎管理员的友善提醒。否则我这个回答估计就会因为宋粉的举报被删了,话说这也不是宋粉第一次举报我了。从此以后我换个词汇称呼宋粉,叫他们送粉,大送亡朝的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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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尽毁于挫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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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宋,留给统治者两个全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对外,周边政权经过同中原王朝的交流、自身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开始摆脱部落形态构建帝制国家。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中原王朝要如何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对内,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和清扫了世族地主阶层,如何构建新的土地所有制体系?

对内,宋初不立田制、宋代不抑兼并,承认土地自由买卖。对外,因为不是一朝一国的事情,宋朝自己在探索尝试,其他周边国家也是。宋代告诉我们岁币媾和行不通,元代告诉我们军事高压行不通,明代告诉我们以夷制夷行不通,清代出现了更新的问题,告诉我们帝制已经行不通了。

所以宋代不是耻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已。

但是具体而言,赵构必须是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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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是耻辱。

在讨论古典时期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由于没有工业化,没有现代金融体系,没有核武器,社会生产的基础是农牧业,所以把地抢过来统治并避免敌人把地抢走是第一要义,争夺生存空间和种族利益的主要手段是军事征服,战争的意义比今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军事安全是最前面的1,其他所有经济文化都是后面的0,如果1不能保证,后面的0再多也是废物。

打仗是很花钱的,短期可以打打鸡血,但长期而言精神原子弹没什么卵用,而需要稳定的军国主义体制的支撑。军国主义的核心基础,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必须存在一个独立而强大的,能持续受益于军事投入,并以军功作为主要上升通道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军事贵族。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古代才有,容克军官团就是典型的军事贵族,你看有多少德国将军的名字里有个“冯”就知道了。

中国古代的军事贵族,在先秦来源于贵族,贵族政治衰落以后来源于东汉时崛起并延续至唐朝的世家。这些人在统治阶级中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举足轻重的影响,战争所需的资源统筹更有利于他们集中权力,提高政治威望。打仗从来就不关什么情怀、血性、尚武精神、民族性的事,都是利益的驱动。

中国的世家政治随着唐朝的灭亡和五代十国的大混乱结束了,宋朝立国又是靠政变,这直接导致了宋朝大幅强化科举和以文治武的国策。科举制度的强化提供了下层的上升通道,提升了中央集权,但也必然导致文官集团的坐大、文武分家和军队国家化。显然文官士绅们非但不会渴望战争,反而会竭力避免战争对武将勋贵的资源积累和财赋的消耗。

这是无解的体制,与其说宋的苟安是个人情怀或者骨气问题,不如说体制的屁股就不坐在战争这一边,在外当然就表现为各种软弱。只有两宋之交统治秩序重整的时候武官集团一度获得过较为充分的政治空间,短暂蜜月很快随着绍兴和议而结束了。

古代没有核武器来保证安全,后果就是生存空间被压缩乃至吞并。当一个政权的架构就不是为了战争而设计,你就一定会发现这国家怎么看都是软的,各种各样的政策都是为了保守而不是进取。软是体制的果,而不是因,指责宋朝君臣在情怀道义上多么软弱是没有意义的。靖康耻和莫须有搞得那么过分固然有个人道德原因,但更是体制惯性的结果。

千万不要觉得明朝和宋朝有多么本质的差异,明朝之所以没有沦落成宋朝,和靖难之变有莫大关系。明朝在朱棣死后就开始缩边,能维持大一统基本盘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中心位居北方的辐射效应,如果靖难之变结果相反,基于政治惯性,首都不会再改,江浙士绅集团尾大不掉和税收危机会更快到来,逐步塌缩为北宋甚至南宋的风险是相当大的。——而朱棣能赢本来就是相当偶然的结果。不得不说国运这个东西是确实有的。

军事体制的保守和退化则必然导向生存空间的压缩和内卷,走向僵化和固缩,这也成为汉文明在10世纪以后的基本底色。很遗憾,宋朝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节点扮演了一个令人失望的不光彩角色,这也是宋朝对后世的最大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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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在中国屠城筑京观,这种事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在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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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的时候签不平等条约,送钱送地,我们感到耻辱。

宋朝的时候签不平等条约,送钱送地,居然有人说没关系,宋朝有的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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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当时的契丹王朝更像中国。

那种强调类似狭隘文化民族主义(华夷之辩)的宋国怎能撑得起包容天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中华帝国?

抛开俄语的"契丹"梗不谈,我们就看大辽的上京城遗址,辽上京始建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是辽代的首都,也是辽代最为重要的都城。辽上京城址平面略呈“日”字形,由皇城(北)和汉城(南)两部分组成。汉城主要是讲汉语的前编户人口生活区,而北边皇城则是契丹部族生活区。在官职上契丹人干脆设立"汉儿司"统辖汉人事务,可见其统治者实行因俗而治,互不侵扰的原则。

宋之立国本来就建立在对唐代天下观念的批判之上。所谓"宋挥玉斧",即是对"武皇开边意未已"政策的反动。契丹这种内亚游牧族群本来非我族类打不过就算了,诸葛亮时代就设郡置县的南中大理我们也不去争取下么?宋太祖就说"此外非吾所有也"。因此宋代成为最重用儒家文官知识分子,最排斥番人官军的中原政权。反观大辽朝不仅在族群政策上延续唐代的天下主义,无论出身什么文化传统的人才都能给予重用。从燕云十六州那种汉边地带在辽代几乎没什么反抗来看,大辽的"民族政策"行之有效。即便在文化上也大辽各种模仿唐朝而不是宋国。

两相比较下,显然是大辽更符合多民族多文化的大一统中国,要说中国之耻也轮不上宋国。下面分别贴出唐、辽和宋三朝有代表性的墓葬壁画,各位从直观文化上自行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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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龙凤三年,宋政权下的军队已经集结到三十万人。刘福通,这个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想法,那就是凭借一己之力来毁灭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将蒙古人赶回漠北。于是 这一刻,他的内心开始激动了。

在他的率领下,中国诞生了最强悍的北伐军,一支没有经过训练的北伐军、一支风餐露宿的北伐军、一支连战马都缺乏的北伐军、却有着狂热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以至飘荡大漠、异国达数年之久。

翌年,宋军夺汴梁而还旧都,遂遣三路大军北伐。

左路克陕甘以入宁夏,直趋关中,复兴元、凤翔,转战甘肃、宁夏各地。

右路经海路,克莱州、平益都、北略沧州、柳林、直逼大都。

中路破山西出塞,焚上都,克辽阳,东征高丽,连下平壤、开京。

是时,大宋的兵锋已“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达到了极盛时期。“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就在眼前。

特别是我大宋吴王,堪称一代雄主。在先帝驾崩后克继大统,完成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使命。开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一统王朝,即便是多年后的异族也不得不感慨其“远迈汉唐”。

这是唐末军阀割据以来,汉民族第一次如此大规模踏上战马,奔赴草原。用铁与血来证明宋的荣光!连朱元璋的北伐也为之逊色。

没错!这就是我武德充沛的“铁血强宋”,何来费拉不堪一说?→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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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其他皇帝不敢乱说

但是北宋那两位,迷信跳大神能守城,全军覆没后,为了偷生,把老婆女儿都送给敌人随便操

当然是耻辱,而且是极大的耻辱

我族从来没有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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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中华文明的伤害极大,可以说,它以一己之力把华夏文明从“强大”,“光荣”,“威武”的代名词变成了“奸诈”,“懦弱”,“腐败”,“贪婪”的代名词,以一己之力把中原在周边民族心目中的地位形象从2000年左右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变成了当今的印度……从人类灯塔变成了是个人就可以去征服……

举几个例子就是:

宋朝以前,非汉民族称王称帝能攀亲戚都是要拼了命得攀汉族亲戚的,刘渊找了刘邦,北魏找了黄帝子昌意,北周找了炎帝,契丹同时找了炎帝和刘邦……十六国时期还有各种因为自己不是汉人而坐了皇帝的位置却不敢称帝的,还有靳准这样掌权了还对晋室称臣的……

辽太祖阿保机在唐朝灭亡时才颁布年号,正式建国称帝,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当了好几年可汗了。阿保机称帝后甚至都能说出佛教非中国宗教这种话来作为推崇儒学的理由……

然而到了金元清三代,汉文明成了上层躲之不及的东西,生怕本族人染上汉俗之后就奢靡享乐不知进取,最后变成弱鸡……金世宗痛惜女真纯朴作风消失,忽必烈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名言,清朝怎么一个劲儿倡导满洲节俭家风就更不用说了……而元清两代,进了怯薛和汉八旗的汉人,最后也都成了蒙古人和满人(对比十六国的靳准,一个汉赵宗亲,匈奴人,奉晋朝正统对晋朝称臣,杀刘粲一家,还给司马氏送玉玺)……

宋朝挖的这个坑,甚至大到洪武永乐都填不上,大到大明朝两百多年文治武功都无法扭转汉文明在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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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只占领了一面城墙,然后被开封的居民打的下不去

最后金国的老大还到城墙上说大家看看我,我也是人啊····不要害怕


然后大怂的皇帝岛官员就去五国城了···

看宋史的时候总感觉


宋朝窝囊也就算了,这智商是不是有点低?

简单说就是宋朝开启了一个神奇的事物


就是虽然这样对国家不好,但是对我的政敌也不好啊,对我好啊,那就干吧······



至于大怂硬抗蒙古的···

呵呵,换到汉唐明,蒙古也就史书上几句话,五月反,六月平·····


政治上文化上,宋代也是儒家开始正式独尊的时候

也是中国开始失去进取心,逐渐内卷的时候

宋代的很多文化,真的给人感觉就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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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两个武穆王。有两个武将被封王的同时谥号武穆。

大家熟知的是大送中兴名将岳飞。岳飞冤屈昭雪后被追封鄂王,谥号武穆。

另一个是大唐中兴名将李光弼。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获封太尉、临淮郡王,病逝后谥号武穆。李光弼祖孙三代都是大将,满门忠烈。

他是契丹人,而且是契丹降将的后代。

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武将的寿命。大送是一个武将很多都郁郁而终的朝代

唐代的名将寿命:李靖79,李绩75,苏定方75,郭子仪84,李晟66。

宋代的名将寿命:曹彬68,李继隆55,狄青49,岳飞39,孟珙52。

晚清再屈辱,慈禧再昏庸,也没坑死左宗棠,冯子材。论报国无门,大送遥遥甩开别的朝代。

大送武将报国无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子民被外族铁骑践踏。不仅如此,还饱受猜忌,活着憋屈,就算不枉死,长期也承受着很大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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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应该是中国古典社会向新古典社会转变,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这一点似乎从宋朝的官员称谓上就可以看出端倪,即保留了前宋的官职体系无实权,又新增了一套自己的管制体系赋予实权,有点像岗位、军衔、勋功、学历的四位一体的怪物。

清朝末期、民国则是快速完成新古典向近代、近代向现代转变的高速时期。

对于这类时间节点上的社会管理组织,不应该完全按照某一个典型社会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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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吹吹武功,喜欢扯宋朝对上的是定居下来,建立了帝国的蛮族,而不是汉唐明对上的游牧部落,所以宋的作战难度大,战绩含金量高。这玩意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忽略了一个极大的问题。

游牧部落没有城池要防守,没有农耕民要保护,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其机动作战方式是能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的。维京人和马扎尔人流窜作战的时候,一个抢到法国财政破产差点崩溃,一个抢到神圣罗马帝国财政破产差点崩溃。等到维京人定居成为诺曼人,就必须抱着法国国王大腿叫爸爸了,而马扎尔人成了匈牙利之后,除了马加什一世时代之外,基本上任何时代都是神罗的小弟。

汉朝的匈奴,唐朝的突厥,明朝的蒙古,人口也就200-300万。说实话要是他们老老实实在一个地方绝不流窜,就那点人口,哪里够中原帝国的军队打的?只要集结主力两三场会战下来基本他们就没人了,问题是他们不光军队有马,牧民也有,是会带着帐篷跑路的啊!中原王朝只能被他们屠农,屠不到他们的农,这就是游牧帝国最大的不对称优势。

因此,汉唐明这三个大一统王朝必须在长达数千公里的北方边疆上部署重兵进行防守,而对手可能随时在边疆任一个位置举国之兵来犯,边疆的军队往往不得不面临以一地之力对抗拥有绝对兵力优势的敌人的困境。

而当中原帝国集结大军对游牧民族发起大规模北伐的时候,为了在面积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蒙古高原上搜寻敌人,分兵多路地进行地毯式搜索,往往只有少部分兵力能迎敌。而游牧帝国都擅长“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他们拥有浩大的马匹存量,又没有大量农耕民作为负担,因此拥有极大的决战主动性,往往在明确己方有兵力优势,并连续后撤,直到农耕帝国的讨伐军在广袤的高原上长途行军,人困马乏之后,才会集结重兵打击多路北伐军中的一路。汉帝国的燕然山之役(李广利兵败降匈奴之战)、明帝国的岭北之役(徐达惨败于王保保之战),都是这种会战中原帝国落败的例子。

由于中原帝国对游牧帝国出师北伐的补给线极其长,又没有敌境内的定居民可以强征补给,补给这方面的压力是极大的。而在平旷的蒙古高原上又更利于机动性奇高的游牧骑兵抄掠、袭扰中原帝国的补给队伍,进一步增加了补给压力。

秦帝国,蒙恬北击匈奴,“率三十钟而至一石”;汉帝国,卫青北击匈奴,“率十余钟而至一石”。钟也是秦汉时代的容积单位,一钟是六石四斗。“率三十钟而至一石”和“率十余钟而至一石”,意思是路上要消耗十余钟甚至三十钟粮食,才能将一石粮食送到前线。也就是说,北击匈奴这样的千里远征,转运成本高达 64 倍甚至 192 倍。战士每吃到 1 斤粮食就要在路上消耗掉 64 斤甚至 192 斤。

这就是古代低得可怕的转运效率,后世的军事后勤学上将其称作“距离的暴虐”。

相比之下,宋朝面对定居蛮族帝国作战,那就是拼国力了。后来的金元且不说,以人口、经济而言,宋朝本应对辽、夏有着碾压性的优势,缘何作战起来结果不如人意呢?

实际上,对于定居的农耕蛮族帝国,破坏其经济实力是非常有效的打击手段。我们可以看看拜占庭马其顿王朝的例子。以账面上的国力、人口论,同期的拜占庭帝国当然远不如宋朝。然而马其顿王朝的拜占庭帝国对穆斯林取得了反攻的很大胜利,精气神上就远远胜过宋朝。

就疆域而言,北宋是280万平方公里,巅峰人口9000万左右。马其顿王朝面积100万平方公里往上,巅峰人口1050万。但是马其顿王朝之所以人口少,是因为环地中海地区农业水平长期不如东亚,如果农业比得上的话,以马其顿王朝的地缘,拥有三四千万人口一点不成问题。宋的人口多,也无非是占了东亚农业技术千年老本的优势罢了。

为什么这里扯到拜占庭的马其顿王朝呢,其一是因为宋别说比汉唐,比明,比秦隋了,比晋都没资格比,只能找外国的比比——

世之说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统者,汉唐宋而已。秦晋及隋,合而复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谓汉唐可称一统,宋仅与晋比尔,不得并汉唐也。宋自太祖开基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东、江南、闽蜀、岭南十国未平。
河西河北之地,则终宋之代,未尝得其土之一毛。汉唐疆域不如是之隘。余尝谓宋之得国,非有深仁厚泽、大烈显功,幸取于孤儿寡妇之手,与刘知远、郭威无大相远。而赵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张良、李靖乎?方是时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兴之师而不能克久疲之辽,仗全胜之势而不能制蕞尔之夏;景德之际,寇凖之谋不尽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纲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时则奉夷狄如骄子;继而真宗、仁宗之世则敬之如兄长;至南渡则事之如君父矣。晋之东犹振刷磨淬,灭慕容、灭姚秦、灭李蜀,是虫死不僵虎毙犹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晋,而况于汉唐乎?
——明·杨慎

其二是因为拜占庭反攻穆斯林世界过程中,边民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年阿拉伯大征服时代,阿拉伯圣战者给拜占庭带来极大伤害。后来,拜占庭人就想,难道我们不能发动人民打回去嘛?就发动边民对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进行洗劫骚扰,组织渗透式的反攻,所过之处消灭穆斯林,所得土地归边民所有,耕战合一。

类似的耕战合一制度,北宋也在宋夏战争中搞过,所谓西北沿边弓手,被宋吹称为北宋哥萨克,按照宋吹的说法,他们差点逼死西夏,比如下面这篇雄文:



其实呢,北宋沿边弓手啥都好,只有个极大的问题,西夏的核心农耕区银川平原和北宋的边境之间隔着大片的荒山与沙漠,所以这群弓手很难攻取新的土地或者洗劫西夏的核心农耕区(在横山地区攻取了一点劣质耕地,非常少,和拜占庭边民们的战果完全没法比),主要也就能在北宋的农耕区边界上守一些堡寨,承担下守家的民兵职能……

说起来,宋辽的农耕区大片大片是连起来的,河北和山西的农耕区直接挨着辽国的山前山后农耕区,为啥宋辽战争时大宋不发动河北山西边民去辽国境内反向打草谷呢?毕竟雍熙北伐之后,大宋正规军是彻底对辽国境内失去了进攻能力,只能被动地等着辽国来入侵。

大宋:废话,你们这些草民都敢自行去辽国境内抢粮食抢土地了,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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