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史可法？
时代背景：风雨飘摇下的孤军奋战
要评价史可法，首先得明白他所处的环境。明朝末年，朝廷腐败，宦官当道，民不聊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东北的满洲势力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明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史可法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他一生 most 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抵御后金（清朝）的战争中。从年轻时在关外前线拼杀，到后来镇守淮南，指挥南明诸将，他始终站在抗清的第一线。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用现代的眼光去苛求他，而要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他在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和困境。
政治作为：勤勉尽责，但力有不逮
史可法在政治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才能和极强的责任感。
治军严谨，军纪严明： 他对军队的纪律要求非常严格，重视操练，力图打造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这在当时腐败的军队中是难能可贵的。
驻守要地，责任重大： 他长期镇守淮南地区，这里是南明政权南迁后的重要屏障，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他肩负的责任之重，可想而知。
力图恢复，屡战屡败： 史可法多次试图组织反攻，希望能够收复失地，但他所依靠的南明政权内部矛盾重重，文臣掣肘，武将不和，力量分散。他个人再有能力，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尤其是在多铎率领的清军精锐面前，他的部队屡屡失利。
与弘光帝的矛盾： 在弘光政权时期，史可法虽然是重要的将领，但他与弘光帝之间也存在一些隔阂和矛盾。史可法对朝廷的腐败和朝臣的掣肘感到无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施政效果。
个人品德：清廉正直，忠肝义胆
史可法身上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他高尚的个人品德。
清廉节俭： 他生活简朴，不贪图享乐，甚至在生活困顿的时候，也依然保持着清贫的本色。这与当时许多追逐私利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忠诚坚定： 他对明朝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明朝国势衰微到如此地步，他仍然不放弃希望，誓死捍卫。他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将国家民族的存亡放在首位。
忠于职责，鞠躬尽瘁： 他一生都在为国家而奔波劳碌，几乎没有一天安歇。即使面对绝境，他也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最后一刻。
扬州城下：悲壮的绝唱
史可法最广为人知也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无疑是扬州城破时的悲壮结局。
扬州是南明抗清的最后一道重要防线。当清军围城之时，城中守军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内部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史可法作为扬州守将，明知寡不敌众，但依然选择坚守。他尽力组织抵抗，鼓舞士气，但最终仍难逃城破的命运。
在城破后，史可法拒绝投降，选择了慷慨赴死。他的就义方式也极富传奇色彩——或说被俘后不屈被杀，或说被凌迟而死，或说自刎而亡，尽管具体细节有待考证，但其宁死不屈的气节是毋庸置疑的。他用生命践行了“君为臣纲，自古以来”的信念，成为了明末最后的忠臣典范。
评价的多元性与历史的辩证
评价史可法，不能简单地贴标签。
作为一名儒家士大夫的忠君思想：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忠君”是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史可法无疑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行为符合当时主流的士大夫价值观。
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的局限性： 从军事角度看，史可法作为一名将领，虽然勇猛、有责任心，但在战略战术上，以及领导一支缺乏训练、士气低落的军队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未能扭转战局，也是历史的必然和个人的不幸。
作为南明政权的代表人物： 他是南明政权中少数能够坚持抗争、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他的牺牲，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南明政权最终的覆灭。
总结
总而言之，史可法是一位充满悲剧色彩的忠臣和名将。他集清廉、正直、忠诚于一身，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身殉国，表现出了非凡的民族气节和个人品德。
然而，他也并非完人。在那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作为南明政权的一员，他的努力未能挽救大厦倾颓的命运。他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或许可以做得更好，但即便如此，他也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评价史可法，我们更多的是要看到他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和民族气节，他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那些在黑暗时代依然怀揣希望、奋勇前行的人们的一种致敬。他是一个时代的悲歌，也是一个时代的脊梁。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命运的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固然渺小，但坚持信念、忠于职责的精神，却能穿越时空，永垂不朽。
网友意见
一提到史可法的大名，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明末抗清名将、民族英雄。我们对于他的记忆大部分来自于中学课本中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所作的《梅花岭记》。
《明史》中给予其相当高的评价："史可法悯国步多艰，忠义奋发，提兵江浒，以当南北之冲，四镇棋布，联络声援，力图兴复。然而天方降割，权臣掣肘于内，悍将跋扈于外，遂致兵顿饷竭，疆圉曰蹙，孤城不保，志决身歼，亦可悲矣！高弘图、姜曰广皆蕴忠谋，协心戮力，而扼于权奸，不安其位。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
字里行间一位忠君爱国却无力回天的悲情人物跃然纸上。然而现代明清史专家顾诚似乎并不买账，在他的《南明史》中对其进行了极力批判。我们以《南明史》为参考，一起探究真实的史可法是如何被拉下神坛的。
第一部分 定策之争
（公元1644年）四月初二，从北京传来了崇祯帝自缢煤山殉国的噩耗。南京作为大明帝国的留都，登时摇身一变成为了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而身为南京兵部尚书，手握兵权的史可法，可谓这个中心的焦点人物。
既然国都和皇帝全没了，三位皇子也未能成功逃出。在没有直系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南京及其附近的大臣们就拥立哪位藩王承继大统展开了一场勾心斗角的争执。当时最主流的两位候选人分别是小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
以血统论，自然是与崇祯帝朱由检共着一个亲爷爷的朱由崧更加合适。但江南的东林党人们一想到神宗时期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使得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与大明帝国的龙座失之交臂，生怕这位小福王荣登大宝后"秋后算账"。
因此，被视为东林党魁的礼部侍郎钱谦益，两次赴南京以"立贤"的名义四处游说拥立潞王朱常（之侄）。而彼时政坛举足轻重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大人，却犯了难。众所周知他是东林党人左光斗的门生，自然也担心福王即位后会打击报复，但从礼法上看，似乎立血缘稍远的潞王也说不过去。
兹事体大，考虑再三，他也不敢贸然拍板，最终决定跑去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合计合计。二人密谈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以亲以贤，惟桂乃可"。意思是福王潞王都不立，而是立桂王朱常瀛。
两人原计划是立桂王登基，潞王任兵马大元帅（参见安史之乱时的太子李享）。南京的官绅对此方案纷纷表示认可，结果事态发展却急转直下——马士英由浦口返回凤阳时听闻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此人在万历年间于宫内服侍过老福王）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密谋拥立福王。马士英眼看自己的这些手下先发制人想占"定策之功"，做从龙功臣，自己又怎能甘于人后呢！？索性顺水推舟，作为了拥立福王的带头人。
可另一厢，被出卖的史可法尚蒙在鼓里。他一面热火朝天的组织南京礼部准备乘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一面亲笔手书给马士英，数落小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这七不可立的理由（虽然是实话）。
当钱谦益意识到福王即位的大势已不可逆转，于是非常识趣的"候驾龙江关"，迎福王入南京（*知识点：一年后，他又在南京城外迎清豫郡王多铎入城）。东林党魁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朝野上下顿时也纷纷见风使舵，福王登基即位终成定局。
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史可法一度处于大明半壁江山的权利中心，却优柔寡断、朝三暮四，想出"以桂抗福"的点子，自以为这样可以令东林党人服气，法统上说得通。但其致命缺点就是缺乏雄才大略，总想着两头讨好、四处妥帖，但手法又不高明，往往事与愿违。
由于舍近求远去广西迎立桂王，却把距离南京咫尺之遥淮安避难的小福王拒之门外，导致小福王与军阀搭上关系，以武力强行上位。
再反观老奸巨猾的马士英，在与史可法确定拥立桂王后，他即刻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赴浦口官宣此事，意欲将自己打扮成拥立新皇的第二功臣。结果被告知其不过是地方大员，无权召集朝臣开会。自讨没趣的他在回凤阳的途中闻变，立马意识到福王的拥立队伍中有军阀有太监，就是缺一位有地位的大臣，于是他马不停蹄的投奔到福王阵营中，坚定不移地做了"定策第一文臣"（*知识点：后挤走史可法，成为南明朝廷首席大学士）。至于什么史可法，什么桂王，早被其抛诸九霄云外。
彼时的南京文臣之首---史可法就这么被"同志"马士英摆了一道，痛批未来天子的亲笔书信还在对方手里，真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得不默默跟着小福王从浦口乘船至南京就任监国（*知识点：为下一步称帝做准备）。而弘光朝廷诞生于镇将的拥立中，也为其覆亡埋下了种子。而这始作俑者，不恰恰就是史可法本人么？
早在福潞之争时，史可法甚至对友人透露过自己的小九九：如果拥立落魄的小福王即位，他一旦荣登大宝，必然不过是个吃喝享乐的庸主。如此一来，朝政大权即可把持在他们这种"君子"手中。不料言论一出，朝野哗然，无论是拥潞派还是拥福派都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好话。史可法自知失语，不得不"引避而不言矣"。由此亦可看出史公思维简单、城府不够。
第二部分 出镇淮扬
被算计了的史可法自知在弘光朝廷中已无立锥之地，因此"自请督师淮扬"，远离是非之地（有点姜维屯兵沓中的意思）。实则其已被排挤出权力中心。
由于史可法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致使小福王向武将封官许愿拉拢巴结，这些无功受禄的武夫霎时间成为从龙功臣，顿时变得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已然是南明第一任君主——弘光帝的小福王还算"言而有信"，根据史可法（眼见失了先机，为讨好四镇军阀换取好感而出）的建议，给有定策之功的高杰、刘良佐、黄德功、刘泽清加官进爵，许其割据淮扬地区。
而明眼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史可法并无进取远图之意。因为不光四镇驻地全部在南直隶境内，就连他本人作为督师的大本营也不过是刚过江北的扬州。
南明江北四镇及史可法布防示意图
但史可法也有他的苦衷：江北四镇仰仗着定策之功、弘光帝马士英的宠信，畏满清如虎，一心追求在江北过太平日子，又可就近要挟朝廷。史可法作为"失势悯墨"之人，根本指挥不动四镇，只能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做个修修补补的"裱糊匠"。
面对四镇的搜刮地方、荼毒百姓、报吃空饷、不服朝廷，史可法虽心里有数，却也无可奈何。为不过分刺激四镇，他甚至上书回护。史公至多也不过是管好自己，做到清廉勤勉而已。他出任督师一年，凭空耗费江南百姓的粮饷用度，却坐看黄河流域落入满清之手而一筹莫展、毫无作为。说他姑息养奸、喂虎贻患也不为过分。
第三部分 "联虏平寇"
在弘光朝廷建立的一年内，朝野上下都沉浸在利用满洲军力剿灭流寇的美梦之中。毕竟唐时的借回纥平定安史之乱、借沙陀平定黄巢起义有先例在前。借满洲兵消灭李自成的"联虏平寇"方案又有何不可？
当时大顺军兵败山海关，已放弃北京西撤，清军尾随入关控制京畿，山东、河南等地恰恰处于权力真空。而史可法与马士英却不敢趁机北上进取，惟恐惹怒清廷。直至弘光朝廷覆亡前夕，他们仍抱着和谈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模样，以博取清廷欢心。
事实证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的差异远比后世众多史学家想象的要小得多。尽管两人的个人操守高下立判，但在基本政策上却无二致，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拥趸。而这一方针最终导致了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
自满清鼎定北京后，逐渐意识到南明不过是只纸老虎。多尔衮给史可法至书时已将自己封为正统，否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并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然而史可法接书后居然依旧幻想着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可他的回信措辞仍颇为软弱，惟恐触怒清廷，仅仅为弘光朝廷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并反复表达"连兵西讨"的愿望，企图在镇压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纵观古今中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又如何能在谈判桌上得到？以史可法为首的弘光朝廷一味退缩观望，苟且偷安、不思进取，错失良机，所谓"天下共主、光复神州"这些虚头八脑的措辞，只会增长多尔衮的嚣张气焰，也反映出弘光朝廷对满清妥协退让的基本外交政策终究只会失败。
第四部分 睢州之变
公元1644年十二月，弘光朝廷赴北京的"酬虏通好"使团被清廷扣押，出使失败，史可法即表示"今和议不成，惟有言战"。可他的军事部署，却并不是与清廷为敌，而是配合清军讨伐大顺军。
他所派出的高杰（江北四镇之一），计划北上开封后便西向荥阳、洛阳进剿大顺军。
高杰出师前致信驻扎黄河北岸的清肃亲王豪格，一再表达"会使剿闯"。这也充分体现了史可法的意图---即"分道入秦"夹击大顺军，以向清廷表明弘光朝廷并非其指责的那样"不出一兵一卒"，幻想以此在未来的和谈里给己方增添些许筹码。
公元1645年正月初十，高杰率部推进至睢州时，遭已勾结清廷的河南总兵许定国暗杀。至此，史可法配合清军剿贼的计划功亏一篑，伤心不已的他亲自前往高军善后。高杰妻子刑氏担心儿子年幼，无法压众，希望拜史可法为义父（史可法膝下无子）。这本是控制高军，拉近与高部感情的绝佳机会，但史公居然因其为流贼出身而坚决拒绝。
彼时的清廷正重兵云集陕西，准备送大顺政权最后一程。因此在许定国暗杀高杰后，不仅得不到豪格的支援，还被复仇的高部逼得渡（黄）河北逃。如此收复河南、山东失地的良机，史可法却熟视无睹、匆匆南归。时人对其所为无不心灰意冷、失望至极——这就是享誉盛名的"抗清英雄"史可法的本来面目。
第五部分 扬州失陷
盘踞在武昌的军阀左良玉受到兵败陕西、转战湖北的李自成兵力威胁，祭起除马士英、"清君侧"的大旗，率八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沿长江东进（来捏弘光朝廷的软柿子）；清军同时发难，兵分三路南下伐明。在如此危急之下，困守扬州的史可法慌得六神无主，一日内军令朝令夕改、自相矛盾。而他"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皆已降清）。
公元1665年（南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已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试图自刎却被众将拦住。众人拥其下城，乃大呼："我史督师也﹗"终被清军擒住，因拒降而遭杀害。（史公殉国具体细节可参考全祖望所作的《梅花岭记》）。
第六部分 作者总结
史可法誓死不降，抵抗到生命最后一刻，其民族气节的确值得充分肯定。正是因此，无数文人墨客不顾史实地对其高光渲染，直至将其送上神坛。然而纵观其一生，作为政治家，在册立新君上犹豫不决，导致小福王投靠军阀，使其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对于弘光朝廷的"史（可法）出马（士英）入"，后人皆认为是弘光朝夭折的关键之一。但即便史可法留在朝中，也无力保障江左，恢复中原，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政治眼光与魄力。
作为军事家，其出阵扬州一年有余，在耗费江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前提下，却寸土未复，毫无作为；清军南下，他节制的将领畏清如虎、纷纷投降，日后倒成为了清廷仰仗的急先锋；他所镇守的扬州坚守不过一日即告城破，而典史阎应元在江阴县尚且坚持了八十三天，足可见其军事指挥能力之低下。
史可法一生中最大的两个亮点在于：为官清廉勤勉和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但明清易代之际，守节赴死者何其之多？之所以将史可法供上神坛，是因为他官阶最显赫。然殊不知官高则任重，身系社稷庙堂之安危，史可法在军国大任上的决策可谓一步错，步步错，因此其对弘光朝廷的迅速败亡并非如《明史》所说："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能够一言蔽之，恰恰相反，必须承担无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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