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庶族地主为何没有形成新的门阀？
一、科举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唐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在初期就已经存在，但其制度化的成熟和对社会流动性的巨大影响，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并在唐后期及之后的朝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打破血缘与门第的束缚： 传统的门阀士族之所以能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可以通过血缘继承，家族的声望、人脉和教育资源代代相传。科举制度的推广，特别是“不问家世，唯才是举”的原则，为出身相对低微的庶族地主提供了上升通道。通过科举考试，即使是没有显赫家世的人，也有机会进入官场，获得权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加速了人才的流动： 科举制使得政治人才的来源更加广泛，打破了过去那种少数几个家族垄断官职的局面。这从根本上削弱了世袭性官职对庶族地主的吸引力，也使得他们即便通过科举获得一官半职，也很难像过去的门阀那样，将权力与地位“固化”在家族内部。
竞争的加剧： 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涌入科举的赛道。虽然庶族地主有其优势，但面对全国范围内的竞争，要想家族几代人都能在官场上保持领先地位，难度大大增加。一次或两次的科举成功，并不能确保家族的长盛不衰。
二、经济基础的演变与分散
门阀的形成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而这种基础在唐后期和之后的朝代发生了变化。
土地兼并的性质改变： 尽管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各个朝代都存在，但唐朝及之后的土地兼并模式与之前有所不同。早期门阀的土地财富往往与他们的政治地位紧密相连，形成一种“政治经济”的良性循环。而后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能更加分散，虽然有大地主的存在，但他们未必能够形成像过去的“庄园经济”那样，能够支撑一个庞大政治集团的经济力量。
商业经济的发展： 宋朝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使得一部分富裕的商人阶层崛起，他们的财富可能不亚于传统的庶族地主。然而，商业的财富更具流动性，也更容易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而且商人的社会声望和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在很多时候也与传统士大夫有所不同。他们虽然有财力，但未必有“读书做官”的传统志向，也缺乏形成政治集团的动力和基础。
“以商养官”与“以官促商”的局限： 尽管庶族地主也可以通过经营商业来积累财富，但他们的主要出路往往还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当他们成功进入官场后，往往会更倾向于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不是将家族的资源完全倾斜于商业，更难以形成一个以商业为主要支撑的政治门阀。
三、政治制度的制约
唐朝及之后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任何可能挑战皇权的集团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皇权至上的强化： 从唐中期开始，宰相的权力受到限制，皇帝的权力不断膨胀。这种“君权日渐加强，相权日渐削弱”的趋势，使得任何试图形成尾大不掉的政治集团的尝试，都容易遭到皇权的压制。一旦某个家族的势力过于庞大，被皇帝视为潜在威胁，其覆灭往往是必然的。
官僚体系的专业化与分散化： 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和复杂，职能也日益细分。这使得权力不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家族手中，而是分散在庞大的官僚网络中。一个家族想要在官场上拥有持久的影响力，需要渗透到各个部门，与众多官员建立联系，这种难度非常大，也容易被政治斗争所摧毁。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历史上，只要有权力斗争，就会有家族的兴衰。然而，唐朝之后的政治斗争，往往更加残酷，也更加无情。一旦某个家族失势，其成员可能会被贬谪、流放甚至遭受更严重的惩罚。这种“斩草除根”的打击，使得家族传承的政治影响力难以维系。
四、社会文化观念的演变
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也对门阀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士人传统： 尽管庶族地主有经济实力，但“读书做官”仍然是他们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这种文化认同，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教育和科举上，而不是将家族财富转化为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资本。
士大夫的自我认同： 随着科举制度的成熟，一部分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庶族地主，逐渐融合到新的士大夫阶层中。他们可能不再强调自己“庶族”的身份，而是将自己视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接受皇权和国家体制的约束。
“名士风流”的淡化： 过去的门阀士族，往往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文化气质和社交圈子，例如“竹林七贤”式的名士风流。这种风流不仅是地位的象征，也是他们凝聚力的来源。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纯粹的文化象征意义被淡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联系变得更为重要。
总结来看，唐以后庶族地主未能形成新的门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科举制度的公平性（相对而言）、经济基础的分散化、中央集权政治的制约以及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共同瓦解了旧有的门阀土壤，也限制了新的门阀在此基础上生长。虽然庶族地主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他们更多地是成为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员，而非形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能够世代掌握权力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影响力更多地体现在个体或小家族的成功，而难以汇聚成具有颠覆性力量的“新门阀”。
网友意见
隋唐时期的士族以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两大集团为主，其特征是注重郡望，世官世禄世婚。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政权，几乎都为士族所操控。隋唐政权有赖关中士族支持拥戴，而山东士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的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削弱门阀，但由于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且社会声望甚高，故君主通常以温和的政策来削弱士族。例如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即是择取人才，削弱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唐太宗指示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氏族志》。结果改定唐朝皇族李氏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山东士族博陵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抗衡以关中士族为核心的的唐宗室及官僚，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明经科、进士科都是考试科别，明经科考主要考验对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而进士科除了经学外，加考诗赋和时务策论，对文学创造力及治国政策见解有著更高的要求，极难考取，录取率仅明经科的十分之一，而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因此进士科愈来愈受重视，地位尊崇，时人称进士及第者“白衣公卿”。这意味着传统上主攻明经科的士族在历代所享有的优势，也就是对于经学的优渥学识，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提升受到挑战。所以唐代出现了牛李党争，即明经科的李德裕党与进士科的牛僧孺党之间的政争。
北方在经过了数百年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相当盛行“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相通婚的风气，有些世家大族甚至连皇室也看不上眼。唐文宗为庄恪太子李永选妃时，朝臣的女儿们都进入了挑选名单中，朝廷内外为之不安。唐文宗得知后对宰相郑覃说：“朕本想为太子求娶你们荥阳郑氏的衣冠女子为媳妇，听闻朝中大臣们都不愿与朕结亲，为甚么？我家也是数百年的衣冠世族，怎么把神尧皇帝的家族当作不娶妻的罗汉！”唐文宗于是放弃了为太子选妃的计划。不久郑覃把孙女嫁给了仅为九品卫佐的崔皋，唐文宗无奈地说：“民间缔结婚姻，不计较官品却崇尚阀阅。我家族当了两百年的天子，竟还比不上崔氏和卢氏吗？”在郑覃眼里，李唐皇室本出于关陇集团，起源于晚近的北周，又曾与夷狄（鲜卑）交杂，比起山东郡姓自汉代以来传承数百年的旧士族，相形见绌。而且唐代中国人有“以汉代唐”的思古倾向，对汉朝怀抱著崇拜及浪漫想像，觉得汉是比唐更伟大的朝代。这种心理让山东士族在人们心目中更显尊贵不凡，就连唐代名臣如房玄龄、魏徵、李昉等都争相与山东士族联姻，如此趋附亦强化了山东士族自身的优越感。故荥阳郑氏宁可将后代嫁予一个九品官、但同为山东郡姓的崔氏，也不愿与李唐皇室结为亲家。山东士族心目中对人的社会价值之评判，由此可见一斑。这种风气一直延续整个唐代，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从晚唐到北宋，名族贵胄为官者，由七成多降至一成多；寒族为官，则由约一成增至近六成。北宋士族尽是新兴，唐代大族几尽消亡。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由于黄巢本人出自社会底层，仇视士族，造成大量士族的伤亡。再者，唐哀帝末年朱温投当朝公卿三十馀人于黄河中，当时武夫李振在朱温侧，说道：“此辈自称清流，今投入黄河，永为浊流！”而朱温竟笑着点头，史称白马之祸。黄巢、朱温、柳璨之流，不仅觊觎皇位，也满腹牢骚，对既有的社会阶级怀有强烈恨意，大肆杀害、丑化士族。唐朝覆灭后，五代十国仍为唐末政治格局及藩镇割据的延续，各政权的统治者多不屑文人，重武轻文，资源集中于军事，各官职多由武将担任；从而导致武人干政严重，叛变和战争不断，政权迅速更迭。这样的环境使社会风气剧变，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大幅降低，人们不再尊敬唐代的那些门阀，也不再渴望与士族联姻，对于所谓的世家大族普遍产生反感。士族富饶的家园与产业遭到破坏，引以为傲的贯册族谱也流失，重要人物死亡，其馀族人逃亡各地。百年间士族便彻底衰亡，与庶民再无区别，其地位由乡绅地主阶级取代。
唐末五代的战乱，亦可说是一场“阶级战争”，彻底摧毁中国自东汉晚期以来长达约七百年、以门阀为主的政治、社会型态。几代之后，那些散居各地的族人已各自化成不同家庭，忘记共有的传承。
五代时，旧有统治阶层毁灭，为一批新人所取代，传统士族崩溃。宋代的望族，即使附会是某个唐代士族的后人，可信的世系都只由北宋时开始。北宋王清明《挥麈前录》，记录了当时最显赫的36个望族，是全新的名士集团，和唐代的社会中坚没有关系，已没有一个望族可以追溯到唐及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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