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明朝后期经济崩溃的原因都有哪些?

回答
明朝后期经济的崩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内外因素盘根错节、层层叠加的结果。要详尽地说来,得从多个角度掰开了揉碎了讲。

一、内部根基的动摇:体制的僵化与社会的失衡

1. 白银货币化的弊端与货币体系的脆弱:
过度依赖白银,经济命脉被牵制: 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国内经济日益依赖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这本是一种全球化贸易的体现,但过度的依赖让明朝经济如同“绑在白银战车”上。一旦海外白银供应出现波动,国内经济便会遭受重创。
“银荒”的周期性爆发: 到了明末,由于日本“禁银”政策、欧洲海盗活动以及国内采银的衰退,海外白银流入锐减。这导致了严重的“银荒”,也就是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突然变得稀少。白银稀缺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直接影响了赋税的征收(大部分赋税已折银征收)、商业贸易的活跃度以及官员的俸禄发放。当政府无法足额征税,也无法支付官员薪水时,社会的运转就开始出现裂痕。
赋税制度的扭曲: 明朝推行“一条鞭法”,将很多杂税折算成银两缴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征收,但也使得财政收入与白银的波动直接挂钩。银荒时,国库空虚,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
铜钱的贬值与货币混乱: 在白银稀缺的同时,铜钱却因为大量的消耗和铸造不精,出现了贬值和供应不足的问题。两种主要货币的价值波动和供应不稳定,造成了市场上的货币混乱,加剧了交易成本,对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阻碍。

2. 土地兼并的加剧与农民的困境:
皇权衰落下的地方豪强与官僚的贪婪: 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上的勋贵、官僚、宦官以及新兴的商业地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疯狂兼并土地。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农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农民以低价出售土地。
自耕农的消失与依附农民的增多: 土地的集中化导致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农或流民。这些依附农民的劳动所得被地主大量剥削,生活水平低下,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便难以维生。
税基的萎缩与财政负担转嫁: 土地一旦被兼并到大地主手中,往往会利用各种特权逃避赋税,或者以极低的税负缴纳。这使得本应承担国家财政义务的广大土地落入了税收的真空地带。而国家财政收入又不能凭空出现,最终只能把压力转嫁到剩余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3. 腐败横行与财政的黑洞:
官僚体系的“吃拿卡要”: 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官员们不仅在税收、工程、人事等方面存在权力寻租,还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吃拿卡要”,增加了很多隐性成本。
宦官集团的干政与经济掠夺: 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架空皇帝,还在经济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们派遣亲信太监下去巡察、监工,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开的敲诈和掠夺。设立的各种“特务机构”,本身就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权力不受制约,肆意妄为。
军饷的拖欠与军纪的败坏: 腐败直接导致了军饷的拖欠。士兵常年拿不到足额的军饷,生活困苦,士气低落。一些士兵为了生存,不得不劫掠百姓,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军纪的败坏也使得军队在面对外敌和内部叛乱时战斗力大打折扣。
财政的黑洞,收支失衡: 庞大的官僚体系、日益增长的皇室开支、军费的压力(尤其是在与后金的长期战争中),以及无法控制的腐败支出,使得明朝的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征赋税或寅吃卯粮来勉强维持,这无疑是在竭泽而渔。

4. 工商业发展的局限性与社会结构的僵化:
“重农抑商”的政策余毒: 尽管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和管制依然存在,例如对外贸的限制、对制造业的某些抑制,都限制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产业的升级。
商人地位的低下与资本的逐利性: 商人虽然可以通过贸易积累财富,但在社会地位上仍然不如士大夫。出于规避风险和寻求社会认可的心理,很多富商也倾向于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和政治活动中,而不是用于再投资和技术创新。这导致了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而非资本主义的扩张。
社会阶层的固化: 虽然有商人阶层崛起,但整个社会结构仍然相对僵化。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社会阶层的跨越。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无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也无法激励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外部冲击的侵蚀:天灾人祸的叠加

1. 气候变化与“小冰期”的影响:
全球性的气候变冷: 从17世纪开始,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明朝后期也经历了持续的低温和极端天气。这导致了:
农业歉收与饥荒: 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产量大幅下降。连续多年的歉收导致了普遍的饥荒,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瘟疫的爆发: 饥荒使得人口体质下降,抵抗力减弱,为大规模的瘟疫爆发提供了温床。明末的瘟疫极其凶猛,据记载甚至比战乱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严重削弱了明朝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
经济活动的停滞: 饥荒和瘟疫导致人口死亡和迁移,劳动力短缺,市场萧条,商业贸易也随之萎缩。

2. 战乱的消耗与动荡:
与后金(清)的长期战争: 明朝后期,北方的后金崛起,并与明朝进行了长期的消耗战。这场战争耗费了明朝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 土地兼并、赋税沉重、饥荒和瘟疫的轮番打击,使得广大农民走投无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他们虽然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但也进一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消耗了国家的最后一点元气。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 战争不仅仅是消耗财政,更直接破坏了生产资料,毁坏了农田,中断了交通运输,使得商业活动无法进行。占领区的破坏性征税和掠夺,更是将地方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3. 海禁政策的反复与贸易的萎缩:
对海外贸易的警惕与限制: 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始终存在戒心,虽然有所开放,但又时常收紧,甚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这阻碍了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也限制了海外白银流入。
走私贸易的猖獗与管控的困难: 由于官方贸易受限,大量的海上贸易转入走私。这使得政府失去了税收来源,也难以有效管理和控制对外经济活动。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被压抑的贸易也难以有效恢复。

三、政治失能与决策的失误

1. 皇帝的怠政与乾纲独断:
万历皇帝的“怠政”: 万历皇帝在位后期因“国本之争”等原因,长期不上朝处理政务,导致朝政混乱,官员任免停滞,各种政策无法有效推行。
崇祯皇帝的勤政但多疑与决策失误: 崇祯皇帝虽然勤勉,但其多疑的性格和频繁的人事变动,使得朝廷无法形成稳定的用人机制和政策导向。他对局势的判断也存在偏差,有时过于激进,有时又犹豫不决,导致很多良策难以落实,反而加剧了矛盾。

2. 党争的消耗与政治的瘫痪:
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斗争: 明朝后期,朝廷内部党争激烈,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贯穿始终。这些党争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阻碍了国家正常运转,使得改革和应对危机变得异常困难。
政治的无效性: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被党争和腐败所缠绕,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能时,任何经济上的困境都将难以得到妥善解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充满了阻碍和变数。

总结来说,明朝后期经济崩溃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

制度层面的根基动摇:过度依赖白银的货币体系脆弱,土地兼并导致税基萎缩,官僚腐败掏空了国家财政。
社会层面的失衡加剧:农民生活艰难,商人的资本未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社会结构僵化。
外部环境的恶化:小冰期带来的天灾,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的农民起义,更是将本已脆弱的经济推向了深渊。
政治层面的失能:皇帝的怠政或失误,党争的消耗,使得国家机器失去了应对危机的能力。

所有这些因素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旦最先的那几块倒下,后面的便会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塌,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最终的伏笔。这场经济危机,与其说是经济问题本身,不如说是经济问题暴露了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失效。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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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朱佑樘在当了17年皇帝之后,也在问这个问题:钱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那么,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

面对军事上的一再失利,以及刘大夏所汇报的“军民穷困”的情况。深居皇宫的皇帝朱佑樘感到十分困惑,召见刘大夏来做更进一步的询问:


“永乐年间,成祖(朱棣)每隔几年就大举领兵北伐打击蒙古,而且又迁都、修建长城等等,无不耗费巨资,也没听说出现财政困难。如今我既不修建宫室,各方面都百般俭省,为什么反而财用不足呢?我听人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政府手中,就在老百姓手中。但现在政府也缺钱,人民也生活穷困,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朱佑樘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他当了十七年“圣君”之后,终于开始意识到哪里不对头了。钱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那么,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帝国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从被朱佑樘提出,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解决。


朱佑樘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五岁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登基,接受了十二年的储君教育。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一个儒家思想描写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佑樘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的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把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一千多名声不好的各种大小官僚。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又启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为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佑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也是朱佑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三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朱佑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当时刘大夏年近七十,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才勉强接受。


朱佑樘问刘大夏:“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佑樘想起来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佑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朱佑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佑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佑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只能说,这十七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的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该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该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弘治十八年,长期坚持省吃俭用、轻徭薄赋的朱佑樘去世了,庙号孝宗。他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如此努力,国家反而陷入了军民穷困的地步。


在去世之前不久,皇帝再次招问刘大夏:天下何时才能大治呀?


刘大夏说:这事儿不能急,只要任用贤臣,然后任何决定都听从贤臣们的建议,时间久了天下一定大治。


朱佑樘叹了一口气,没有再问下去。


他等不到那一天了。


从朱佑樘去世开始,此后一百多年,太监、皇帝、大臣轮流上阵,各种变法,试图挽救国家,搞得不亦乐乎,从朱元璋到朱佑樘这一段时间,明朝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改革而闻名的人物。而朱佑樘之后,从刘瑾开始,到嘉靖、严嵩、海瑞、张居正、万历、魏忠贤等等,一大批至今耳熟能详的名人纷纷登场,这并不是偶然的。


明朝大变革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自李晓鹏博士《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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