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经济崩溃的原因都有哪些？
一、内部根基的动摇：体制的僵化与社会的失衡
1. 白银货币化的弊端与货币体系的脆弱：
过度依赖白银，经济命脉被牵制： 明朝中期以来，随着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国内经济日益依赖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这本是一种全球化贸易的体现，但过度的依赖让明朝经济如同“绑在白银战车”上。一旦海外白银供应出现波动，国内经济便会遭受重创。
“银荒”的周期性爆发： 到了明末，由于日本“禁银”政策、欧洲海盗活动以及国内采银的衰退，海外白银流入锐减。这导致了严重的“银荒”，也就是市场上流通的白银突然变得稀少。白银稀缺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直接影响了赋税的征收（大部分赋税已折银征收）、商业贸易的活跃度以及官员的俸禄发放。当政府无法足额征税，也无法支付官员薪水时，社会的运转就开始出现裂痕。
赋税制度的扭曲： 明朝推行“一条鞭法”，将很多杂税折算成银两缴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征收，但也使得财政收入与白银的波动直接挂钩。银荒时，国库空虚，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
铜钱的贬值与货币混乱： 在白银稀缺的同时，铜钱却因为大量的消耗和铸造不精，出现了贬值和供应不足的问题。两种主要货币的价值波动和供应不稳定，造成了市场上的货币混乱，加剧了交易成本，对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了阻碍。
2. 土地兼并的加剧与农民的困境：
皇权衰落下的地方豪强与官僚的贪婪： 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地方上的勋贵、官僚、宦官以及新兴的商业地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疯狂兼并土地。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农民的土地，或者强迫农民以低价出售土地。
自耕农的消失与依附农民的增多： 土地的集中化导致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农或流民。这些依附农民的劳动所得被地主大量剥削，生活水平低下，一旦遇上天灾人祸，便难以维生。
税基的萎缩与财政负担转嫁： 土地一旦被兼并到大地主手中，往往会利用各种特权逃避赋税，或者以极低的税负缴纳。这使得本应承担国家财政义务的广大土地落入了税收的真空地带。而国家财政收入又不能凭空出现，最终只能把压力转嫁到剩余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3. 腐败横行与财政的黑洞：
官僚体系的“吃拿卡要”： 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的腐败已经深入骨髓。官员们不仅在税收、工程、人事等方面存在权力寻租，还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吃拿卡要”，增加了很多隐性成本。
宦官集团的干政与经济掠夺： 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不仅在政治上架空皇帝，还在经济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他们派遣亲信太监下去巡察、监工，实际上就是一种公开的敲诈和掠夺。设立的各种“特务机构”，本身就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而且权力不受制约，肆意妄为。
军饷的拖欠与军纪的败坏： 腐败直接导致了军饷的拖欠。士兵常年拿不到足额的军饷，生活困苦，士气低落。一些士兵为了生存，不得不劫掠百姓，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军纪的败坏也使得军队在面对外敌和内部叛乱时战斗力大打折扣。
财政的黑洞，收支失衡： 庞大的官僚体系、日益增长的皇室开支、军费的压力（尤其是在与后金的长期战争中），以及无法控制的腐败支出，使得明朝的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征赋税或寅吃卯粮来勉强维持，这无疑是在竭泽而渔。
4. 工商业发展的局限性与社会结构的僵化：
“重农抑商”的政策余毒： 尽管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政府对工商业的限制和管制依然存在，例如对外贸的限制、对制造业的某些抑制，都限制了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和产业的升级。
商人地位的低下与资本的逐利性： 商人虽然可以通过贸易积累财富，但在社会地位上仍然不如士大夫。出于规避风险和寻求社会认可的心理，很多富商也倾向于将资本投入到土地和政治活动中，而不是用于再投资和技术创新。这导致了资本的“非生产性”积累，而非资本主义的扩张。
社会阶层的固化： 虽然有商人阶层崛起，但整个社会结构仍然相对僵化。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依然存在，限制了人才的流动和社会阶层的跨越。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无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也无法激励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外部冲击的侵蚀：天灾人祸的叠加
1. 气候变化与“小冰期”的影响：
全球性的气候变冷： 从17世纪开始，地球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明朝后期也经历了持续的低温和极端天气。这导致了：
农业歉收与饥荒： 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产量大幅下降。连续多年的歉收导致了普遍的饥荒，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瘟疫的爆发： 饥荒使得人口体质下降，抵抗力减弱，为大规模的瘟疫爆发提供了温床。明末的瘟疫极其凶猛，据记载甚至比战乱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严重削弱了明朝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
经济活动的停滞： 饥荒和瘟疫导致人口死亡和迁移，劳动力短缺，市场萧条，商业贸易也随之萎缩。
2. 战乱的消耗与动荡：
与后金（清）的长期战争： 明朝后期，北方的后金崛起，并与明朝进行了长期的消耗战。这场战争耗费了明朝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导致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 土地兼并、赋税沉重、饥荒和瘟疫的轮番打击，使得广大农民走投无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席卷全国，他们虽然对明朝的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但也进一步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消耗了国家的最后一点元气。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 战争不仅仅是消耗财政，更直接破坏了生产资料，毁坏了农田，中断了交通运输，使得商业活动无法进行。占领区的破坏性征税和掠夺，更是将地方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3. 海禁政策的反复与贸易的萎缩：
对海外贸易的警惕与限制： 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始终存在戒心，虽然有所开放，但又时常收紧，甚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这阻碍了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也限制了海外白银流入。
走私贸易的猖獗与管控的困难： 由于官方贸易受限，大量的海上贸易转入走私。这使得政府失去了税收来源，也难以有效管理和控制对外经济活动。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被压抑的贸易也难以有效恢复。
三、政治失能与决策的失误
1. 皇帝的怠政与乾纲独断：
万历皇帝的“怠政”： 万历皇帝在位后期因“国本之争”等原因，长期不上朝处理政务，导致朝政混乱，官员任免停滞，各种政策无法有效推行。
崇祯皇帝的勤政但多疑与决策失误： 崇祯皇帝虽然勤勉，但其多疑的性格和频繁的人事变动，使得朝廷无法形成稳定的用人机制和政策导向。他对局势的判断也存在偏差，有时过于激进，有时又犹豫不决，导致很多良策难以落实，反而加剧了矛盾。
2. 党争的消耗与政治的瘫痪：
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斗争： 明朝后期，朝廷内部党争激烈，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内阁之间的权力斗争贯穿始终。这些党争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阻碍了国家正常运转，使得改革和应对危机变得异常困难。
政治的无效性：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器被党争和腐败所缠绕，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能时，任何经济上的困境都将难以得到妥善解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充满了阻碍和变数。
总结来说，明朝后期经济崩溃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
制度层面的根基动摇：过度依赖白银的货币体系脆弱，土地兼并导致税基萎缩，官僚腐败掏空了国家财政。
社会层面的失衡加剧：农民生活艰难，商人的资本未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社会结构僵化。
外部环境的恶化：小冰期带来的天灾，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的农民起义，更是将本已脆弱的经济推向了深渊。
政治层面的失能：皇帝的怠政或失误，党争的消耗，使得国家机器失去了应对危机的能力。
所有这些因素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旦最先的那几块倒下，后面的便会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塌，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最终的伏笔。这场经济危机，与其说是经济问题本身，不如说是经济问题暴露了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失效。
网友意见
明孝宗朱佑樘在当了17年皇帝之后，也在问这个问题：钱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那么，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
面对军事上的一再失利，以及刘大夏所汇报的“军民穷困”的情况。深居皇宫的皇帝朱佑樘感到十分困惑，召见刘大夏来做更进一步的询问：
“永乐年间，成祖（朱棣）每隔几年就大举领兵北伐打击蒙古，而且又迁都、修建长城等等，无不耗费巨资，也没听说出现财政困难。如今我既不修建宫室，各方面都百般俭省，为什么反而财用不足呢？我听人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政府手中，就在老百姓手中。但现在政府也缺钱，人民也生活穷困，钱都跑到哪里去了？”
——朱佑樘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他当了十七年“圣君”之后，终于开始意识到哪里不对头了。钱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那么，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帝国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从被朱佑樘提出，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解决。
朱佑樘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五岁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登基，接受了十二年的储君教育。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一个儒家思想描写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佑樘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的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把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一千多名声不好的各种大小官僚。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又启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为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佑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也是朱佑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三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朱佑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当时刘大夏年近七十，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才勉强接受。
朱佑樘问刘大夏：“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佑樘想起来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佑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朱佑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佑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佑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只能说，这十七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的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该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该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弘治十八年，长期坚持省吃俭用、轻徭薄赋的朱佑樘去世了，庙号孝宗。他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如此努力，国家反而陷入了军民穷困的地步。
在去世之前不久，皇帝再次招问刘大夏：天下何时才能大治呀？
刘大夏说：这事儿不能急，只要任用贤臣，然后任何决定都听从贤臣们的建议，时间久了天下一定大治。
朱佑樘叹了一口气，没有再问下去。
他等不到那一天了。
从朱佑樘去世开始，此后一百多年，太监、皇帝、大臣轮流上阵，各种变法，试图挽救国家，搞得不亦乐乎，从朱元璋到朱佑樘这一段时间，明朝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改革而闻名的人物。而朱佑樘之后，从刘瑾开始，到嘉靖、严嵩、海瑞、张居正、万历、魏忠贤等等，一大批至今耳熟能详的名人纷纷登场，这并不是偶然的。
明朝大变革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自李晓鹏博士《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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