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作家阎连科？
阎连科，这个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他以其独特、尖锐、甚至有些“野蛮”的写作风格，以及对中国现实赤裸裸的揭露和批判，赢得了国内外无数赞誉，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要评价阎连科，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他的作品、思想以及他在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独特地位。
一、 风格与主题：现实的残酷与荒诞的交织
阎连科最鲜明的特点在于他笔下“神实主义”（也常被称为“荒诞现实主义”）的风格。他并非简单地描摹现实，而是将现实的残酷性、荒诞性与超现实、神话、民间传说等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既真实又虚幻、既令人捧腹又令人心寒的独特阅读体验。
对现实的“刺痛感”： 阎连科的作品直指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农民的困境、底层人民的挣扎、政治的荒谬、意识形态的扭曲、集体记忆的失落、以及个人在巨大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他从不回避那些令人不适的角落，而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笔触，将现实的丑陋与肮脏毫不留情地展现出来。例如，《丁庄梦》《炸裂志》《全家福》等作品，都充满了对中国社会某些病灶的深刻剖析。
荒诞中的哲学思考： 然而，阎连科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现实主义者。他擅长在极端荒诞的情境中，挖掘出人性的深层困境和存在的哲学命题。他的故事往往逻辑混乱、情节离奇，但正是这种荒诞感，放大了现实的荒谬，让读者不得不去思考：在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人的意义何在？
“乡土”情结与“魔幻”现实： 许多阎连科的作品都根植于他浓厚的乡土情结。他来自农村，对那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但也正是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变迁和苦难，成为他创作的源泉。他笔下的农村，并非田园牧歌，而是充满了压抑、剥削、愚昧和绝望。他用一种“魔幻”的方式来讲述这些故事，使得乡土的苦难，在读者心中留下更深刻、更震撼的印记。
语言的张力和破坏力： 阎连科的语言极具生命力，同时也充满了破坏力。他擅长运用俚语、俗语、方言，甚至创造新的词汇，来构建一种充满力量和原始生命力的语言体系。这种语言既生动形象，又带着一种粗粝和野蛮的质感，能够有效地传达他作品中的情绪和批判力度。
二、 思想与价值观：批判性、反思性与人道主义关怀
阎连科的思想是复杂而深刻的，他的作品并非简单的“揭丑”，而是蕴含着强烈的批判精神、深刻的反思以及对人性的深切关怀。
对历史的“虚无”与“重构”： 阎连科对历史的态度尤为值得关注。他认为，官方叙事下的历史往往是经过修饰和筛选的，是虚假的。因此，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虚无化”和“重构”历史的某些片段，剥离那些人为添加的意义，还原出历史背后真实的血肉和悲剧。例如，《炸裂志》中的“炸裂城”就是一个关于历史记忆和国家建构的寓言。
对权力与制度的质疑： 他的作品中，权力往往是扭曲的、荒谬的，制度是僵化的、压迫的。他毫不掩饰地揭露权力对个体生命的挤压和摧残，以及制度造成的巨大不公。
对“人性之恶”的直视： 阎连科对人性中的阴暗面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直视。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在极端环境下暴露出身性的复杂和矛盾，有善良，也有残忍；有坚韧，也有软弱。他似乎在说，在历史的洪流和社会的重压下，人性的光辉和阴暗都同样存在，甚至被放大。
“恶”的生产与传播的探讨： 他的作品常常探讨“恶”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被生产出来、被传播开来的。这种“恶”可能来自制度的压迫，也可能来自人性的扭曲，或者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下的集体失语和麻木。
“沉默的写作”与“良知的承担”： 尽管他的写作充满批判性，但在某些评论者看来，阎连科也代表着一种“沉默的写作”，他通过艺术的方式，在不直接政治化的层面，承担起良知的责任。他并没有直接呼吁改变，而是通过艺术的震撼力，让读者自己去反思和感受。
三、 争议与评价：来自国内外的多元视角
阎连科的写作注定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这些争议也构成了对他评价的重要维度。
国内的争议： 在中国国内，阎连科的作品常常面临审查的压力，也容易引发一些读者的不适甚至批评。
“抹黑中国”的指责： 一些评论者认为，他的作品过于负面，充满了对中国的批判，有“抹黑中国”之嫌。他们认为他过于强调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而忽视了其进步和光明。
“反智”与“煽情”的质疑： 也有人质疑他的写作风格过于煽情、过于荒诞，缺乏严谨的逻辑和理性的思考，甚至认为其部分作品带有“反智”的色彩。
市场的接受度： 尽管在国内文学圈内享有盛誉，但阎连科的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度可能不如一些更“温和”的作家。
国际的赞誉： 相反，在国际上，阎连科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并多次获得重要文学奖项。
“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 许多西方评论家和作家认为他是当代中国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勇于揭露现实的良心”： 国际文学界普遍赞赏他敢于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勇气，认为他以独特的艺术方式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和人性的复杂性。
获得重要文学奖项： 阎连科曾获得过卡夫卡文学奖、布克国际小说奖提名等多个国际知名文学奖项，这无疑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
四、 总结：一位挑战者，一位记录者，一位反思者
总而言之，评价阎连科需要一种多元的、包容的视角。
他是一位“挑战者”： 他挑战了既定的历史叙事，挑战了传统的写作范式，挑战了读者习惯的阅读方式。他以一种不妥协的态度，在文学的疆域内，不断地突破和探索。
他是一位“记录者”： 他用他独特的笔触，记录下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下，底层人民的命运，以及在宏大叙事下被遮蔽的真实情感和残酷经历。他是一位“苦难的记录者”，也是一位“真实的记录者”。
他是一位“反思者”：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简单的批判，更是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反思。他促使我们去思考，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如何活着？我们又将走向何方？
阎连科的文学价值，在于他用一种不回避、不粉饰、不温和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与荒诞性。他的作品可能让人感到不安，甚至痛苦，但这正是他作为一位杰出作家所承担的责任——用文学的力量，唤醒沉睡的良知，激发深刻的思考。评价他，不能仅仅停留在“抹黑”还是“真实”的简单二元对立上，而应深入他的作品文本，理解他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并在更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下去衡量。他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无法被忽视的重要声音。
网友意见
我记得之前读过一篇阎连科写的自传性质的小短文，里面提到，他当年在部队里的时候，做的是文书工作，射击技术是不错的，但与此同时他对文学也还有一点兴趣。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但面对战争，他却有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团长当场又给了他十发子弹。他人生中第二次举枪：九十九环。第三天他就被选入全团代表参加师里射击比赛，他打了九十八环，名声传开。恰逢“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部队布满了血书倡议书参战阵势，他这个神枪手如何呢，“在人群中恐惧得浑身发抖。”他说：“我体会到了所有军人对战争的恐惧。”
害怕战争的阎连科，报名参加了一个军区的创作培训班，从此阎连科也就远离了战争，而成为一个作家。最后，离开了部队，转到了北京作协，最后又进入了人大教书。
军人毕竟也是人，面对战争和可能要到来的死亡，恐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绪。尽管有不少人能够做到向死而生，但毕竟也还有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而阎连科就是其中之一。
大多数中国军人肯定是不想打仗的，因为打仗就可能会死人，谁也不想无缘无故的死。可在对越作战这样一场保卫领土的战争中，他因为自己不想去前线，却说自己感受到了“所有军人”对于战争的恐惧，这真不知道该让那些在前线奋勇杀敌的解放军官兵作何感想。
以上来自于阎连科自己的文章，算不得是别人来黑他。作为一个写作者，阎连科敢于以这样的方式剖析自我，把人性中相对阴暗的那一面漏出来，这是需要勇气的。但从我阅读阎连科小说的体验来看，这种勇气，也恰恰是阎连科作品的问题所在。
如果以纯粹的艺术价值与技巧来说，阎连科在当代中国作家里仍然属于非常优秀的那一批，这一点不容否认。所以，那些从艺术价值来肯定阎连科作品的人，是站得住脚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阎连科作品的问题在于沉溺于黑暗，而缺失了一种迸发的力量——这大概也与他的性格有关。
其实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关注人性的黑暗本不是问题。在世界文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算是写人性写的最透彻的作家之一，然而无论是《罪与罚》还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故事的最后走向都是剖析了人性之后的救赎。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他没有沉溺于“暴露”，而是从“暴露”中寻找一条可能的救赎之路。与之类似，《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经典的文学作品，也都有类似的特点。
阎连科将自己的写作称之为“神实主义”。在这个体系之下，阎连科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乱象以及他所经历的种种进行了描写，这其中批判的意味是很浓的。但我觉得，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当代作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一直在说“描写人性”，但在大多数人的思维里，描写人性就是描写社会与人的阴暗的那一面。或者说，在他们的眼里，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私、卑劣与怯懦，而无关乎拯救、勇气与伟大。
然而，即便是以揭露所谓“国民劣根性”而著称的鲁迅，却也明明白白的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阎连科的问题却在于，在40年前，当他自己面对对越作战征召命令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害怕，而说“我体会到了所有军人对战争的恐惧”。
无论如何，我是绝不相信中国过去100多年来在苦难和压迫中崛起，靠的是一群对面对战争都想着避战的军人来取得的。
而阎连科之后的写作，其实都没有离开这份恐惧。这份恐惧，让他可以毫不留情的写人性之恶，但也让他只看到了人性之恶。
首先明确一点，阎连科是汉奸这一点是无可置疑且板上钉钉的。完全符合我党我国对抗日时期对汉奸文人的定罪。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配合传播中日亲善。他这篇文章是全方面无死角的符合。属于无需审判，即刻枪决也不为过的。
这篇文章完全符合纳粹德国对英国的“反战电台”宣传和日本帝国主义所谓的中日亲善表演。反对其作为汉奸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
唯一就是可能阎连科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当了汉奸。才是情有可原的。例如汪精卫胡适所在的低调俱乐部，其叛变前的文章就符合国民政府汉奸标准。但后来有些人即时认清汪精卫真面目悬崖勒马。
在过去几十年的日本外务省几十万亿日元的宣传下，很多人不知觉的成了汉奸走狗。就像他们的老前辈陈歌辛，周作人等人。后者已经被判汉奸罪。他所能做的只有早点找组织承认错误。对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行为彻底忏悔才行。否则他的汉奸文人并不是形容词，是有法可依的垃圾分类。
看到熟人老弟推荐这个 @Zpuzzle 的回答，非常难以苟同。
这个答案里面部分说的没错，阎连科并非毫无价值。就算毫无价值，也用不着搞批斗。但是反过来，这位答主老兄的问题比批斗的兄弟问题大多了。
阎的问题就在于，八十年代大批作家的通病，他们提不出解决方案，或者说，他们的解决方案正好是问题的原因。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你把郑渊洁莫言贾平凹拉出来，我也是一样的模板。没必要盯着一个人批，但是如果这人这点还特别突出，怎么就批不得了？
就拿那个送礼的例子来说，阎连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邓公后来推行的政策，实际上造成的是这类现象愈演愈烈。八十年代最为重视特权腐败问题（大院里绣花）其实根本不是中国发展的关键，而今天最重要的实际上是 经济科研扶贫（广阔天地种田）。比起分蛋糕，更重要的是做蛋糕。这类人的指导完全是歪到天际。阎翻车不是偶然，而是整个思想体系都是陈旧的。
放弃仇恨？开阔思维？先不说对错了，对了又有个屁用？你做出一碗完美的健康食品豆汁，哪比得上吃不完的垃圾食品麦当劳？
打个比方说，蒋肯定并非真的是运输大队长，他也不想当，但是实际效果，就是当了运输大队长。这批人是时代的局限性，这是他们的悲剧，是万恶的水楼害了他们，他们反水楼，但是不可避免地深深的打上了水楼的烙印，其思维模式已经无法摆脱水楼，只不过是一种反向的水楼而已，从“两个凡是”变成了 “凡两个就不是” ，本质没有任何区别。
八十年代的价值观，世界观，就是“道德主义、精英主义、唯政治论、只要不是毛谁都好主义”，这种思想的结果，是连资本主义都走不了（虽然他们很想走），只能沦为 封建主义 的某些圈子的沉沦。里面也提到了莫言，言下之意仿佛莫言还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代表。我就这里放话了，莫言就算拿了诺贝尔奖，他的价值仅仅对于八、九十年代有用而且非常可疑，对于二零二一年的现在，价值为零。莫言没有在今天的娱乐业留下稍微像样的正面遗产。中国现在比当时更加魔幻现实主义，但是中国已经没有马尔克斯学徒的土壤。
实际上呢，莫言代表的中国文艺界，已经是一个和国足一样，甚至更为失败的形象（甚至莫言这帮土包子已经完全先被大院的陈凯歌们排挤。然后陈凯歌们也已经被资本的皮鞭驯服）。中国文艺界，自治的结果，是彻底的封建化和帮闲化。资本主义也是彻底物质化的，阎连科连资本主义都建设不了。汪精卫年轻的时候难道不是热血青年吗？他最后先是配合蒋搞屠杀，后当汉奸，不就是无能、只能这样活着吗？你无能就下台，留在台上就注定被丢臭鸡蛋。
这种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的一切，全都来自于批评而非建设，来自于思想而非物质，从而无法“获得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来自我发展，自我促进”，和儒家守在四书五经里面没什么两样，到了今天这帮老害还在那里自说自话，车轱辘转，和八十年代的套话没任何区别。在中国发展最快的三十年里，他们完全不去管飞速发展、大片大片急需填补的空白野蛮生长，而是在原地绣完美的花，成了彻底的局外人（虽然他们自认为是国师，要占中心）。
当然，我知道文艺界有大把人有大把理论来批臭我。问题是如果你觉得文艺界是指导现实的，文艺界的成功与否应该由文艺界自己界定，那么我们这就是根本分歧，没得辩，讨论基础都不存在。
你说做了一碗完美的豆汁，别人说你做的豆汁不完美。好吧我同意你的豆汁是完美的，问题是现在现在没人喝豆汁。你说你做的豆汁好不好轮不到不喝豆汁的人评价，我认为没人喝豆汁，所以你做的东西没有意义。你如果坚持这套自洽逻辑，这就属于鸡对鸭讲了。我现在的讨论，就建立在面对自认为不是文艺界业内的普通人角度。
中国作家也是有“财富密码”的，这财富密码就是描写“第三世界的落后、野蛮、荒诞”、“编造利维坦的残酷、冰冷、抹杀人性”，迎合西方价值观，让西方人像欣赏未开化野蛮人一样欣赏我们的文明，那样就能获奖了。
这种模板、套路，学起来很轻松，你看看闫连科、莫言、方方......其实讲的都是差不多的故事，描写“现实的荒诞和黑暗，寄托对人性和美的追求”，把他们的所有小说拿出来翻译出去都有可能拿奖的。
我不否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我甚至不否定伤痕文学的价值，我也不否定他们的艺术成就，毕竟描摹人物、构造情节、运用笔力，都是需要天赋和努力的，某些作品不管三观如何，文学性是强的。但有意思的是，他们为了所谓的“文学性”，抛弃了一切，为了“文学”而“文学”。
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应试作文”，主考官就是西方政治趣味和西方艺术审美。
阎连科老师拿过卡夫卡奖，莫言老师拿过诺贝尔奖.......有时候，西方夸你，给你奖项，并不是因为你文学水平真的高，也不是因为你的作品真的好，而是因为，你这么写，可以满足他们舆论宣传、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但凡痴迷于西方对自己评价的人，下场都不太好；比如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当年痴迷于西方社会对他的“褒奖”，每天都有几个小时，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命令秘书大声朗读西方报纸媒体夸奖他的文章，乐此不疲。
很多人进大学中文系学写作，进作协、文联混资历，就得拿出这样的作品，才能得到前辈、大师们的赏识，久而久之，这个圈子也内卷了，所有人写小说，都是冲着这个“标准”去写的，写作背景、人物塑造、社会环境、故事结构，都是一样的。
谁说中国文艺圈水平不行的？其实行的很，他们这一套流程，也是工业化流水线作业，熟极而流，如果改编成电视剧，编剧导演的工作也很轻松，只需写一个剧本，把主角人物换一换即可，故事情节都是差不多的。
阎老师不但小说写得好，说段子编故事也是信手拈来。
今年3月10日下午，作家阎连科在接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仪式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那个村落里，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都不会超过爱。当我们在那个村庄看到有人渴望中国用核武毁掉人类时，也看到那个村庄最柔软、博大的内心在爱着人类和世界，希望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都充满爱。我庆幸我出生在那个村庄里；庆幸至今我几乎所有的至亲都还生活在那个村庄里；庆幸我不仅拥有那片村庄和土地，而且我还是那个村庄不可分的一部分。我的本身就是那个村庄之本身。我今天所有的努力和写作，都不是为了给那个村庄积累和增添，而是为了发现那个村庄本身就有的它与人类世界共有、共存的互生、互动之关系。
阎老师为了阐述他对“和平"、对人类“大爱”的追求，不惜编造了这么一个故事，不惜把侵华日军说成关爱中国百姓的“王师”，中国妇女没有记住日军侵华、屠杀百姓的仇恨，只记住了一颗糖的甜味，一生都想着报答.......这未必是阎老师用心良苦，而是他脑子里本就充满了这样的套路和故事，已经产生了条件发射，随便摘一个出来，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实际上，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那是一个讲汉藏民族团结、解放军军民一家亲的温暖故事。
娜喜，藏族，四川巴塘人，1936年出生。娜喜13岁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157团第二野战军，1951年3月离开巴塘参加进军西藏。1952年在藏军干校学习，学成后调文工团工作。1957年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一直以藏族干部的身份在西藏统战、宗教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娜喜回忆起早年的往事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记得，当时解放军就借驻在孤儿院旁边的小学里。我们常常会偷偷跑到解放军驻地“偷窥”。那群哥哥姐姐们也发现了我们，然后跑过来笑着跟我们这些脏兮兮的孩子打招呼。 由于当时我们听不懂汉语，与解放军哥哥姐姐们的交流完全靠手势，但我从他们的脸上感受到了温暖和亲切。他们不像那些官家、贵族家的人一般刻薄冷酷。一次，一个姐姐笑着递给我一颗彩纸包着的东西，示意我剥开放进嘴里。当我把它剥开放进嘴里的那一刻，那甜蜜的味道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后来我知道这是糖果，那个甜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住了，那颗让我甜了一辈子的糖果，是解放军给的。”
我无意说阎老师这个故事是剽窃的，虽然这两件事叙事结构、描写笔法非常相似；阎老师作为一个大作家，脑子里本就储藏了无数个创意、点子、大纲、剧情，可能他也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哪个是别人的，在接受美国奖项的时候，为了顺应“普世价值”，可能出于条件发射，脱口就讲出了一个“日军的糖”的故事，可以理解，毕竟这种场面，他脑海里早已排练过千万遍了。
最后，我是支持我国作家“创作自由”的，但是也请作家们想一想，扪心自问，自己创作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自由”的？到底是你想写这个故事呢？还是刻在你DNA中的东西在不由自主地跳动呢？你总是喜欢写“辫子”的事，到底是对“辫子”感到愤怒呢？还是因为你心里就长了辫子？你总喜欢写“小脚”，是为了批判“小脚”，还是因为你本来就喜欢“小脚”？
你到底是在为自己创作？还是在为人民创作？还是在给帝国主义“写命题作文”？
2021年3月25日更新
你觉得阎连科敢不敢说一个犹太人母亲感谢党卫军给的糖？
他敢不敢？？
他说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
中国人民对它已经够宽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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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入侵，杀了阎连科全家，男的杀女的那啥，骨灰都洒了
外星人医生把阎连科做了手术脑袋连在猪身上，然后外星人啊哈哈大笑
拿着地球人做生化实验
后来地球联军击败了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医生一瘸一拐的撤离地球之前，给了阎连科遗留外边的孙子一块糖
这龟孙子就说啊：我在战乱的土地上生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吃到一块糖，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甜的东西
地球联军无能啊，统治这么多年都吃不上糖
还是外星人给了一块糖
爱，是包容一切啊··
不知道这时候，被外星人做了手术脑袋连在猪身上在外星动物园供外星人人看热闹的阎连科先生对这个孙子有啥感想？
部分灵感来自于火星人玩转地球
阎连科这属于被强盗揍了一顿打了个半死，身上钱和东西都被抢走了，然后强盗看见警察逃跑之前给他一张卫生纸，他都能跪地上感恩半天，顺便把赶走强盗的警察骂一顿那种·······
我看过阎连科的小说，不甚喜欢。
我看了他在获纽曼华语文学奖后的感言，我现在已经不生气了。
我只能说，不愧是神实主义的一流作家，看待问题就是精准，就是能直击本质。
短短的几段话，两个故事，塑造出了什么形象呢？
中国男性：几十年如一日地关心与美国打仗，为了国家宁愿向全世界丢核弹。
中国女性：几十年都记得日本士兵给的糖，愿意回报对方。
多么的政治正确，多么的人性！毕竟“爱，是能化解一切的！”
如果我们不赞成这样的观念，我们就是小粉红，就是红小将，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然而，这世界上并不缺要用核弹来摧毁别人的女性，也不乏对一块糖念念不忘的男性。
然而阎先生没有这么编他的两个故事，因为这段演讲是要面对美国讲的。
多么精准的政治正确，多么精准的人性！
第一个故事中，中国男性的人性被抽离，政治凌驾一切，中美之间数十年的历史被淡化，中国几十年来发展的合理性被抹杀，这样的中国完全符合中国威胁论所强加的刻板妖魔化印象，而中国人则显得无知又可笑。
第二个故事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被解构为“仇杀”，日本人的罪孽被隐去，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感情被简化为“更为复杂”。中国女性成为了单纯善良，却又无知到用一块糖就能收买，就能将对外国人的善意置于家国情怀之上的象征，换言之，一个Asian Easy Girl的典范。
第一个故事是献给现代中国的剔骨刀，第二个故事则是献给西方各国的痒痒挠。
能将故事刻意地编的这么精巧，阎先生是个聪明人。
他只是发自内心地不爱这个国家而已。
他以爱全人类的名义，解构掉了爱国的意义。
但凡他在演讲中提到一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都不会对他下这个评语。
有人拿埃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兹举例，说：
马哈福兹的小说里写小孩子和驻埃及英军关系很好，听到家里人说英军的坏话都会不开心，被家人调侃“你的英国朋友们”，据说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自己。
然而，马哈福兹写了许多下面这样的文字，你知道吗？
故事之十二
这世界怎么了？
到处在游行，遍地是骚动，熊熊的火焰在四处燃烧，无数的喉咙爆发出怒吼……
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事以前从未发生。震耳欲聋的吼声摇撼着街坊的围墙。人们在咆哮，挥舞着拳头在示威。即使是妇女，也成群结队地赶着牛车，加入到这疯狂的行列。
爬到屋顶上的我，对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我不禁要问：这世界究竟怎么了？
形势以闪电般的速度激化了，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秘的新词汇，如萨阿德·柴鲁尔、马耳他、素丹、新月十字旗、祖国、横死街头等等。
各式各样的旗帜在大店小铺上飘扬，墙上到处贴着萨阿德·柴鲁尔的肖像，清真寺的阿訇也现身在宣礼塔的阳台上，高呼口号，开展演讲。
我依然在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怪事。
但我一直在追踪着形势的进展，它是如此震人心魄，如此有趣，令人兴奋不已。
示威的人群开进我们街坊来了，他们投掷砖块，还在街角筑了街垒。
一大群骑兵冲入了街坊，这些家伙个个戴着高高的军帽，留着大胡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骇人的声响，然后就是一片哭嚎。我赶紧从观察点跳下来往回跑，一路见到的只有恐慌的脸庞，还听见人们在叫嚷：“有人死了！”
我们躲在上了锁的窗户下，侧耳细听外面的动静。嘈杂刺耳，纷纷响起的，是沉重的脚步声、马匹的嘶鸣声、子弹的尖啸声、痛苦的哭叫声、愤怒的呼号声。
这一切只持续了几分钟，街坊里就什么声音都没了。
怒号声还在继续，但这一次去得远了，然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一边问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怪事，一边担惊受怕，心慌意乱。
我算是明白了一点那些新词汇——如萨阿德·柴鲁尔、马耳他、素丹、祖国等等的意思了。我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什么叫英国骑兵，什么是子弹，什么是死亡。
——————选自《街区里的故事》，本人翻译。
我们再看一篇马哈福兹的作品。
故事之十九
父亲意味深长地瞧着我，问道：“你干啥去了？”
我的回答充满着兴奋与自豪。
“参加大游行去了！”
“幸亏你没给踩死。”
“有许多大人一起去的。”
父亲含着笑意，与我交谈起来。他提高了嗓门，像考官一样问我：“现在萨阿德·柴鲁尔当首相，你们可以不罢课了？”
“我们罢课，是因为支持他反对国王的立场。”
“谁跟你这么说的？”
“学生会长。他说：萨阿德·柴鲁尔递交了辞呈，来抗议国王对宪法的态度。我们要去支持我们的领袖。”
“你知道国王与萨阿德间都有哪些分歧？”
我的高谈阔论狼狈告终。父亲笑了。我赶紧说：“我们站在萨阿德这一边，反对国王！”
“很好。你们在阿比丁宫前面喊了些什么？”
“萨阿德还是革命？”
“这什么意思？”
我略加思索，便说道：“意思很明白了，是要萨阿德，还是要革命？”
父亲又笑了：“好极了，你说哪一个会胜利？”
“当然是萨阿德。我们喊的口号是：‘国王万岁，萨阿德万万岁！’”
我热情洋溢地接着说：“参加游行真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
父亲微笑着说：“只有一个前提，英国人不要掺和进来！”
——————选自《街区里的故事》，本人翻译。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界曾经爆发了一次关于是否有超阶级的人性，超阶级的道德的论战。鲁迅曾经作出过自己的答复。然而，论战不久后中国就面临着抗日救亡的生死抉择，鲁迅的回答也逐渐被置之高阁了。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鲁迅先生的辛辣讽刺：
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但是，这世界上有的是聪明人，他们不想离开地球，他们也不想离开中国，但他们很焦躁。
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爱国的位置。
我们所厌恶的某些事物，在他们的字典里与勋章等值。
20世纪后半叶诞生了新中国，也逐步诞生了新的时代精神，其中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
过去是要阐述中国能否生存下去，如今应该要阐述新的中国能否贯彻其生存意志。
阎先生这样的作家选择了将自身生存的社会表述成各种不同程度的物质与精神上的污染的集合体，这本质上是与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状脱节了。
现在的世界正处在极化与对立的时代，处在新冷战时代的边缘。中国不是独立于其外的村庄。
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在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
面对这个大问题，阎先生的那一套用爱化解一切的方法，我看是行不通的。
不惟行不通，而且简直不像是人话。
有人举出阎先生施恩乡里的一些善举，并据此认为他并非不爱国。
但我要说，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阎先生熟悉的只是乡土中国，而现代中国其实是一个阎先生极其陌生，未曾理解的概念。
现代中国其实诞生于外国侵略者的恶意。1949年前的仇恨，我们暂且毋庸赘言。
上面这张图是解密的《1959年美国核打击目标清单》，上面有113个中国投弹点，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大中城市。
本人的家乡虽然是个小城，因为有个机场，也忝列其上，能分得一枚原子弹，真真不胜荣幸之至。
倘若那一天真的来临，任何爱的呼吁都是可笑的空谈，一切情感纠葛都与虚空无异。
1959年时中国还没有任何核武器，甚至没有任何能威胁到美国的反击手段。而这份清单还注明了：可以无视中国的立场，只要美苏之间爆发核战，就顺手也往中国扔原子弹。
真正意义上的“消灭你，与你何干？”
因此，我将这份清单认为是人类最大的恶意综合体。我不认为呼唤普世的爱能消除这种恶意。
中国要顶着这份清单而继续生存下去。这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从出生起就背负的重担。
这就是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存在的意义。
我很惊讶的是，阎先生作为一名曾经的二炮战士，竟然丝毫不理解这种意义。
也许他理解，但他要拆解。
我只希望阎先生可以向韩少功先生学习。
人们的对话，常常在两种或多种词典之间进行。词义翻译的困难，尤其是深层感觉里词义翻译的一个个陷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慎察的。一九八六年我参观了美国弗吉尼亚洲的 一个“艺术家殖民地”，也就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中心。
colony（殖民地）一词一直使我感到别扭。我后来才知道，在西方诸多殖民地宗主国，在很多西方人那里，colony并不具有殖民地人民记忆中杀人、放火、强奸、抢掠以及鸦片输入之类的形象，相反，它词义平和，只不过是侨居地，聚居地的别名；甚至还隐隐散发出开发者、开拓者的浪漫诗意，与帝国记忆里援外开发、 航海探险、文明传播的种种法案和证词相联系。殖民地是高尚 者的驿地，英雄的营垒。西方人用这个词指示艺术家艰难工作的处所，从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也就是在美国，我遇到一个叫汉森的，懂中文，娶了个中国老婆，在一家大报社当亚洲版的记者。听我谈到中国人的 苦难以后，他深表同情，对苦难的制造者深表愤怒。但我突然发现他在同情之后，愤怒之后，有一个奇怪的动作：眼镜片里 闪烁着笑目，一条食指在餐桌上的某个位置不停地来回划着，像在空中写一个什么字，或者在指挥心中一支激动人心的乐。他按捺不住内心的亢奋，终于用英文给朋友打电话时，邀请朋友也来认识我，说我带来的一些故事太动人了，太可贵了！他相信这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故事！
我觉得“精彩”这个词刺耳。我的父亲自杀了，他沉人河底的时候感到“精彩”么？我一位朋 友的弟弟在一桩错案中被枪毙了，他临刑前在人群中找不到父母来送别的面孔而嚎陶大哭的时候觉得“精彩”么？我一位朋友的儿子被流氓团伙误杀了，父亲从大学里领回了儿子的遗物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为儿子写墓志碑文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任何“精彩”？……
我不想怀疑汉森的同情心，不，他一直在他的报纸上呼唤正义，一直在尽可能帮助中国人，包括帮助我获得访问学者的待遇和资助。但他的“精彩”出自一本我不理解的词典。显然，在那本词典里，苦难不仅仅是苦难，也是写作或演讲的素材，是激发反抗和革命的必备条件，因此苦难越深重就越好，越能放射精——彩——的光芒。那本词典暗含了一种法则：为了消灭苦难的制造者，必须有更多的苦难作证，让更多的人明白这场斗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崇高性。这就是说，
为了消灭苦难，必须先有苦难。他人的苦难，是救难者的悲悯所在，也是他们的喜悦和欣慰所在，是他们英雄成绩单上一次次重要的得分。
我不想再说下去，并且突然改变主意，坚决不让对方为我的皮扎饼付费，弄得他有些迷惑不解。
我可以理解阎先生的苦难，我可以欣赏阎先生表达苦难的方式，但我绝不接受阎先生面对外国人时对中国苦难的阐释——不管那是有意的误译，还是无意的。
另外，有些网友提出了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好问题：
日本人的那颗糖到底是不是甜的？
在阎先生这样的超阶级的神实主义大作家看来，不管是谁给的糖，只要一个人作为生物，就应该觉得甜。
然而我要说，我们的语言是有缺陷的，事实上，这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缺陷。
口腔中感到甜味，内心也感到高兴，这是一种感受。
口腔中感到甜味，内心却感到愤怒，这是一种感受。
口腔中感到甜味，内心却感到悲伤，这是一种感受。
口腔中感到甜味，内心却感到反胃，脸上却不得不露出违心的微笑，这又是一种感受。
我们的语言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描写这些感受，也许只能将其笼统地称之为甜。
然而，所谓“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在先民看来，爱着家乡的人觉得，苦菜也是甜的。
文天祥《正气歌》有云：“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在他看来，爱着国家和民族的人，即使面对死亡，也认为是甜美的。
元朝肯定有糖，文天祥大概也吃过元朝的糖，但他还是选择了鼎镬。
如果阎先生孜孜于描述糖的甜美，而忽略了背后的日本士兵，那么我不知他怎么看待《封神演义》里的这段经典情节：
姬昌接旨开读毕，使命官将龙凤膳盒，摆在上面，使命曰：“主上见贤侯在里久羁，圣心不忍；昨日圣驾幸猎，打得鹿獐之物，做成肉饼，特赐贤侯，故有是命。”
姬昌跪在案前，揭开膳盖言曰：“圣上受鞍马之劳，反赐犯臣鹿饼之享，愿陛下万岁！”谢恩，连食叁饼，将盒盖了。
使命见姬昌食了子肉，暗暗叹曰：“人言姬昌能言先天神数，善晓吉凶；今日见子肉而不知，连食而甘美。所谓阴阳吉凶，皆是虚语！”
毕竟商纣王有的是名厨，用伯邑考的肉做成的馅饼也是真材实料，姬昌也是人，他的味蕾当不会有难吃的感觉的。他吃下儿子的肉后，含悲不发，等自己安全后再呕吐，再情绪爆发，那是传统作家的写法。
不过看过阎先生的作品和演讲词后，我挺担心他真会描写这肉饼的甘美的。
至于这个问题下面某些像被踩了尾巴一样跳起来的网友，我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毫无意义。”
这个经典论断你们接受吗？
某位网友引用韩寒的话，说“和平年代的爱国就是爱面子”。
那我只能说：哪有什么真正的和平年代？
你只是被你看不起的国家机器保护的太好了。
许多战线上，不流血的战斗早就打响，你不知道而已。
燕雀处屋，子母安哺，煦煦焉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
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色不变，不知祸之将及也。
新冷战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大火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请少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阎先生在去年疫情期间，明明就已经被英国人当成炮弹了……
希望某些网友能够清醒一点，如果那一天真正到来，你可不见得会比你看不起的“底层”、“乌合之众”、“弱者”、“二极管”们滋润。
至于某些支持阎先生的网友，前面说的冠冕堂皇：
后面马上就：
我才疏学浅，请你们告诉我，该如何评价这种言行？
如果你们对我的回答有意见，请你们就在这个回答下的评论区回复，不需要另行回复。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我欢迎一切观点和讨论。
评论区当然不是论文评审意见栏，但也不该搞成随答主好恶决定的一言堂。
岂不闻“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
要是每个答主都玩手动删除和控评这些把戏，那还不如干脆不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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