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字被解释成「止戈」正确吗？

按：以前旧文的一部分，截取作为回答，长了一些，从根儿上说。

“武”字意义的分歧，典型地体现了近代以来“古文字学”和“文字学（狭义）”之间的矛盾。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下两者的关系。为便于阅读，避免混淆，下文将“文字学（狭义）”称为“汉字学（狭义）”。

古文字学和汉字学是两个学科。前者主要研究先秦时期的古汉字（下限可延伸到西汉早期），后者则主要研究从小篆直到现代的汉字（两者有一部分交 叉）。汉字学源于以《说文》为基础的传统“小学”，学科分类上属于语言学；古文字学则是传统“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与历史学（狭义）、考古 学、文献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有的古文字学家认为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

这两个学科研究的是汉字的不同发展阶段，按理说不应该有什么冲突；可是实际上，它们之间曾经充满了矛盾。主要是传统小学排斥新兴的古文字学，用古文字学家唐兰的话说，古文字学是被传统小学“革出教门”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一开始就不认可甲骨文，怀疑它是安阳农民伪造的；而他的学生黄侃则比较开明，偷 偷往章太炎的枕头底下放了几本郭沫若的书，章太炎偷偷看了之后，立场才有所松动。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出土文献不断地增多，研究也不断地深入。尽管这两个学科还存在着一定的门户之见，但是甲骨文作为已知的最早的古汉字系统， 已经得到了古文字学界和汉字学界的公认，这就是事实的力量。

关于古文字学和汉字学之间的矛盾——比如在古文字学家看来，《说文》的解释有不少是错的——我有一个观点：

首先，学者也好，读者也好，都要清楚自己的主旨是什么：是从纯文字学（科学）的角度探求文字的造字本义，还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后人对文字的理解？其次，不要以为同一个对象只能有一种研究角度，不要排斥自身之外的其它角度。

在我看来，这两者各有各的价值，同等重要。特别要指出的是，造字本义同样体现了造字当时的人们的观念，除了纯文字学上的意义外，也具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

如果是求本溯源，那就必须从甲骨文、金文入手，重视古文字学家的意见；而研究《说文》的人则应该承认：《说文》对不少字的解释，依据的都是讹变之后的小篆字形，是不符合造字本义的，不要试图为其辩解，非说《说文》所言才是造字本义（这种学者现在极少）。

另一方面，“错”和“对”都是有前提的、相对的。《说文》的“错”，也有“错”的价值，因为它记录了写作当时的人们对文字的理解，虽然不符合造字 本义，但这种思想观念却是真实存在、值得研究的；而古文字学家则不应否认这种“错”所承载的思想文化意义。正如当年“亩产三万斤”的记载，从农业科学的角 度不足信据，但它对于历史研究却是真实的史料。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学经典的研究，比如《老子》有王本（通行本）、帛本、简本之分，因其形成年代不同，文字、思想均有差别，以哪种版本为准，要 看你想研究什么了。比如通行本“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郭店简作“绝伪弃虑，民复季子（季子即赤子）”。可见，前者是后世道家出于反对儒墨的需要而篡改的。

如果想研究老子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那当然要以早期的“绝伪弃虑”为基础；但是，后来的“绝仁弃义”也体现了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自有其价值，只不 过研究“绝仁弃义”的人要明确，那已经不是老子所处的时代的思想了。（“绝伪弃虑”是否最早的版本，是否原话，目前还不好说，但是在还未发现更早的版本之 前，只能先以之为基础。）

好了，有了前文的基础，现在谈谈对“武”字的理解。

“武”字楷书似乎从“弋”，但这是后来讹变的结果，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一直都是从“戈”的；后来“戈”的斜画讹为“武”的长横，而“戈”的横画讹为“武”左上的短横，于是就变成从“弋”了。这个过程清清楚楚，不必再多说。

《说文》云：“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 此说源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后人据此，大都认为“武”字的本义是：停止（或阻止别人）动用武力，才是真正的“武功”。应该说这里面蕴含着很深刻的哲学思想，值得认真研究；然而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武”字的本义却不是这样的。

在古文字中，“止”是“趾”的本字，开始也用来表示整个脚，后专指脚趾；又假借为“之”，少有用作“终止”的例子，这是后起义项。“止”字作偏旁时，多表示行动，所以“武”的本义是“戈”在行动，也即动用武力，与通常“止（停）戈为武”的解释正好相反。

这个例子对于上文所言，是一个很好的注脚。造字本义和后人的理解其实并无矛盾，关键是你的主旨是什么，如果你想知道“武”字的本义，进而研究古人造字的思路，或者是想研究商代的思想，那是不能使用“止（停）戈为武”的，而研究春秋时期的思想则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