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出发点与目标：
首先，理解这场运动的初衷很重要。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对农业生产的集中统一管理被认为是提高效率、支持工业发展、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人民公社的设立，便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其设定的目标宏大而激进：
提高生产力： 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兴修水利，机械化耕作，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解决温饱问题。
巩固集体经济： 取代个体小农经济，建立更大规模、更具活力的集体经济组织。
实现社会全面改造： 将农村居民组织起来，统一管理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打破传统的家庭和宗族观念，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支持工业化： 通过国家统一调配，将农业剩余产品以更低的成本投入到工业建设中。
军事化管理： 实行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和劳动纪律，便于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威胁或内部动乱。
运动的展开与初期表现：
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8年夏天开始，席卷了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在最初的几个月，确实出现了一些“轰轰烈烈”的景象。社员们被组织起来，在集体的旗帜下进行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如兴修水库、开垦荒地等。一些地区也迅速实现了粮食的“高产”。这种集体化的氛围，在短时间内确实调动了一部分人的生产热情，也让一些人看到了集体力量的“优越性”。
例如，为了实现“粮食卫星”的吹嘘，许多地方实行了“浮夸风”，报告的产量高得离谱。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按虚报产量征收公粮，导致农民实际口粮被极大地压缩。这种虚假的繁荣，是运动初期一个显著的特征。
现实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
然而，好景不长，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就暴露出了其内在的弊端和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
1. 违背经济规律，挫伤生产积极性：
“一大二公”的损害： 人民公社规模巨大，几万甚至十几万人组成一个公社，管理半径过大，难以精细化管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调配效率低下。
平均主义和“共产风”： “一大二公”的另一体现是平均主义。社员的劳动成果不与其具体贡献挂钩，而是平均分配，这极大地打击了那些勤劳能干的农民的积极性。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共产风”，即无偿地从生产队甚至个人手中“共产”粮食、劳动力、牲畜等，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随意调动资源，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生产自主权丧失： 农民失去了对土地和生产的自主权，生产计划由公社甚至上级统一安排，缺乏灵活性，无法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浮夸风”与自然灾害的叠加效应：
1958年的“浮夸风”导致粮食产量虚报，使得国家在征收公粮时，以虚假的数字为依据，农民实际上交出的粮食比实际产量比例更高。
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等。然而，由于之前国家调走了大量粮食，以及公社体制下生产效率低下，加之一些地方出于政治压力继续虚报产量，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
3. 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
人民公社化运动最惨痛的后果，无疑是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的大规模饥荒。据估计，数千万中国农民在此期间非正常死亡。饥荒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人民公社运动的制度性缺陷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
人们被迫食用各种非正常食物，农村人口大量外逃，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4. 对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
人民公社试图打破传统的家庭结构，推行公共食堂、集体宿舍，对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产生了冲击。
农村的许多传统习俗和民间组织被压制或取缔，基层社会结构被重塑。
5. “大锅饭”的弊端：
在公共食堂等供给制下，实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即不论贡献大小，人人享有相同的口粮。这导致一部分人“磨洋工”，整体劳动效率低下，而少数积极分子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长期下去，严重影响了劳动积极性和生产主动性。
运动的修正与调整：
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央政府在1960年之后开始对人民公社的政策进行调整。例如，一些公共食堂被解散，允许农民在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上有所发展，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家庭生产的自主性。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以及集体化的方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被坚持。
结论：
从实现其最初设定的宏大目标来看，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失败的。它不仅未能显著提高生产力，反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并对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它在某些方面的“作用”或带来的“经验教训”。例如：
大规模水利建设的尝试： 在运动初期，确实调集了大量劳动力进行了一些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其中一些工程至今仍在使用，对后来的农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集体化与国家工业化的联系： 运动强化了国家对农业资源的控制，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支持，尽管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对农村剥夺的基础上的。
深刻的历史教训：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一次惨痛的教训，它警示我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农民意愿，不能搞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和强制性的集体化。
因此，更准确地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宏大社会实验。它在追求理想化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暴露了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严重问题，其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这场运动的失败，直接促使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走上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更加符合农村实际的道路，这本身也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的一种反思和纠正。
网友意见
没有人民公社，绝对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第一：公社化有利于提取原始积累，可以进行快速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是怎么来的？里面最大的原因，就是公社化运动的结果。在上个世纪，最成功的几个工业化国家，都是实行集体化，军事化，或者是公社化以后的产物。国家工业化，和什么民主化，自由化，一点关系都没有。
比如苏联，苏联工业化如此的成功，就是从成立集体农庄开始的。苏俩成立集体农庄以后，收集农产品，反补城市的工业化。等城市里的工业化有了一些起色以后，工业又可以反补农业。
日本的工业化成功，也是从集体主义开始的。日本工业化时期，是实行绝对的集体主义，员工都是终身雇佣制。整个日本的经济系统，都有点军事化的味道。
韩国能工业化，也是在军政府时期。
集体化，或者是公社化，为什么那么成功？就是提取原始积累太快，可以用这些原始积累迅速工业化。
就如在中国，中国的十大名村，十大最富有的村庄。每一个都是保留人民公社体制的村子。甚至，百大名村里面，大多数都是这类村子。这些村子如此成功，就是大家可以把资金集合在一起，快速的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一户哪怕拿出一千元，只要人数够多，就具备天量资金。
现代大工业是规模越大，越优势。那种实行个人主义的村子，怎么能干的过集体主义的村子呢？
某些村子包产到户以后，三十年都富不起来。
第二：没有公社化运动，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工业承接。
现在有一种“神话”，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这话纯属放屁，印度劳动力更廉价，怎么无法成功呢？中国能成功的，承接全球的产业，到底有什么秘诀？秘诀很简单，我只说一次：“培育一个可以八点钟准时上班的工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工业化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需要人和机器，有一种完美的契合。在工业化的生产线上，让一个工人学会拧螺丝，真的是一教就会么？当然不是了，任何在生产线上劳动过的人都知道，在任何生产线上劳动，都是需要动脑子的。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工人，需要强大的纪律性，职业精神，还要让大家学会相互合作。一家企业，几百人，上千人的集体劳动，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大工程。能玩得起大工业的民族，是一群不开化的，毫无组织纪律的家伙们，就搞的出来的么？
中国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合作社集体劳动开始的。是集体化，培养了人和人的合作意识！也是合作化，教会了怎么算账，怎么进原材料。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能诞生一大批农民企业家？
因为，开一家公司和运营一个合作社，是没有区别的啊。中国一搞改革开放，中国人就犹如狼群一样的冲进世界市场，这是软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玩的出来的？
都说中国人的民族属性是“修地球”。我告诉大家这是不对的。以前，我们的民族属性绝对不是“修地球”。满清四亿多的人口，都干成啥事了？而毛泽东接手中国以后，三十年的时间，就修了八万多做水库，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完成了全民普及教育等等。。
中国人“修地球”的属性，是1949年建国以后，才出现的。而培养出中国人修地球属性的温床，就是从人民公社，集体化开始的。
第三：公社化重新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今天网络上的那些西方的什么民主精神，自由主义，等等乱七八糟的思想。在满清时期，民国时期，我们一点都不缺乏。什么民族议会，三权分立，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我们都搞过，但十分可惜，软弱的很，都没成功过。
中国人的精神崩塌，就是从“西学渐进”开始的。说一句不好听的，满清搞满汉一家亲，搞皇权专制的时候，可没亡国。满清亡国的开始，就是从一大堆洋务派搞洋务运动开始的。真正让满清亡国最重要的推手，就是“五四运动”。
满清亡国就是一堆洋务派，煽风点火开始的。这帮洋务派已砸烂旧世界为目标，但对如何建立新世界的理解，实在是让人感动。就如那些现代神话一样，国家只要自由，经济就发展。国家只要自由，民族如何如何。
这些话完全是屁话。共产党的成功，恰恰是组织化的成功。历史永远都有一个定律，少数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体，永远可以打败多数无组织的一盘散沙。
古往今来凡是一个强国，无一不是组织能力强大的国家。小日本洋务运动能成功，就在于进行了组织化。满清这边要搞推翻皇权，砸烂一切旧秩序，日本那边把天皇塑造成神话。德国能崛起，也是从塑造集体行动能力开始的。
中国的企业可以蒸蒸日上，就是从中国人，学会了“组织化”“集体化”开始的。公社化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绝对是一种洗礼。他对中国的精神文化，影响之深远，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
举一个例子，几千年来官员欺负老百姓，在中国的大地上都是一个历史常态。旧时代的地主，军阀，欺负老百姓有多残忍，三言两语都说不清。那个时候，不欺负老百姓的官员，是十分不正常的。
但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造，贪污腐败，官员欺负人这档子事，一下就变得不能忍了。中国人对官员之严苛，全世界都非常的少有。在一些比较野蛮，落后的国家，看大门的都要钱的。为人民服务？？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什么时候提倡过这个？
还有一个词，叫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一种折腾精神，改造自我命运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符合传统儒家精神的。
已理学为例子，饿死和失节之间，要怎么选？古代的儒家理学精神，当然是饿死被。
自己改造命运？？不存在的！你一个普通老百姓想改造命运？想造反么？
没有当年的公社化运动的精神重塑，改革开放之后的“个人奋斗精神”的叙事，都是不成立的。所谓的“XX精神”，只有种植在“大寨精神”上，他才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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