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秦始皇的儿子都不可封为王侯，而是为匹夫？

中国历史几千年，历朝历代，储君之位，也就是太子，由于与君权互需互制的特殊关系，都是极为敏感的位置。可是，大概唯独秦朝这一个朝代，可以说秦始皇的所有儿子，每个都是处在极为敏感的政治位置上。这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生时为匹夫，而且都未得好死的命运...

一、第一次路线之争与时人传统意识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秦国统一之初，海内化一。但凡时人能够知道的世界，基本上都属于秦国政权统辖范围了。这个时候，是将本为秦国一国的集权政治扩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还是以秦君为天子，重新对关东封建君主进行一次人事和族群洗牌，成为了朝堂上最为激烈的政题辩论。一派以当时的丞相王绾为主，主张封建制度。一派以当时的廷尉李斯为主，主张集权制度。

王绾主张封建，其实并非逆流之举，反而是很顺应历史传统的受众广泛之举。而从汉初郡国并行同姓王制度来看，未必不是合时宜的方案。要知道，人类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开始，到秦朝经历了：部落-城邦-邦国-王国-帝国。而集权的帝国制度被确立前，天下从来没有归属一家过。

这和时人的政治身份归属意识是有关的。在先秦社会，“民”自身就是依附并归属于贵族的财产，和土地、财货一样。在周朝只有天子、诸侯、大夫，他们是层层分封，层层授土授民，是不同级别的贵族，但却是对分属内土地与臣民拥有独立治权的“主人”，而非仅仅在高一级贵族的行政政务担职的官僚。虽然在诸侯政府中担任行政职务有助于维系家族利益的稳固。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

鲁国作为对周制较为坚持的国家，南蒯叛逃一例，最能表现出当时人的归属意识。南蒯是鲁国控制国家权力的大夫，三桓之一季孙氏的家臣。大夫是最低一级封建贵族，是君，他的家臣南蒯则是雇佣性质，是臣，非君。季孙氏将费地交由南蒯经营。南蒯后来却要造季孙氏的反，联合鲁国公室试图搞倒季平子。但不料平时顺从南蒯的费地庶民认为季孙氏是他们的主君，反而驱逐了为国君做事的南蒯。南蒯逃到齐国。齐景公骂他是叛夫，他却委屈的说他是想要匡扶公室，效忠于国君。作为齐国大夫韩皙更是追骂他，说他作为大夫的家臣却要效助国君，这样罪过更大。

这么一个简短的事例，却传达出了时人与后人截然不同的政治伦理意识：

• 于民而言，在谁的封地上就是谁的民。既然封地是国君封给大夫的，大夫就是他们直接的主君。他们不该越级效忠国君。
• 于家臣而言，和民一样，只是有权势的民，大夫是自己的主君，不该越级效忠国君，背叛主君可耻，会千夫所指。
• 于大夫而言，自己是直接效忠国君的。同理，自己也是不必越级效忠天子，背叛国君可耻。
• 于诸侯而言，大夫的家臣背叛大夫，去效忠诸侯，一样是不值得同情的叛逆。齐景公作为诸侯亦深彻认同此理。同理，诸侯自己则是效命天子。虽然东周时期，这层政治伦理已经崩坏，但这也是周天子僵而不死，以弹丸之地延续了四百多年的传统观念原因。

时人分级效忠，直属效忠的意识，与汉朝形成，直到今天仍适用的“位卑不敢忘忧国”爱国意识，是完全不同的。

秦宗室自己也是上古社会的原生贵族，由少昊部落、嬴姓部族发展而来。故而时人歌颂秦始皇统一功绩的时候，总说“永偃戎兵”“各安其宇”“天下和平”“法令出一”等等，提到庶民时，只说“黔首安宁”“振救黔首”“庶心咸服”一类的，而不会有后世视角那种爱民如子的论调。为什么呢？因为先秦贵族视民为己物，爱民如爱财啊。那时的主君，对“民”是占有和驱使性质的，最大的功德莫过于让“民”安宁的活着。这也不是秦一家，适用于所有诸侯国，是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观念。所以孟子“民为贵”之道诸侯会听，以向民间昭显亲民，但坚决不用，更不会以此立法。

先秦的政治伦理，就是这样产权归属层层分级的模式，是扁平化的。而非后来帝国制度下，职业官僚垂直化的中央集权治理模式。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步入文明，直到秦国兼并六国，这片土地上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一统”。虽然秦国在本国范围内的集权制度革命取得巨大功效，但在分治意识尚未完全瓦解崩溃之时，连秦国统一这一重要节点上的秦国丞相都认为，秦国仍旧应当在关东采取分封制度。可见，大一统集权制度，不仅不合关东风俗意识，并非天下共识，而且也不是秦国国内的政治共识。秦朝建立，实际上是第一次从制度层面削平等级身份，但过于迅速刚猛，没有西汉足够的过渡时间以适应转变自上而下的全民意识。秦朝甚至是第一个经历农民组建政权起义的时代。

秦朝皇子们虽然尊贵，但在当时个人显贵并不是拥有土地和人口及世袭权利的贵族标识。没有世卿世禄制的保障，先秦小宗支脉的沦落是非常快的。皇子们并没有得到先秦那样名正言顺的世袭贵族身份和权利。清朝的郡王、贝勒尚且能够世袭啊。当时不止是贵族阶级，连底层庶民也极为认同这种身份等级。在交通技术、传播技术尚不发达的2000多年前，有本土的封建贵族做主，对百姓而言，意味着更接近管理自身的主君，诉求可以更便捷的表达。总体来说，时人的意识是拥护封建等级贵族制度的，这种认知来源不仅是来自原生社会的分治传统，也是源自周朝定下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宗法制度后长期形成的社会、政治结构。

史料对事件的记载，作为高度浓缩的概括，并没有体现秦国国内，当时激烈的分封与集权路线之争。但李斯作为集权路线的领军人物，其观点被秦始皇所接受与认可，很快接任丞相之职，负责设计帝国新制度，可见斗争之激烈，秦始皇对路线贯彻之重视。这的确是一次改头换面的革命。对于王绾等秦国内部分封建制派来说，集权有范围，封建有程度，是一个分寸问题。而对于秦始皇、李斯等改革派来说，集权与封建二者留其一，是一个选择问题，且应当选择全面施行郡县与中央集权。而这次王绾的主张，是站在“请立诸子”的态度上，既考虑秦国的宗主利益，又考虑通过封建对关东“地远”之国的控制。这是对立国体制的深刻考量，是站在秦国利益视角的争论，比较温和。秦始皇做出采纳李斯大方案的决策后，并未对统一战争中担任丞相要职的王绾有任何个人意见。

王绾之所以坚持提出这一点，应是考虑当时施行全面的集权改革，是有明显现实阻力的。这个改革不仅让关东盘根错节的旧贵族大地主失去了对采邑土地人口的治权，甚至剥夺了他们的贵族身份。而广阔的关东地区，并没有经历西部秦国那样百年间渐进式的制度适应过程。远离帝国中央的他们甚至没有可依傍讨好的地方君主。主导着关东乡里舆论的地方世家，就算不求六国复辟，起码也期盼能有皇子就封，可以依附。事实上秦始皇的集权改革，之所以专门放到六国全部都兼并之后才启动，也应有不愿在统一过程中触碰关东地方豪族利益，给战事局面和统战局面徒增不确定性的考虑。

秦始皇26年，统一之初的这次路线之争，就这样过去了。一切看似尘埃已定。秦始皇此时也没有焚书坑儒，独尊法家。而是给予各学派一定的包容。期间，秦始皇封禅泰山，是中国第一位封禅东岳的帝王。此举属于开辟性质，是与“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徵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这段时期，秦始皇与儒生互相间还是抱有一定尊重的。但秦始皇遇到两次暗杀，说明反对势力仍旧潜伏在暗处。

形势急转直下是在秦始皇34年。

二、第二次路线之争与秦始皇的政治转向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博士，齐人，儒生，淳于越，再次提出分封，引发更为激烈的路线之争。“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这已经是直接谴责秦始皇采纳集权方案，是过错，是不泽后代的道德问题了。皇子们又被推到了舆论和政治斗争的前沿。这是把秦始皇架在道德的火炉上烤啊，不分封就是对不起祖宗和后代。以华夏族的宗法观念之深，可想秦始皇心中应当是很愤怒的，但君主居中牵衡是权力运作的基本手段。他没有直接发难，而是依规矩“下其议”。丞相，旧臣，法家，李斯，就又出面抗衡了。李斯这次也不像对站在秦国利益上提出温和意见的王绾那么客气了：“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就是焚书事件，以及全面树立独尊法家的“以吏为师”。这路线之争背后，不仅是各自的政治伦理、意识和理想不同，更是因统一而仕途渠道受阻的关东士人，与遍布中央地方的法家职业官僚的利益之争。以吏为师，其实是为李斯身后庞大的“法吏集团”谋求仕途渠道更加稳固之举。

李斯所说惑乱黔首的，对政策内心不服，在街巷毁谤政策，在君主面前自夸，在民众间带头造谣，甚至结党的，游学之士，其实就是到西汉中期仍旧活跃的纵横家、策士、谋士...秦亡汉兴，不仅是刘、项、韩这些军头的舞台，更是范增、张良、郦食其、陈平、陈余、张耳、蒯通、陆贾这些纵横家的成功...关东地区的复辟与反对势力，在秦始皇时期实则暗流涌动。

愤怒的秦始皇，再次做出决策：“可。”仅仅一个字，是秦国政治走入异端所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自此开始，法家独大，李斯迎来了权势的巅峰，车马仪仗非常显贵。甚至皇帝身边的人，都有了李斯的内线。直到秦始皇发现并处死所有涉嫌的宫人。紧随焚书而来的，就是储君斗争的白热化。储君问题爆发的开端，是所谓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35年，欺讽秦始皇的关东术士，侯生与卢生等人逃跑。司马迁记载他们背后说秦始皇的坏话，虽然都是抱怨诋毁的牢骚话，但我觉得有相当大的信息量：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秦国统一】
• 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尊崇法家】
• 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拉拢关东诸学派，专设拥有议政权（廷议）的高职博士相待，却不委以实权】
•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中央集权制度】
• 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法制与郡县制，地方制度】
•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中央集权制度】
• 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中央集权并不成熟，政务系统的分拣划归，权责渠道并不顺畅，诺大的国家出现后，皇帝就累成狗了】

这段话我觉得是极其珍贵的。因为术士，这一相对底层，但又同时是当时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关东人群，他们的评价恰恰是全局舆论的反应。而这中间，诸多对秦始皇独断控诉的描述，表意我们看起来都能理解，但结合那个分治与一统刚刚交替和反复碰撞的时代意识，我认为，那些是对中央集权，帝国制度的不适应与不理解。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如果这几句算暴政，后世所有皇帝都是暴政。秦始皇也略作解释说：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

•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始皇知道自己焚书的政策会打击文化，也做出一定弥补。】
•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诸生一直在民间进行舆论煽动活动】

秦始皇怒的是颠覆言论，“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这次坑杀的四百多人，不都是儒生，而是以各类术士为主，但他们大多“诵法孔子”，即追随儒家观点和舆论。可秦始皇没想到，这时，皇长子扶苏站出来了。

三、秦国继承人问题与路线之争的关系

秦始皇开辟帝国集权制度，也堪称最为集权的一次：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不封皇子。但扶苏作为皇长子，在深润宗法制，奉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华夏族群中，依旧是不成文的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却规劝秦始皇：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黔首是谁？就是老百姓。“远方黔首未集”，扶苏也道出了秦始皇越发独断的政治形势动因——集权制度根本没有受到关东人心认可。所以才有了淳于越的再次对集权制度的发难，代表学界、政界、知识界，制度设计上的不满。才有了关东术士对秦始皇的恶评，代表民间、底层的，粗浅认识上的不满。扶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也印证了，关东上上下下都是诵法孔子的，以儒家学派的封建理论为尊。这就是诸生煽动的舆论，反集权，要封建。扶苏认为应采取怀柔政策，做出一定妥协，否则不利人心局面。

为什么是扶苏站出来说这些呢？秦始皇为什么直接气得把扶苏送到边关军队里呢？

现在回归一下话题本身，秦始皇的儿子都是没有受封，没有实际贵族身份的匹夫。扶苏也是。但他同时又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公认的皇子中唯一的潜在得益者。因为分封与集权之争，已经引发了毁灭历史与文化，全面独尊法家这样的政治大地震。而且每次提出分封，都将他们推向方案的最前沿——皇子受封诸侯，在巨大利益与无端风险之下，在秦始皇最后五年突然迅猛而起的高压政策之下，他们岂会没有想法和忧虑？扶苏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兄弟们那同时带着不平与期待的目光，感受到了那股来自关东民心，来自家宗室的压力。他如果不表个态，或许将很快成为反对势力与自家兄弟们最直接的靶心。这是任何时代储君都有的压力。而在兄弟们人人自危，担心被法吏集团作为消除分封隐患而釜底抽薪时，那将是来自于整个皇子集团的压力。扶苏不得不说句话了，而且是站在坚持分封的人群那边，代表了自己的弟弟们...事实上这也有利于他继位后的稳定。毕竟没有了秦始皇活着时的权威声望，扶苏继位很可能会遭到封建势力的全面整治反扑。都说秦始皇独裁，秦始皇毕竟也不是能左右每个人心思的神，他再残酷的政治决定，都是经过廷议，自己只做居中决策，说一个“可”。不把自己放在直接的对立面，这是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所以，即使对儒家进行了一次强力的敲打，声望甚深的博士七十人，仍旧稳稳站在朝堂上，且持续到二世时期还有叔孙通这样结交豪强的能人。而关东，人心浮动，不仅六国复辟势力在蠢蠢欲动，连会稽郡守殷通这类代表秦国法吏的封疆大吏，也是见风使舵，野心勃勃之人...只能说，秦帝国的中央集权还不成熟，至少在思想舆情控制层面，尚且无力。

扶苏的压力，也就是在继承问题上的压力，也是有迹可循的。胡亥登基后逼死蒙毅时：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

秦始皇37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关东。“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从蒙毅临死前的话“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来看，蒙毅临死拍下胡亥马屁的可能性不大，似乎立胡亥也是秦始皇一直在考虑的事情。

从情感上讲，扶苏有着政治先见和贤名，我们都愿意相信秦始皇是突然死亡，让赵高李斯钻了空子，始皇本是要立扶苏的。陈胜说过，当时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司马迁的史记由于一手史料经历了焚书和项羽烧咸阳两次文献劫难，采用了一些民间传闻。描写极其隐蔽的沙丘之谋的一手资料是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了。但他采信了。所以这里我也只做一个假设一手史料源头就有问题的猜想：胡亥也许是正当继位的。近年出土的秦简也发现了胡亥奉召继位的文书，虽然这个并不能证明什么。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其实刘邦虽然是灭秦而兴汉，但汉帝国辖区却正是重合了秦国国境。承秦之制的汉，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涅槃的秦地。秦末虽然民怨沸腾，但秦始皇个人的威望仍是巨大的，刘邦早年对其评叹即可看出。毕竟是破天荒的人物，尤其在秦地。汉初如在继位合法性问题上抹黑二世，或有其现实的舆论价值。就像现在经常舆论运作的主要责任在谁和三七开评价，尽可能避开秦始皇这颗舆论上的烫手山芋。但毕竟，阴谋论：“只有受益者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秦始皇晚年贬谪扶苏，其实是牵涉储君在政治路线上站队的大问题，也属于一次政治震动。胡亥顺势得宠，都属于继承人问题的爆发。有人分析始皇帝让扶苏去蒙恬军里，是让扶苏历练掌兵，结识大将。这是一种可能，但如果胡亥继位是合法的，那扶苏受罢黜到匈奴与华夏杀掠之地，也许是始皇让他亲眼看看分封复辟，集权崩溃后可能招致的外祸。毕竟，以秦的军事控力，相比边军，咸阳的京师驻兵，才是皇位坐稳的关键。从后来胡亥和赵高轻松除掉军事集团代表蒙氏、冯氏来看，中央集权的秦政权力秩序，不足以让储君打造军事履历和过深军方人脉的必要。始皇一生也未曾统领大军亲临前线。扶苏最后以“软蛋”形象结束自己，难道仅仅是对一道诏书的失落和恐惧吗？秦始皇贬谪他的真正目的，他应该是知道的...有一点比较明确，秦始皇对扶苏继位，有对自身政治路线破产的担忧。

秦始皇推行“黔首自实田”后，忽然大起工程，“益发谪徙边”，以疲关东人力。或许是感受到黔首自实田推行艰难。诸生不遗余力得“为訞言以乱黔首”。扶苏也道出“远方黔首未集”的现状。“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关东流广泛传着秦亡谶语...集权制度不得人心，被很多人看做是独断专行的无道暴行，加上高压政策，黔首们迟早是要爆发的。胡亥继位后，也提到：

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但再看胡亥的继位文诰，“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可以明确感觉到，具有威望的秦始皇之死，的确是关东局势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黔首未集附，局势开始一点点失控。

四、诸皇子与秦朝的最终命运

胡亥是否为秦始皇所选定，历史真相不得而知。但胡亥为赵高、李斯所选择，断然无误。赵高在政治上是没有底线和疯狂的。李斯也显得天真。但他们俩却有一个共同点——信奉法家。

“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

能教皇子狱律令法事，在二世继位后，伸张法令，赵高的法家取向应该是明确的。虽然他也残酷的践踏了秦朝法制精神。这是他与李斯能坐上一条船，说服李斯的前提。李斯，是一个被说服者。他除了丞相的身份，还有一个，就是秦始皇的亲家。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

李斯的儿子都娶了秦始皇的女儿，李斯的女儿也都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这其中不知道是否有扶苏。李斯就算与扶苏不对付，但并未见记载有政怨私仇，做人和政治风格都厚道的扶苏上位对他总不至于下杀手。即使不扶持几个作为女婿的皇子，他与胡亥也无深交，为什么李斯要与赵高合作，非要选择冒险帮助秦始皇这个最小的儿子呢？真的是李斯一时糊涂，贪恋权位？或许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志向。对于一个屌丝逆袭的传奇历史人物，亲自为集权制度进行系统设计和操作掌舵的，帝国制度之父，秦朝改革总设计师，李斯看待事业，已经不是身价地位的层面了。面对黔首未集的巨大全局压力，那个摇摇欲坠，不被理解的新生制度，如同他培育成长却随时会夭折的孩子...

胡亥呢？继位后的一切迹象表明，胡亥也是一个法家主义者，虽然对法制的理解极其肤浅。从他对赵高的依赖态度来看，法家取向的赵高，也给他灌输了鲜明的法家倾向。他上台后，申法令，巡郡县，以示强。对秦始皇晚年的偏执政策，如发动几大工程加重戍边徭役，他不仅不纠正，反而火上浇油，变本加厉。胡亥是明确的秦始皇晚年政治路线拥护者和执行者。而这种可能早在秦始皇生前就已经显露的政治倾向，所以得到始皇宠爱，也是李斯不惜政治冒险，扶植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的政治白痴加毒蛇上位之原因...

那么，二世对那个始终处于高压状态的政治命题——分封or集权，是什么态度呢？显然，后者！有迹象吗？

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秦始皇吞并天下，废分封，行郡县，大国皆绝嗣，唯独留了已经迁徙，只有弹丸食邑的卫君。不知是他有功还是怎么，但他算得上是旧战国中唯一祭祀没有灭绝的国君血脉，秦朝仅剩的被承认的原生贵族。可是二世，无理由的，无利益的，将这存苗一把铲除，有何政治意义？坚决抵制分封，重申拥护集权的政策意志。

一条线写了太多，终于要说话题重点了，秦始皇孩子们的结局...

胡亥很可能是为了巩固集权制度而做了另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暴绝中华历史之惨案，就是杀光兄弟姐妹！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原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原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此前没有代入政治形势的考量，会觉得胡亥太疯狂，而秦朝堂形同虚设，如此惨绝人寰的事件不该轻而易举的发生，似乎总是说不通。但结合了政治路线之争，才发现这也许不仅是以新君个人意志就能完成的...

“诸公子必与我争”。这个争，或是争皇位，毕竟老丈人李斯还在位啊。但也不排除争地盘，即推助分封制，公子们想做诸侯。

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

始皇有二十余子。古时说子也可包含女儿，这里的子不确定是算上所有子女，还是仅儿子就二十多人。但从赵高后来挑选秦王，从旁支中还只挑出一个年长的子婴来看，秦始皇的孩子很可能是都被杀光了。

於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惨遭无端杀害的十二个公子加上十个公主，加上扶苏、胡亥，恰好二十多人。

诸公子必争，除了不认可胡亥年龄继位的合法性，难道没有自知险境被逼铤而走险？那险境又会是什么呢？已经发生了：全部遇害。这种还未发生的“必争”与最终发生的“尽诛”的较量，为什么胡亥与诸公子双方对彼此都心知肚明？这背后是多大的政治势力博弈？不得而知...

这件惨案爆发后，司马迁有一句话值得玩味：“黔首振恐”。

很多分析认为，这里是司马迁夸张了，毕竟是高层权力斗争，平民就算震惊，骂娘，也不一定要恐惧。但如果结合分封制度在关东黔首长期的舆论造势，黔首长期以来对始皇帝诸公子能够被就封为关东诸侯的期盼，期待结束那种被遥远帝国中央无度驱使的苦日子...好赖给个本地的诸侯或大夫嘛，在那个穷人连写字竹简都用不起的大文盲时代，也好近距离表达自身的民意诉求啊。当得知秦始皇的儿子全部遇害，无一人幸存时，种长期的舆论期待瞬间破灭了。秦朝分封制度几乎被釜底抽薪，可能性成零了...黔首的振恐，以及失望，这样理解是否就变得自然了？

“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遇害的，还有李斯的多个女婿和儿媳。李斯等高层大吏竟不发一语。此案发生同时，赵高还杀了一批“郡县守尉有罪者”，其实也同时是对前朝老臣李斯所代表的法吏集团动了刀。胡亥此时继位只有两三个月，在外巡游，李斯不愿正面抗衡胡亥，还弹压不了总管公车事务出身的赵高势力？恐怕，李斯没有任何动静，也是忍痛杀亲，壮士断腕，也是为了能对越发激烈的分封制压力进行釜底抽薪...为了他的制度和理想长存...他选择不止是胡亥，更是自己的路线。所以高层官僚集体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行径出奇的沉默，甚至是默许。

可是上天和他们三个人都开了玩笑。仅仅三年，李斯苦心呵护的事业和制度，也如摇曳中骤落的残花，败了。赵高醉心玩弄的阴谋和权力，也如漆黑中闪现的昙花，没了。胡亥一心追求的安稳和逍遥自在，也终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水月镜花，碎了。一同失去的，还有他们本可以不戛然而止的生命。暴力强制输给了暴力反抗。封建制度回归了，中国集权革命的历史步伐，停滞了近一百年...秦汉之交，以家家有冤魂，父子暴尸于道，远超战国统一战争的惨烈，与秦始皇时期的和平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也用天下户口三减其二，血流成河的代价，教会了当时每个华夏族人：统一，总好过为意识形态而战。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

胡亥残杀所有兄弟姐妹之后，仅三个月，大泽乡起义的燎原之火便熊熊燃烧。而那杆高高举起的复仇大旗，不仅浸染着关东黔首的民心血泪，也哀哭召唤着扶苏萦绕不去的灵魂...以及悲彻华夏大地的二十余条血脉冤屈...

1976年10月，在秦始皇陵东侧发现大量的陪葬陵墓，陪葬等级很高，从里面的佩戴品来看都是皇家专用，十分尊贵。可里面尸骨却杂乱无章，全是一块一块的，显然都是残杀酷刑下的非正常死亡。专家研究确定这就是秦始皇子女陪葬坑，里面凄惨无比，这也说明史书记载的准确性。

赵高、胡亥、李斯，他们不明白，高高在上的权力，不仅是由实体的行政体系所构架而成，更是被一种无形的信誉网络所托举。一旦不顾公德人心，严重透支权力的信用，那结局只会是从高处坠落的，粉身碎骨！从这个角度上讲，秦与胡亥的命运，倒是给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以深刻的案例教训与可能性展示，鞭策了汉朝贤君政治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