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用直百钱剥削蜀国老百姓，这个合适吗？
“直百钱”究竟是什么？
“直百钱”顾名思义，就是指面值一百钱的铜钱。在东汉末年，也就是刘备占据蜀地前后，社会动荡，货币混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各路军阀为了筹集军费，常常会发行自己的货币，或者通过各种手段回收旧钱、贬值货币。
当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除了传统的五铢钱，还有一些铸造粗劣、价值虚高的私铸钱。在这种情况下，发行一种价值稳定的货币，理论上是可以稳定经济、方便交易的。
刘备的“直百钱”与“剥削”的关联
关于刘备在蜀地发行“直百钱”的说法，主要源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的一些记载，以及后世的解读。
铸造“直百钱”的背景： 刘备进入蜀地时，刘璋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民间经济凋敝。为了稳定蜀地的局势，筹集军费，以及统一货币，刘备确实进行了货币改革，发行了“直百钱”。
“剥削”的可能解读：
价值对比的“剥削”： 如果“直百钱”的实际铜含量，或者其兑换旧钱的比例，低于其面值所代表的价值，那么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变相的“剥削”。也就是说，老百姓用价值更多的旧钱，去换取面值更高但实际价值较低的新钱。这本质上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强制性地转移了财富。
税收的加重： 即使“直百钱”本身价值稳定，但如果其发行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那么政府很可能会通过增加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支撑新货币的流通。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负担会加重，也会被视为一种“剥削”。
垄断利润： 铜钱的铸造本身是有成本的。政府垄断了货币的铸造权，就可以从中获取铸币利润。如果这个利润过高，或者说政府的铸币成本远低于其面值，那么老百姓为购买这些货币所付出的代价，就包含了这部分利润，也带有“剥削”的意味。
历史的复杂性与“剥削”的判断
然而，将刘备铸造“直百钱”简单定性为“剥削”，可能过于片面。我们需要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
1. 战乱时期的必要手段： 东汉末年，各地战乱频仍，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军费开支巨大。发行新货币，即使存在一定的成本转嫁，往往也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稳定局势的必要手段。如果刘备不发行“直百钱”，任由货币混乱，其统治基础可能会更加不稳，老百姓也可能面临更糟糕的经济困境。
2. 与同期的对比： 与其他军阀相比，刘备在蜀地的货币政策是否更“剥削”？我们无从得知。但很多割据政权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敛财，试图巩固自己的势力。
3. 刘备的政治形象： 刘备一贯标榜“仁义”，其执政理念也强调“爱民”。如果他真的进行了大规模的、赤裸裸的“剥削”，恐怕会严重损害他的政治声望。史书中的记载，往往也需要结合其整体的政治宣传和行为来解读。
4. “直百钱”的实际影响： “直百钱”在蜀地流通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在蜀汉政权后期，其面值甚至被进一步提高（如“五铢钱”改为“直百钱”，面值是一百，但实际价值可能更高，也有的说法是“直百钱”就是五铢钱，只是面值改了）。这说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被接受和流通的，至少在官方层面是为了稳定经济。
总结：
说刘备用“直百钱”剥削蜀国老百姓，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依据，但“剥削”的程度和性质需要仔细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看： 任何政府发行货币，其铸币成本与面值之间的差额，都可以被视为一种“铸币税”。如果这个差额过大，或者新币的实际价值被严重低估，那么对百姓来说，确实是财富的转移，可以理解为一种“剥削”。
从历史背景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刘备铸造“直百钱”很可能是为了稳定政局、筹集军费的必要措施。其目的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为了“剥削”。
从道德和政治宣传上看： 刘备的“仁义”形象，使得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不会进行过度的、不义的剥削。
所以，与其说刘备用“直百钱”是赤裸裸地“剥削”，不如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为了维持运转，通过货币政策进行的一种资源调配，其中可能包含了对老百姓利益的某种程度的牺牲。这种牺牲是否“合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与其他军阀的比较，以及刘备是否尽力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的经济理论和道德标准去套用那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而是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下去理解。刘备铸造“直百钱”，更像是一个统治者在极端困境下，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其中必然伴随着对资源的汲取，而这种汲取对老百姓而言，很可能就是一种负担。
网友意见
老哥，我是薯粉黑，我可不是蜀黑啊。
乱世军阀的第一要务是整顿好强大的军力然后去打仗，不是改善民生啊。
老刘的直百钱，老曹的屯田制，老孙对山越的三光政策，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强兵，然后出去揍人。
我反感薯粉动不动季汉精神情怀，然后对曹操孙权双标对待。但没必要按军阀的标准要求曹操孙权，按圣人的标准要求刘备。这一样是双标。
堪称蜀汉政权的一大善政，也算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多、可圈可点的经典政业。只是长期以来遭受曲解，大多差评。大史家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里说：“刘备在益州复铸直百钱，圜法愈趋紊乱矣。”
公元214年刘备攻占成都后遭遇财政危机，军需供应严重短缺。名士刘巴说这好办，只须铸造直百五铢钱，让各级官府开设官市，平抑物价即可。刘备照办，于是在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当时的史料记载只有这么多，原文不再照录。下面是直百五铢钱。
单纯按照史料记载，蜀汉直百五铢钱原本没法评说其善恶。后人所以恶评如潮，是按照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直百五铢每个只有大约９克。而两汉五铢钱每个大致3.5克。直百五铢的“直”通“值”，就是一个重量不足三个五铢的新币，价值却是后者的一百个。
乍看上去，这是赤裸裸的经济盘剥。
古人信奉等价交换的理念，钱币本身得有相应的价值才算公平交易——这种朴素的货币等价计重理念，一直到上世纪的上半期仍然是社会公识。“袁大头”就是当时典型的计重货币。
但是按照这种传统的货币计重理念来看，蜀汉直百五铢的发行还有更离谱的。根据考古出土的实物秤量，这种钱在此后发行中不断减重，越铸越小，越来越薄，从原来的八九克减到五六克，后来减至两三克，到蜀汉后期最小的还不到1克。像下面这些，币面小得连字都容不下了，所谓“直百五铢”，铢字笔划太多，干脆省了，仅留两个字：“直百”
三枚直百的重量还不抵一枚五铢，但它一枚仍然抵它一百枚。
所以，后世历来把蜀汉直百五铢与王莽的“大泉五十”(一枚值五十枚)、“契刀五百”（一枚值五百）、“一刀五千”（一枚值五千)，和董卓小钱、孙权“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提并论。
如果单纯按照发行时的兑换情况看，蜀汉“直百五铢”与“一刀直五千”“大泉当千”等著名劣币还真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小斗出、大斗进”，都是以少换多、以小换大，都是虚值大币。而在那种货币计重时代，人们对于虚值大币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弃之如敝履。王莽、董卓、孙权的货币改革都因此遭到强烈抵制，直接导致货币体系崩溃，是载入史册的粗暴恶政。
只有蜀汉政权的直百五铢能够长期保持稳定流通，而且后来的考古出土表明，当时还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因为在江浙、安徽和河南、河北、陕西乃至新疆，都有蜀汉钱币出土，有些地方出土的数量还较大。这表明蜀汉直百一直是稳定流通的，也意味着刘备当年发行直百五铢钱，对于益州民众来说其实谈不上什么剥削、榨取——流入东吴的曹魏的直百五铢如果只是用于边贸的话，应该说也不存在盘剥，但是这些虚值大币一旦在其内部流通，那就是蜀汉政权对于东吴和曹魏的财富榨取。
名士刘巴提议铸造直百五铢钱，各级政府开设官市流通，按照现代的理解就像是校园餐厅里发放就餐卡，大学生入学，先要往卡里充值。当年的蜀汉民众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真金白银换成一堆虚值大币，看似没有任何公平可言。问题的关键在于，考古出土表明这些货币是长期持续流通的，因而蜀汉民众既要把粮食、布帛、土地、房产兑换成虚值大币，同样也能随时用这些虚值大币去兑换粮食、布帛、土地、房产等他们需要的物品。这个过程也像现在把工资、存款转入微信、支付宝，只要能够稳定流通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刘备政府当年的实际收益，只是一笔笔社会财富流经国库时的留滞价值，其实也是政府对于民众的无息负债——这是任何政府“央行”的天然红利，并非只是蜀汉如此。蜀汉货币大量流入东吴和曹魏，则应该是当时的北方和江浙等地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紧缩，由于钱币系统瘫痪，民间根本无钱可用——没有能够保值流通的信用货币，因此叫通货紧缩，百物自然贬值。此间的情形可参照防疫紧张时期的消毒夜、口罩。
蜀汉直百五铢钱虽然背离了货币计重原则，却具有现代信用货币的核心要素：政府信用。诸葛亮当年毫无疑问在益州打造了一个稳定有效、清平有序的施政体系，从而使政权具有良好信用，因而能把这种政府信用附加于货币之中。在坚挺的政府信用面前，货币自身的大小、轻重、自身价值统统无关宏旨。现在站在信用货币的角度回望历史，反倒感觉之前的计重货币问题一大堆，尤其是极其庞大的资源浪费，原本用木板、纸片乃至数码可以解决的问题，当年却需要动用当时最稀缺、最昂贵、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金、银、铜、铁、锡等，而且动辄数十、百吨。按照史料相关记载估算，如果两汉时期的铸币耗费投放于军械，完全可以装备另外一支与当朝规模相当的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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