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英格兰的议会制政体没有像波兰一样制约其国力以及产生内乱?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深刻的问题,涉及到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历史演变、文化传统以及地缘政治等多个层面。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英国)的议会制政体,虽然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内部斗争,但其最终演化出了一种相对稳定且能够有效制约君权,并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方式,而波兰的议会制(或更准确地说,贵族共和制)则在历史上陷入了内乱和国家衰弱的困境。

要详细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异,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一、 议会制的核心逻辑与英格兰的早期发展

首先要理解,无论是英格兰还是波兰,其议会制(或贵族共和制)的核心都是限制中央权力,特别是君主的权力。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参与者的范围以及最终的权力分配结构。

1. 英格兰:渐进式妥协与权力分配的演化

《大宪章》(Magna Carta, 1215)的奠基作用: 这是英格兰议会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法,而是限制国王权力的一个重要法律文件,确立了“国王也要受法律约束”的原则。虽然最初是为了贵族的利益,但它为后来的议会权力扩张埋下了种子。
议会的逐步发展与吸纳不同阶层: 英格兰的议会(Parliament)从早期由贵族和教会代表组成的“大议会”逐渐演变成包含贵族院(House of Lords)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二元结构。下议院最初代表的是骑士阶层和市民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代表性逐渐扩大。这种逐步吸纳不同社会阶层的过程,使得议会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多元利益,也为社会矛盾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渠道。
“议会至上”理念的形成: 通过长期的斗争,特别是与国王的权力斗争(如英国内战),英格兰议会逐渐确立了其在立法和财政上的主导地位。“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成为核心口号,进一步巩固了议会控制财政的权力,这是制约君权的关键。
行政与立法权力的分离与制衡: 尽管早期君主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但议会通过对国王的财政控制、法律否决权(虽然不常使用)以及最终在内战后确立的责任内阁制(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首相,对议会负责),实现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相对有效的制衡。这使得国家机器在议会的监督下运转,避免了权力滥用。
相对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国家认同: 尽管英格兰内部存在地区差异,但其法律体系(普通法)相对统一,加上长期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为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奠定了基础。

2. 波兰:贵族共和制的局限性

贵族共和制(Szlachta Republic)的特殊性: 波兰的历史上,统治阶层是拥有广泛特权的贵族(Szlachta)。他们的议会(Sejm)权力极大,甚至被认为是“国王的附属”,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但这种“共和”是贵族的共和,而非全民的共和。
“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的致命缺陷: 这是波兰议会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也是导致其衰落的关键。任何一个议员都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任何一项法案,甚至可以解散整个议会。这使得议会几乎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国家治理陷入瘫痪。
贵族集团的利益优先: 贵族们更关注维护自身的特权和利益,而非国家整体的强大。这种狭隘的集团利益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和低效。
中央权威的极度虚弱: 国王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而议会又因自由否决权而无法有效运作,导致中央政府缺乏执行力,无法统一对外。
缺乏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中央集权基础: 与西欧一些国家相比,波兰的中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而贵族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使得国家缺乏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支持中央集权的社会力量。
对外干涉的门户大开: 由于国内政治的混乱和无法有效采取一致对外政策,波兰成为了周边强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干涉的温床。这些国家通过操纵波兰议会,加剧了国内的分裂,并最终导致了波兰三次被瓜分。

二、 历史演变的路径差异

英格兰的革命与改革: 英格兰的政治制度演变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如“玫瑰战争”、“英国内战”等剧烈的冲突。但这些冲突往往是在围绕权力分配和制度改革展开的,并且最终通过妥协和改革(如光荣革命)走向了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制度。内战虽然激烈,但其目标更多是确立议会的地位而非完全推翻现有社会秩序。
波兰的内部政治动荡与外部压力: 波兰的内部问题,特别是自由否决权带来的政治瘫痪,使其无法应对日益强大的邻国。其政治制度的僵化和贵族集团的短视,使其难以进行必要的改革。外部势力更是利用其弱点,不断地进行干涉和分化,最终将这个制度推向了毁灭。

三、 外部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影响

英格兰的岛国优势: 作为岛国,英格兰在历史上相对不容易受到来自大陆强国的直接入侵和大规模干涉。这为英格兰内部的政治改革和制度演变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波兰的地理位置: 波兰地处欧洲平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使其成为周边几个强大帝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的交汇点和缓冲区。这种脆弱的地缘政治位置使得国家在任何内部不稳定时都容易遭受外部力量的干涉。

四、 社会结构与文化因素

英格兰的社会融合: 尽管英格兰内部也有阶级分化,但其社会结构相对更加融合,特别是城市和商业阶层的兴起,为国家整体力量的增长提供了基础。
波兰贵族阶层的排他性: 波兰贵族作为统治阶层,其权力来源和特权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他们不愿意与除同等级别的贵族分享权力或利益,这限制了政治改革的参与基础。

总结

简单来说,英格兰的议会制政体之所以能够有效制约国力而未产生内乱,是因为:

1. 其制度设计逐步演进,形成了相对均衡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如议会至上、责任内阁)。
2. 其社会阶层能够相对有序地参与政治过程,或通过妥协、或通过斗争最终实现制度调整。
3. 历史上的剧烈冲突(如内战)最终导向了制度的改良而非彻底的破坏。
4. 其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减少了外部强国的直接干涉。

而波兰的议会制(贵族共和制)则走向了衰败,主要原因在于:

1. 其制度设计(特别是自由否决权)存在根本性缺陷,导致政治瘫痪。
2. 政治权力被少数特权阶层(贵族)垄断,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改革动力。
3. 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应对外部威胁。
4. 其脆弱的地缘政治位置使其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干涉。

因此,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英格兰的制度是一种不断适应和演进,最终实现权力制衡和国家稳定的框架,而波兰的制度则是一种僵化、内耗严重且无法应对时代挑战的制度,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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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反驳一下题主的论述。

英格兰的议会制度是从诺曼入侵之后就订立下来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平衡国王与地方领主的利益。在议会制度确立之后,国王的权力不断地被削弱,甚至出现了国王被贵族武力威胁签《大宪章》这种事情。

英格兰议会一般而言说的是1295年爱德华一世所召开的“模范议会”,这次议会被视为之后议会的模范。征服者威廉是改组了前朝的“贤人会议”,通称“大会议”或者“御前会议。通过对英格兰各路土地拥有者的重新洗牌,分封亲信,将贵族封地分化,从而掌握了对御前会议的控制权,提高了国王在英格兰王国的影响力与权威,英格兰议会制度并不是诺曼入侵之后就订立下来的,而是改组前朝的类似机构。此后御前会议实际发挥着咨询的作用,但是征服者威廉为了表示尊重英格兰的习惯,凡事都会征询御前会议成员的意见,比如征收新的税收,颁布新的法令。其次,约翰王被神圣军队武力强制签约<<大宪章>>不是御前会议所导致,御前会议是由以效忠约翰王的彭布洛克伯爵威廉•马歇尔为首的土地大贵族和以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为首的教会人士中立调解派,1214年圣诞节的圣殿集会实际上有一个世纪后议会的几分影子,本质上更像又一次贵族的武装叛乱,跟御前会议制度一起的是强化的王权。<<大宪章>>所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且不说能否限制约翰这种君主,后世对<<大宪章>>的运用,多是提供一个先例,一个君主和贵族乃至第三等级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冲突和确立法案。

但是很奇怪地,这种制度并没有使英格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得到削弱。在介入欧陆战争、乃至后来在新大陆争夺殖民地、到最后在全世界维持不列颠的殖民秩序,英格兰议会制度似乎并没有限制作为统治者的国王所能够调配的资源,也没有造成国内政令不通地方阳奉阴违的情况,更没有导致地方封建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阻挠改革强行为农奴制续命。

议会权力的强大实际上确实阻扰了国王很多行动,比如爱德华一世与腓力四世的战争,因为实力强大的土地贵族不愿为国王在法国战争服军役,也不愿意通过一项征税的法案援助国王(实际上他们更愿意在不列颠群岛为国王无偿地服役)。比如亨利五世去世后的百年战争局势,1422年到1428年,英格兰没有开征过任何一项公共税,极大局限了在法战局的主动性,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议会是控制了王国的财政资源,不能说没有限制国王调动国内资源。而政令地方阳奉阴违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玫瑰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地方势力崛起,地方豪强带兵咆哮国王法院的事情倒是常见,至于贵族埋伏仇家公然约定会战的事情,更常见。比如1453年的斯坦福桥战役,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各自集结上万家兵约定在此决一胜负的时候,国王政府的勒令一通又一通也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愤怒,还是在斯坦福桥打了一场。与其说阳奉阴违,倒不如说阳奉都没有。

注:我知道玫瑰战争,但是英格兰贵族至少没有像瓜分波兰中的波兰贵族一样,对国王的征召无动于衷,在外国军队入侵时喜迎王师登陆,这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英格兰贵族队伍国王的征召无动于衷喜迎王师的事情不少了,就算不提那些得到外国帮助的内战,也有狮子路易和荷兰执政威廉的事情,狮子路易那次约翰的支柱和抗法英雄长剑威廉都加入支持狮子路易登位的叛军了,荷兰执政威廉登陆的时候,约翰•丘吉尔的王军直接阵前倒戈。

再说一下英格兰议会制度和波兰议会制度的差距,我对中世纪波兰政治的研究不多,但我想问题应该出在贵族个人否决权和地缘位置。还有英格兰议会始终是很难动摇王权的,推翻爱德华二世靠的是贵族的合力和运气,推翻理查德二世靠的举国同心和时势,而玫瑰战争,约克家族本身就是凶多吉少,在爱德华四世正式加冕之前,得到的贵族支持本身就少得很,连前两次反叛战争的贵族联合支持都缺乏,只是兰开斯特国王是一头坐在王座上的驴加上绝佳的时运而已。而与王权息息相关的国王经济能力,“在约克王朝之前,王领土地都是分封出去而不是收回”,约克王朝的确立不同于前两次反叛战争所带来的王权削弱的结果,大量贵族的死亡和土地转手,大量的贵族土地被收回王室,越过议会开征新的额外税,尽量少召开议会,都增强了王权。在英格兰迈入近代的时候,英格兰王权的迅速复兴为英格兰提供了在下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区域强国和国际之间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比波兰王权在中世纪的衰落而没有采取长久的政策使其上升,或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吧。回答有错误或者遗漏,敬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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