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斯大林作为格鲁吉亚人却会成为大俄罗斯主义者而执著地服务于俄民族利益而不是相反呢？

有所谓的大俄罗斯主义实质是坚持留里克王朝以来，秉持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叙事。

最主要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国家观有很大区别。主要内容在于《国家与革命》里面，"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结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

而列宁区分了两类国家，一类是"政治国家"，即有阶级斗争和分工对于所有制中共同利益分配和阶级缓和的暴力机关。，二类是非政治国家，这种国家出现在资本社会之前和未来的资本社会之后。（源头主要还是《法兰西内战》的内容）

于是第三条道路被提出来。

“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无产阶级民主，即国家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东西。"

于是在这种框架指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类似于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将国家变成一种"非阶级共同体"的概念。而奋斗的目标首先是通过斗争消灭"政治国家"的阶级性，然后通过民主转化形成共产主义的非阶级国家。

这种非阶级性国家必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各民族基于自治和共同联合体，那么对于区域民族的所谓"民主转化"是持非常宽容的态度。

明白列宁的政治哲学立场，就很容易理解列宁为何施行新经济政策了。新经济政策是"转化工具"。

而斯大林不一样，他基层组织工作出身，革命前斯大林几乎游历过俄罗斯大地的大部分城市，考察过基层状况，也实质性引导过运动，接触过各种各样地方势，加上欧洲局势不稳。

地方错综复杂，国内外势力交织。

所以斯大林对于俄罗斯内部结构整合的，并进行大生产的欲望非常强烈

==============后面撕逼可以不看==================

1，我什么时候否则社会变革需要经济基础了？？？这个靶子自己树起来很好玩吗？

首先麻烦你先知道一下经济基础是什么，上次把苏联的列车炮认错的遗风又来了。

。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并且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

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

也就是说，这里的“经济基础”是：把交往形式或市民社会看作是与物质生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从物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把它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即整个物质社会的社会关系，即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本身是物质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包括思想的社会关系，人们（或阶级）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并决定他们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的地位。”

2，关于《幼稚病》，那篇文章中所批判的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无政府主义有相通之处，往往是对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给出了明确定义，而“补资产阶级革命的课”和一系列实用主义表现恰恰才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体现。

3，关于原观点：

“然而并不是。列宁在行政思想上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既定前提，而在《四月提纲》开始，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长期过渡目标，列宁的组织建设中国家是作为调配者的角色，包括土地收归和大企业收归两项政策，而新经济政策的租借贸易和粮食改革均是以“工农联盟”基础的，看过《国家与革命》就知道列宁有两个行政尺度，分别为国家和工农资质联盟，同时衍生到中央地方关系，而列宁的最终目的是后者消弭前者，形成非政治性国家和普遍社会主义民主（民主这个价值最早是苏联的建设目标，后来才被西方坑过去）。这个尺度和联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后的斯大林主义是有根本不同的，斯大林时代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对工农联盟进行了党政化改革，以及经济组织的国家化改革，这两者之间的连续性是想当然的结论，这两者都不是显然的，现在俄共还存在争议列宁与斯大林的定位争议，瓦姐既然懂俄文的话，可以翻来看看。。“提供物质基础”这句话没有任何论证性，因为他是对建国初一系列政策与正义的阶段性总概括，但不能反过来证明连续性，这是逻辑问题。

个人意见，供参考”

4，

“第31卷（国家与革命第三章）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无产阶级民主，国家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国家的东西”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体系内自发完成的量变过程。而是通过建立公社——打碎旧国家机器为前提的。列宁着重指出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必要性——公社作为取代旧国家机器的社会组织拥有自己的镇压手段——多数人镇压少数人。那么试问，新经济政策鼓励发展的小农的、分散的、自发的的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是如果不是作为一种国民经济恢复的权宜之计，又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和我的观点有矛盾吗。？胡乱引用文本的是谁？

我的原话“列宁的国家观中无产阶级专政是前提”

首先就说明了列宁的暴力革命首先要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前提，我什么时候说了“转换资产阶级的工具了。

我开头就认为斯大林的改革正当性就在于，他是当时基于实用状况下的权宜之计，包括巩固一国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什么时候说了，新经济政策不是权益之计了，我所谓的“转换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后的最终目的在列宁国家观中是实现普遍民主，我才说新经济政策是整个过程的转换工具的范畴中。

补充：

1，秉持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叙事？

原话，“有所谓的大俄罗斯主义实质是坚持留里克王朝以来，秉持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叙事。”

这句话定义的是大俄罗斯主义，

我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所以斯大林对于俄罗斯内部结构整合的，并进行大生产的欲望非常强烈。”

那么我们来看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首先是各边疆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完成这个任务。崩得（注：崩得（依地语“Bund”一词的音译，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崩得成立于1897年，参加者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1898年3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以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形式上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它在党内一直支持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它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这个纲领性的要求相对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俄共（布）。）从前强调共同的任务，现在却把它自己特殊的纯粹民族主义的目的放在首位，甚至把“过安息日”和“承认犹太语”当作自己竞选运动的战斗性条文（注：见《崩得第九次代表会议文件汇编》。）。高加索也步崩得的后尘：一部分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从前曾和其余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否定过“民族文化自治”，现在他们却把它当作迫切的要求提了出来（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至于婉转地肯定民族主义动摇的取消派代表会议（注：取消派代表会议（八月代表会议）是1912年8月12—20日（公历8月25日—9月2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列•达•托洛茨基在会上组织了反党的八月联盟。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崩得、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以及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和前进集团的代表等。从俄国国内派遣代表的有彼得堡的“中央发起小组”以及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的编辑部。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侨居国外的，与俄国工人阶级和地方党的组织毫无联系。会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系列纲领性要求作了修改，并且反对秘密党的存在。），就更不用说了（注：见《八月代表会议的通报》。）。

　　由此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已经明白的。”

所谓结构整合。而这个结构整合就是排除所谓的民族自治主义者和小资阶级性的地方党政社团，进行党政整合。

2，原来斯大林对党和工农联盟的关系不是从列宁主义的原则出发的？

找不出我说过这句话，属于树靶子。

原话：“ 个人态度，列宁与斯大林既没有连续性，也没有割裂性，斯大林对于列宁不是扬弃而是国家框架下的和解。”

为什么这说？

来自斯大林的原文《列宁主义的基础》。

承继列宁主义理论，并与实际工作和解。自己看我必须指出那一句话。

其次，关于结构整合。

以上是对于

3，所谓”列宁要补资产阶级的课。“

你自己的原话是：

我的原话是“列宁的在暴力革命后，依然诉求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其革命观的基本点是已经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现状，在这个现状之后寻求普遍民主，新经济政策只是个权益之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整合过程，根本不代表列宁要补什么资产阶级的课。“

证据，先来看这一段：

斯大林在《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中与列宁建设的基本分歧。这是他后来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看法的形成前提。

其次，后来斯大林对于列宁主义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变革和理解。

主要文本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

这才是我为什么说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个权宜之计，”所谓以退却换取进攻“的权宜之计。并且在此处斯大林与列宁的执政方式做出了一部分继承，然后在另一位面上，是将党内实用主义者（第二点中提到的那几位，比如普列汉诺夫）做出了分割，强调了新经济政策后的无产阶级重新主导的预期。

其次，斯大林在这篇论述中更加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阶级主导性，和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府建立（专政掉剥削者们），尤其是对于“不断论”进行了批驳。尤其是界定了苏联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以及对于国际间社会主义社会广泛建成的联合问题，这才是我提到的国家框架。

这才是回到我的结论：

”个人态度，列宁与斯大林既没有连续性，也没有割裂性，斯大林对于列宁主义不是扬弃而是国家框架下的和解。“（当然更没有抛弃列宁主义，而是有所改革）

4，我有说斯大林主义是否可用？

5，继续关于”列宁要补资产阶级革命的课？“

在论小资产性那篇文章里面，农民和农奴制，生产力与领主封建性的矛盾并存以致于不能期待俄国以某种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地主阶级专断的方式来引发专门的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把小资阶级，农民阶级的矛盾单独用天平摘出来的做法，忽略其整体性，均是不可取的做法。

这个观点出自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6，关于“转化工具论”。

我认为转换工具论是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战时经济过后的一个权宜之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进行新社会建设的，渡过过渡时期的一个转化工具。而列宁非常强烈地表示过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定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下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

“列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一方面，列宁认为，鼓励发展贸易自由是现实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这是基于当时俄国现实的、没有别的办法的选择，“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16)另一方面，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对于苏维埃俄国并不可怕，因为政权和大工业掌握在工人手里，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和国家的经济命脉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因此，在俄国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而无害，关键在于掌握分寸。大工厂的开工，经济的发展，将会大大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生产状况，而改善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得以巩固。新的经济政策没有改变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根基。”

以上这一段转述自，《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

这才是我所谓的“转化工具”，而并非列宁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出的补资产阶级课的药方，而实际上巩固的是无产阶级的“地位”而不是“专政”，其次是通过大工厂开工来改善，本身同时进行生产力的释放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导的新生产关系，最重要的物质积累过程，相反列宁的判断已经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靠暴力革命和新政府进行完成了，而需要改善的无产阶级”地位“。

谁告诉你他只是在补充前提条件？谁告诉你他不产生任何生产关系？难道就凭你从头到尾拿不出证据自说自话加骂人。

7，关于”商品经济“

“列宁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出的补资产阶级课的药方”——敢问发展商品经济是补什么？如果不是补资产阶革命的课，又妥协在哪儿呢？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完成一部分传统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目标，不是补资产阶级革命的课是什么？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情况还是一般情况？书呆子？

商品经济诞生是和资本主义性相关的，而且有个基本概念还叫做“计划性商品经济”，而“资产阶级的课”完全是另一码事，甚至不是正相关（因为商品经济的概念本身是和自然阶级的二元概念）。后者完全是你脑补出来的概念。

列宁在《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强调了资本主义性可能在无产阶政权存在，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在整个过程中已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通过商品经济释放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工厂和生产资料由无产阶级政权拥有，对于资产引入进行限制）运做起来，从而改善“生活水平”。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补资产阶级的课，一没让资产阶级参与到政治，也未掌握任何经济话语权，阶级性是摆明了的。二则，没有改变已经专政成功的无产阶级社会任何的根基，甚至资产阶级还是被专政的对象悬置在新政权中，三则，引入资本是让百废待兴的战后工业体系运转起来的“工具”（类似于加了点油）。四则，这是继续巩固工人阶级的“地位”并开始经历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叫做“转化”。

而列宁所谓的资产阶级课是完全批判态度的，他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任何带有资产阶级性的自发活动（尤其是打着“对无产阶级改善”的旗号那类）均持极度的反对态度。

常识的问题在于是，政治改革的细节性比你想的重要很多，否则小学生都能去当幕僚。因为这年头找点各语言的资料真不是什么有门槛的事情。

苏联建设初期作为政治身份的“无产阶级”不占多数，但是在列宁初期是工农文化自治和承认地区社党，苏联的文化建设在斯大林同志的时代给出过充分探讨。只能说作为政治身份的“无产阶级”还不占多数，早期的无产阶级是完全的产业工人概念，而不是粗暴的“无产阶级”不占多数，因为中期开始列宁着手处理农村问题已经开始讲工农自治作为一个无产阶级行政尺度了（这个见《国家与革命》），这前后的“无产阶级”政治概念比较复杂，个人认为不能单纯理解为“产业工人”。

其次，工人阶级与党政机关的联合，以及政治行动在战后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同步的水平，而且对于生产资料的重新规划也非常成功。工人阶级专政至少在话语权，以及地方社党对于党政中央的承认度上是有明显话语权的。（这个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篇目中也有体现）

所以以一五计划前的产业工人比例，以及和战前的对比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不稳固，我个人认为逻辑上是欠缺的。

产业工人人数的战前和战后变化趋势这是个常识，以及那几张贴吧里很多次能看见的俄统计表（中英俄三版），在趋势上没有什么争议，我只是指出这一点细节。

而无产阶级的专政在列宁的眼中是已经既定的前提（即阶级性和政治性国家已经开始走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期），而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在无产阶级占据主导的情况下，开始生产力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计划商品经济”，并且认为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期开始了。这个在《宁愿少，但更好》的遗作中对于各机关改革的时候，也提到过。

所以在列宁的思路中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不稳而需要专门巩固”，而是“工人阶级专政主导的商品经济”作为新生产关系诞生需要驱动力，并且这种新生产关系使得无产阶级生活实质性改善，国家生产力释放，积累现有政治地位的物质基础。这是在取得政治地位的情况下，把国家经济运转起来，而不是反过来指导政治地位的获取

并非如你所说，不产生新的生产关系

其次，把这个行为作为“补资产阶级革命的课”是无稽之谈，“资产阶级革命”被列宁如何批判上面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你不看我也没办法。商品经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不等于引入就成了一种“革命”了，相反是延续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形成计划性商品经济生产关系的一种权宜手段。

而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观点主要集中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并不认为既不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绝对内在属性，也不认为社会主义要完全抛弃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并非一种独立化过程（即依然带有资本主义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基础），但也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其“外在性”上面，即商品经济交换过程中的“剥削现实”，以及交换价值的”阶级性”。并且他也同意列宁同志关于“货币暂时不可完全消灭，因为需要建设庞大的产业分配组织”的判断。

所以说，行政与生产部门主导下，按照马经价值规律进行分配条件的部门间商品交换，以及从上至下的商品交换，只要是在国家基本经济调节和部门主导下，剥离商品交换过程的阶级性和剥削性，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最重要的一个交换，就是后来各类工业化计划中，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计划性商品经济。

而另外的引述材料（《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也说明了，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而退却的目标是积蓄物质基础，进行所谓的“进攻”，即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剥削者的专政，消弭政治团体的资产阶级性，并且以党政化的无产阶级为主体。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还不存在，他认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后，后苏联内部的阶级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相反这种阶级斗争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下的斗争继续，这才是他后来和党内实用主义的“不断论”起冲突的原因。

他没有明确表达对列宁那个逻辑前提的负面看法。当然，也绝对不像你所说的“不产生任何新的生产关系”，更非“补资产阶级革命的课”，完全扯不到一起去。（而认为“补资产阶级革命的课”在列宁那里反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性，这个前面引述的材料里面也谈到过）

斯大林是想以俄罗斯族为基础建立苏联民族。

民族主义无疑是团结全国人，最廉价的一种方式。

你用共产共和去团结他人，都要给人实实在在的大把让利。

但民族则不同，高端的民族（国家）主义是要大把让利（革命老区法兰西让利太多，让的老区人民对法兰西爱的很。让利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把贵族与教会的土地都分给农民）。但低端的民族主义只需要忽悠就行了。

当苏联的民众觉得苏式社会主义给民众的利益太低时，苏联自然要崩塌。

但如果苏联民族的概念建立成功呢？全苏联人都自认自己是苏联族或者俄罗斯族。哪苏联还会分裂吗？

而如果需要建立苏联族的概念，以俄罗斯族为基是最方便的。毕竟俄罗斯族人口最多，算上本是同族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相当于朱元璋收复北京后，北京汉人变成疆族）东斯拉夫人在苏联是绝对主力。

如果不以俄罗斯族为基，而是把俄罗斯人称为贱种，鼓吹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哪苏联族能建立成功吗？当然不可能。反而俄罗斯人要主动脱离苏联。如果俄罗斯人脱离苏联，就算其他民族不想脱离哪苏联也得崩溃。

列宁生前曾经这样骂斯大林：一个格鲁吉亚人，居然比俄罗斯人还俄罗斯。所以，不要在评论区讲～斯大林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除非你们比列宁还牛。没有取消加盟国那是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很多东西不可能一下就能完成的。对于斯大林而言，就是时间不够。

斯大林知道～打压主体民族，对一个国家而言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没有了主体民族，如何撑起一个国家的躯体？若想国家没有民族矛盾，那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民族。让主体民族改少数民族，不现实，少数民族也吃不下。所以只能让少数民族改主体民族。

我说个斯大林的对立面～铁托，就是南斯拉夫的头头。这货也是个少民，不过他跟斯大林不同。斯大林虽然是少民，但他是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少民实行同化政策，不听话的全部送去西伯利亚。

铁托也是少民，但他坚持少民民族主义，千方百计打压、分化、肢解塞尔维亚人。然后铁托一死，少民不干了，闹分裂，塞尔维亚人已经没能力平叛了，南斯拉夫就解体了。

我常说～作为中国人，要以苏联、南斯拉夫做警示；作为汉人，要以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做警示。

作为一个出生于山东济宁的满族人我非常理解斯大林的心态，我们在民国时期的山东被称作满家或者旗户。

当然，像斯大林这种领导人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少的。比如波兰第一位总统毕苏斯基是立陶宛人。

另外我个人觉得

对错不在民族，而是在行为。

徐州汉族居多，不代表徐州人会给汉族为主的江苏增添光彩。

东北满族不少不代表我不担心哪天济宁会成为海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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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族是跟随清军入关的。祖辈生活在山西晋城，清朝倒台后，曾祖父从事骡马买卖。后来山西闹饥荒吃榆树皮毒死不少人。所以曾祖父就带着太祖母去了济宁买宅子置地，贩卖骡马开汾酒坊，还做了当地商会会长。可见乡亲们从来没有把我们当外人。

我对济宁和山东是绝对充满认同。毕竟这个地方是生养我之地，我不可能会因为自己是满族人就偏袒东北和其他地方的满族。我只会偏袒自己的老乡，别管汉族还是蒙族或者跟我一样的济宁满族（济宁和济南还有100来人的蒙古族）。

山东人虽然好客，但是也傻，他们认为只要住在山东就是自己“老乡”。从来都不想“老乡”为自己家乡带来的麻烦。

就拿山东地区的菏泽来说吧，这个地方一直让人诟病。为什么？因为他的陋习对山东是致命的。

菏泽地区有这么一个职业，名叫媒人。他们一到农闲的时候就去敲未婚男女家门。以相亲名义要吃喝，带孩子相亲必须要有车，中途吃饭必须下馆子，相亲结束必须送烟酒。如果这家人不给，他们就会拼命败坏这家人名声。

如果彩礼是十万，媒人要拿礼金一万。

如果彩礼十五万，媒人要收礼金一万五。

如果彩礼二十万，他们敢要两万礼金。

菏泽彩礼从过去的万紫千红一片绿到三斤三两，又到今天的三个九万九。更可怕的是这种陋习就像瘟疫一样在菏泽周围的其他地区蔓延，如今已经蔓延到济宁嘉祥。

由于这种陋习，菏泽地区的老儒了子一直鼓励自己儿子去山东其他地区娶媳妇。那我想问问：他们去山东其他地区找媳妇，那我们山东小伙去哪里找？而且他们还把菏泽陋习带到山东其他地区。不出多少年，整个山东就会“菏泽化”、“贱化”。

另外，这些年公家也不给力。把菏泽牡丹定为“省花”。请问山东有必要把一个陋习令人发指地方的产物定义为整个齐鲁的代表吗？这是往谁脸上抹黑？非要定义“省花”莱州月季不好吗？

17年，我们当地一所中学花园移植了几棵牡丹。我第二天就给砍了扔在地上踩踩踩。后来就是在所子里罚款。谁知道哪所中学又弄了一堆牡丹幼苗，我当天下午就烧了两壶开水然后跑到学校给它烫死了。随后就是拘留赔偿。

有人问我：这样做值得吗？我说非常值得，因为我不想看着自己乡亲哪天因为彩礼而喝农药。也不想看到自己地区婚姻成“老鼠嫁女”。

菏泽划入山东是齐鲁的悲剧，是山东人的悲剧。我相信很多山东老乡在不久都会觉悟，都会明白。所谓的“地域黑”不过就是把实话说出来而已。

哈萨克斯坦1·5暴动，贵乎左人称之为1·5起义，您们数典忘祖啊！

油气价格涨点价一小撮人就暴动，当年你们祖宗快饿死了为什么不敢发动全国大暴动？

30年代哈萨克斯坦饥荒，您们左人是不是故意装瞎呢？

因为饥荒，当年哈萨克斯坦有一小撮人也发动反政府暴动，国家政治保卫局怎么处理，飞机轰炸！！！！

1932年10月22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两个产粮大区成立“特别委员会”加强粮食收购的决议。

哈萨克斯坦是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联邦的，因此没有成立特别委员会，其职能由哈萨克斯坦边疆区委代为执行，在边疆区委书记 Ф.И.戈洛谢金的领导下展开镇压行动。11月10日，哈萨克斯坦边疆区委宣布“借鉴北高加索经验”，把31个未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地区列入“黑名单”惩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配合惩治行动在八天内逮捕了 374 人。在加大镇压力度之后，多数集体农庄用十天时间就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集体农庄为完成收购计划把种子储备和“最低限度的食品储备”都上交之后就断粮了，迫不得已只好进行大规模迁移，仅让-阿尔金一个区就迁移走了2044 户，剩下的630户毫无生存物资地留在原地，二十天后饿死300 人。

1933 年 1 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发绝密命令，严厉禁止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大批饥民向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流域、莫斯科州和白俄罗斯外出逃荒要饭。这份命令由斯大林亲笔书写，原稿上只有他一个人的签名，后来重印时才加上了莫洛托夫的署名。

斯大林还命令立刻逮捕已经逃荒的饥民并遣送回原籍，负责这一行动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交通部。1月23日，乌克兰政治局命令“禁止火车站向农民出售离开乌克兰的火车票”。25日，北高加索政治局也通过了类似决议，并决定在火车站发动“阻截战役”，对车站的火车调配等业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抽调的工作人员在公路和铁路上组成岗哨拦截逃荒饥民，滞留在候车大厅、站台、车厢和街心花园的饥民饥寒交迫虚弱至极，加上流行病爆发，大批饥民陆续死去。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统计，3月份之前共逮捕了21.95万名逃荒的饥民，其中18.66万名饥民被遣返回乡，剩下的被关进了监狱。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伊始，饥荒就已经在苏联局部地区出现。1930年3月末，国际政治保安总局报告在巴什基尔和哈萨克斯坦出现了饥荒，受灾的主要是贫雇农，也包括部分中农和集体农庄庄员，并出现了退出集体农庄的现象。三个月后，伏尔加河中游边疆区、乌克兰、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土库曼斯坦的多个地区也都出现了饥荒。但是从整体上看，饥荒暂时还不具备普遍性质，还只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从3月份开始，全苏农村因饥荒引起的群体事件明显增加，一直持续到8月份新粮收获。1930年全年由饥荒引起的群体事件共1220起，其中 95%发生在这五个月内。

ТСД.Т.2.C352-353,473-478,530-536,802.相关文献4份，№137文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部关于巴什基尔和哈萨克斯坦食品困难的报告》，№174文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情报部关于苏联境内食品困难的报告》，№191文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北高加索、乌克兰、下诺夫哥罗德、巴什基尔、鞑靼和克里木地区食品困难的报告》。附件 2：《1930 年群体事件的性质和参与人员统计》。

ТСД. Т. 3.C318-347. №118文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政治部关于 1931 年至 1932 年 1-2 月集体化和群体事件的特别报告》。

饥荒继续蔓延。到了1932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情报也承认，各地区的“食品困难”已经恶化为“饥荒”，事实上此时饥荒已经变为了“大饥荒”。哈萨克斯坦的饥荒地区增加到 74 个，死亡人数增加到 8276人，浮肿人数增加到12969 人。乌克兰的 127个区和整个摩尔多瓦都发生饥荒，灾民人数超过2万。互吃现象开始出现。由饥荒引起的群体事件大幅增长，1932 年第二季度共爆发群体事件949 次，是第一季度的 1.6 倍，乌克兰是群体事件最为多发的地区。

ТСД. Т. 3.C420-427,438-446. №152 文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政治部关于反集体农庄运动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以及其它地区饥荒问题的特别报告附件 》，№157 文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政治部关于农村负面现象以及反苏分子活动的报告》。

内务部 1938 年 11 月 1 日的统计资料表明，在 1936 年 10 月 1 日至 1938 年11 月 1 日之间镇压的 158 万人中，“富农战役”镇压了 77 万人，是原计划的 3倍，其中 39 万人被枪毙，是原计划的 5 倍，占总镇压人数的 51%。④这仅仅是经过三人小组审判的人数，此外还有不经审判就被逮捕和枪毙者，因此，“富农战役”总镇压人数为 81.9-83.4 万人之间，枪毙人数为 43.7-44.6 万人之间。⑤乌克兰、土库曼、亚美尼亚、车里雅宾斯克州、鞑靼和布里亚特镇压力度最大，镇压人数是原计划的 5-8 倍，北高加索边疆区、萨拉托夫、斯大林格勒州、伊万诺夫州、沃洛涅日州、克里木和摩尔多瓦基本维持了原镇压计划。

高尔基州最终镇压人数为 9691 人，其中枪毙一类分子 3987 人。乌克兰最终镇压人数为 11.6 万人。 罗斯托夫州最终镇压人数为 1.5 万人，其中枪毙 9692 人。 赤塔州最终镇压人数为 1.6 万人，其中枪毙 1.2 万人。

ТСД. Т. 5(2).C61. №17 文献：《内务部关于 00447 号命令执行情况的 33 号汇总报告》。

引自

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

吕卉

先摘录一段斯大林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部分：

从前，资产阶级高唱自由主义，维护自身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从而建立了自己在人民中间的威信。而现在，自由主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了所谓的“个人自由”——现在，只有那些掌握资本的人才拥有个人权利，而所有其他的公民则只被当作是受剥削的人力资源。人权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遭到践踏；取而代之的是少数剥削者享有充分权利和大多数被剥削者不享有权利的原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我认为，正是你们，共产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并举着它勇往直前，如果你们希望把大多数人民团结在你们周围的话。除了你们，再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热烈的掌声）
从前，资产阶级被视作民族的领袖，它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把民族的权利与独立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而如今，“民族原则”已再无踪影。现在，资产阶级政靠着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去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也已被抛弃。毫无疑问，正是你们，共产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们，必须高举这面旗帜，并举着它勇往直前，如果你们想成为你们国家的爱国者，想成为你们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你们以外，再没有人能把它举起来。（热烈的掌声）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显然，所有这些情况必然有利于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和民主党展开工作。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中的兄弟党的成功和胜利。（热烈的掌声）

这部分内容就是斯大林那次讲话的重点。他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帜已经被资产阶级抛弃，民族利益正在被资产阶级出卖，而现在的共产党人就是要举起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是成为本民族领导力量的前提之一。

当然，仅仅拿出这一段内容，显得比较片面。但是，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最难的题目之一。为什么斯大林一个格鲁吉亚人会成为大俄罗斯主义者？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斯大林的许多所作所为毫无疑问的苏联国家利益优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斯大林是一个大俄罗斯族主义者。就说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干了好几次把不服管理的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信某教的那些）整体迁徙，离开他们原先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动摇他们的根基，这和沙俄时期的民族迫害和真大俄罗斯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摧毁那些拥有自己文化传统和观念的边疆少民盘根错节的上层反动势力的根基，摧毁掉那些反动的、试图里通外国的、搞地方分裂主义的反动因素，将其纳入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

所以打击地方民族主义的行为不能视为大俄罗斯主义的帽子。同理，斯大林是苏联优先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和他同样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并不冲突。

因为康米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对话本来就很艰难而复杂。

寻根溯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康米的老祖宗百分之百不是民族主义者，然而在普鲁士的德国统一战争中，他们却又是积极的支持者。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兴盛和民主制度的崛起是并行的，都是反对旧的封建帝制的专制主义的部分。而那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的一种规范的方法，就是把民主作为民族主义的指路明灯，而且在后来的国际主义中，也同样承担这种功能。换句话说，反对封建专制时期的民族主义也好，后来的国际主义也罢，都是实践民主和解放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疑问不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他们却热心支持德国统一战争的原因就在于，对他们而言，德国统一是德国民主革命的初步任务。当然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也一样，他俩也支持（他们评价意大利统一运动的话是“除了波兰人，没有人曾经遭受到邻国的强权如此可耻的压迫，没有人曾经如此频繁，如此勇敢地努力摆脱压迫他的枷锁”）。同理，波兰的独立和统一也是他俩所支持的。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统一”他俩都支持，比如爱尔兰独立运动他俩就支持，因为“每当爱尔兰将要发展工业时，它就会被（英国）镇压并重新转换成一个纯粹的农业国”。

说这些题外话只是想说明，民族自决这种东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并非是绝对的，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民主革命、工业现代化、无产阶级运动这些方面。

事实上从马恩到列宁关于民族这个问题，都是比较实用主义化的。就说“民族自决权”在列宁一生的革命活动中占了不小的比重，然而呢？寻根溯源，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上升到理论的一部分更像是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较强烈的崩得分子理论斗争的一种回应。一方面列宁对于犹太人、乌克兰人等的民族文化自治权的诉求和抽象的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进行否定，另一方面，事实上，列宁鼓吹的被优势的大民族压迫的小民族要有民族自决（包括从中分离）的权利，那更多是策略性的而已。在20世纪前二十年，为了革命的统战，必须顺应当时流行的民族自决风潮，然而当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之后，根本就不愿意把这些民族自决权利付诸实践。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现实操作是，瓦解沙俄势力的革命任务完成后，就在各个民族中搞民主革命。击败本民族上层统治集团后，就再把各民族通过联盟制的方式再统一凝聚起来，一个不是沙皇俄国，却基本上恢复了沙俄的版图和民族的俄罗斯。在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就完成了恢复沙俄旧界的任务。

这些都是现实。

这是列宁和斯大林对待民族主义问题的实际做法，简单而言，无论什么民族自决还是民族统一，马恩列斯事实上都是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只要有利于民主革命、工业现代化、无产阶级运动，具体策略手段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什么教条的定律。

相比起列宁重点在如何做，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比如罗莎.卢森堡，她对所谓的民族自决的批判更加明了。列宁针对民族主义的策略多少有点“机会主义”嫌疑，而卢森堡的观点就是民族自决的权利就是空洞的，不表明立场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在1917革命时，列宁同志在东边的俄国正在抓紧工作，有些话不可能明说，那时候卢森堡就说布尔什维克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政策会导致俄罗斯解体的。对布尔什维克当时的批判中卢森堡就提出一个逻辑性的问题，那就是谁来决定一个民族退出一个国家的意愿？“谁是那个民族？谁有权利和权威代表该民族发言与表达该民族的意志？”不过过几年布尔什维克就开始到处支持各民族搞革命了，尤其是支持各地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个时候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列宁之前说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可调和”这些话呢？那阵子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已经变成支持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了。

至今也没人说这些事做的不对。

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者们，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党不是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起家的，革命过程中也没有一个不凭借民族主义这一武器进行斗争。反而是革命党的敌人们，比如中、越、朝、古等国的反动派们，无一不是斯大林说的“靠着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去换取美元”的资产阶级政党。然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之后，这和国际主义冲突吗？并不。

国际主义的目的也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服务的。抗美援朝是国际主义，抗美援越是国际主义，这样就避免了在南部和东部边境同帝国主义阵营直接接壤，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武力威胁之下没有缓冲区。在国际上大搞援助也是国际主义，这换取了在美苏封锁下突破的外交新天地和返回联合国等重返各个国际组织，提升大国地位的回报。

能说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不是国际主义者吗？能说他们是汉民族主义者吗？这些当然都不能。然而他们确实为中华民族谋取了最大化的利益。当然，也不影响他们搞共产主义建设。

这个道理放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也一样。

斯大林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同样，斯大林并非大俄罗斯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的需要而已，但是同时也不影响他统治下的苏联成为俄罗斯历史上国力最强、国际地位最高的时期。

这些本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如果非要把事物割裂的看待，那就会陷入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的看问题。

实名反对 @寺内正道 先生本回答下对于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关系的歪曲。

坦率地说，寺内正道先生和我的观点分歧由来已久。在请问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和全球主义（globalism）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点？ 的问题下，我就委婉但明确的点明了本人和寺内正道先生观点的分歧。不过在后来，寺内正道先生身上的民族主义味道是越来越浓了，这一点是许多网友公认的。天天贴贴FXS分子崔克斯、皇汉金吾一类的他甚至滑落到鼓吹对于“非法劳动者”出重拳——“早就该管管了！”这实在令人感慨。

寺内正道先生现在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鼓吹仇俄、仇苏的民族主义者，我们都记得他是怎么恶毒攻击苏联支援蒙古人民革命，并且揪住苏联出兵东北中的局部错误反复炒作的。（我的观点是苏联出兵东北中的错误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应该全面的看，这个事件中苏联的功远大于过，而绝不是寺内正道那样只拿错误说事）然而就在这个帖子下，寺内正道先生居然话锋一转，肯定起了列宁和斯大林对待民族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为了把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缝合，为了给民族主义打掩护争取左籍，寺内正道先生也是煞费苦心了。然而寺内正道的这种“肯定”，有的是对于列宁和斯大林的歪曲，有的是把苏联民族问题上的不足和错误吹捧成为“功绩”。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我想不会接受寺内正道先生的这种“肯定”。

寺内正道先生首先和之前同本人论战过的胡乱闯先生一样，拿出了斯大林1952年的讲话说事。应该说这二位意图都是类似的，想用斯大林这段话给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民族主义“抹红”。

从前，资产阶级高唱自由主义，维护自身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从而建立了自己在人民中间的威信。而现在，自由主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再也没有了所谓的“个人自由”——现在，只有那些掌握资本的人才拥有个人权利，而所有其他的公民则只被当作是受剥削的人力资源。人权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遭到践踏；取而代之的是少数剥削者享有充分权利和大多数被剥削者不享有权利的原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我认为，正是你们，共产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并举着它勇往直前，如果你们希望把大多数人民团结在你们周围的话。除了你们，再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热烈的掌声）从前，资产阶级被视作民族的领袖，它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把民族的权利与独立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而如今，“民族原则”已再无踪影。现在，资产阶级政靠着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去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也已被抛弃。毫无疑问，正是你们，共产党和民主党的代表们，必须高举这面旗帜，并举着它勇往直前，如果你们想成为你们国家的爱国者，想成为你们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你们以外，再没有人能把它举起来。

可是，这段话到底对不对，判断标准不是在于谁说的，而在于是否符合客观事实。1952年时候，西欧和日本还刚刚从二战战火中出来，残破不堪，而美帝则是空前强大，西欧和日本要想维持本国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除了投靠美帝以外，别无它途。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谈“高举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高举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在那个客观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是否正确则还需讨论）。

然而，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规律。西欧和日本暂时投靠了美帝，不代表就根本上成了美帝的傀儡和附庸。随着美帝的衰落，曾经依附于美国的列强独立性也越来越明显，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就连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当局，难道不也在借口乌克兰局势，大力扩军吗？请问，美帝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抛弃了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了吗？

显然没有。

如果寺内正道先生，或者胡乱闯先生还要拿斯大林的这段话说事，说什么必须高举民族旗帜的话，我提醒下，斯大林这段话前半部分可是同样强调了资产阶级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的旗帜”，并同样要求高举之。你们敢不敢同样来一个高举“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的旗帜”呢？我看至少你们和你们的支持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不敢的，因为这种高举难免会被骂一句“目田”甚至是“西方走狗”云云。

这就十分有意思了，有意思的不仅是对于斯大林选择性引用的立场，还在于这种观点本身实际上就承认很多资产阶级在目前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的旗帜”，反而大谈特谈——也就是说，斯大林的这段话，不能机械照搬到今天。

寺内正道先生又说什么：

斯大林的许多所作所为毫无疑问的苏联国家利益优先，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斯大林是一个大俄罗斯族主义者。就说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斯大林干了好几次把不服管理的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信某教的那些）整体迁徙，离开他们原先根深蒂固的根据地，动摇他们的根基，这和沙俄时期的民族迫害和真大俄罗斯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摧毁那些拥有自己文化传统和观念的边疆少民盘根错节的上层反动势力的根基，摧毁掉那些反动的、试图里通外国的、搞地方分裂主义的反动因素，将其纳入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去...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斯大林那么多详细论述、谈论苏联民族问题的讲话文章，寺内正道统统不看，反而翻出来一个充满争议的“民族迁移”赞美一番。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坦率地说，所谓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搞强制性的民族迁移，我研究不多。但是，我不赞成违背群众意愿，不做阶级分析，采取行政手段粗暴的一个民族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居住。寺内正道居然还振振有词到：“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摧毁那些拥有自己文化传统和观念的边疆少民盘根错节的上层反动势力的根基，摧毁掉那些反动的、试图里通外国的、搞地方分裂主义的反动因素”。

请问寺内正道先生，什么时候，革命只有在A地才能搞，在B地搞不了？这是不是一种庸俗的地理决定论？

请问寺内正道先生，世界革命上可否有过这种“迁徙革命”？

请问寺内正道显示，什么时候，迁徙就可以“摧毁反动势力、反动因素”了？按照这个暴论的逻辑，古代世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应该是最进步，最没有反动势力了，因为他们历史上经常迁徙万里。

寺内正道先生之前痛骂苏联“沙文主义”，复读自由派仇俄言论，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平等的卫士，但是到了具体事情上，寺内正道先生却又忍不住为一些苏联的大民族主义错误叫好，这正是体现了民族主义者根深蒂固的双标思维：我动得，和尚动不得。“我”可以搞无视其他民族利益，搞大民族主义——有理有据、正义进步，其他民族搞民族主义威胁到了“我”——入侵、扩张、XX民族侵略本性不改！

为什么斯大林那么多关于苏联成立后民族问题的论述，寺内正道选择性无视呢？篇幅有限，我只贴几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