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848年突然间整个欧洲就都被革命浪潮卷入？

1848年革命的“欧洲性”可以归因于三个方面：物质条件的进步、整体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传统，这三个原因使得1848年革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整体性，而1848年革命的结束也预示着一种旧秩序的结束和新秩序的开始。

首先是物质条件的变化，在大革命时代，法国人革命者需要依靠武力并花费十余年的时间讲革命思潮传播到欧洲，但是在1848年他们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截止到19世纪中期，交通与通信技术得到了巨大提升，铁路网刚刚出现但发展很快，日益成为国家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加上公路质量的改善和汽船的出现，欧洲日益成为一个整体。1830年，法国每年的邮寄信件多达6400万，10年后增加到9400万，而以电报为代表的新兴通信系统更是让新闻传播速度极大提升，因此物质条件的既是既是1848年革命最基础的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没有新通信手段，就不会众多国家几乎同时爆发革命。

其次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危机，从1845年开始由于湿热天气造成的马铃薯减产最终演变为一场波及欧洲的粮食危机，粮食歉收和马铃薯饥荒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民众没钱购买制成品，需求随之锐减，把城市手工业者推入绝境，这使得1848年革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象，此前处于边缘的农民和工人都站上了革命舞台，这场社会经济危机也成为1848年革命的促因。当然，正如后文中将会强调的，工业化、工人阶级的出现、社会主义的盛行是三件不同的事，在1848年时我们还很难看到社会主义的身影，我们能够从工人阶级身上看到的更多是改善工资等朴素愿景以及雅各宾主义的传统。

最后是政治层面，大革命永久的改变了欧洲的政治观念，而1848年仍然可视为大革命的延长线，他和1830年革命一样同时受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方面的驱动，他们都希望冲击旧制度以及梅特涅留下的维也纳体系，因而也分享了共同的政治诉求，包括要求一部宪法、民族独立和议会制的国家，就此而言，1848年革命并非一个新事物，而是一种漫长政治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

另一方面，1848年革命成为一场欧洲革命，不仅是因为他牵扯到欧洲的大部分国家，还因为每个国家的革命进程都与整个欧洲休戚相关。在1848年的革命中，我们可以在政治与社会层面看到一种共同的趋势，无论是在德意志、意大利还是哈布斯堡，革命者都曾一度占据优势，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都走向失败，而革命的普遍失败同样是1848年革命欧洲性的一种表现。

1848年革命失败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保守派仍然拥有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优势。当德意志的自由派建立起法兰克福议会准备实现德意志的和平统一时，哈布斯堡的转危为安与威廉四世的转变给予了他们致命一击，在普鲁士的职业军队面前，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们和他们的公民军队无能为力。德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德国中产阶级的衰弱使得德国走向了不同于法国的“特殊道路”，然而如果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真正特殊反而是法国。在法国诸多革命成功的背后我们都会看到军队的影子，当民众竖起街垒时，我们总是能看到王家军队向民众倒戈，而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在经历了启蒙思潮半个世纪的洗礼后，法国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军队国家化”的观念，军人们并不仅仅忠于国王，更同时忠于法兰西民族，而他们的摇摆往往构成革命成败的关键。然而在德意志或其他地方，我们很难看到这种军队的“国家化”或“公民化”，职业军队仍然掌握在保守派手中，而革命者的道路仍然漫长。

保守派的强大不仅体现在国内，同时也体现在国际维度，1848年革命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在于哈布斯堡帝国形势的逆转，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哈布斯堡不仅处于1848年革命的中央，同时也与德意志、意大利的形势密切相关，最终意大利革命的失败也与哈布斯堡的强势介入密切相关。而除了这些处于风暴中心的国家，在1848年革命之外的英国、俄国也并未置身事外，两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中都利用外交手段施压，1848年最终没有成为提前的一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个欧洲大国仍在努力维持秩序，比如普鲁士并未贸然发动战争，而法国出兵镇压了罗马，这说明虽然1848年革命使得梅特涅退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他留下的维也纳体系仍然在发挥作用。

另一种政治欧洲化的表现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普遍存在的“政治两极化”，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与无套裤汉的联盟给新世纪的革命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并进而塑造了19世纪新的政治模式，回顾大革命时代的政治派别，无论是王政派、斐扬派、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所有的派别之间都具有一定的交叉，由此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政治“序列”，但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革命者已经可以泾渭分明的被区分为自由派和激进派，并分别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自由派希望议会被少部分受过教育、拥有财产的社会精英掌握，并坚决抵制社会层面的变革，而激进派则普遍要求一部成年男性普选的宪法，并更加积极的面对社会革命的要求。自由派畏惧1793年的恐怖记忆，因而拒绝与民众联合，并将其视为“暴民”，而激进派则沉溺于秘密组织的暗杀与袭击，这进一步加剧了革命与暴力的联系。到了1848年，政治观念的巨大分歧最终撕裂了革命阵营，面对来势汹汹的激进派，自由派最终选择与保守派联合，这也最终造成了革命的失败。

除了自由主义内部的分裂外，民族主义同样撕裂了革命者。如果说1789年法国人还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力量消融奥克语，那么到了1848年，民族主义的下沉正在瓦解革命本身。在1848年革命前期，匈牙利利用斐迪南的软弱一度赢得自治地位，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鼓吹将境内的少数族裔彻底马札尔化。法律最终规定，马札尔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政府的官方语言，并要求所有中学教授马札尔语，以此宣示自由匈牙利愿意接纳他们为马札尔人。结果遭到了以克罗地亚等各个民族势力的反对，在广大农村四万人死于这种冲突，而这些民族则求助于哈布斯堡，斯洛伐克要求确认自己语言的地位，遭到马札尔人的拒绝，经过冲突了他们倒向了哈布斯堡，类似的冲突同样发生在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地区。当匈牙利成为哈布斯堡的反抗者时，他同样是也成为了东欧民族所反抗的对象。

如果说上述对政治层面的讨论仍然根植于1815年之后的欧洲格局的话，那么1848年所呈现出的社会经济层面的欧洲性则预示着全新的未来。对于19世纪的欧洲大陆而言，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而英国则是唯一的例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把欧洲大陆远远甩到了后面。欧洲大陆上的许多创新是英国人到来和引入英国机器设备直接促成的。各国企业家看到了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优势，英国没用多久就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渴求获得最新技术的外国企业家来到英国，或通过在英国工作把图纸资料带回国，或延聘英国专家改造自己的工场。

伴随着早期工业化的是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工人阶级形成，1815年和平降临后，工厂产量日益增加，新生产方式渐渐把行会甩在一边。大工业生产的前进步伐不可阻挡。1826年时，柏林连一个行会以外的泥瓦工工匠都没有；到了1845年，不属于行会的泥瓦工工匠已占这一行业工匠总数的65%。未来属于工会，然而这种工会在当时同样只存在于英国。英国的工会活动有可能逐渐发展成政治行动，而在欧洲大陆，由于警察的镇压，加之产业经济相对落后，工人很难从工会运动走向政治运动。大多数的抗议活动性质落后，旨在为工人的产品定一个“公平价格”，给工人以“公道的工资”，更重要的是制定食品的“公平价格”。这类抗议活动一方面说明，新兴工人阶级仍处于过去的传统之中，只是在朴素的表达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还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才会发展壮大，但是另一方面，1848年革命中不断涌现的工人身影，已经说明一个新的社会阶级正在形成。

如果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革命的目的始终围绕着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那么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社会改革的要求就变成了统治者不可忽略的命题。大多数示威者并没有呼吁回到昔日的行会行规和种种限制上。他们要求国家干预社会，不是要退回到社会等级森严、经济职能分工被法律定死的旧社会，而是期盼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世界。拉马丁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推行了带有早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工场，但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共和国收回了他的承诺——正如他们对于普选制的态度一样，第二共和国的精英从未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承诺意味着什么——最终引发了六月流血事件，这使得共和国失去了人民的支持。1848年2月，马克思在恩格斯执笔起草的前几稿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阐述共产主义者同盟目标的一篇声明，即《共产党宣言》，尽管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然而1848年给欧洲带来最重要的变化，在于保守主义政治的现代化。如果说在1815年，无论是路易十八还是梅特涅都在抗拒着大革命带来的新观念的话，那么在1848年以后，以俾斯麦、拿破仑三世、加富尔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则开始更为积极的应对政治变革，并将此前革命者持有的理念转变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他们认识到为了维护秩序和稳定，必须大胆革新，争取人民群众支持国家，为此他们废除了封建制度残余、推行并利用了普选。拿破仑三世利用普选成为总统和皇帝，并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将普选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工具，以至于蒲鲁东认为“普选是反革命的”。1848年革命使得数百万欧洲人体验到了政治，包括工人与农民，当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被俾斯麦们“塑造”而成的保守主义者。

他们还意识到，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已经到了无法阻挡的地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力图使民族主义为己所用。马志尼用尽一生追寻一个自由的意大利，但是加富尔明白，他完全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潮流维护并扩大皮埃蒙特的国家统治，但是要确保民族主义走上一条温和道路。加富尔决定抢在马志尼和他的革命党人之前，让皮埃蒙特领导曾在1848年被残酷镇压下去的意大利统一运动，而在那场革命中残酷镇压罗马革命者的拿破仑三世，即将在不久后成为“意大利国父”。加富尔没来得及享受他的胜利果实，但是俾斯麦则在色当的胜利中赢得了德意志统一与无上的荣耀，而俾斯麦走过的道路，却是是1848年的法兰克福议会从未设想过的。

总而言之，1848年无疑是欧洲世界的重要节点，他既是旧欧洲的延续与爆发，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梅特涅一手设计的欧洲协调体系彻底消亡，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开始适应现代化政治的新时代，而以甘必大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者，同样将会走出自由派与共和派的分裂诅咒，让“共和国成为最大公约数”，社会革命将会在欧洲的政治生活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无视他的统治者最终都将受到惩罚。梅特涅曾经在书信里写道：“我隐藏最深的想法是，旧欧洲的末日已经开始，我决心与它同归于尽。”

1848年，梅特涅预感的日子到了。

不请自来。需要说明一下，本人不是欧洲历史专业的学生，仅仅是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因此本答案并不权威；实际上，它与其说是“答案”，倒不是说对自己过去几周所读到的东西进行一番整理，就当是复习了，因此没有人看也无所谓啦。当然，如有不正之处，欢迎各位知友理性打脸。

1848年确实是欧洲历史上非常动荡的一年：从英伦三岛到爱琴海沿岸，从斯堪迪纳维亚半岛到亚平宁半岛，罢工、起义、政变层出不穷。历史学家对1848年革命的起因辩论了几十年，我只会整理一下其中得到学界广泛共识的几点原因。

当然，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1848年；在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这头巨兽被唤醒，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煤矿、铁路和炼金业的产值逐年升高，从而产生了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阶级：工人阶级，而城市小手工业者、艺术家和匠人（低层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被逐渐挤压。实际上，“工人阶级”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组成一个政治意义上显著的群体，但我们并不能忽视他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另一个不得不提到的点，它将平等自由等概念散播到了整个欧洲。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发表的政治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也被认为是革命的催化剂之一。

那我们就从工业革命的老家英国开始吧。

英国：

和欧陆诸国相比，1848年的英国平静得多；实际上，很多历史学家还在辩论英国到底应不应该归类于受1848年革命的国家那一行列。

英国议会在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之后就一直代表着贵族和富人的利益，而这显然不会让日益膨胀的工人阶级满意。1815年的《谷物法》禁止英国从他国进口谷物，本土谷物价格从而飙升至320先令一英吨，让地主阶层获利不少。到了1846年，托利党（保守党）首相罗伯特·皮尔撤销了《谷物法》;另一个重要的进步措施是《1832年改革法令》，该法废除了一些自1688年就开始逐渐丧失选民的“腐败选区”，扩大了有投票权的男子数量。

这两个措施广泛被认为是使英国度过一个相对平静的1848年的重要原因。虽然在18世纪40年代有过一些“宪章运动者”（他们主要是激进的工厂工人，主张成年男性普选和不记名投票）的活动，但英国大众在1848年保持了足够的冷静。

其他欧陆诸国就没有英国这么幸运了。

法国：

在拿破仑·波拿巴1813年兵败莱比锡之后，反法联盟攻入巴黎，复辟了波旁王朝，由路易十八（r. 1814-1824）执政（路易十八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弟弟）（好拗口～～～）。路易十八本人是一个专政主义者，在他的任内，只有一部分地主和贵族从中获利。

他的弟弟、皇位继任者查理十世（r. 1824-1830）变本加厉，在1830年7月26日发布一系列法令，实行媒体审查、解散国民议会并缩减了有选举权者的数量。此举直接引发了法国七月革命，查理十世被迫退位，流亡英国。

查理十世的退位迅速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激进者想要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制国家；中产阶级则希望一个君主制能为他们带来稳定（城市小资产阶级从未成为过暴力革命的主力军，此话诚不我欺）。一番妥协，一位名叫路易-菲利普的贵族被推选为新的国王，是为路易-菲利普一世（r. 1830-1848）。在他的任内，中产阶级的诉求得到了满足，但低层普罗大众的诉求却很少有高级官员问津：他只是将有选举权的人从十万增加到了二十万，选票仍牢牢掌握在那些最富的人手里。

对于中上阶级来说，这位“中产君主”代表着政治改革的刹车片，但对于那些中下阶级和巴黎的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他们在1830年推翻了查理十世），这些举措让他们无比失望。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经历着高速的工业化，巴黎、里昂这些大城市里挤满了拥挤的贫民窟，糟糕的工作环境、肮脏的居住点和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让巴黎市民就像是干柴一样，就等一个火星把他们点燃。

历史没有让他们等太久。

1846年，又一场经济危机袭来，中下阶层、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跌（当然，本来也没好到哪里去）。路易-菲利普一世任内的腐败、丑闻以及他本人专制的作风进一步激化了巴黎市民。共和制的拥护者以及社会主义者，在一小部分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公开要求时任首相弗朗索瓦·基佐辞职（他们彼时还不敢直接批评国王）。由于当局禁止举行政治集会，许多政治活动便以大型宴会的形式召开，巴黎光是在1847到1848年的那个冬天就举办了70多个类似的宴会。

在1848年2月22日，又一场类似的政治宴会开席。当政府试图阻止时，学生和工人开始暴动，在巴黎的主干道上设立起路障。首相弗朗索瓦·基佐辞职，内阁垮台；而国王则承诺改革。但因为他已无法成立另一个内阁，路易-菲利普一世于2月24日宣布退位，像他哥哥一样流亡到了英国，1850年病逝。

很多巴黎市民都以为，既然国王已经退位，革命应该结束了。但事实恰恰相反，随后数月，他们见证了巴黎历史上最为血腥暴力黑暗的时期之一。

临时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各派纷争仍未停止。在数月后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温和共和党人拿到500个席位，君主制的支持者拿到了300个，而激进政党仅拿到100个。从三月到六月，失业人口从一万井喷至十二万；财政部的金库已经被掏空，温和派不得不在当年6月23日选择关闭一些为工人提供工作的工作站。工人拒绝这一决定，冲上街头进行示威，却遭到政府军镇压。四天的残酷战斗后，数千人死亡，另有四千人被逮捕，遣送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地。

新的宪法终于在1848年11月4日得以通过，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得以成立。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查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以压倒性多数成为总统。那时，没有人知道他在四年后就会自封皇帝，复辟帝制；皆为往事。

奥地利：

奥地利的情况和英法略有不同；后两者的革命原因主要是经济的、政治的，而奥地利则更多的是民族的。毕竟在那么小的地方同时住着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捷克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各个少数民族都企图获得独立，中央政府的管理变得异常困难，面对地方分裂主义常常力不从心。

当1848年3月的巴黎笼罩在腥风血雨中时，一个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科苏特·拉约什，在匈牙利的地方议会鼓动起了分离运动。维也纳、布拉格都产生了暴动，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出逃，匈牙利、捷克和其他三个意大利北部省宣布独立；奥地利帝国就此解体。

但事情还未结束。由于各少数民族未能团结一致，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r. 1848-1916）率领军队卷土重来。1848年6月，政府军击败了布拉格的捷克叛军；10月，政府军收复维也纳，而匈牙利叛军直到1849年才被彻底击溃。奥地利的1848年革命失败了，独裁帝制复辟，皇帝和地主依然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产。

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击败，被迫签署1867年妥协案。根据此案，奥地利实行部分普选，并给予匈牙利部分地方自治权：奥地利和匈牙利有同一个皇帝，却有着不同的行政系统、议会甚至货币，一个“二元君主国”就此成立，是为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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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这么多，明天再更。还有德意志诸国、意大利和波兰要更。

参考资料：

1. Jackson J. Spielvogel,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 2 (Boston, M.A., 2012), p. 735-744.

2. Stanley Z. Pech, The Czech Revolution of 1848 ( Chapel Hill, N.C., 1969), p. 82.

3. G. de Berthier de Sauvigny, Metternich and His Times (London, 1962), p.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