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在战争时期,在弹尽粮绝相同的情况下,西方大多会选择投降,而东方大多选择同归于尽?

回答
战争时期,当双方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时,我们观察到一些历史现象,似乎东方国家(这里泛指东亚文明圈,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和民族)倾向于顽抗到底,甚至选择同归于尽,而西方国家(这里同样泛指以欧洲文化为根基的文明)则更容易走向投降。这背后并非简单的善恶判断,而是根植于各自深厚的文化、历史、社会结构乃至哲学思想的差异。

首先,我们得承认,这是一种概括性的观察,并非绝对的定律。历史上有许多西方军队选择死战到底的例子,同样,东方军队也有主动投降以保存实力的情况。但若要探究这种“大多”的倾向,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层面来解析。

一、 对“国家”与“忠诚”的理解与体现

在许多东亚的传统观念中,“国家”的概念往往与统治者、皇权紧密相连。忠于君王,便是忠于国家。当君王或政权倒塌,军队或民众便失去了效忠的指向。然而,在“弹尽粮绝”的极端情况下,这种忠诚有时会被转化为一种对政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执念,尤其是当投降意味着被敌人彻底征服和羞辱时。

在中国历史上,“气节”和“忠义”是极为重要的道德标杆。在兵败如山倒、粮草断绝的绝境中,许多士大夫和士兵宁可战死,也不愿受辱。这种“宁死不降”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有深刻的体现,它强调个人在道德上的纯洁性,即使面对死亡,也不能放弃原则和尊严。战死沙场,可以被歌颂为英雄壮举;投降则可能被视为背叛和耻辱,不仅是对君王,也是对祖宗和自身名誉的玷污。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同归于尽更像是对这种“气节”的终极捍卫。

而西方社会,虽然也有荣誉感和忠诚的概念,但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含义更为多元。从早期的城邦独立,到后来的封建领主,再到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社会经历了复杂的地缘政治演变。在许多情况下,士兵效忠的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统治者,还可能包括某个地域、某个家族,甚至是一种抽象的“自由”概念。

当一支军队在战场上弹尽粮绝,其领导者可能会评估继续抵抗的意义。如果继续抵抗只是无谓的牺牲,而投降可以为部下带来生存的机会,并且可能在未来的政治博弈中找到新的出路(例如,作为俘虏,或许还有被赎回或在战俘营中等待时机的可能),那么选择投降的道德压力可能会相对小一些。西方军事文化中,对战略和战术的考量往往会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当“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已无可能时,保存有生力量,寻求体面收场,也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二、 宗教与哲学的影响

不同文明的宗教和哲学观,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在极端困境下的选择。

在东方(尤其以中国为代表),虽然佛教传入带来了轮回和解脱的思想,但主流的儒家文化更强调现世的伦理责任和家族延续。然而,在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时,“同归于尽”有时也被赋予了一种超越生死、对抗邪恶的宗教色彩,尽管这种色彩可能与佛教的“慈悲”不尽相同。它更像是对抵抗精神的一种极致升华,将个人的命运与整个民族或文化的存续联系在一起。

而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虽然强调对上帝的忠诚和死后的救赎,但在战争哲学上,也存在着“上帝保佑王权”的观念。然而,当政权倾覆,且抵抗已无胜算时,对于个体而言,生存和未来仍是重要的考量。在一些基督教思想中,虽然殉道是被赞扬的,但神也赐予了人理性和生存的权利。如果领导者认为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损耗,那么选择投降,保存力量,等待神明的指引或转机,也并非完全悖逆教义。

三、 社会结构与集体主义的侧重点

东方许多传统社会具有更强的集体主义倾向,但这种集体主义的体现形式可能不同。在某些时期,一旦集体(如军队、家族、民族)面临灭顶之灾,个体被视为集体命运的组成部分,可能需要为集体的“荣誉”或“抗争”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这种抗争看起来是徒劳的。

西方社会也存在集体主义,但其更多体现在公民权利、契约精神和法律框架上。在军队中,士兵对国家的忠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法和军令来维系的。当指挥官下令投降,且投降符合一定的军规或能规避更大的损失时,士兵通常会服从。这种服从并非完全是基于个人对君王的绝对效忠,而是对军事组织内部规则的遵守。

四、 对“失败”与“屈辱”的定义

在东方一些文化语境中,“失败”往往伴随着极大的“屈辱感”。尤其当敌人来自外部,且带有征服、奴役的意味时,投降意味着被剥夺尊严、文化和身份。这种深层次的恐惧和反抗心理,使得“同归于尽”成为一种抵抗的终极表达,它至少保留了不屈的意志。

西方文化中,虽然荣誉感也很重要,但历史上的战争形态和政治格局更为复杂。例如,欧洲各国之间频繁的战争,虽然有征服,但也有赎买、交换领土等政治操作。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战败不一定意味着永恒的奴役,可能只是政治格局中的一次调整。因此,在某些战役失败后,选择投降以保存实力,等待未来的机会,也是一种可行的战略。

举例说明:

想想中国历史上,那些在守城战中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人亡的将士。例如三国时期,很多时候为了“义”,即使明知不可为,也会死守。而西方历史上,例如二战时期,虽然抵抗英勇,但当德军兵临城下,许多城市在评估了抵抗的实际意义后,选择了投降,以避免城毁人亡的惨剧。这当然也和当时的战争模式、国际法以及各国对平民保护的考量有关。

总结一下:

当战争走向弹尽粮绝的绝境,东方文化中“气节”、“忠义”的观念,对“屈辱”的极度敏感,以及将个人命运与集体荣誉紧密联系的思维模式,使得一些情况下更容易倾向于“宁死不降”,甚至“同归于尽”,以此来捍卫最后的尊严和不屈的意志。

而西方文化中,对“国家”理解的多元性,对理性和战略的重视,对军事规则的遵守,以及对“失败”和“屈辱”的定义相对更为务实,使得在评估了继续抵抗的代价后,若认为投降能带来更好的结局或保存力量,则选择投降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再次强调,这是一种历史观察和文化解读,并非绝对的定论。战争的进程受到太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而我们今天谈论的,更多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倾向性”。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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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的军队难道是西方的?还没弹尽粮绝就投降了好几百万了啊,哪个西方国家都找不到更光荣的战绩了吧。

想起来了,苏联红军乌克兰大溃败的时候一个方面军十几万人也直接投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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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反抗能力却选择投降”的行为,古今中外都是一致鄙视的,对于“失去进一步抵抗的可能,继而选择投降”的行为,近代以来中外都是表示认可的。

在这方面,中外的主要矛盾在于,近代西方列强的工业能力很强,战斗力更依靠物资补给,物资耗尽,战斗力就不剩几个百分点、可以算是丧失抵抗能力了;而中国工业能力基本没有,战斗力主要靠咬着牙拼命,得是打到命快要没有了,战斗力才算消耗殆尽、可以投降了。

或者说,同样是只剩正常状态10%的战斗力就能投降,人家西方国家装备好,人命占战斗力的比值可能只有5%,补给见底的时候,战斗力就只剩10%、可以投降了,中国装备很差,人命占战斗力的比可能有50%,别说装备耗尽、就算再加上一个轻伤,战斗力还能剩下20~30%,还属于不能合理投降的范畴,得是等到打成重伤、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战斗力才会下降到投降线。

这才是导致近代西方对于投降看起来很宽容、而东方看起来很严苛的主要原因。

放到战场极其宽大、物资补给非常紧张、以至于人命本身也占战斗力的很大一部分的苏德战场,你看双方鄙不鄙视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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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一个具体事例。


上个世纪的朝鲜战争结束后。同样是战俘,美国战俘回国,依然受到一定的优待;而中国战俘回国后,多少会让他们感觉有点生不如死。对此许多喜欢说,美国如何如何尊重人权;中国如何如何不尊重人权。其实呢,这就叫扯淡。


美国的战俘回国后,依然会受到优待,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样做,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国的战俘回国后,会受到各种迫害,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样做,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军人投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应该受到尊重的选择。那美国的军队,肯定无往而不利了。因为抛开玩命的精神,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与美国还打什么仗呢?摆开阵势比比谁的拳头大,直接认输就得了。

所以,实力较弱的国家。就绝不会接受这种好像尊重人权的战争游戏规则。换而言之,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鼓励军人的牺牲精神、甚至是鼓励平民的牺牲精神。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让弥补他们军事上的不足。


既然如此,中国当年对志愿军战俘极尽恶劣的态度,大约就好理解了吧。

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中国也认为,在局势不利的背景下,军人投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值得尊重的选择,那中国还与美国打个什么仗啊,因为直接认输就得了。


基于美国的利益,自然最希望对手一看局势不利,就赶紧投降。

所以,美国一看对手竟然逼着军队,在极为恶劣的处境下,还玩命的作战到底,自然气得要死。因为你们太不讲人权了,你们怎么能这样逼着士兵当炮灰呢?

美国的态度非常简单。那就是想尽办法削弱敌方的玩命精神,以便让自己的武器优势,更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通过这个具体事例的分析,我们大约就会知道,类似的价值观,与东西方文化无关。只是在近现代,西方通常总是处于优势,所以西方会极力鼓吹类似的价值观。

其实呢,处于强势的一方永远会鼓吹各种高大上的战争规则,总而言之,咱们摆开阵势堂堂正正的打,不要玩什么游击战、运动战、更不要玩什么地道战、地雷战,也不要玩什么全民皆兵;再总而言之,这一切军人的不是,这一切也很不人道。问题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会认可这一切吗?显然是不会的。因为处于弱势的一方认可这一切,直接认输得了。


许多人总认为,单从利益上考虑,牺牲精神就不应该存在。问题是,把一个最自私、最懦弱的人,放到特定的群体里,你也会具有牺牲精神的。因为有一个大哥曾说,在我们这里,怕死,那是需要勇气的!当然了,孙子也说了,现在你让这些人赴汤蹈火,他们也不会拒绝的,因为拒绝的后果,他们非常清楚!


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总的来说,集权政治容易培养出勇于牺牲的价值观。因为集权政治的特点就是强调集体的利益,而漠视个体的利益。因为站在集权者的角度看社会,个体的生命大约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总而言之,为了整体的利益,个人就充当哪里需要哪里用的镙丝钉、砖瓦吧。


集权政治通常在两种背景下出现。

第一种,在广阔的小农社会中,老百姓从普遍意义上处于分散、孤立、封闭之中,在这种背景下,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让人感觉神圣、神秘无比,因为普遍老百姓缺乏影响政治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自然是轻视个体的存在。总而言之,为了千秋霸业,为了可以傲视天下,打得它人口减半,也不失之为一件快事;再总而言之,为了不让父兄留下的基业,在我手里轻易丢掉,打它个血流千里、伏尸百万也不是失之为一件壮举。在这种背景下,谁敢随便说投降、妥协自然会被唾沫喷翻的。

集权政治通常在两种背景下出现。

第二种,在国家民族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当人们相信国家民族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自然也容易产生集权政治。总而言之,为了国家民族的最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得团结起来,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自然也是轻视个体的利益。总而言之,为了大我只能牺牲小我;为了大家只能牺牲小家;再总而言之,为了换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美好明天,牺牲一代人也是值得的。

东方的价值观,为什么倾向于鼓励勇于牺牲呢?因为从古代历史去看,它通常都是集权政治,广阔的小农社会难以避免;从近现代历史去看,它通常总是在西方的挤压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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