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后人为什么同情李煜,却不肯原谅宋徽宗?

回答
泪洒金陵的词帝,还是“海上生明月”的末路?为何我们同情李煜,却不肯原谅宋徽宗

提起李煜,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那个在金陵的深宫中,用血泪写就《虞美人》的亡国之君。“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字字句句皆是哀怨,句句都敲打着后人的心房。我们同情他,感叹他“作个才人真绝代”,却终究抵不过“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然而,当我们提起宋徽宗,尤其是他那被后人铭记的“靖康之耻”,我们却很难轻易地原谅他。为什么?同样是亡国之君,为何一个惹人怜惜,一个却备受责难?这其中的缘由,需要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细细品味。

李煜:一个不适合为君的艺术家,一个无可奈何的囚徒

首先,让我们看看李煜。南唐后主,一个生错了时代的艺术家。如果他能生活在太平盛世,或许他会是一位受人景仰的词坛巨匠,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然而,他却被命运推上了君王的宝座,肩负起一个国家的兴衰。李煜的性情是细腻敏感的,他对艺术的追求高于一切,他的词作也因此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绝美的意境。然而,这种细腻敏感,却恰恰是他作为一位君主的致命弱点。

1. 天生的艺术家,后天的伪君子:性格与责任的错位

李煜并非没有雄心壮志,早期的他并非不理政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朝政的投入逐渐减少,而对诗词歌赋、声色犬马的沉迷却日益加深。他的疏于政事,使得南唐国力衰弱,这固然是他失德之处,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骨子里对政治的厌倦和对艺术的眷恋。他更像是被强行塞进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内心深处渴望的并非权势,而是那份自由挥洒的才情。

当北宋的铁骑踏破金陵,南唐覆灭,李煜成为了阶下囚。从万人之上的皇帝,沦为阶下囚的罪人,这种巨大的落差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他所经历的,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而是从一个世界被硬生生地剥离到另一个世界。他的词作,在被俘之后,越发显得凄婉动人,因为那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绝望和痛苦的呐喊。《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仅是对往昔的怀念,更是对命运无情捉弄的控诉。 这种真实的情感流露,以及他作为一位被强行剥夺了自由、只能在回忆和悲伤中度日的囚徒的身份,让我们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时代和命运碾压的个体,一个被剥夺了政治舞台后,只能用文字来抒发自己悲情的艺术家。

2. 罪与罚:罪不至死,罚已足够

李煜虽然治国无方,导致南唐灭亡,但他并没有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屠戮,也没有主动发动侵略战争。他所犯的“罪”,更多的是无能和懈怠,而非恶贯满盈。而他所受到的“罚”,也是极其残酷的——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亲人离散,最终被一杯毒酒赐死。他的死亡,仿佛是对他所有过错的最终偿还,也因此,后人更容易将他视为一个悲剧人物,一个被历史选中来承受苦难的牺牲品。

宋徽宗:一个迷恋艺术的暴君,一个玩火自焚的国主

而宋徽宗,同样是亡国之君,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原因也恰恰在于他与李煜的“不同”。

1. 艺术家?不,是耽溺享乐的统治者:责任的逃避与玩忽职守

宋徽宗无疑是一位艺术天才,他的书法“瘦金体”独树一帜,他的绘画造诣也极高。然而,他将这份才情,更多地用在了玩乐和享乐上,而非治理国家。他醉心于艺术创作、奇花异石、古董玩物的搜集,甚至将自己的皇帝身份视为实现这些“爱好”的工具。 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沉迷于个人爱好,而对国事荒废,这便是极其严重的玩忽职守。

2. “花石纲”与“方腊起义”:民怨沸腾,政务腐败

为了搜集奇花异石,他推行“花石纲”,大兴土木,搜刮民脂民膏,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直接导致了民怨沸腾,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方腊起义”,给北宋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李煜的无能相比,宋徽宗的“无能”是主动的,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和对百姓痛苦的漠视。

3. 靖康之耻:民族的屈辱,个人的罪责

宋徽宗的罪责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靖康之耻”。他无视前朝对辽、金日益崛起的警告,依旧沉迷于酒色,对北方的虎狼之患毫无警惕。他甚至与金国议和,却又因为与金国合作攻击辽国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金兵兵临城下,北宋都城汴京被攻破,徽宗本人和儿子钦宗都被俘北去,北宋就此灭亡。

靖康之耻,不仅仅是北宋的灭亡,更是中华民族的一次深重屈辱。 两位皇帝,包括无数皇室宗亲、后宫妃嫔、以及成千上万的百姓,都被掳掠至北方,受尽折磨。这种民族性的灾难,其罪魁祸首就直接指向了昏庸无道的宋徽宗。他的艺术才能,在这个历史性的灾难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成为了他荒废朝政、纵容腐败的遮羞布。

4. 对比的残酷:才情不掩罪恶,弱者易受同情

李煜的悲情在于他的“无力”,他像是被裹挟进历史洪流中的一只无助的船,最终被巨浪吞噬。他的诗词,也恰好成为了他无能为力的人生写照。因此,后人更愿意去理解他的痛苦,同情他的遭遇。

而宋徽宗的“罪”在于他的“有为”——有为地享乐,有为地逃避,有为地将国家推向深渊。他的艺术造诣非但没有成为他统治的加分项,反而成为了他罪恶的陪衬。我们同情李煜是因为他像一个被命运玩弄的艺术家,他的痛苦是真切的,他的结局是凄惨的。而宋徽宗,我们无法原谅他,是因为他是一个主动将国家和民族推入深渊的统治者,他的“艺术性”没有成为他逃避责任的理由,反而让他的罪责更加令人发指。

总结来说,我们同情李煜,是因为他是一个被时代和命运折磨的艺术家,他的悲剧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诗意化的哀愁,容易引起后人的共鸣和怜惜。而我们不肯原谅宋徽宗,是因为他的昏庸无道直接导致了民族性的灾难,他的“艺术”掩盖不了他作为统治者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他的结局虽然也悲惨,但那份悲惨背后,是无数生灵涂炭和国家民族的屈辱,这使得他的个人悲剧无法与他犯下的滔天罪行相提并论。 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如此残酷而又现实,才情可以成为悲剧的注脚,却无法抹去统治者失职所带来的罪恶。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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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吟诗作画,没好好学习。

李后主是参加国际奥数竞赛惨败的同学,下场悲惨,令人怜悯;

宋徽宗是期中考试一塌糊涂直接被退学,结局凄凉,令人不齿。

中国人民是善良的,眼睛是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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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要想不灭亡,需要北宋有一个脑袋被驴踢过的皇帝。

北宋要想不灭亡,只需要有一个脑袋没被驴踢过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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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是接手了一个快倒闭的国家,努不努力关系不大,都改不了灭亡的问题,无非是时间长短。他爹在位期间,国力大降,政治腐败,军事失利,都到了自去帝号,改称国主,向周称臣的地步。

赵佶是接手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哲宗在位期间好歹实现了四夷臣服,国家处于中兴上升期,不存在亡国的气象。是赵佶自己给玩废的。

一个是被爹坑了,一个是坑自己,这是不一样的。


其实赵佶也不是故意这么坑,还是想做出成绩的。当时扶他上位的向太后拿下行政权力后,大力启用旧党,排斥新党。向太后一死,赵佶就开始重新大力启用新党,贬斥旧人。

按说做的还是有模有样的,但他的新政很快就变了味,成了官僚争权夺势的凭借,不仅旧党被打击,如章惇等新党也被打击。为什么会变这样,就在于赵佶的一大缺陷:不能识人。

曾经韩信说刘邦善于将将,而自己善于将兵。将将的核心在于识人用人,这是作为领导人能成功的基础。而赵佶最大的毛病,就在于不能识人。以至于他每每想做大事,启用的人全是奸臣。

就像崇宁新政,赵佶随便一指,就挑了个奸臣池中的ssr:蔡京。

除了识人不明,还有把人才养成了奸臣的,比如童贯。童贯本来也是可用的人才,赵佶初用其统军,就击败了羌胡。但赵佶只一味抬举,不施打压,致其身兼九镇,又主管枢密院事,兵权恩集一身。这种用人方式,直接把童贯给养成了个权奸。

宦官中还有一位梁师成,这大哥是苏东坡的头号粉丝,自称是苏东坡的私生子。这其实也是个人才,作为宦官对朝廷文书、律法都很精通,而且书法也不错,他抄皇帝的诏书可以抄得以假乱真,外人都看不出来。人又聪明,又有才能,使用得当,那也是赵佶的助力。但赵佶粗放式的用人,直接给梁师成头顶灌了数十个兼职职务,直接导致了梁师成权力超标,变成了权奸。乃至于科举谁中谁不中,都变成了梁师成一个宦官说了算。

还有就是对逢迎自己的小人赏以高官,败坏朝政。这种就纯粹明眼人都知道不是人才的人,赵佶却随便起用。比如高俅,朱勔。或许赵佶觉得自己喜欢的人就能用,但用人不当,却是帝王的大忌。

高俅上位,结果就是军队纪律废弛,禁军无一可用;朱勔上位,结果就是花石纲激起东南民变,方腊造反。


所以章惇当年那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以说是非常中肯了。端王本人太随性了,所以用人也过于随性,完全不讲均衡,不讲钳制。

让没有能力的人身居高位;

让有能力的人权力膨胀成毒瘤;

徽宗皇帝每临大事,还真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就是可惜用了不该用的人,还不如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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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宋徽宗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书法、绘画或者陶瓷设计上,而李后主的艺术成就主要是文学。

区别是啥呢?

区别在于李后主的艺术是高考主科,宋徽宗的艺术高考不考。

大家不知道宋徽宗的艺术有多厉害。

所以宋徽宗的大众形象是个不好好卷高考的文盲二流子,因为他不学语数外物生化的高考正途,才会当皇帝当不好,搞出靖康之耻。

李后主虽然也就那样,但是人家会写作文呐!一篇作文几十分呢,多大的能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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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宝(553年)高纬(556年),宇文赟(559年)都是年纪相仿且同时代事实上的亡国之君。

而杨广(569)只小他们十多岁,也是亡国之君。

为什么几个人的历史评价却远不相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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