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治中兴后，大清还是输给了日本？
首先，同治中兴的“兴”实在是太有限了，它更像是一场“自救”，而非真正的“革新”。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中兴名臣，他们最大的功劳在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一系列农民起义，维护了大清摇摇欲坠的统治。在军事上，他们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先进武器，建立了洋枪队、淮军等新式军队，算是初步尝到了“西学为用”的甜头。在经济上，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试图发展“洋务”。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用”字上。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而不是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制度。他们引进西方技术，但却不愿触碰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儒家思想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简单来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想象一下，你用最先进的火车头，拉着一堆破旧不堪的木制车厢，火车头再怎么跑，也无法让整个列车真正现代化。大清就是这样，军事上有了些新式武器，但军队的指挥体制、官兵的素质、后勤保障，很多都还是沿袭旧制，效率低下，腐败丛生。
其次，甲午战争的对手，日本，早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就在大清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路上小打小闹的时候，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不仅仅是引进技术，更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变革。
政治体制上： 日本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天皇拥有绝对权威，但实际权力由明治政府掌握。政府高效、廉洁（相对而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大清，依然是慈禧太后一人说了算，朝廷内部派系林立，党争不断，决策效率低下，改革阻力重重。
经济发展上： 日本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鼓励私人企业，建立银行、铁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工业体系。而大清的洋务企业，多为官办，效率低下，利润微薄，且常常被官僚侵吞，无法与日本的民族资本主义相抗衡。
军事改革上： 日本建立了陆海军常备军，推行义务兵役制，士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昂。陆军借鉴德国模式，海军借鉴英国模式，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而大清的北洋水师，虽然号称亚洲第一，但装备老化，训练松懈，官兵素质参差不齐，很多军官贪图享乐，甚至克扣军饷。更致命的是，北洋水师的建设，虽然李鸿章倾注了心血，但其背后的海军衙门体制，依然充满了官僚主义和掣肘。
第三，思想观念的落后，是比技术落后更可怕的“癌”。
同治中兴时期的中国，士大夫们普遍存在一种“天朝上国”的傲慢，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不过是蛮夷。虽然他们看到了西方的“技”，但骨子里并不认为西方的制度、思想比中国先进。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对彻底的改革缺乏内在的动力和认同。
即便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即使是李鸿章这样的开明官员，也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依然无法撼动清朝保守的统治集团。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全面拥抱西方文明，学习西方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科学技术，甚至思维方式。这种开放和学习的态度，是他们能够快速崛起的关键。
第四，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朝鲜问题，也暴露了大清在国际战略上的短板。
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是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屏障。然而，大清对朝鲜的控制力早已大大削弱，而日本则野心勃勃，将其视为扩张的跳板。在处理朝鲜问题上，大清的反应迟缓、犹豫不决，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而日本则反应迅速，行动果断，抓住一切机会，将战争的导火索巧妙地引爆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
总结一下，同治中兴后的输给日本，绝不是因为“中兴”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
1. 中兴的局限性： 改革停留在“器物”层面，未能触及制度和思想的根本。
2. 日本的全面革新： 明治维新从政治到军事，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
3. 思想观念的隔阂： 清廷保守顽固，缺乏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4. 战略视角的短板： 在国际博弈中，缺乏清晰的战略和果断的行动。
所以，当大清还在沉浸在中兴的“一点甜”时，日本已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蜕变。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大清在“中兴”后输给了日本，不如说是大清那套僵化、保守、守旧的旧体制，在面对一个已经彻底融入现代文明洪流的日本时，暴露了其不可挽回的衰败。这场失败，也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深刻的伤疤，也促使了后续更彻底的革命思潮。
网友意见
同光中兴，是个外来词，芮玛丽的原书本来是想搞思想史的，可惜她水平不够，又被国内某些人有心摆弄，因此把书中的一句 Restoration强行译成中兴。
同治中兴的核心是：咸丰末年定的洋务运动和经历十余年苦战后终于在同治三年镇压太平天国成功等；光绪年是收复新疆，赎买伊犁，中法战争打平，创建北洋水师。
对应的是道咸同光的两个主要矛盾，一个是外国入侵，一个是太平天国（粤匪）等。
外国入侵别人是来做生意顺便要点赔款的，一鸦赔款1500万两，二鸦赔款1600万两；这部分的钱基本上通过开海关收关税、“洋药”（鸦片）税、盘剥浙粤百姓给还上了。
而太平天国就比较要命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就攻克南京了，同时西征湖广，咸丰六年更是第一次干掉江南大营，咸丰八年干掉江北大营，咸丰十年太平天国武力第一的忠王还攻占苏州，建立苏福省，要了清朝的半条老命；这意味着清王朝的主要税源地都在战争状态，征税变得十分困难。
而清王朝能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这些动作的前提就是：加税+借钱。因此，问题的结论就是同光中兴≈搜刮民脂民膏、再吃大户借钱办事，问题是洋务也好镇压国内起义也好，最终还是输了甲午战争，输了战争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中兴。（倒是后来的蒋光头也想学借钱中兴，可惜他美爹借给他的钱他也没用对地方）。就借钱的能力来说，清王朝200年已满制汉惯性在，因此尽管征田赋税比例比日本低的多，但八旗绿营占岁出七成的包袱始终不敢卸掉，到了咸同战争之后更是怕天塌了不敢裁这个包袱，只能叠床架屋，附加变正赋，厘捐变厘金，最终导致的是贵州这样的边省从战前1850年额征14.7万两白银，到同治元年收厘谷就有40万两；同时也没有日本新阶级上台的魄力，说废钞就废钞，说废藩置县就废藩置县，说金禄公债就金禄公债，武士不同意就内战，人民不满意就起义，矛盾搞不定就外移。而甲午就是中日地位变化的根本。
再来从经济角度剖析下同光中兴这个样子货，（本文大部分资料来自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财政和经济》，有兴趣的看完上述结论就可以去看看这本书，讲得很透彻了。顺便还可以看看附录1：中国经济史中的计量问题，看完基本就经济史入门了。）
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洋务运动主要也是军工），清王朝在原来的日常收支外，额外增加了两大项支出，一曰战争费用、一曰债务。从收支来看大概的数字量级是：
| 岁入 | 岁支 | |
|---|---|---|
| 咸丰前 | 4000万两 | 3600万两（兵饷2500万） |
| 咸丰后至甲午前 | 5000万升至8000万两 | 6500-9000万（赫德1亿） |
岁出是需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大营（清正规军，旗营）据称驻防期间战时费用月需50万两，一年就是600万两。然而清正规军在战争早期就基本丧失战斗力，不得不启用勇营（湘军、淮军），而勇营实际还是吃官粮，据户部奏报，到同治年，一年勇营兵饷奏销就在1500万两，还不算战时费用。因此岁出的上升除了赔款外，主要就是军费，据统计咸同十余年共计4.2亿。而到了光绪年创建水军，一年又增加4、500万的海军军费。
于是乎，钱从哪来？
只能在原有岁入基础上新增来源。来源就是加税和借钱。
加税就是常说的厘金、盐茶等，厘金就是收商税，主要是流通税和营业税，通过设卡和坐地征收，厘金这一项大约是1300万两/年。
借钱则是内外举债了。甲午前外债还稍微少些，约500万数量级。其中大头就是左宗棠西征的外债，借了220万两买洋枪洋炮。利息略贵，大概年息1分8厘。
至于内债，清王朝不愧是封建王朝巅峰，而且通过200年驯服，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突然想起，知乎有个问题就是明末收不上来税赋，如果可以发债券，甚至把债券分派，会怎么样？，下面有个答案居然说，问谁借，谁就反。平移到咸同光来看看，是不是问谁借，谁就反？）
胡萝卜是开捐纳，俗称卖官鬻爵。咸丰元年9千两买个知府，到咸丰三年就可以只要8千两了，但由于前两年卖得太狠，捐纳收入约有300万，后来一年就只有几十万甚至几万、几千两这个数字。原因很简单，能买的都已经买了。
于是乎大棒上场，捐输，大白话就是摊派、吃大户。尤以战争所在地为烈，江西、四川、甘肃等地，一般官府讲道理，还会给印票，届时偿还，而不讲道理就是直接挪用摊派。统计到充军费的捐输，也有上亿两。当然，没钱还的朝廷一般还是以官额学额来偿还。
至于甲午之后的20年，群魔乱舞，满清皇族也是每时每刻都把自己脖子上的绳圈再紧一分，看来是有窒息式X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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