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曾是封建大国，中国远远比印度要更为开放？
1. 思想文化层面：对外部思想的吸纳与融合
中国：主动的“拿来主义”与“以我为主”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与实用性： 儒家本身并非一套僵化的宗教体系，它更像是一套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在面对外来思想时，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儒家在早期表现出了一定的抵触，但最终能够通过“格义”（将佛教概念与中国本土哲学类比）等方式，将佛教吸纳并进行本土化改造，最终形成了“三教并行”的格局。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核心价值观上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够吸收非本土元素并将其纳入自身体系。
“天朝上国”的自我认知与对外姿态： 尽管中国自诩为“天朝上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外部。更多的表现是“以我为主”，即有能力、有意愿去“教化”和“同化”那些“未开化”的蛮夷，或者从那些“先进”的文明中学习。丝绸之路的繁荣，中亚、西亚、甚至更远地区的技术、艺术、宗教的传入，都是明证。唐朝时期，长安更是国际化大都市，吸纳了大量外来文化元素，如胡乐、胡舞、外国服饰等，并融入其中。
对“异端”的容忍度（相对而言）： 虽然有过“灭佛”等事件，但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宗教政策相对宽松，尤其是在大一统王朝时期。许多宗教和哲学流派在中国得以存在和发展，即使它们与主流思想不符。
印度：宗教的多元性与社会结构的限制
印度教的包容性与等级制度： 印度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庞杂且不断演变的宗教体系，它通过融合各种地方神祇和信仰，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然而，这种包容性是建立在“各安其位”的基础上的。吠陀经典、奥义书、史诗等构成了其思想的核心，但也孕育了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对“外来者”的隔阂：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核心，它规定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地位、职业乃至婚姻。任何与种姓体系不符的群体，都会面临巨大的社会隔阂，难以融入。这种制度的内在力量，使得即使有外来思想和人口的流入，也很难从根本上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
对“异教徒”的复杂态度： 印度历史上虽然有佛教等宗教的兴衰，也有伊斯兰教的传入和统治，但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往往受到种姓制度和政治力量的制约。虽然有共存，但“融合”的程度，特别是底层民众对异质文化的接纳，可能受到更大的阻力。
2. 政治与社会结构层面：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差异
中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与文化同质化
大一统的政治追求： 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一个统一的帝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政府需要强大的行政能力和文化影响力来整合各地。这意味着国家有动力去推广统一的语言（文字）、教育体系和价值观念，以减少地方割据和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科举制度的文化传播： 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学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广了统一的文化和价值观，也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有机会通过学习同一套知识体系而获得认可。
中央政府对文化的引导和控制： 强大的中央政府有能力去引导文化的走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这使得国家在面对外来思想时，能够更有选择性地吸纳，并将其纳入服务于国家统一和统治的体系。
印度：地方权力分散与文化多样性的共存
缺乏持续的强大中央集权： 印度次大陆在封建时期，很少出现像中国那样长时期、稳定运作的强大中央集权帝国。虽然有王朝试图建立统一，但往往难以完全控制广袤的疆域和多样化的民族、宗教、语言群体。地方邦国、王国、部落林立，权力分散。
地方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顽固性： 这种政治上的分散，使得地方性的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习俗得以更强的独立性。人们的身份认同更多地建立在地方、种姓、宗教团体之上，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认同。
对外来统治者的整合： 历史上，印度经历过多次外来统治者的入侵和统治，如亚历山大、贵霜、突厥、莫卧儿等。这些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印度本土文化和政治的“软化”和整合，反而更容易被本地精英体系所吸收。
3. 经济与对外交流层面：贸易通道与“朝贡体系”
中国：朝贡体系下的有限但有组织的交流
“朝贡体系”的本质： 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模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朝贡体系”来组织的。这种体系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但也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有秩序的官方交流渠道。通过朝贡，中国能够获得自己需要的物产、技术，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和商品传播出去。
陆海丝绸之路的畅通：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进了东西方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虽然存在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干扰，但整体而言，中国经济的体量和需求，使得其对外贸易保持了一定的活跃度。
对外商的态度（早期）： 在某些时期，如唐宋，中国对外商的态度相对开放，允许他们在特定区域进行贸易和生活，也促进了城市的国际化。
印度：分散的贸易网络与社会阻隔
商业的活跃性： 印度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枢纽，其香料、纺织品、宝石等商品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商人活跃于世界各地，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网络。
社会结构对贸易商的限制： 然而，印度商人本身也受到种姓制度的约束。虽然商业活动本身是一种“跨界”行为，但印度教的核心教义和种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不同种姓、不同信仰群体之间的深度融合。例如，一些人可能认为远洋航行会“污染”种姓。
外部影响的吸收方式： 印度对外来的商业和文化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分散的贸易网络进行吸收，而不是通过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进行管理和引导。
总结一下，为何中国显得“更开放”：
文化整合能力： 中国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更倾向于“化我为用”，通过强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将外来元素融入自身体系，形成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文化。
政治整合能力： 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行政体系，使得中国能够以一个整体的姿态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并有能力去引导和管理对外交流。
思想的相对“世俗化”： 儒家思想虽然深刻，但其宗教性相对较弱，更多地关注现世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使得它在面对外来宗教或哲学时，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不像一个坚固的宗教神学体系那样难以动摇。
反观印度，其“开放性”更多地体现在“多元性”和“共存性”上，而非主动的“吸纳”和“同化”。种姓制度这一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及分散的政治力量，使得印度在文化和社会层面，更倾向于保持原有的多样性和隔离，即使在交流中，也往往是“各自发展”的模式，而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是完全封闭或印度是完全封闭。任何一个大国在封建时期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封闭”。我们讨论的是相对的程度和表现形式。中国之所以“看起来”更开放，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更擅长通过政治和文化的力量，主动地去处理和吸纳外部因素，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于自身发展和稳定的力量。而印度则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宗教多元性中，允许不同的元素并存，但其社会结构的固化，也限制了深度的跨界融合。
网友意见
前提就错了，印度算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国家和地区，中国战国之后就不是什么封建国家了，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叫中国的国家，我们是天下体系，早不是什么封建体系，或者说我们是王朝制度下的天下体系，鸦片战争之前，国的概念是天下体系下的一个小概念，鸦片战争后东亚朝贡体系逐渐瓦解，我们不得不和西方世界打交道，天下共主，普天之下行不通了，只能用国去套，才有了所谓国的概念，这套意识形态一直到了教员建国，为了推进工业化才真正将中国打造成一个近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我们和一般民族国家还是不一样，我们是一个伪装为国家的文明。底色不是民族血缘认同，是文化认同。
中国的非宗教的世俗王朝体系，几乎是世界各国独一份，即使被中华影响最深的东亚地区，日本是真封建，韩国越南是半封建，日本和西欧非常像。
真封建国家存在世袭的贵族阶层，土地一般不归民间私有，封建领主的权力堪比国王，宗教认同为主，这些在秦汉之后尤其是唐宋之后就基本不存在了，科举确立之后，贵族门阀也基本就逐渐消亡了，同时中国玩的华夷之辩，不是宗教之辩，我们是文化认同，不是血缘和宗教认同！当然中国这一套中央集权王朝制度+民间土地私有+非宗教属性+科举制度，也决定了我们的历史具备所有国家都不具备的革命性和反抗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彼可取而代之！
也决定了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可以孕育出毛主席这样深刻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走向的伟人！印度的相对应的只能孕育出甘地这样的非暴力不合作者。
更一下
中国至明清实际上社会管理已经非常稳定并早熟超前，中央集权下的层层向上负责一直到中枢，并通过科举制度保证由职业官僚管理这个巨大的国家，而不是世袭贵族去管理，这样就保证了中华文化的质和量，也就是保证是同一个文化认同，同一套思想体系，同一种传播文字，早熟的政治体制，我们可能并不在意，因为习以为常，西方不同，即使现在不管日本还是西欧，权贵基本上还是之前的家族，原来的封建贵族转化为资产阶级，当然不是全部，但基本一脉相承，日本更明显。
明清以来这套巡抚督抚管理地方基本5~10年就换个地方，政学军分离，全社会尊重的是你的文化而不是你的血缘出身这套认同，文学里穷书生遇富家小姐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后穷书生拿着小姐给的私房钱进京赶考中状元，衣锦还乡迎娶小姐都是属于常规套路了，我们敬祖宗，对宗教都是临时抱佛脚，拜谁都行，谁灵拜谁，完全世俗化，同时科举制度这个上升途径又保证了这套文化认同的坚定性，比如当年北宋到东京的一支犹太人就被同化了，世界其它地方犹太人是很难被同化的，只要读四书五经不看旧约了，你就很难不被洗。
别说古代那个交通条件，就是现在，你说一个东北人和一个广东人，除了都用汉字之外，相似性能有多少，不管是说的话还是吃的东西，还是生活习俗差距都挺大的，但我们都是中国人！如果没有汉字这套体系，没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王朝制度，使用拉丁文的国家迟早要面对分裂，印度西欧都是如此。
另外5个 阶段论我不多说了，实际这个一直有争论，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革 命 时代我们既然选择了，我们就必须去套这个思想体系，当然老马自己都说过，古老的东方和西方的社会形态不一样，这个不多解释了。我不想再被关小黑屋了。
另外因为说的是制度，封建一词当然要严谨一些，这个我建议看一看温铁军的解读，温大佬说的更透彻了，但是不管如何扩大和引申封建的含义，中国和西方古代制度就是不一样的，如果只从中国革命史出发，反封建一词当然可以用，但不能和西方混用，不然容易出问题。
再一个中国的文字系统和西方不一样，我们的词汇本身就有暗示，如果词汇本身的含义和其字面意义不同的时候，当然就容易出问题，再举个小例子，美国翻译成美国，如果我们翻译成米国呢？翻译成阿美里卡呢？给你什么暗示？我们近现代把最好的词汇都给了西方列强，美利坚、德意志、英吉利、荷兰、法兰西、什么枫丹白露等等，这都是什么暗示？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俄罗斯就差点，再差点的国家一众亚非拉国家的翻译就更有意思了，什么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刚果、瑙鲁、塞拉利昂等等，给你什么暗示呢？我不是搞翻译的，不用说我不专业，我强调的是中国词汇本身的暗示性，封建一词不管在社会制度还是其它方面到底是什么含义，字面意思和实际意思到底差多远，自己品吧。
少年，等你上了高中，学到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你会学到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一个叫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经济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我国基本确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呵呵。。
另外如果对于这个真的非常感兴趣，推荐一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完美的表现了土地改革的过程。有一个雇农叫赵光腚，穷到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男人白天下地干活，女人只能趁每天早上凌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光屁股下地干活。地主也不是仅仅有几亩地，家里五六个儿子，有的在国民党里做军官，有的是土匪。工作队还要负责和土匪进行武装斗争。地主的地被分掉以后，非常气愤。自己偷偷记录有谁分了他的地。写变天账。
这个真的要感谢毛爷爷了，他真的做到了打碎了重建这个事情，印度一直是在修补，治标不治本，所以要想真正的变成现代化国家真的需要重建而不是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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