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样是中央集权制，沙俄那么武德充沛，打得游牧民族集体仆街，大明费拉不堪到被后金入关？
一、 地理环境与扩张动力
沙俄：广袤的土地与“向外”的压力
陆权国家的扩张本能： 沙俄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其核心区域（莫斯科公国）位于内陆，缺乏天然的海洋屏障，因此，扩张和寻求更安全的边界一直是其核心战略。
资源驱动的扩张： 北方寒冷且资源相对贫乏，向南向东扩张成为获取土地、森林、毛皮、食物和人口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早期，毛皮贸易是沙俄经济的重要支柱，这直接驱动了其向西伯利亚的扩张。
“向外”的挤压： 俄罗斯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来自西方（如条顿骑士团、立陶宛等）和南方草原民族（如金帐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的持续压力。这种被动防御的经历，客观上塑造了其尚武的文化和扩张性的国防政策，通过占领和控制边境地区，实现战略纵深和安全。
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与适应： 沙俄的扩张直接与广袤的草原地带相遇，也就是游牧民族的势力范围。在与金帐汗国等蒙古势力长期的斗争和学习中，沙俄逐渐掌握了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和战术，并将其融入自身体系。征服游牧民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最终沙俄成功地将这些地区纳入统治。
明朝：海洋的诱惑与陆地的束缚
“内向”的地理重心： 明朝的核心区域位于东亚大陆的腹地，北方有长城作为防御屏障，南方则被山川海洋环绕。这使得明朝更倾向于巩固内部统治和发展农业经济，而非主动向外扩张。
陆地防御的战略： 明朝的边防重心主要放在北方，以抵御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长城的修建和驻军，是其陆地防御策略的体现。但这种防御更多是消极性的，旨在阻挡而非主动消灭威胁。
海上贸易的机遇与挑战： 明朝虽然曾有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但后期转向了海禁政策。这限制了海上贸易和海军的发展，也使得明朝对来自海洋的潜在威胁（如日本、西方列强）应对不足，同时也削弱了利用海洋资源和影响力的可能性。
与后金（满洲）的地理位置： 明朝北部边境与后金所在的关外地区接壤。这里的地形相对开阔，有利于骑兵作战，而明朝的兵力部署和军事组织在面对擅长骑射和野战的后金时显得力不从心。
二、 军事组织与战斗力
沙俄：集权下的军事改革与野蛮生长
斯列茨基军（streltsy）与新式军队的演变： 早期沙俄依赖于贵族军事组织，但随着改革，特别是彼得大帝的军事改革，建立了常备军（特别是步兵和炮兵），并实行普遍征兵制。这种制度虽然在早期粗糙，但能够不断补充兵员和装备。
对西方军事技术的积极引进与学习： 彼得大帝是关键性的人物，他不仅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战术和训练方法，还派遣人员出国学习，引进外国教官，建立了军事学校。这使得沙俄军队能够快速提升战斗力，尤其是在火器和炮兵方面。
游牧民族军事风格的吸收与融合： 沙俄在与草原民族的长期对抗中，也学习并融合了他们的长处，例如骑兵的机动性、弓箭的使用等，并将之与自身新式军队相结合。
“武德充沛”的文化塑造： 长期处于扩张和冲突的环境中，沙俄社会形成了一种尚武的文化氛围。军人的地位相对较高，军事荣耀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
明朝：制度僵化与军制弊端
卫所制度的衰败： 明朝早期建立的卫所制度原本是一种寓兵于民、自给自足的军事体系，理论上能提供大量兵源。但随着时间推移，卫所官僚化、军户逃亡、军备废弛等问题严重，导致卫所兵的战斗力急剧下降，成为了一支“费拉”的军队。
募兵制的问题： 明朝后期主要依靠募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士兵的专业性，但募兵的质量、训练和军饷发放常常出现问题。军阀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士兵对朝廷的忠诚度不如对将领的忠诚度高。
技术革新缓慢且应用不足： 尽管明朝也引进了火器技术，并在某些战役中有所应用（如戚继光的鸳鸯阵），但整体上军事技术革新相对缓慢，且在新式武器的研发、生产和大规模装备方面不如沙俄积极。
将领的责任心与能力问题： 明朝中后期，许多将领缺乏长期的训练和实战经验，贪腐和派系斗争也影响了军队的整体效能。例如，在与后金作战时，明军常常出现指挥失误、士气低落的情况。
对游牧民族战术的不适应： 明军的作战方式多以步兵和阵地战为主，面对后金骑兵的快速突袭和野战能力，常常难以有效应对。尽管也有少数能战之将，但无法弥补整体上的劣势。
三、 经济基础与财政能力
沙俄：资源驱动的经济与财政集权
资源丰富的土地： 俄罗斯拥有广阔的土地，其扩张获得的资源（如森林、毛皮、矿产）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物质基础。
军事财政的集权： 沙俄政府能够较有效地从广阔的领土中搜刮资源来支持军事开销。虽然早期财政状况也不佳，但通过贸易、税收和对新征服地区的掠夺，逐渐积累了支持战争的财力。
农奴制的经济基础： 农奴制为沙俄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一定的经济产出，虽然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税收和兵源基础。
明朝：财政危机与经济的内在矛盾
土地兼并与税收负担：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导致国家税基萎缩。同时，国家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边防、皇室开销、官员俸禄等），税收负担主要压在自耕农身上，导致民怨沸腾。
军事开销的巨大压力： 镇压农民起义、与后金作战，都需要庞大的军费。但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和贪腐问题，军饷常常拖欠，导致士兵士气低下、军纪涣散。
白银货币化的双刃剑： 明朝后期，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白银贸易，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导致了对白银的过度依赖。一旦白银流入减少，就会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
经济政策的局限性： 海禁政策限制了海外贸易的潜力，未能形成强大的商业资本支持国家军事力量。
四、 政治体制与国家治理
沙俄：强权政治与改革的动力
沙皇的绝对权力： 沙皇拥有绝对的权力，能够集中全国资源用于军事和扩张。虽然存在贵族势力，但沙皇的权威能够压制并引导这些势力。
改革的动力与执行力： 彼得大帝等强力沙皇拥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并且有足够的权力去推行，即使面临阻力也能强行执行。军事改革是国家生存和扩张的需要，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全力支持。
对征服地区的同化与整合： 沙俄通过军事征服后，会积极进行行政管理、文化同化和宗教传播，将新占领的地区纳入中央集权体系，为其提供税收和兵源。
明朝：党争、腐败与中央集权的虚化
皇权旁落与党争： 明朝后期，宦官专权、士大夫集团之间的党争（如东林党与阉党），严重削弱了皇权和政府的效率。决策失误频频，国家机器运转不畅。
腐败的蔓延： 从中央到地方，腐败现象严重，侵蚀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军费被贪污，武器装备质量下降，将领收买士兵，这些都大大削弱了明朝的战斗力。
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土地兼并导致地方豪强势力膨胀，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和防御后金的军队，其效忠对象有时更倾向于地方将领而非中央政府。
信息传递的滞后与误判： 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集权体制的低效传递和处理信息，容易导致战略判断失误和应对迟缓。面对后金这种新兴的、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对手，明朝的反应显得尤为迟钝。
五、 敌我对比：后金（满洲）的优势
后金（满洲）的崛起与优势：
统一的领导与明确的目标：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能够高度集中权力，拥有明确的统一中国的目标。
精锐的八旗军队： 八旗制度是满洲人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基础，将军事、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具有强大战斗力和忠诚度的精锐部队。
适应性的军事战术： 满洲人擅长骑射、骑兵突袭和灵活的战术，能够有效地利用地形，并不断学习和吸收汉族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组织方式。
对汉族技术的吸收： 满洲人积极招募和利用汉族人才，学习汉族的农业技术、火器制造技术以及政治管理经验，为他们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持。
“收复故土”的合法性叙事： 满洲人利用明朝内部的矛盾和汉人对明朝统治的不满，将自己塑造成“复兴辽东”和“替天行道”的力量，获得了一部分汉族民众的支持。
明朝面对后金的劣势：
军队的内耗与衰败： 明朝军队在长期的内部镇压和腐败中，战斗力大幅下降，士气低落。
战略上的被动： 明朝在与后金的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难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决战。
后勤与补给的困难： 明朝无法有效保障前线部队的粮饷和装备，这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总结
总而言之，沙俄之所以“武德充沛”，是由于其有利的地理扩张条件、外部生存压力促使其尚武、通过彼得大帝等强力统治者进行的系统性军事改革、以及能够集中资源支持军事扩张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共同作用。 它们在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抗中，不断学习和进化，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明朝之所以“费拉不堪”，则是因为其地理位置上的相对封闭与防御性、僵化且衰败的军事制度、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政治腐败、以及未能有效应对新兴的军事力量（后金）的挑战。 明朝的中央集权更多体现在对内部的控制和税收搜刮上，但在军事扩张和应对外部强敌时，其集权体制的低效和弊端暴露无遗，最终导致了其被后金所取代。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这里进行的分析也是一种概括性的总结。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长期演变的结果。但以上几点，是理解沙俄和明朝对外军事表现差异的关键所在。
网友意见
这张图反映了沙俄在18世纪以前扩张的历史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17世纪以前，沙俄的领土只有图中红色、橘黄色和蓝色的部分，绿色是1599到1689年之间扩张的领土。在十七世纪以前，沙俄向东扩张了一大片地区，扩张的方向主要是两个，如箭头所示：一个是向南，沿着伏尔加河一直深入阿斯特拉罕，这里是历史上统治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的腹地，距离俄罗斯的核心区也较近，对俄罗斯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是扩张的首要方向；另一个方向则是向西往西伯利亚扩张，这里荒无人烟扩张难度较小，扩张的目的也主要基于毛皮生意而非定居。
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的扩张中，我们可以看到，沙俄绕开了中亚和蒙古的核心区，而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游牧政权往往都是发源于此并以此为核心的。实际上，在17世纪以前，中国和俄国虽然已经开始普及了火药武器，但是面对强大的草原政权并没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克里米亚汗国以及塞北的瓦剌人还是有能力直接威胁到莫斯科或者北京的。明朝出了长城就是蒙古高原，面对的是较为强大而且一度统一的游牧政权，扩张难度远大于面对着一群分裂的小汗国的沙俄。
到了17世纪前期，明朝彻底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更是无力向蒙古扩张。其时尽管蒙古也衰落分裂了，但不过是方便了方兴未艾的女真人。到了17世纪末，随着中俄军事的进步，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优势开始显现。同时，整合了漠南蒙古的满清与全据西伯利亚的沙俄同时开始向蒙古和中亚扩张。在中俄两大帝国的夹击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但即便如此，中亚的准噶尔人、哈萨克人仍然展现出来了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清朝和准噶尔诸部的战争持续了整个康乾雍省事，直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大小和卓之乱后才以清朝平定回部，控制新疆，扩张到伊犁河谷而告终。而在沙俄方面，直到19世纪沙俄也才算是完成了对哈萨克斯坦和河中地区的征服——游牧部落与农耕文明之间数千年的战争，此时才算告一段落。
拿明朝和毛子对比的话，我们可以注意以下时间节点
1364年朱元璋建立政权，1368年攻克大都驱逐北元。
对应的，莫斯科公国为首的毛子1380年取得库利科沃之战的胜利，暂时摆脱金帐汗国压迫；1382年莫斯科遭脱脱迷失围城火烧莫斯科，被击败再度向金帐汗国称臣纳贡。
1449年土木堡之败，明英宗被俘；期间1408年白帐的埃迪古火烧莫斯科，1445年喀山汗国与莫斯科公国交战，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兵败被俘。
1550年庚戌之变，俺答兵临北京；对应的，1571年克里木鞑靼火烧莫斯科。
之后，明朝因为隆庆和议，大体上解除了北疆蒙古威胁；1572年莫斯科方面取得莫洛迪之战的决定性胜利，而获胜的指挥官米哈伊尔·沃罗汀斯基转年因欲加之罪被伊凡四世处死、1591年1592年克里木鞑靼两度兵发莫斯科，莫斯科方面取得胜利。
在即将进入17世纪之时，莫斯科迎来其历史上的“混乱时期”，继承留里克王朝法统的戈东诺夫1605年死于非命，儿子被杀。乘乱上位的瓦西里·叔伊斯基1610年被波兰人俘获，性质相当于亡国，鞑靼人在这一时期趁火打劫。对应的是努尔哈赤的后金崛起，在辽东大败明军，皇太极五次入关劫掠、1644年崇祯上吊，明亡。
毛子与中国的这段历史走向最大的转折区别在于，1612年毛子的第二民军驱逐波兰人收复莫斯科，1613年建立罗曼诺夫王朝；1644年清军入关，大顺大西南明相继覆灭。
片面摘取资料来论证自己想要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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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年，克里木鞑靼征俄，攻占梁赞，大掠莫斯科公国而去；
1517年，明·威武大将军朱寿征讨鞑靼，迫使鞑靼数十年不敢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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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年，克里木鞑靼再次讨俄，攻占莫斯科城；
1572年，戚继光集结军队大阅，次年，征讨蒙古朵颜部，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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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皇明实乃武德充沛，蛮俄实属费拉不堪，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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