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从何而来？方剂因何而制？难道只是因为年龄与经验？
中医的起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绝非仅仅是年龄和经验的简单累加。方剂的制定更是凝聚了无数医者的智慧、对自然规律的探索以及对人体奥秘的深刻理解。下面我将从多个维度详细讲述中医的由来和方剂的制备原理。
中医从何而来？
中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和总结而逐渐形成的独特医学体系。其根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与模仿：
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观察到自然界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规律，并试图将这种规律应用到理解人体和疾病上。例如，他们观察到日升日落、四季更替，推想到人体内部也存在着昼夜、寒暑的节律。
动物的本能行为： 人类也从动物身上学习治病的方法。传说神农氏尝百草，便是模仿动物在生病时会寻找特定的植物来进食。这种观察和模仿是早期医学萌芽的重要因素。
气候与环境的影响： 人类发现生活环境、气候变化（风、寒、暑、湿、燥、火）与人体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并将这些外界因素视为致病的原因，进而探索如何调和人体与环境的关系。
2. 源于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阴阳学说： 这是中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之一。《黄帝内经》中将阴阳视为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也应用到人体生理、病理的解释上。人体由阴阳两部分组成，生理功能是阴阳协调平衡的表现，疾病则是阴阳失衡的结果。方剂的配伍很多也是基于阴阳的制约与协调。
五行学说： 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及其相生相克的关系，被用来解释人体的脏腑组织之间的生理联系和病理传变。例如，肝属木，心属火，木生火，说明肝的生理活动可以促进心的功能；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说明肝的病变可能影响脾的功能。方剂的组方也常常依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调整药性。
气、血、津液： 这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中医认为气的运行推动血液和津液的循环，是生命活动的动力。气的失调、血的亏损或瘀滞、津液的耗损或停聚，都会导致疾病。方剂的很多作用就是调理气血津液的。
天人合一思想： 中医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生理活动与自然界的规律息息相关。人的健康与否受到自然环境、季节变化、气候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这种思想指导着中医在诊断和治疗时，需要考虑个体与环境的整体关系。
3. 源于长期的医疗实践与经验积累：
经验的积累： 从古至今，无数的医者在临床实践中，通过诊断、治疗、观察疗效，不断积累经验。每一次的成功治疗都巩固了某种治疗方法，每一次的失败都促使医者反思并改进。
“望闻问切”四诊法的形成： 这是中医独特的诊断方法，是通过观察（望）、听嗅（闻）、询问（问）、触按（切）来收集患者信息，从而了解病情。这四种方法都是通过感官直接获取信息，是实践经验的结晶。
对药物的认识与探索： 从最早的偶然发现，到有目的的采集、炮制、应用，人们对药物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365种药物，到历代本草的不断增补，都体现了对药物功效、性味、归经的深入研究。
4. 源于对人体自身的认识：
解剖与生理的初步认识： 虽然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解剖学，但通过医疗实践（如战争中的伤员处理、对尸体的观察等），古人对人体的脏腑、经络、骨骼、脉络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经络学说等理论。
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医通过观察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总结出疾病的内在规律，例如正气与邪气的斗争、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病邪由表入里或由里出表的传变规律等。
总结来说，中医的产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基于对自然、社会、人体的深刻观察和理性思考，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检验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医学体系。
方剂因何而制？难道只是因为年龄与经验？
方剂的制定绝非仅仅是简单的年龄和经验的累加，它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通过精细的辨证论治过程而产生的。方剂制定的原理是多方面的：
1. 核心是“辨证论治”：
这是中医治疗的灵魂。辨证论治强调的是“因证而治”，而不是“因病而治”。
辨证： 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患者的各种信息，然后根据中医的理论体系，分析、归纳、判断出患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以及人体正气的强弱，从而得出“证候”。例如，一个人可能患有感冒，但症状可能是“风寒感冒”或“风热感冒”，或者“寒湿感冒”，这便是不同的“证”。
论治： 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如扶正祛邪、调和阴阳、疏风散寒等），并选择能够体现这些治疗原则的药物和配伍方法。
2. 基于中医理论的指导：
方剂的制定需要遵循中医的各项理论原则：
阴阳平衡： 如果患者阳气不足，则选用温阳的药物；如果阴虚火旺，则选用滋阴降火的药物。方剂的配伍要达到阴阳协调平衡的目的。
五行生克制化： 在治疗时，需要考虑药物的五行属性，通过相生来增强疗效，通过相克来制约不良反应。例如，治疗肝郁脾虚，可能需要滋补脾土以制约肝木。
气血津液的调理： 根据气血津液的盈亏、运行是否顺畅来选择药物。例如，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津液不足则生津。
脏腑经络的联系： 方剂中的药物要能够作用于病变的脏腑和经络。例如，治疗肺部的疾病，会选择归肺经的药物。
3. 药物的“君臣佐使”配伍原则：
这是方剂配伍的核心艺术。一个经典的方剂并非随意堆砌药物，而是按照特定的君臣佐使原则进行组合，以达到最佳疗效和最低副作用。
君药： 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方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臣药： 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作用，或针对兼病、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
佐药： 协助君、臣药加强疗效，或消除君、臣药的副作用，或反佐以增强疗效的药物。
使药（使药或引经药）： 引导诸药直达病所，或起引药上行/下行，或引药入经络的药物。
举例： 在治疗风寒感冒的“麻黄汤”中：
麻黄： 发汗散寒、宣肺平喘，是君药，主要治疗感冒症状。
桂枝： 助麻黄发汗散寒，外散风寒，是臣药。
杏仁： 降肺气，止咳平喘，辅佐麻黄宣肺平喘，是佐药。
甘草： 调和药性，缓和麻黄、桂枝的峻烈，并能止咳，是使药。
4. 对药物性质、功效的深刻认识：
药性（四气、五味）： 寒、热、温、凉四种“气”和辛、甘、酸、苦、咸五种“味”决定了药物的治疗方向。例如，辛能发散，甘能补益，苦能降泄，酸能收涩。
药味（升降浮沉）： 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决定了其作用的部位和方向。例如，升浮的药物多向上、向外发散，用于治疗表证；沉降的药物多向下、向内作用，用于治疗里证。
归经： 指明药物所能影响或治疗的脏腑、经络。例如，生地黄归心、肝、肾经，能清热凉血。
毒性与配伍禁忌： 了解药物的毒性，以及哪些药物不能配伍使用（如十八反、十九畏），是确保用药安全的重要因素。
5. 经验的升华与传承：
虽然强调理论和辨证，但经验的积累同样是方剂制定的重要支撑。
名老中医的经验方： 很多经典方剂是名老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理论的独特理解，结合特定病证创制的。这些方剂往往疗效确切，且具有一定的特色。
古方今用与化裁： 医生在治疗时，会参考古方，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古方进行加减化裁（增减药物、调整剂量），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病证。
为什么说“不是因为年龄与经验”？
年龄和经验是中医发展和治学的重要因素，但它并非方剂制定的唯一或根本原因。
理论是指导：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经验也可能变成“蛮干”或“乱用药”。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如果没有对食材特性、烹饪原理的了解，也无法做出精美的菜肴。
经验需要理论指导下的辨证： 经验是针对某些病证和用药的有效性总结，但“证”是千变万化的，不能完全依赖于套用经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是能将理论与经验灵活结合，根据具体“证”来运用经验的。
年轻医者同样能制方： 理论扎实、学习刻苦的年轻医者，即使经验相对不足，也能通过准确的辨证和对理论的理解，组成有效的方剂。反之，一些年长的医生如果理论基础不牢，经验也可能固化，反而影响了治疗。
方剂的创新： 中医并非一成不变，好的方剂不仅是对经典的继承，更包含了创新。这种创新来自于对新病证的认识、对药物新功效的发现、以及对理论的深化理解，而非简单的经验堆积。
总而言之，方剂的制定是一个高度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的过程。它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以药物学知识为基础，并辅以精湛的配伍技巧和临床经验。年龄和经验固然重要，它们是医者成长的过程，但方剂的生命力在于其背后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严谨的实践逻辑。
中医从何而来？
中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和总结而逐渐形成的独特医学体系。其根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与模仿：
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观察到自然界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规律，并试图将这种规律应用到理解人体和疾病上。例如，他们观察到日升日落、四季更替，推想到人体内部也存在着昼夜、寒暑的节律。
动物的本能行为： 人类也从动物身上学习治病的方法。传说神农氏尝百草，便是模仿动物在生病时会寻找特定的植物来进食。这种观察和模仿是早期医学萌芽的重要因素。
气候与环境的影响： 人类发现生活环境、气候变化（风、寒、暑、湿、燥、火）与人体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并将这些外界因素视为致病的原因，进而探索如何调和人体与环境的关系。
2. 源于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阴阳学说： 这是中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之一。《黄帝内经》中将阴阳视为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也应用到人体生理、病理的解释上。人体由阴阳两部分组成，生理功能是阴阳协调平衡的表现，疾病则是阴阳失衡的结果。方剂的配伍很多也是基于阴阳的制约与协调。
五行学说： 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及其相生相克的关系，被用来解释人体的脏腑组织之间的生理联系和病理传变。例如，肝属木，心属火，木生火，说明肝的生理活动可以促进心的功能；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说明肝的病变可能影响脾的功能。方剂的组方也常常依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调整药性。
气、血、津液： 这是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中医认为气的运行推动血液和津液的循环，是生命活动的动力。气的失调、血的亏损或瘀滞、津液的耗损或停聚，都会导致疾病。方剂的很多作用就是调理气血津液的。
天人合一思想： 中医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生理活动与自然界的规律息息相关。人的健康与否受到自然环境、季节变化、气候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这种思想指导着中医在诊断和治疗时，需要考虑个体与环境的整体关系。
3. 源于长期的医疗实践与经验积累：
经验的积累： 从古至今，无数的医者在临床实践中，通过诊断、治疗、观察疗效，不断积累经验。每一次的成功治疗都巩固了某种治疗方法，每一次的失败都促使医者反思并改进。
“望闻问切”四诊法的形成： 这是中医独特的诊断方法，是通过观察（望）、听嗅（闻）、询问（问）、触按（切）来收集患者信息，从而了解病情。这四种方法都是通过感官直接获取信息，是实践经验的结晶。
对药物的认识与探索： 从最早的偶然发现，到有目的的采集、炮制、应用，人们对药物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365种药物，到历代本草的不断增补，都体现了对药物功效、性味、归经的深入研究。
4. 源于对人体自身的认识：
解剖与生理的初步认识： 虽然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解剖学，但通过医疗实践（如战争中的伤员处理、对尸体的观察等），古人对人体的脏腑、经络、骨骼、脉络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经络学说等理论。
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医通过观察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总结出疾病的内在规律，例如正气与邪气的斗争、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病邪由表入里或由里出表的传变规律等。
总结来说，中医的产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基于对自然、社会、人体的深刻观察和理性思考，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检验而逐渐形成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医学体系。
方剂因何而制？难道只是因为年龄与经验？
方剂的制定绝非仅仅是简单的年龄和经验的累加，它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并通过精细的辨证论治过程而产生的。方剂制定的原理是多方面的：
1. 核心是“辨证论治”：
这是中医治疗的灵魂。辨证论治强调的是“因证而治”，而不是“因病而治”。
辨证： 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收集患者的各种信息，然后根据中医的理论体系，分析、归纳、判断出患者当前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以及人体正气的强弱，从而得出“证候”。例如，一个人可能患有感冒，但症状可能是“风寒感冒”或“风热感冒”，或者“寒湿感冒”，这便是不同的“证”。
论治： 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相应的治疗原则（如扶正祛邪、调和阴阳、疏风散寒等），并选择能够体现这些治疗原则的药物和配伍方法。
2. 基于中医理论的指导：
方剂的制定需要遵循中医的各项理论原则：
阴阳平衡： 如果患者阳气不足，则选用温阳的药物；如果阴虚火旺，则选用滋阴降火的药物。方剂的配伍要达到阴阳协调平衡的目的。
五行生克制化： 在治疗时，需要考虑药物的五行属性，通过相生来增强疗效，通过相克来制约不良反应。例如，治疗肝郁脾虚，可能需要滋补脾土以制约肝木。
气血津液的调理： 根据气血津液的盈亏、运行是否顺畅来选择药物。例如，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津液不足则生津。
脏腑经络的联系： 方剂中的药物要能够作用于病变的脏腑和经络。例如，治疗肺部的疾病，会选择归肺经的药物。
3. 药物的“君臣佐使”配伍原则：
这是方剂配伍的核心艺术。一个经典的方剂并非随意堆砌药物，而是按照特定的君臣佐使原则进行组合，以达到最佳疗效和最低副作用。
君药： 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方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臣药： 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作用，或针对兼病、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
佐药： 协助君、臣药加强疗效，或消除君、臣药的副作用，或反佐以增强疗效的药物。
使药（使药或引经药）： 引导诸药直达病所，或起引药上行/下行，或引药入经络的药物。
举例： 在治疗风寒感冒的“麻黄汤”中：
麻黄： 发汗散寒、宣肺平喘，是君药，主要治疗感冒症状。
桂枝： 助麻黄发汗散寒，外散风寒，是臣药。
杏仁： 降肺气，止咳平喘，辅佐麻黄宣肺平喘，是佐药。
甘草： 调和药性，缓和麻黄、桂枝的峻烈，并能止咳，是使药。
4. 对药物性质、功效的深刻认识：
药性（四气、五味）： 寒、热、温、凉四种“气”和辛、甘、酸、苦、咸五种“味”决定了药物的治疗方向。例如，辛能发散，甘能补益，苦能降泄，酸能收涩。
药味（升降浮沉）： 药物的升、降、浮、沉特性决定了其作用的部位和方向。例如，升浮的药物多向上、向外发散，用于治疗表证；沉降的药物多向下、向内作用，用于治疗里证。
归经： 指明药物所能影响或治疗的脏腑、经络。例如，生地黄归心、肝、肾经，能清热凉血。
毒性与配伍禁忌： 了解药物的毒性，以及哪些药物不能配伍使用（如十八反、十九畏），是确保用药安全的重要因素。
5. 经验的升华与传承：
虽然强调理论和辨证，但经验的积累同样是方剂制定的重要支撑。
名老中医的经验方： 很多经典方剂是名老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理论的独特理解，结合特定病证创制的。这些方剂往往疗效确切，且具有一定的特色。
古方今用与化裁： 医生在治疗时，会参考古方，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对古方进行加减化裁（增减药物、调整剂量），以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病证。
为什么说“不是因为年龄与经验”？
年龄和经验是中医发展和治学的重要因素，但它并非方剂制定的唯一或根本原因。
理论是指导：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经验也可能变成“蛮干”或“乱用药”。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厨师，如果没有对食材特性、烹饪原理的了解，也无法做出精美的菜肴。
经验需要理论指导下的辨证： 经验是针对某些病证和用药的有效性总结，但“证”是千变万化的，不能完全依赖于套用经验。一位有经验的医生，是能将理论与经验灵活结合，根据具体“证”来运用经验的。
年轻医者同样能制方： 理论扎实、学习刻苦的年轻医者，即使经验相对不足，也能通过准确的辨证和对理论的理解，组成有效的方剂。反之，一些年长的医生如果理论基础不牢，经验也可能固化，反而影响了治疗。
方剂的创新： 中医并非一成不变，好的方剂不仅是对经典的继承，更包含了创新。这种创新来自于对新病证的认识、对药物新功效的发现、以及对理论的深化理解，而非简单的经验堆积。
总而言之，方剂的制定是一个高度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的过程。它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以辨证论治为核心，以药物学知识为基础，并辅以精湛的配伍技巧和临床经验。年龄和经验固然重要，它们是医者成长的过程，但方剂的生命力在于其背后深厚的理论根基和严谨的实践逻辑。
网友意见
对于中医粉的质疑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
首先中医无法治疗任何一种烈性传染病，这应该是现代医学界的主流看法。这背后可能有三种原因：
1，阴谋论。
2，中医确实具有现代科技无法发现的神奇作用，中国古人具有现代人无法参悟的超前智慧。
3，古人懂个锤子，一群连人体有几块骨头都数不清的货，都是夏姬八古月扯。
我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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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一个中医治疗乙脑的例子：
1954年夏天，石家庄地区爆发了流行性乙型脑炎。初期用西药治疗均不奏效，死亡率很高。后来老中医郭可明提出用白虎汤来治。他声称自己治了31个病人，无一死亡。其他用白虎汤治的病人死亡率也降到了百分之十。当时不知道流行季节后期死亡率会自然降低，以为是白虎汤起了作用。郭可明荣获建国后第一个部级甲等奖；获奖旗1面，奖金1万元，还上了天安门受到毛主席接见。
两年后北京流行乙脑，又用白虎汤来治，发现毫无效果。又到了流行季节后期，老中医蒲辅周出来否定了白虎汤，改用芳香透窍的药物 。死亡率果然又降下来了。1956年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中报道：“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周总理称赞蒲辅周是“高明的中医，又懂辩证法”。
这样，中医对乙型脑炎就留下了两个“验方”。
但实际上这两个验方都是无效的。只是一种“耦合”而已。因为乙脑的流行病学特点是爆发初期死亡率极高可以达到50%但随后死亡率会迅速下降，到流行后期死亡率不到10%绝大多数在流行后期感染的病人都会自愈。北京乙脑前期白虎汤无效是因为他真的无效，而周氏看上去有效是因为他是在流行后期介入的。这是一种偶然。
但是中医是拒绝去区分这种偶然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种骗术，因为巧合搞出这么一个戏法怎么能随便放弃呢？病人偶然康复就记录下来，无效就随便增减一些杂草，等病人又偶然康复，就又留下一个药方。如此反复。中医的绝大对数方剂就是这么来的。中医有2000多个治疗疟疾的方剂。康熙的疟疾的时候放榜天下却没有一个中医能治，最后只能靠洋教士的金鸡纳树皮粉。
至于其中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赵本山卖拐的理论。如何让一个没有病的人来买我的药？如何说服别人把杂草当金子一样买回去？杂草无效时如何应对受害者的质疑？中医理论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中药中真正有效的那极少部分从来不需要中医理论。比如青蒿素，比如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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