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中的马哲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有哪些出入？这些出入从何而来？
课本中的“马哲”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一份细致的梳理与探源
在许多人的求学经历中，“马哲”——即我们通常在大学课堂上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与马克思本人原著中的思想存在着微妙甚至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政治、理论继承与发展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深入理解这种出入，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审视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脉络，以及它在后世是如何被理解、诠释和应用的。
一、 课本中的“马哲”：一种被“组织化”的哲学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课本中的“马哲”并非马克思原封不动地留下的思想遗产。它更多的是一种经过后人梳理、提炼、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加以“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指导行动的理论武器，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往往被简化、提炼成更易于理解和传播的核心要义。
主要的体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化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确实包含这一核心论断，但其原著中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阶级斗争的非线性以及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有着更为 nuanced 的理解。课本中的“马哲”倾向于将这一公式化、结构化，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仿佛历史的走向完全由经济因素单向决定，忽略了马克思对于历史偶然性、个人能动性以及思想力量的论述。
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化”运用： 马克思的辩证法，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然而，在教学中，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常常被脱离具体的历史和实践语境，变成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用于解释一切现象。历史唯物主义也常常被简化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固定套路，而忽略了马克思在论述特定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时，对政治、军事、思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
“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与狭隘化： 马克思确实将阶级斗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的分析更多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课本中的“马哲”在某些时期，可能将阶级斗争的概念泛化、绝对化，将其作为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唯一视角，忽略了马克思也曾论述过合作、妥协、改良的可能，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化与实践的距离：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的，其核心在于“多数人的统治”和“消灭阶级”。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国家演化出了不同的形态，课本中的“马哲”为了论证和巩固特定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特定的解读和转化，使其与马克思本人的初衷产生了一定的偏离。
“实践”概念的窄化： 马克思极其重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强调“人的思维是客观的、现实的实践的产物”。但在课本的解读中，“实践”有时被狭隘地理解为“生产实践”或“政治实践”，而忽略了马克思对文化实践、艺术实践、理论实践等更广阔的“实践”范畴的关注。
二、 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一部充满生命力与探索性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一部在思想史、社会史中熠熠生辉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思想体系。他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深刻洞察力和不懈探索精神的思想家。
理解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需要回归其核心的文本和思想脉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这批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深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提出了“异化”这一核心概念，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他并非仅仅看到了经济关系，更关注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这里与恩格斯共同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但他们也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道德）并非经济基础的简单“反映”，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他们也谈到了“分工”是产生阶级和私有制的根源，以及“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资本论》： 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的趋势。然而，《资本论》的论证过程极其复杂，充满精密的逻辑推理和对社会现实的细致观察。马克思在这里对“人”的理解，并非单一的“经济人”，而是具有丰富情感、思想和社会属性的“社会人”。他对于“人的解放”的追求，是贯穿其所有著作的红线。
晚年著作与通信： 在晚年，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对其他社会形态（如俄国）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他的一些看法，例如关于“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思考，以及对“革命”形式的多元化设想，都表明了他思想的开放性和不断发展性，而非一个固定的教条。
三、 这些出入从何而来？
马克思本人哲学与课本中的“马哲”之间出现的这些出入，其根源是多方面的：
1. 理论继承与发展的选择性：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协作：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承担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的工作，并撰写了许多阐释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著作在普及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原有的思想进行了提炼和组织，为后来的“教条化”奠定了基础。恩格斯也更加强调了辩证法的普遍性。
后人的诠释与体系化： 在马克思之后，尤其是列宁、斯大林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构建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诠释和体系化。这其中包括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一套固定的理论公式，使其更便于教学和政治宣传。这一过程中，一些复杂、 nuanced 的思想容易被忽略，而一些更具指导意义的政治口号则被放大。
2. 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与实践的制约：
革命的需要： 在革命时期，需要一套清晰、有力的理论来动员群众、指导斗争。这往往导致思想的简化和口号化，例如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性。
建设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缺乏马克思本人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各国领导人根据自身国情和政治需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种解读和修正。例如，在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和实践形式上，就产生了诸多不同。
意识形态的对抗： 在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理论，其某些方面被政治化和工具化，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3. 哲学研究方法的演变：
对辩证法的误读：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是一种批判性的哲学工具。但后来的研究者有时将其视为一种普适性的、静态的“规律”，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使其失去了批判性和创新性。
对“异化”等早期思想的忽视： 在一些官方的“马哲”体系中，由于早期著作的“非马克思主义”色彩（例如，早期著作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可能被认为不符合“唯物主义”的严格界定），或者为了突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成熟性，对马克思早期哲学，特别是“异化”等概念的讨论，在某些时期被边缘化了。
4. 文本的复杂性与翻译的差异：
马克思著作的多样性： 马克思的思想是跨越数十年的，其著作风格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从早期的哲学思辨到后期的经济学分析，理解其思想的连续性和发展性需要细致的梳理。
翻译的损益： 马克思的原著并非都是德语，而是部分有法文、英文等。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差异和不同译者的理解，都可能造成信息损耗或侧重点的偏移。
总结来说， 课本中的“马哲”是对马克思本人庞大而复杂的哲学思想的一种简化、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固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但不可避免地在理论的清晰性、传播的便捷性以及历史的政治性等因素的作用下，与马克思本人充满生命力、批判性和探索性的哲学之间产生了出入。
理解这种出入，不是为了全盘否定“马哲”，而是为了更加自觉和批判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原著，深入理解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历史语境，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其精髓，并结合当代的实践，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我的看法不是什么都不能批评的，而是什么都不能批评得一无是处。” 这种审慎的态度，也应该成为我们对待“马哲”与马克思本人哲学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
在许多人的求学经历中，“马哲”——即我们通常在大学课堂上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与马克思本人原著中的思想存在着微妙甚至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历史、政治、理论继承与发展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深入理解这种出入，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审视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脉络，以及它在后世是如何被理解、诠释和应用的。
一、 课本中的“马哲”：一种被“组织化”的哲学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课本中的“马哲”并非马克思原封不动地留下的思想遗产。它更多的是一种经过后人梳理、提炼、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加以“教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哲学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被视为指导行动的理论武器，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往往被简化、提炼成更易于理解和传播的核心要义。
主要的体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化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确实包含这一核心论断，但其原著中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阶级斗争的非线性以及文化、政治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有着更为 nuanced 的理解。课本中的“马哲”倾向于将这一公式化、结构化，有时甚至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仿佛历史的走向完全由经济因素单向决定，忽略了马克思对于历史偶然性、个人能动性以及思想力量的论述。
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化”运用： 马克思的辩证法，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然而，在教学中，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常常被脱离具体的历史和实践语境，变成一种抽象的思维模式，用于解释一切现象。历史唯物主义也常常被简化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固定套路，而忽略了马克思在论述特定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时，对政治、军事、思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
“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与狭隘化： 马克思确实将阶级斗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的分析更多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课本中的“马哲”在某些时期，可能将阶级斗争的概念泛化、绝对化，将其作为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唯一视角，忽略了马克思也曾论述过合作、妥协、改良的可能，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化与实践的距离：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的，其核心在于“多数人的统治”和“消灭阶级”。然而，在后来的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国家演化出了不同的形态，课本中的“马哲”为了论证和巩固特定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特定的解读和转化，使其与马克思本人的初衷产生了一定的偏离。
“实践”概念的窄化： 马克思极其重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强调“人的思维是客观的、现实的实践的产物”。但在课本的解读中，“实践”有时被狭隘地理解为“生产实践”或“政治实践”，而忽略了马克思对文化实践、艺术实践、理论实践等更广阔的“实践”范畴的关注。
二、 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一部充满生命力与探索性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一部在思想史、社会史中熠熠生辉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思想体系。他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深刻洞察力和不懈探索精神的思想家。
理解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需要回归其核心的文本和思想脉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这批早期著作中，马克思深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提出了“异化”这一核心概念，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活动本身、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他并非仅仅看到了经济关系，更关注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这里与恩格斯共同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但他们也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道德）并非经济基础的简单“反映”，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他们也谈到了“分工”是产生阶级和私有制的根源，以及“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资本论》： 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灭亡的趋势。然而，《资本论》的论证过程极其复杂，充满精密的逻辑推理和对社会现实的细致观察。马克思在这里对“人”的理解，并非单一的“经济人”，而是具有丰富情感、思想和社会属性的“社会人”。他对于“人的解放”的追求，是贯穿其所有著作的红线。
晚年著作与通信： 在晚年，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对其他社会形态（如俄国）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他的一些看法，例如关于“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思考，以及对“革命”形式的多元化设想，都表明了他思想的开放性和不断发展性，而非一个固定的教条。
三、 这些出入从何而来？
马克思本人哲学与课本中的“马哲”之间出现的这些出入，其根源是多方面的：
1. 理论继承与发展的选择性：
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协作：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承担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的工作，并撰写了许多阐释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些著作在普及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原有的思想进行了提炼和组织，为后来的“教条化”奠定了基础。恩格斯也更加强调了辩证法的普遍性。
后人的诠释与体系化： 在马克思之后，尤其是列宁、斯大林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构建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诠释和体系化。这其中包括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一套固定的理论公式，使其更便于教学和政治宣传。这一过程中，一些复杂、 nuanced 的思想容易被忽略，而一些更具指导意义的政治口号则被放大。
2. 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与实践的制约：
革命的需要： 在革命时期，需要一套清晰、有力的理论来动员群众、指导斗争。这往往导致思想的简化和口号化，例如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性。
建设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在缺乏马克思本人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各国领导人根据自身国情和政治需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各种解读和修正。例如，在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和实践形式上，就产生了诸多不同。
意识形态的对抗： 在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理论，其某些方面被政治化和工具化，以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3. 哲学研究方法的演变：
对辩证法的误读：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深刻分析，是一种批判性的哲学工具。但后来的研究者有时将其视为一种普适性的、静态的“规律”，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使其失去了批判性和创新性。
对“异化”等早期思想的忽视： 在一些官方的“马哲”体系中，由于早期著作的“非马克思主义”色彩（例如，早期著作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可能被认为不符合“唯物主义”的严格界定），或者为了突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成熟性，对马克思早期哲学，特别是“异化”等概念的讨论，在某些时期被边缘化了。
4. 文本的复杂性与翻译的差异：
马克思著作的多样性： 马克思的思想是跨越数十年的，其著作风格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从早期的哲学思辨到后期的经济学分析，理解其思想的连续性和发展性需要细致的梳理。
翻译的损益： 马克思的原著并非都是德语，而是部分有法文、英文等。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言的差异和不同译者的理解，都可能造成信息损耗或侧重点的偏移。
总结来说， 课本中的“马哲”是对马克思本人庞大而复杂的哲学思想的一种简化、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它固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但不可避免地在理论的清晰性、传播的便捷性以及历史的政治性等因素的作用下，与马克思本人充满生命力、批判性和探索性的哲学之间产生了出入。
理解这种出入，不是为了全盘否定“马哲”，而是为了更加自觉和批判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原著，深入理解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历史语境，从而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其精髓，并结合当代的实践，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我的看法不是什么都不能批评的，而是什么都不能批评得一无是处。” 这种审慎的态度，也应该成为我们对待“马哲”与马克思本人哲学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
网友意见
1.马克思本人的前、后期哲学不是不变的。如《宣言》中谈德国社义的部分可以说是对早期一些说法的清算。
2.所谓恩格斯-第二国际前期-列宁斯大林-毛的体系也有变化，根据GM的社会实践，列斯毛相对于第二国际有发展的部分，在历史唯物主义等上也有"回"到马的地方如《国家与GM》。
3.至于76年华时期一度否定了继革时期毛等对哲学的发展(参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小词典》《马恩列斯论历唯与辩唯》)并打为"春桥思想"云云，修正主义是以教条面目出现(主席所言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是修正主义的体现)，大体采用了艾思奇的体系。至于真理标准事件后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出现了唯生产力论/结构功能论和庸俗实践论/社会冲突论两大方向。官方采取经验主义态度，大体釆用前者，同时后者充斥于官马学者著述。
某些人宣称当前教科书体系承袭苏东体系是不完全准确的。且不说使用高放体系和中特的科社/共运史和一度抄南斯拉夫、曼德尔等而终于萎缩的政经(最近出现了中特政经又进一步抛弃了孙冶方-厉以宁等的体系)，就是辩唯和历唯部分四十三年来也发生了多次变化，这一点甚至动手查查中高校教材结构的变化也可以察觉(如认识论、历唯)。尤其90年代以来体系的变化并没有像苏东修或华、胡乔木那样急于寻找理论依据，而是自视甚高，轻视理论，釆取经验主义态度，以各时期复旧需要为纲，并非有一定的方法，简直可以说是百衲衣。翻案者也是从托、陈到考、布歹百草齐放。可见复旦教授之逊于苏斯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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