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真正的中医大牛从来没出来争论过,倒是很多外行在争论?

回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复杂的问题,涉及到中医的学术传统、社会认知、以及科学发展等多个层面。要理解为什么“真正的中医大牛”似乎鲜少公开争论,而外行却乐此不疲,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1. 中医的学术传统与传承方式

师徒传承与口传心授: 传统中医的精髓很多是通过师徒关系,以一种“心传口授”的方式传承下来的。大牛们往往将精力放在临床实践、经验积累以及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理解上,而不是公开辩论。他们的“争论”可能更多地发生在学术内部、师徒之间,或者是通过著作、讲座等相对含蓄的方式进行。
“道不可言传”的理念: 一些传统观念认为,中医的最高境界和许多奥秘是难以完全用语言表达清楚的,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悟性来体会。这种理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开辩论的动机,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语言上的争执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注重实践而非理论辩驳: 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强调个体化治疗。大牛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精湛的医术解决患者的病痛,而非在宏观理论层面进行无休止的辩论。他们的价值更多体现在临床疗效上,而不是理论的 옳고 그름(对错)。
学术圈子的特点: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都有其内部的交流和评价体系。中医大牛们可能更倾向于在同道之间,通过同行评议、学术会议、发表专业论文等方式来交流和深化认识,而不是走到台前与非专业人士争论。

2. “大牛”的特质与关注点

“大牛”的定义与标准: 什么样的中医才算“大牛”?通常是指那些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对中医理论有深刻理解且能灵活运用的医者。他们可能更注重临床疗效、患者的认可以及对中医事业的传承发展。
“静水流深”的心态: 真正的大牛往往心态平和,不屑于与外行争论。他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和中医的价值在哪里,不需要通过与非专业人士的辩论来证明自己。与其花费精力去解释和辩护,不如用更多时间去救治病人,去 teaching(教导)下一代。
避免争议,维护声誉: 公开争论,特别是与非专业人士争论,很容易陷入无谓的口水战,甚至被误解、被攻击。对于已经享有盛誉的大牛来说,维护自己的声誉和中医的整体形象更为重要,避免卷入不必要的漩涡。
对“争论”的看法: 对于一些大牛而言,某些关于中医的质疑可能基于对中医理论的误解或片面认知。他们可能认为,与其进行低层次的争论,不如通过持续的实践、科学研究(例如现代中药研究、临床试验等)来展示中医的价值和有效性。

3. 外行参与争论的原因

信息获取的便捷性与碎片化: 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碎片化和良莠不齐的问题。外行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关于中医的观点,包括一些偏颇或误导性的信息。
对未知的好奇与求证欲: 中医的理论体系与现代科学有显著差异,对于不了解中医的外行来说,这种差异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和争议点。他们会出于好奇心和求证欲去了解和讨论。
“人人都可成为评论员”的心态: 在网络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门槛极低。这使得一些对外科领域缺乏深入了解的人,也能够凭借片面的信息或个人感受,对中医发表评论,形成“争论”。
情绪化和立场先行: 很多外行的争论并非基于客观事实或专业知识,而是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和立场性。例如,一些人可能因为个人经历或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中医持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到争论中。
寻求关注和自我表达: 在网络环境中,提出鲜明的、有争议的观点更容易获得关注。一些外行参与争论,也是一种自我表达和寻求关注的方式。
对科学的狭隘理解: 有些外行将科学理解为西方现代科学的单一范式,无法接受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等独特方法论,从而将中医视为伪科学,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批判。

4. 现代化与科学化的挑战与误区

现代化改造的争议: 如何将中医现代化、科学化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课题。一些对外行来说,可能认为中医需要完全西化才能被认可,而另一些则坚守传统。大牛们可能参与到这种“现代化”的讨论中,但其方式更为审慎和专业。
对“科学”的理解差异: 很多争论的核心在于对“科学”的定义和标准不同。西方现代科学以可重复、可量化、实证为主要特征。中医虽然也有其自身的实证和经验积累,但其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与现代科学的范式存在差异,这给外行带来了挑战。
科研投入与方法: 尽管近年来中医的科学研究有所发展,但相比于一些学科,其科研投入、研究方法、以及如何设计科学的临床试验来验证中医疗效,仍然面临挑战。这也给了一些质疑者口实。

总结

“真正的中医大牛”之所以不直接出来和外行争论,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职责和重心在于临床与传承: 他们的价值通过实践疗效和对年轻一代的培养来体现。
学术传统的差异: 中医有其自身的学术交流和传承方式,不侧重于公开的、大规模的辩论。
心态和境界: 大牛们更注重“静水流深”,不屑于低水平的争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和声誉损害。
理论的复杂性与“道不可言传”的理念: 中医的精髓难以完全用语言表达清楚,与外行的争论可能难以触及核心。

而外行之所以热衷于争论,则是因为信息获取的便捷与碎片化、好奇心、情绪化、以及对科学的狭隘理解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们更倾向于在网络等公共平台上,以相对简单和直接的方式表达观点,进行批判或支持。

可以说,真正的“大牛”们更像是身处战场后方运筹帷幄的将军,而外行们则更像是站在远处围观、议论纷纷的群众。将军们更关心如何赢得战争,而群众则更关注战争的表象和自己的情绪。

要弥合这种分歧,需要的不仅是中医界的努力,也包括社会大众提升对中医的科学素养和理解能力,以及媒体在传播信息时保持客观和专业。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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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过的中医支持者,在谈到中西医区别时,几乎都会说中医最厉害的地方是治未病。

如果说中医的确能治未病,那么理论上说这世界上就不应该会有得病的中医。

好比说今年跟钟南山一起获得了“人民英雄”称号的张伯礼,在疫情期间经常被媒体报道的事迹之一是因为怕胆囊炎影响工作,所以去武汉之前进行了胆囊切除手术。在这里,也不用说张伯礼的胆囊切除手术是中医还是西医,就说如果中医能治未病,张伯礼是怎么患上胆囊炎的?

张伯礼可是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样的人总得算上中医大牛了吧?他怎么就没有看出未病来?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医不自医”,哪有医生给自己看病的?

可是张伯礼是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和工程院院士,他自己的儿子也是一名资深的中医。他的同事、他自己的儿子,难道就不能在日常的交流中看出他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说,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中国工程院中医领域的院士以及张伯礼的儿子,都是被吹起来的大牛?

再比如之前广东某位所谓的“国医大师”,妻子去世的很早。国医大师看不好自己的病尚且可以用“医不自医”来辩解,但自己的老婆患病去世又该怎么解释?

假如你说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国医大师”,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国医大师”其实早就盼着老婆死,故意见死不救呢?

我在这里倒并没有说张伯礼院士本身的水平有问题。其实之前马督工在他的视频里也说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张伯礼院士虽然名义上是中医领域的专家,但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承接的项目来看,他所做的研究其实就是以现代技术方法研究中医药的路子。你要非得说他是中医大牛当然可以,但他就算支持中医,也只能是挑出其中可以被现代技术验证的那部分内容——否则,那些胡说八道的论文是没办法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的。

所谓“真正的中医大牛”,目前其实就两类人。第一类是走现代学术和诊疗这条路的,各种实验仪器和检测仪器用得不比“西医”差——张伯礼院士就是这一类;第二类则是主要依据传统的中医知识体系和诊疗方式去看病。这两类人的区别在于,第一类人通常明确知道中医的价值只是局部的,并不是所有的中医理论以及中医药都值得继承,而且他们如果真要跟人争论,也往往都是甩实验数据(虽然其中也存在一些不那么靠谱的地方),第二类人则认为中医的价值与现代医学价值相当,甚至超过现代医学。但这种人,都不用说跟外人争了,自己平时都能吵起来。

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你去某些专门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去问“孕妇能不能吃海参”这个问题,能看到各种有意思的回答。这里面,有些人说“海参是温补的,多吃对身体好”,有些人说“海参是寒性的,孕妇不能吃”,还有人说“海参性燥,可以吃,但多吃就会上火”等等。

在这些问题下面,回答问题的人可都是经过平台认证的各个医院的医生,其中不乏各种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以及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他们回答海参能不能吃的依据就是海参的药性,可问题海参到底是“温”还是“寒”,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放到实验室里,又该以什么标准来鉴定海参的药性?

对于这个问题,中医大牛是没办法在中医的理论里进行回答的。

因为在中国医学史上,关于海参药性的记载可以说千奇百怪,这其中还不乏许多名家。如果某个中医大牛说海参是温性的,那就等于说历史上那些说海参是寒性的名家说错了——可那些人也是有弟子传承的,他就不怕别人找他算账?反之亦然。面对这个现实,中医大牛们最好的做法就是——不争论,自己在自己的圈子里好好挣钱。至于那些说的人——他们会说“他们都是外行”、“他们不懂中医”。

当然,如上面所说,研究中医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看看海参中到底有哪些成分,这些成分中有哪些对孕妇可能是有害的。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但如果真这么做,那么海参是否对孕妇有害,就跟海参是温性还是寒性没有一毛钱关系,而中医药最基础的药性理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而如果这个理论根本站不住脚,那这些“中医大牛”还能跟人争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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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现在中医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就是阴阳、五行、君臣、气息、脉络以及什么寒热病症。

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医学大牛成名靠的是这些东西,有中医背景的医学大牛,往往靠的是传统中药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和实验仪器。

屠呦呦用青蒿素拿诺奖除了乌头、乌梅、鳖甲、青蒿这些药材本身是从中药当中选择的,其他再无联系,靠的是萃取技术和西医药理知识。

张廷栋、王振义以及陈竺这些发现和确定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能够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专家,虽然最开始的研究是从偏方入手,但最终靠的也是萃取提纯和西医药理知识。

疫情中被人诟病最多的张伯礼院士,主张的也是用CT技术和药理知识当做新时代望闻问切和君臣佐使,没见人家完全用老一套的办法。

所以一直有一个争论就是要不要存药废医,也就是保留中药,结合现代技术和药理知识分析到底是那些东西能够治愈疾病。

至于什么用把脉的方式的望闻问切、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不可观察不可见的气息和脉络这种理论基础不全且难以指导具体实践的东西,就当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医学。

但偏偏这些是现在流传最广的“中医”,是被吹的最神乎其神的,也是只能变现的。



可能有人会说都是用的中草药,采取传统的中医理论,还是采取西医的药理学以及提纯萃取的方式,区别不大,但事实上这种区别是非常巨大的。

以上文张廷栋专家早期发现三氧化二砷能够治愈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例子来说,最早他是听到有人提起过一个偏方:用砒霜可以治疗某种特殊的疾病,这种特殊疾病就是上文提到的某类型白血病。

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除了砒霜之外,还需要用到蛇毒以及蝎子毒,按照传统的中医理论,砒霜和蛇毒蝎子毒之间就是一个君臣佐使的关系,砒霜是君,蝎子毒和蛇毒是臣。之所以要加入蝎子毒和蛇毒,是为了以毒攻毒。

后来,专家张亭栋发现,砒霜确实有治疗效果,而且按照偏方里的说法加入了特定的蛇毒和蝎子毒之后,确实能够延缓偏方的副作用。但具体是砒霜当中的什么物质能够对这类白血病产生缓解效果,以及蛇毒和蝎子毒当中的什么物质能够抑制这一副药的副作用,中医传统理论当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答。

最后,他通过提纯和萃取,确定了是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这种白血病,并且针对蛇毒和蝎子毒进行进一步分析,确定某种物质可以缓解砒霜带来的负作用。

这样的话,在未来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精确,通过确定一个三氧化二砷的安全用量,使得在最小的副作用范围之内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添加减缓副作用的物质,在安全范围内使得副作用得到进一步的降低,但是按照传统中医理论是显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因为砒霜当中除了三氧化二砷之外还有例如A、B、C等多种物质,而偏方中的蛇毒蝎子毒除了降低副作用的物质D外还有E、F、G、H等多种物质。

那么是砒霜能治病?还是砒霜中的三氧化二砷能治病?还是砒霜加上蛇毒蝎子毒能治病?还是砒霜中的三氧化二加上两种毒素能治病?还是砒霜中的三氧化二加上其他的元素和两种毒素能治病?这些中医不确定。

是D这一单独物质能降低副作用?还是D和E这样两种物质之和能降低副作用?还是整个所有物质混合在一起能降低副作用?还是本身不能降低负作用,但是和砒霜产生反应后能降低负作用?这些还是不确定。

那接下来砒霜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偏方中的蛇毒蝎子毒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用量应该在多少为最佳?这些也是不确定的。

所以中医大牛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西医的药理学和提纯萃取技术,抛开君臣、五行、以毒攻毒这些不确定性的内容,让中药的使用更加精确。



那些动不动针灸艾灸治疗一切,药理不如君臣,提纯不如五行,西医治不了我只要弄一下脉络就能治好的人,自己连这些概念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而这些恰好是中医出身的大牛弃而不用或者当做短板被替换的。

甚至他们自己都篡改了中医理论,比如黄帝内经里都说了经脉“活人可察,死人剖而视之”,那么大概率就是血管和神经,只是当时没有用这种表述。结果一些所谓的中医非要说经脉无法被观察,只有自己运气把脉才能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等于说你现在抱着这些被替换下来别人不用的短板,说中医大牛是靠这些成功的。然后拿着一本书,书中画了一个包子且标明了这就是包子,你指着包子说这叫披萨,一般人看不出来,只有我才懂。

然后别人问我问我为什么不信,问我为什么中医大牛不出来争论。

你这不是废话吗?

人家用都没用过,争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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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颈鹿茶馆,不接受反驳,手动狗头。

首届药理学会上的争论

1961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寻找新药”。对传统中药做药理实验进行筛选,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者回顾了195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中医“验药”结果

“解放以来,中药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缺乏经验,工作进行得不十分顺利,阴性结果较多,肯定结果较少。不少(宣称)临床报告有效的方药,在动物实验中得不到证实。”
“我们单位所做的中药筛选工作多数为阴性结果(笔者注:不能证明有效),少数为阳性结果。
“用观察血管脆性、血凝时间等方法来研究止血的中药,结果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另外,中医常用的补血验方若以现代检验方法,如查骨髓、检血象,都不能作出肯定结果。”①

这样一种结论,无疑让当时与会的中医界人士颇为尴尬。会议期间,他们集中抨击了现代医学的“验药”方式不适合中药:

“有的是属于方法学上的,有的是由于对中医学习不了不够,有的则是由于对待科学工作的严肃性不够,因而许多药物实验得到阴性结果。”
“重要的筛选工作,过去方法上不够多样化,因此大多数是阴性结果。”
中医理论很多是西医难以理解的,……目前的一些实验方法很难反映出中药的真实药理作用。”②

图:民国史学家陈寅恪

陈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当时的中药筛选方式确实存在问题。不过,主要问题不在于“误伤有效中药”,而在于很多中医机构乐衷于用“临床疗效”取代“动物实验”和“双盲实验”,来判断某一药方是否有效。大多数时候,被认定为“临床有效”的药方,很难得到“动物实验”和“双盲试验”的证实。

如《中医杂志》1963年的一篇学术论文所总结的那般:

结果的可重复性不高以及与临床结果的不一致,是中药药理研究中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1959年抗癌中药的筛选报告指出,初试有64种药物对癌细胞的抑制率>50%,……但经复试,凡是能够评价的结果,竟没有一次得到>50%的抑制率,即使抑制率达30~49%的,也只有13药次;湖北省卫生防疫站1958年报告,48种中药中,只有黄连对流感病毒呈抑制作用,但西安方面同样筛选(1959),曾多次购置黄连,都未能重复出黄连对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与此相反,与湖北方面重复的16种单味药中,却至少有12种对流感病毒具有抑制作用……”③

因为大多数中药药方得不到“动物实验”的证实,1961年的会议上,许多中医学界人士强烈主张以“临床效果”为准来判断中医药方的有效与否,强调“中医是一种临床医学”,“动物实验”不适合拿来验证中药。

有做现代药理研究的学者对此作了驳斥:

“在评定中医药(临床)疗效时应实事求是。有时由于未掌握疾病的规律,把自然好转的病人误认为是药物的疗效,也是应该避免的。如果某药能治好一例结核性脑膜炎尚可理解。但是如果说某药能治好腮腺炎(笔者注:该病绝大多数可自愈),如无客观可靠的指标,就很难肯定。仅根据病人主观症状好转就认为有效,根据是不足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需有适当的对照才能判断药物的疗效。”④

著名药理学家金荫昌的委婉发言,大略可以代表当年药理学界对此次“中医验药”的总体看法:

“中药几千年相传,究竟有效的多,还是无效的多,这是个问题。西方医学记载的药物也有几千种,例如十七世纪德国药典有五、六千种药物,今天继承下来的只有少数,似乎已有答案。但中药目前尚无答案。我们主观愿望是有效的多,但实际上是否如此,有待研究。”⑤

图:1961年首届药理学会论文集

“慢性支气管炎”全国验药运动

1971年,医学界响应政府号召,展开了一场全国规模的中医药筛选工作,并持续数年之久。筛选目的,是寻找能够攻克慢性支气管炎的办法。

据中南海保健专家吴洁之子为乃父所作传记披露,这场筛选运动的起因如下:

“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时有急性发病,甚至合并呼吸道感染,乃至肺炎。父亲从这一时期起,经常为此到中南海会诊。……据我们所了解到的,大约1970年10月下旬,……毛泽东又病了。主要表现是低热和咳嗽,而且越来越重。……毛泽东当时曾不客气地说道,你们大夫怎么连气管炎也治不好?此话对父亲他们触动很大,诊疗完后就此情况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当年11月份,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由卫生部牵头向全国医疗系统发出号召,展开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科研攻关活动。”⑥

也有资料称,这一筛选运动,与当时中国气管炎患者甚多有关。有数据称:

“我国自1971年以来,7892万人普查的结果,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为2.5~9.0%(平均4%),50岁以上患病率为13%。”⑦

此次筛选,采取了“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仅截至1975年),全国共派出医务人员近30万名,临床验药治疗440多万病例。1972年,筛选出18种据说对防治支气管炎有效的中草药(绝大多数号称有效率在80%以上),1976年,《防治感冒及气管炎中草药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将据说有效的中草药种类扩大至48种。⑧

图:1973年、198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曾出版两部《慢性气管炎实验方法汇编》

在当代医学史上,慢性支气管炎是唯一一种曾动用举国医学力量做药物筛选的疾病。如此大规模的“验药”运动,所取得的效果如何呢?著名中医陆广莘承认:

“1971年全国范围的筛选慢性气管炎中药,针对‘咳、喘、痰、炎’,筛选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种草药,却又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百余年来,从麻黄素开始,能从中药里成功提取分离成为化学药的不到60种。”

当然,陆广莘等中医界人士并不认为这种结果意味着中药无效者居多,他们更愿意将原因归咎于“实验方法”和“疗效观设计”出了差错,与60年代一样,继续强调“中西医学观存在差异”。

其实,考虑到那是一场带有“群众运动”色彩的药物筛选,出现这种结果并不奇怪。毕竟,煤油也曾被当年的医学工作者认定为是医治慢性支气管炎的良方——1971年,《辽宁医药杂志》的一份实验报告称:某“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协作组”使用民间单方煤油,“共治疗慢性气管炎182例,……有效率达91.0%。”具体实验方式是:“用抚顺市石油三厂生产的煤油。成人用量每次四至五毫升,每日一至二次,饭前二至三小时服用,十天为一疗程,可连续用三个疗程。”⑩

“煤油治慢性支气管炎”当然是极端案例。不过,同属“群众运动式验药”,其他号称有效率超过80%的中草药,其结果可信度并不会煤油高出多少,“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乃情理中事。

图:煤油治慢性气管炎的实验报告

注释

①中国生理科学会药专业秘书组/编著,《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专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P161、P167、P172。

②同上,P168、P171、P172。

③高晓山,《建国以来我国中药药理研究概况》,《中医杂志》1963年第8期。

④《寻找新药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际: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专集》,P168。

⑤同上,P167。

⑥吴新生等/著,《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P372~375。

⑦翁心植、邱鹤庚,《九年来我国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的一些进展》,《北京医学》1981年第2期。

⑧《把防治慢性气管炎工作一抓到底》,《广东医药资料》1975年第3期,转引自:四川医学院等/主编,《中国现代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P126。

⑨陆广莘,《中医学之道》,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P301。

⑩抚顺市卫生局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协作组,《煤油治疗慢性气管炎的临床疗效观察》,《辽宁医药杂志》197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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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

在复杂大脑的眼里,无从争起;

在简单大脑的眼里,争点多多。

现代数学停滞了,无以解释复杂性,于是天文、生物、经济等庞大复杂问题学科,一直在靠经验主义加统计学的悟性在摸索。

所以,别再提人工智能了,尬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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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看到说中医很多大牛,非常厉害的时候,我就要贴出知乎某个答主的这段话。

先声明,不是我写得。但是我转帖表示赞同。

如果下面这些专家都不是大牛,那谁是大牛?

如果硬要YY说还有大牛,但是一点都不出名,就是蜗居在小山村治病救人。兄逮,出门转右,起点中文里的爽文充斥着无数的这种大神。

==我是分割线==


这次疫情是块试金石。虽然媒体上看,成了中医粉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的狂欢。


这次我请没有学过中医的中医粉和中医黑一起,明确下列事实:


新冠肺炎大约在2019年底被确认是新型病毒。疫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半年,目前中医仍然不能确诊新冠肺炎、同时亦不能确认患者康复。对于致病机理没有搞懂(证据在下面)


现代医学部分结论:


已经测定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确认无争议)。传播模式为直接传播、接触传播和气溶胶传播。(因为其中一种方式为气溶胶传播,所以明确了重症区采用N95口罩的结论,而中医对致病源没有量化指标,因此无法确定采用何种口罩才能确保有效)


括号中为现代医学对冠状病毒的阐述,中医粉可略过:【冠状病毒是一类 RNA 病毒的总称,之所以叫做“冠状病毒”,是因为在电子显微镜下,病毒边缘上的突起——刺突蛋白。它可以跟人体细胞表面一种叫做 ACE2的受体结合,病毒借机进入到细胞中去,病毒进入了细胞之后,就会现出 RNA 病毒的真身。RNA病毒自己生不出新病毒,但它可以让宿主细胞像一个工厂一样,按照病毒 RNA 遗传信息的指示,源源不断地复制出更多的新病毒。从氨基酸序列来说,新型冠状病毒跟非典病毒有 76.47% 的相似率;从 3D 空间来说,模拟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跟非典病毒的 3D 结构非常相似。相比之下,非典病毒更容易与人类受体结合。】


以上结论,业内没有争议,皆可自行查询。


中医解释新冠肺炎(中医理论无病毒概念):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本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


指出:为寒湿疫!倡导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桂枝去芍药汤


3 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当时非常湿冷的环境下,这个病是寒湿疫


4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冠状病毒从它的时间属性来说,还是偏于阴寒的,“扶正祛邪”当为主要治法


5 杨,张,张,郭,王.2 831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医证素特点的文献调查分析:


通过证素调查可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机特点以湿、热为主,病位在肺。


6 首届全国名中医浙江省新冠肺炎防治中医高级别专家、教授:


中医辨证新冠属于“湿毒化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属于“湿毒疫”范畴,感受“湿毒之邪”致病,“湿毒”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理核心。


7 国家中药管理局派遣的国家中医医疗队第二批队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某名医工作室主任、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主任医师、温病大家某学术继承人、博士:


针对这次新冠病毒的病理机制分析得非常清楚了,它非风、寒、暑、湿、燥、火,吴又可说得非常好,“乃天地之间别有一种疠气”,它是典型的一个微生物的直接进入呼吸道黏膜,突破粘膜屏障,进入血液循环的一个侵袭。


8 国医大师某教授认为是“寒疫”,“寒湿疫”


9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呼吸科资深专家教授:


此病的病因是感受疫浊之气,《温疫论》曰:" 疫者,疫气流行,多兼秽浊 "。一是指疫疠之气,二是指秽浊之气。


你看,信中医我们有这么多种选择,不知道该谢谁。反正要凉的热的都有^_^


所以每个中医粉既有信仰中医的自由,也有不信仰中医的自由;有信仰这种中医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中医的自由;在中医里面,有信仰这个专家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大师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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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来自新冠疫情期间,中医的旗帜人物张伯礼。

造成武汉疫情的病毒跟在欧洲流行的病毒,跟美国的病毒都不完全一样。病毒发生了一些变异临床表型也有变化,如欧洲的病毒它就对神经系统的损伤比较重,所以嗅觉、味觉减退的(病例)比较多。美国的病毒,它引起的血管炎症比较多,出现血栓的(情况)多些,并且年轻人(感染)在美国也比较多。不同的临床表现,说明病毒确实在发生一些变异。但用来研发疫苗的核心基因片段并没有大的突变,所以它对疫苗作用并没有大的影响,疫苗依然是有效的。再加上疫苗估计在今年冬天到明年的春天会普遍接种。这样的话,估计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四五月份,全球整个疫情会出现一个大的明显向好的拐点。

很明显,在张伯礼心中,新冠是一种由生物学概念的病毒引起的疾病,病毒是蛋白外壳包着的RNA,会突变,可以用疫苗防疫。而人体在他的意识里也是纯“西医”的,有血管,有神经系统,会发炎。

这是什么,这特么就是活生生的中医黑啊,他不用“早已站在山顶等着西医”的中医学理论解释新冠,反而用什么“病毒”“神经系统”“突变”之类的,由西方阴谋家和制药资本集团发明出来毒害中国人的西医概念,可见此人就是潜伏在疫情决策层的深海中医黑,建议剥夺其中医身份,再踏上一万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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