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扬州十日与满清针对蒙古部落屠杀评价不一样?
1. 事件的性质与主导方：忠义之战 vs. 统治巩固
扬州十日： 这一事件发生在明末清初，是由清军（满洲八旗为主）在攻占扬州后，对反抗的明朝守军和平民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和屠杀。其性质上，可以被理解为一场激烈的军事冲突后的报复性屠杀，目的是为了彻底摧毁南明政权的抵抗意志，震慑其他地区。在当时的视角下，一些明朝遗民视之为“国仇家恨”的体现，尽管这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解读。
清朝针对蒙古部落的屠杀： 这类事件更为复杂，并且并非单一事件，而是贯穿于清朝统治初期和中期，涉及多个蒙古部落，例如准噶尔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消除边疆的潜在威胁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准噶尔部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虽然曾与清朝有过复杂的合作与对抗关系，但最终被乾隆朝视为严重的边患，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和后续的削弱政策，其中包含对部落人口的压制和流散。从清朝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为了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而采取的“安边”措施。
关键区别在于： 扬州十日更多地被视为一次战役后的“秋后算账”和残酷镇压，带有强烈的军事报复色彩；而清朝针对蒙古部落的行动，虽然同样血腥残酷，但在其官方叙事和部分史学解读中，更多地被定位为为了国家统一和维护边疆稳定的“平叛”或“制乱”行为，尽管这种定性常常被质疑其合理性。
2. 规模与影响的认知差异：标志性悲剧 vs. 复杂的边疆政治
扬州十日： 由于其发生在繁华的江南都市，且涉及平民，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对其进行了广泛的渲染和传播。“扬州十日”作为一个概念，成为了明末抗清斗争失败的一个标志性悲剧符号，承载了汉族士人对失去故国的哀痛和对满族统治的怨恨。其文学化和情感化的传播，使得其规模和惨烈程度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放大和固化。
清朝针对蒙古部落的屠杀： 这类事件的规模往往非常庞大，例如准噶尔之役，涉及数十万人口的死亡和流离失所。然而，由于发生在相对遥远的边疆地区，且信息传播不如江南便利，其具体过程和细节并没有像“扬州十日”那样，在汉族主流文化中形成强烈的、深入人心的叙事。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件往往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宏大叙事交织在一起，为统治者提供了“正当性”。许多汉族士人，尤其是在清朝后期，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才开始重新审视和批判这些针对蒙古部落的政策，但其“正统”叙事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
关键区别在于： “扬州十日”的悲剧性被高度文学化和符号化，成为一个清晰的“受害者”与“施害者”叙事，更容易引起共情和传播；而蒙古部落的事件则更深地嵌入到复杂的边疆政治和民族关系中，其评价常常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国家叙事的左右。
3. 后世的评价与政治解读：民族情感 vs. 国家统一的辩证
扬州十日： 随着晚清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对“扬州十日”的评价也愈发倾向于将其视为满族征服汉族过程中野蛮屠杀的代表。在反清复明的历史叙事中，它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清朝针对蒙古部落的屠杀： 对于这类事件的评价，则更加复杂和两极分化。
清朝官方和早期汉族士人： 多将其视为维护国家统一、平息边疆动乱的必要手段。将准噶尔等部落描述为对清朝统治的威胁，因此对其进行打击是维护大一统的“功绩”。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者： 开始批判清朝的统治，将这些屠杀行为视为满族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与“扬州十日”一样，是民族压迫的例证。他们会强调蒙古部落的无辜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残暴。
当代史学： 更加倾向于对历史事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承认清朝在维护统一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也严厉批判其在过程中采取的极端手段，尤其是大规模的屠杀和人口转移，认为这是对人道主义的严重践踏，并揭示了这种“统一”背后的残酷性。同时，也反思了过度渲染单一民族叙事可能带来的局限性。
关键区别在于： 对“扬州十日”的负面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汉族中心”或“抵抗压迫”的民族情感，相对而言是单向度的。而对蒙古部落的评价，则长期被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所影响，评价的演变更具辩证性，既有对其残酷性的批判，也有对其“国家统一”后果的承认（尽管这种承认并不代表认可其手段）。
4. 史料的丰富性与传播渠道：文学的感染力 vs. 史籍的限制
扬州十日： 除了史书的记载，还大量存在于笔记、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如《扬州十日记》（顾景星著，虽然原稿已失，但有流传）、以及相关的诗文，这些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极大地丰富了事件的叙事，使其更具感染力。
清朝针对蒙古部落的屠杀： 虽然也有清朝的史书（如《清史稿》等）以及一些当事人的记载，但其史料的传播度和文学化的程度远不如“扬州十日”。许多关于屠杀的细节，可能隐藏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需要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去挖掘和梳理。
关键区别在于： 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传播力，使得“扬州十日”的悲剧性故事深入人心，更容易引发公众的共鸣和情感认同。而蒙古部落的事件，则更多地依赖于严谨的史学研究来揭示其残酷性。
总结来说，扬州十日与清朝针对蒙古部落的屠杀在评价上之所以不同，根源在于：
事件本身的性质差异： 一个更偏向于军事报复和残酷镇压，另一个则被纳入到“国家统一”和“边疆管理”的框架下。
规模与影响的认知： 扬州十日被符号化，文学化，情感传播更广；蒙古部落事件规模虽大，但受制于传播渠道和政治叙事，其悲剧性在公众层面认知度相对较低。
后世的政治考量： 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两者都有批判，但“扬州十日”的批判更直接指向“满族征服汉族”的压迫，而对蒙古部落的评价则更多地在“国家统一”的宏大叙事中进行辩证，尽管这种辩证仍然难以掩盖其残酷。
传播渠道和文学叙事： 文学作品对“扬州十日”的渲染，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和情感共鸣。
因此，当我们讨论这两个历史事件时，必须认识到评价的背后，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是不同时代政治思潮的解读，以及文学叙事所带来的情感冲击力的差异。并非所有历史事件都能获得同等的关注和评价，评价的标准本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网友意见
我都换到第五个号了，关大V这跨界扯蛋的（字面意思上的）习惯还没改？
说正题，本次关毛先生的论点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虽然是没有种族因素的屠城行为”。
那好，我们来看看究竟为什么南明从一盘散沙突然就变成人均狂战士了，并且在比南宋差得多（此处指南京失守后，南京失守前大好局面是被弘光君臣自己作死的，暂且不提）的情况下还要“抗拒统一”呢？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不是“种族因素”呢？
1645年（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朝廷和大顺政权覆亡之际，曾经出现过一个对清廷（也包括整个中国）以较少代价实现统一的机会。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清廷凭借其优势兵力接管南明各府县没有遇到多大的反抗，而且连大顺军余部也以不剃头为条件有意归附清廷。
——顾诚《南明史》
然后我大清和硕睿亲王干了一件非常不“睿”，甚至从后世角度看非常愚蠢的事情，就是强推剃发令。这种蠢事，连金、元都没干过......
剃发令的本质，是征服者用本民族习俗对于被征服者的一种干涉——我连你的头发都管，这世界上还有我管不了的？谁敢不服，留发不留头了解一下。反对剃发令的别说普通百姓，就连吏部尚书、大学士陈名夏也难逃一死。他因为倡言“只須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不赞成汉族人剃发，被宁完我劾奏，最终判处绞刑。当然这期间我大清和硕睿亲王干的傻事还包括但不限于圈地、投充、缉捕逃人等其他内容，此处暂且不论。
正是剃发令这种触及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行为（同时也是征服者把自己习俗强加给被征服者的行为）以及伴随着剃发令的残暴杀戮，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说得明白一点，这就是民族压迫政策；而且正是这种民族压迫政策导致了南方抗清力量的蜂起。
剃发令之前，我大明从官员到百姓是这样的——
十四日，豫王兵到都城，忻城伯赵之龙率礼部尚书管绍宁、总宪李乔各遣二官缒城出迎，跪道旁，高声报名。将近豫王前，喝起，众人仓皇入报。此时大雨淋漓，无一骑、一卒敢跕檐下者。二大僚匐匍进，行四拜礼......
十六日晨，豫王受百官朝贺，递职名到营参谒如蚁。赵之龙令百姓家设香案，黄纸书「大清皇帝万万岁」；又大书「顺民」二字粘门。
——《明季南略》
有心大的，还和南明溃军做买卖呢......
先是，福建勤王师为清兵以败，有鸟船三只逃至江上，贱售器物，江民争买，北州尤多。
......清晨，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
——《江阴城守记》
剃发令之后，我大明从官员到百姓是这样的——
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
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
——钱秉镫《藏山阁集选辑》
清晨，亨（方亨，清朝派来执行剃发令的新县令）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薙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薙发故也。众曰：发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薙也。适府中檄下，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亨欲笞之，共哗而出。
......初二日，江阴义民下方亨、莫士英于狱。
......初三日，发兵器安营。
——《江阴城守记》
在这样的背景下，你把抵抗的屠城了，还说没有种族因素，谁信啊？
行行行，小管家我服了
果不其然，这个回答下面又看到关毛在那里放毒，继明代甘肃是无人区、殖民地后，又发明出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虽然是没有种族因素的屠城行为”这一暴论。
第一、扬州十日是谁下的命令，具体又是谁参与。
毫无疑问是满清南下军团的主帅满人多铎下的命令，具体参与人员以八旗军队为主，投降的绿营军队为主，而且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实施了屠城。
相当一部分“假理客中”，大言道扬州屠城直到近代才“出现”，却完全不知道，满清前期自己都毫不避讳此事，直到后期民族主义风潮渐起时才对此避而不谈。《顺治实录》记载，多铎自己的报功文书写到“二十五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接触过清国初原始资料的清翰林徐鼒都承认“扬州士民死者，尸凡八十余万。”。事实上，扬州除了史可法和自己的少量亲信象征性抵抗了一下外，哪有什么“据城逆命者”，即便如此清军依然残暴地将全城百姓“并诛之”。
此外，这次屠城也并非传统意义上攻破城池后军队失去约束后的兽欲爆发，而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此次南征，满清高层为了收拾人心，原本已经定下基调决定不得滥杀，因此除扬州外，南下攻占的其余各城，如淮安等地，至少未出现有组织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唯独扬州要“据城逆命者并诛之”，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炫耀八旗的武功，震慑南方汉人的抵抗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时的八旗就是300年后南京那支兽军的精神榜样。
而具体的参与对象，前文已述，从命令的实施者到具体的指挥官都是满人，绿营新降军不过是帮凶而已，这不怪罪到满人高层，难道日军侵华的罪魁不是大和贵族，反而要归因到韩国和台湾的新附军吗？
第二、嘉定三屠的原因是什么，谁该为此负责。
先不说嘉定屠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李成栋屠城的时候是不是清军，难道因为汪精卫是中国人，于是抗日战争就是中国人杀中国人？
而嘉定三屠的真正原因以关毛为首的假“理客中”们，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江南的绝大多数屠杀，乃至清军入关后的绝大多数屠杀，都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等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激起的民众反抗有关。
事实上，嘉定、江阴在内的江南地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完全接受满清的统治，普通百姓又不欠朱明钱，完全没有为那个腐朽王朝殉节的打算。
“百姓无主，因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竞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揭于门。旋缄邑篆并册籍，上于郡。”——《嘉定屠城纪略》
“二十四日，亨至，纱帽蓝袍，未改明服，年颇少，不带家属，止有家丁二十余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视，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献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江阴城守纪》
换而言之，绝大部分人在满清不实施剃发易服等侮辱性政策的前提下，完全接受满清的统治。
直到闰六月剃发令下达，这才酿成剧变：
“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剃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剃发故也。”众曰：“发可剃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江阴城守纪》
“十二日，城内外喧传有剃发之令，人情始惧，遂有变志”——《嘉定屠城纪略》
恰恰是《剃发令》这一民族侮辱性的政策导致了原本已经平静接受了满清统治的民众奋起反抗，洗地者居然可以腆着脸说“嘉定三屠之类的虽然是没有种族因素的屠城行为”，无耻之尤，不外如是。
任何中国的统治者都应该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即使明朝统治者本身也从未强迫建州部族要蓄发着网巾，但以满洲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却悍然推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高利贷等阶级与民族压迫并重的举措，必然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
事实上，对于古代下层的绝大多数百姓而言，汉族这一属性在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是个模糊的概念，然而正是满洲贵族的残暴，教育了绝大多数汉人自己的根到底是什么，正如同日本的入侵塑造了近代中国的民族性，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催生了近代以前古典中国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士人、海贼、农民军乃至诸多民众，阶层、立场均不一致，唯独抗清这个诉求是一致，也正是这一强大的内生动力，才使得早在入关第二年就轻取南北分界线全部天险（汉中、襄樊、淮河）的满清，花了18年伴随着无数的屠城、镇压、暴政才勉强将反抗的怒火压力下去。
本人并非极端民族主义者，只要执政的少数民族尊重原有的传统和习俗，如北魏后期一般“入华夏则华夏之”，那么统治中国并非不可接受的事件。然而将爱新觉罗与朱明皇室两者间“肉食者鄙”的事情，通过剃发、易服、圈地、逃人、投充等种种暴政，最终激化成了满汉两族间永久的历史隔阂，也最终造成清廷自己面对民族主义思潮冲击时的惶然无错到最终解体，这种明显的错误居然还有人变着法洗地，其唾面自干，可见一般。
麻烦你以后多看书，少放毒！ @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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