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上最忌讳的事情有哪些？
1. 弄虚作假，欺骗同行与公众：
这是科研的生命线被践踏的红线。任何形式的数据篡改、伪造实验结果、抄袭他人成果，都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数据造假： 可能是最直接也是最恶劣的欺骗。例如，为了让实验结果“好看”，人为地删除不利数据，或者故意修改测量值，使其符合预期的理论。一个简单但极其恶劣的例子就是修改显微镜下的图像像素值，让本来模糊不清的细胞变得清晰，或者伪造一些本不存在的结构。更高级的造假可能涉及修改原始测量仪器的数据记录，或者在统计分析中过度使用“phacking”，不断尝试不同的统计方法，直到找到一个能够支持你假设的“显著性”结果，即使这个结果是偶然的。
结果伪造： 这不仅仅是数据的修改，而是直接捏造不存在的实验结果。比如，明明实验没有成功，却声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或者夸大实验的有效性，将一些微小的、偶然的现象描述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想象一下，一个研究团队花费数月时间进行一项关键实验，但结果不理想，如果他们选择伪造一个“完美”的结果发表，这不仅是对科学的背叛，更是对所有相信他们研究的同行和资金支持者的欺骗。
论文代写与购买： 这种行为剥夺了真正进行研究的作者的署名权和荣誉，也使得论文内容并非出自作者的真实理解和研究过程。买卖论文，就像花钱请人替你考试一样，学生学不到知识，而科研领域则是充斥了“挂名”的研究成果，真正做出贡献的人被埋没。
抄袭与剽窃： 这是对他人智力劳动成果的直接掠夺。从窃取他人的研究思路、实验方法，到直接复制他人的文字描述，都属于严重的抄袭。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是，只认为直接复制粘贴是抄袭，但对他人观点进行“改写”而不注明出处，同样是剽窃。例如，一个博士生在撰写论文时，对导师在早期研究中提出的一个理论模型进行了非常详尽的阐述，但疏忽了在引言部分引用导师的相关文献，这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视为不当引用，尤其是在导师的贡献非常核心的情况下。
2. 缺乏严谨性，疏忽细节：
科研需要的是精益求精，任何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研究的失效。
实验设计不严谨： 包括样本量不足、对照组设置不合理、变量控制不充分等。如果一项药物疗效的临床试验，受试者数量太少，而且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组，那么即使观察到了一些积极效果，也很难排除安慰剂效应或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数据分析错误： 无论是统计方法的选择不当，还是对数据的解读出现偏差，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例如，在分析非正态分布的数据时，错误地使用了基于正态分布假设的统计检验。
实验记录不完整或不清晰： 详细、准确的实验记录是研究可重复性的基石。如果实验记录像一团乱麻，很多关键步骤都语焉不详，那么即使研究者本人可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别人也无法复现他的工作。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些早期生物学研究的记录非常粗略，导致后人无法在相似条件下重现其关键发现。
方法论的忽视： 对实验材料的来源、批次，试剂的纯度、浓度，仪器的校准状态等细节的忽视，都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比如，使用不同批次的抗体，即便说明书上写的是相同的货号，也可能存在批次间的差异，从而导致实验结果的波动。
3. 固步自封，拒绝新观点与批评：
科研的进步需要思想的碰撞和开放的态度。
拒绝接受新的证据或理论： 当新的证据出现，与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理论发生冲突时，固执己见，拒绝修正自己的观点，甚至攻击提出新观点的人。这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就像当年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统治了西方近两千年一样。
不重视或回避同行评审： 同行评审是科研成果质量保障的重要环节。拒绝发表到高水平期刊，或者对审稿人的意见置之不理，都是对科学严谨性的蔑视。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会认真对待每一份审稿意见，即使不完全认同，也会通过充分的论证来解释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排斥合作与交流： 单打独斗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愿意与同行合作，不愿意分享自己的研究数据或方法，会限制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发展。在一个高度互联的时代，封闭自己就像关闭了一扇通往知识的窗户。
4. 个人动机干扰学术公正：
将个人利益置于学术诚信之上是危险的。
不当的利益冲突： 例如，接受了某医药公司的资助，却故意隐瞒了药物的副作用，或者夸大了其疗效。这种行为直接破坏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公信力。当一个研究者在撰写论文时，如果其研究资金来源与论文结论存在密切关联，而研究者又没有如实披露这些关联，那么其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就会受到质疑。
学术地位的滥用： 一些资深研究者，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压制年轻学者的声音，或者强制年轻学者遵循自己的不成熟的观点，而不允许其提出异议。这种行为扼杀了学术的活力。
为了“发表而发表”： 过度追求发表数量，而非研究质量和创新性。这会导致大量低质量、重复性的研究充斥学术期刊，稀释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当考核机制过度倾向于论文数量时，科研人员可能会倾向于将一项小研究拆分成多篇论文发表，或者在研究尚未成熟时就急于投稿，牺牲了研究的深度和严谨性。
5. 忽视伦理道德：
科研成果的应用可能涉及重大的伦理问题，必须谨慎对待。
不尊重研究对象： 例如，在涉及动物实验时，未能遵循动物福利原则；在涉及人体实验时，未能获得充分的知情同意，或者对受试者的隐私保护不足。在基因编辑研究中，如果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并允许其发育，这可能触及了重大的伦理底线。
滥用研究成果： 将研究成果用于不正当的目的，例如开发具有毁灭性武器的技术，或者利用基因信息进行歧视。一个实验室在研发一种新型毒素时，如果其储存和管理不当，或者泄露给不法分子，其后果不堪设想。
总而言之，科研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事业，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更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抵制上述禁忌，坚持学术诚信，才能让我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人类文明做出真正的贡献。每个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时刻警醒，自律自省，共同维护科研的净土。
网友意见
造假。
作为一个经常回答语言学问题的人，我稍微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说一个点。但这一点有可能适用于某些别的学科。
在我的回答下边会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评论：
XXX理论是西方人搞出来的，不适合用来研究我们的语言。
汉语为什么要用西方的语法框架来研究
难道我们必须要按照西方人那套搞吗？不能创立我们自己的研究范式吗？
我们的语言（文字）有无与伦比的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
我们的语言比其它语言优越，因此不可能用别人的方法研究
看到这样的评论，如果我感觉到评论者是充满戾气的，那么我宁愿不浪费时间回复，这种不回复也算是一种回复，是想让评论者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这么生气。如果我觉得评论者是本着学习的态度提问的，我就会耐心说两句。
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误。大部分读者不是做科研的，所以我们可以容忍他们有这样的态度，毕竟持有这样的观念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只是发作的时候会导致他们心情不好，浪费了时间。但是从事科研的人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观念。可是，我经常从不同的渠道看到或听到科研人员也抱有这样的态度，在这里不便举例，不然可能会被讨厌吧，不过既然已经被讨厌的话，庞光华算一个吧。
无奈语言学是一门看起来跟文化挂钩得很密切的学科（实际上也许没那么密切），所以当人们对待语言的时候，总是对自己从小到大都在讲的语言有一种温情（但不知道有多少敬意），而对陌生的语言则无感或排斥。导致我们看到自己的语言的任何一个特点，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博大精深”的赞叹。但是研究语言不是为了证明它有多博大精深、独一无二，而是要用最客观的方式、科学地解释语言中的现象。
汉语有没有特殊性？答案是没有，但同时也有。它是全世界数千种语言中的一种，它就跟世界上每一种语言一样，有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但是它同时又跟世界上每一种语言一样，有相当多的平淡无奇的部分。不妨看一下这个回答：
一种语言的特征能否成为它「优劣」的判断标准？不能，句号。一部分人可以人为把一切的特征划为「优」，把另一些特征划为「劣」，但另一部分人可以把之前划为「劣」的特征重新定义为「优」，而把之前「优」的特征重新定义为「劣」。比如说，很多人说，某某语言有数十种动词变位、时态、格标记，这种语言太精确了！于是把「精确」定义为「优」。但也有人说，没有变位、时态的语言能够更简洁明了地表达意义，而且更容易学，所以这才是「优」。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时态多就「精确」，没时态就「简约」，毕竟时态多的语言也不能精确到一分一秒，而没有词性变化的语言在句法上极其复杂。这些都放一边，判断语言的「优劣」本身对研究语言没有任何帮助，它不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句子A合法，句子*B不合法，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词的词源，也无法提供任何形态标记的语法化路径。就如同我们在做研究时不需要假设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操控一切，我们也不需要在研究的时候假设这个语言呈现出「优劣」的特征。
从官方上讲，人类已经走过了给语言定高下的阶段。在十九世纪以前，语言类型学还没有甚至刚开始建立时，欧洲人确实曾经认为形态发达的语言才是「高级」的，而像汉语这类缺乏形态的孤立语，则是「原始」（primitive）的。比如说下边这本1669年的书，来自约翰·韦伯（John Webb）讨论了汉语「有可能是一种原始的语言」[1]。
不过，我们要看到，把汉语说成「原始」的语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自然包含了当时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对其他民族发自内心的歧视，这点相信很多人比我更能谈，第二层则是包含了欧洲人对语言起源探索的尝试，他们天真地觉得汉语这种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是找到人类语言的根源的模型和钥匙。在那个年代，他们像找到的当然是基督教中叙述的，第一个人类，即「亚当」，所讲的语言。韦伯在书中写道：
That the Primitive Language was not a studied or artificial speech, nor taught our First Parents by Art and by degrees as their Generations have been, but concreated with them, is certain. For, we read that God no sooner questioned Adam, then Adam answered him.
原始的语言并不是学来的，也不是人造的，也不是像他们那一代人那样通过艺术和程度来教给我们最初的父母，而是与他们共生。因为，我们读到上帝立即问了亚当，亚当回答了他。
因此，当时的欧洲人希望通过汉语、或者以汉语为蓝本来破解亚当所说的语言。如果当时有网络媒体，可能会出现「泪目！亚当可能说汉语」之类的题目。
虽然这个结论现在看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在当年则是一本正经的学术作品。于是我们又看到一个细节，在三个半世纪之前的欧洲，虽然人们跟全世界的人一样有这样那样现在看起来不健康的种族观念，但是在做学术的时候，居然能作出遥远东方拒绝上帝崇拜偶像的汉人的语言是自己祖宗的语言的假设。果然毫无立场。
不论如何，这之后的两个世纪，尽管「原始」的语言，比如汉语，可能是亚当的母语，但它毕竟是原始的，还是比不上希腊语梵语拉丁语这些「高级」的语言。但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那些即便是真正意义上处于零基础建设生活环境的人，他们所讲的语言也跟希腊语梵语拉丁语一样完美。
比如这篇1928年发表在Primitive Man的文章Primitive languages，就写道[2]：
原始语言是否有逻辑和系统的构造？
答案很简单。它们有。它们就像文明人的语言一样有逻辑和有系统。自然地，它们在语法上和文明人的语言大相径庭，但是我们在这些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语法跟我们文明的语言一样运行得规则和逻辑。在很大或者大部分成都上，这些语法规则跟我们的英语和拉丁语多多少少有点相像。
虽然这位作者左一句他们原始，右一句我们文明，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不论「原始」还是「文明」，人类的语言都一样值得研究。1928年，已经是差不多一百年前了。2021年的我们应该比一个世纪前的前辈们更加进步。
那么，我们应不应该给汉语创立独特的研究范式？我想，这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动机仅仅是因为我们要拒绝「西方」的研究方法，凭空建立一个体系，那就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并祝你好运。我们提出新的研究框架的动机永远是发现了新的现象，而旧的框架无法解释。那么，汉语研究的历史有没有发生过？当然有。可以看看这篇回答中简述的汉语语法的发展历程：
语言学家在研究汉语语法的时候，正是发现了汉语研究不能完全套用拉丁或者印度的描述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们最初不知道量词应该如何描写，后来经过探索，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我们找到了研究量词的方法。因为量词是当时语言学家闻所未闻的事物，所以在遇到这种新现象之后，语言学家就自然而然开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同样，上古汉语的构拟也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原始印欧语是通过语言之间的比较，发现对应关系，从而重构出来的。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通过比较现代汉语方言，试图构拟上古汉语，我们很可能无法构拟完整。于是我们就利用不同的文献资料，比如中古的韵书、上古的韵文、谐声系列、出土文献等等，寻找出上古音系的蛛丝马迹，而方言的比较则放在了较后的地位。我们用独特的方法构拟上古汉语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故意跟欧洲人不一样，试图摒弃欧洲人的研究方法，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合适的材料。是这些材料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方法。
在科学研究上，如果我们要成就一个库恩称为「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3]的大变动，我们需要在当前范式下的异常现象的不断积累，并且达到一个可以推翻范式的程度。当然，这个异常现象是在科学范围内的，而不是基于文化情感的。
理论是世界的，属于每一个人的。它的出生地可以在西方，可以在东方，但它本身是没有国界的。
在学术界以外的人因为自身朴素的文化倾向或者民族情感，对「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有所抵触，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我又想了想，竟然萌生出一种不太值得提倡的揣测。学术界内的人倘若发出这样的宣言，大抵不是因为那种朴素的文化倾向和民族情感。
大概是因为懒得看文献，或者看不懂外文文献，也不愿意看有关其它语言的研究，所以完全不熟悉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现状，导致实际上的无知和短视。在闭门造车的同时，「文化和民族情感」只是这类学者堂而皇之的幌子。
参考
- ^ Webb, J. 1669.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printed for Nath. Brook, London.
- ^ J. M. C. “Primitive Languages.” Primitive Man, vol. 1, no. 3/4,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1928, pp. 17–23, https://doi.org/10.2307/3316265.
- ^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st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最忌讳学术不端，这是条高压线。
新晋博导，回答一波。
- 科研规范方面的忌讳事项：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一稿多投。这应该是科研人应该遵守的基本规范，先学会做人，才能做好事情。
- 科研活动方面的忌讳事项：选择没有任何新意的科研题目；没有认真考虑实验设计、不动脑筋、盲目做实验；使用错误的统计学方法，不能客观、公正地进行数据分析；没有仔细研读实验结果、撰写论文时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
- 做科研时待人接物方面的忌讳事项：不能与导师或同门愉快相处；只能别人帮你、不想帮别人；对别人的要求有求必应、自己的事情迟滞不前。
暂时想到这些。
科研最忌讳的是与他人作比
对于博士而言，博士与博士的差异，比人和狗都大。有的博士比自己的博导还牛，理工科发几十篇SCi，文科发十几篇专c，有的博士一事无成，天天混日子。
做学术最忌气躁，科研本来就是有个过程的，要尊重这一过程。康德40岁还是编外讲师，爱因斯坦28岁就把一辈子成果发完了。做学术要学会骗自己，我做的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是慢热，这样你才会做的下去。当然你很可能最后也一事无成，但至少保住了你的心态。
其实，科研就是一份工作。工作就有优劣之分，有的人年收入百万，有的人三和大神。要学会接受自己平凡的现实，才能做出一点不平凡的成就。
最忌讳盲目攀比或寄望于他人。
科研工作中非个人因素的作用非常大，有许多事情根本就是你不能控制的。每个博士面临的具体情况的差异之大，有时不下于云泥。忽视这些客观因素盲目谈论结果，只能扰乱当事人的心态，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在我经历过的环境里，对于大部分科研人员，唯一能够应对问题的方式就是熬着。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苦撑待变。至于如何撑住，说白了就是给自己个念想，努力说服自己这都是暂时的，都是有意义的，我可以撑到转机出现的时间点。任何可能戳破这个念想的事都不要做。至于你的导师和同学，他们大概率也处于某种熬着的状态，即便不想着“死道友不死贫道”，本身也是自顾不暇，哪有闲心来救你？
最忌讳的就是瞎掰，而且是完全瞎掰那种。
绝大部分人都是凡人，都有很多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如果不发文章，连答辩的资格都没有。另外，在写文章的时候有一些期刊以及一些审稿人奇葩得要死，这种奇葩表现在水平不行，还搞一下“关系”稿之类的。比如师母美之类的文章能随便发。
水生态环境是什么？内涵及如何用哪些指标才能评价水生态环境？这些缺乏科学的陈述、指标体系的构建不是PSR也不是DCSM所谓模型就可以解决甚至揭示的，任何评价首先药思考待评估目标的核心、意义及内涵，否则指标体系再复杂再数学再多么融合，都是数字有戏。
上面是一个审稿意见。
就这审稿人的水平，语文是连小学生都不如，上面几句话错了2个字。
首先药思考
数字有戏
因此这种审稿人瞎掰的态度，是科研上很忌讳的。
1、造假瞎掰型
1938年出生意大利帕尔马，今年正好80岁，看到名字很多人大概心里有数了。这个人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这个抬头是数不清楚心血管专家，干细胞专家……无数的头衔
此人牛到什么地步？在干细胞领域，还在世的专家中，全世界就算不能排第一位，至少也是前5位的水平，厉害吧？虽然我们大多数都不认识他，毕竟这个学科相对来说毕竟冷门。
这个老爷子发表了几十篇啊！从行业来说，是绝对绝对的超级大牛和权威
可惜全部是造假。
他是造假瞎掰，那么跟风的数千篇文章呢？
当然也是造假的。权威到下了，跟风的人呢？
2、完全瞎掰型
这些就大把了，类似量子针灸这玩意。
曹雪涛院士就是完全瞎掰的典范与巅峰，比如他的气功方面的研究。
3、算都算错型
这个就太多了。
举两个实在的例子。
判断对错的方法，上面ISM层级图的建构讲了，如果认真看完下面100篇的核对与分析肯定可以发现我的方法。 结论就是：51%的错误率
上面的是2018年随机抽取的100篇关于ISM的论文。
随着找我计算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当中，不少是采用DEMATEL-ISM联用的方法，他们总是会拿着以前一些发表的论文给我看。有部分人甚至直接往我的邮箱里塞。这些人每给一篇，就不由的感叹一次。原来凭着大概的印象是这类论文的错误率大概在90%左右。而根据统计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论文都是错的，即错误率居然是100%。而且这些论文还基本都是目测可见的错误，部分错误甚至是初中生都不应该犯的。本文将这些论文放出，并指出其哪些是目测可见的低级错误。
上面100篇论文是全部是错的，而且是目测可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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