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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 MIT 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ğ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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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ğlu)这位享誉盛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他的学术贡献、研究方法、思想影响以及他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扮演的角色。他绝非等闲之辈,而是当今经济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首先,从他的学术贡献来看,阿西莫格鲁教授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但核心始终围绕着一个宏大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 他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并非停留在表层,而是试图挖掘其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

他最核心且影响最深远的理论是关于制度(Institutions)的重要性。与许多早期经济学家倾向于解释国家财富差异主要归因于地理、文化或人力资本不同,阿西莫格鲁教授与其长期合作者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他们的代表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国家的兴衰并非命中注定,而是由其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决定。

他们区分了两种制度: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和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榨取性制度是指少数精英通过权力将财富和机会集中在自己手中,而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制度往往伴随着政治垄断、不确定的产权保护、缺乏法治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压制。相反,包容性制度则为社会中更广泛的群体提供了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由和机会,保障了产权,维护了法治,并鼓励创新和投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包容性制度是国家长期繁荣的关键,而榨取性制度则会导致国家的衰落和贫困。

这一理论的突破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强大且具有普遍性的框架来理解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它解释了为何一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反而贫困(例如,资源诅咒可能是榨取性制度的产物),也解释了为何一些起初贫穷的国家通过改革而实现了快速增长。

除了制度理论,阿西莫格鲁教授在以下几个领域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他深入研究了政治权力如何影响经济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以及经济制度反过来又如何塑造政治权力结构。他分析了民主化过程、政治改革的阻力、以及不同政治体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政治制度的演变往往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经济制度的设计也往往受到现有政治权力的制约。
劳动力市场与技术变革(Labor Markets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阿西莫格鲁教授对技术如何影响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他提出的“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SBTC)理论是理解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之一。然而,他近年来也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效应以及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潜在冲击表示了深刻的担忧,他认为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技术如何被设计和部署则受到制度和利益集团的影响。
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他擅长运用严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数据,以实证的方式检验经济学理论。他对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制度的跨代传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通过对历史案例的细致考察,有力地支持了他的制度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阿西莫格鲁教授以其严谨的实证分析而闻名。他大量运用了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s)和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等准实验方法,来解决经济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他致力于从数据中找出因果关系,而不是仅仅发现相关性。这种对实证严谨性的追求,使得他的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也极大地提升了他在学术界的声誉。

他的思想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学术界。通过《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样面向公众的著作,阿西莫格鲁教授成功地将复杂的经济学思想传播给了更广泛的读者。这本书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也对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和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国家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他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发表对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例如收入不平等、政治极化、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他的观点总是尖锐而富有洞察力。

然而,对阿西莫格鲁教授的评价也并非没有讨论的空间。虽然他的制度理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也有批评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地理因素或文化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可能被低估了。此外,如何具体地从榨取性制度转向包容性制度,以及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实际政治障碍,仍然是复杂且充满挑战的问题,这需要更精细的政策设计和长期的社会博弈来解决。

总的来说,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以宏大的问题意识、深刻的理论洞察、严谨的实证分析和广泛的公共影响力为特点。他成功地将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从技术性细节转向了对国家发展根源的根本性追问,为理解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衰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框架。他的工作不仅丰富了经济学理论,也为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重大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可以说,他在当今经济学界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巨匠。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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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笔者哥伦比亚大学SIPA博士毕业,UCLA商学院博士后在职,接受过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博士科研训练。

2021年看他,先上这么个结论:一个非常擅长把分析和数理思维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一个从方法论和建模能力方面堪称顶级的经济学研究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实践研究和政策建议者。

笔者认为他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在Methodology方面。他的研究(很多层面上其实是基于他老婆的帮助,他老婆是个Network大佬),在一些领域,如宏观经济学、社会网络等,他的贡献使得学术界的方法论有了十足的进步,例如他将网络分析应用于宏观领域,系统性地刻画了上下游产业的关系结构,甚至让一度被淘汰的投入-产出表重获新生,这些“以微观分析宏观“的方法是他分析和数理思维的优势所在,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另外,在关于技术进步(如AI和人类之间的替代和互补问题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等领域,他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能够动态地看待问题,这一点在 @司马懿 大佬的答案中写的也非常好,他内生化了技术的发展方向,巧妙地模型化了人类社会会自我调节自动化和新职位之间的关系这一重要事实。这些都是他作为顶级的方法论研究者和建模者的素养,是我们作为经济学者值得学习和仰望的地方。

然而,他最擅长的“动态地、发展地看待经济问题“的能力到了他非常喜欢涉足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却全无踪影。Why Nations Fail这本最知名的书籍,讲的基本上和车轱辘话没有区别。在2021年的NBER Working Paper里面又开始创造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理论来论述为啥只有西方的制度是可以持续的。从这个角度笔者甚至开始怀疑他做这个领域全是生意,只有前面的领域才是真正的学术。

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和他的学派,以及一些风格类似的研究者例如UC Berkeley的Gerard Roland等等,都常见同一个毛病:过度地简化“人”的架构,不肯偏离“理性人”的核心假设分析Political Economy和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问题。这种思路在我们行为经济学家看来是相当偏颇乃至危险的,因为对于“理性人”的系统性大范围偏离,会导致基于“理性人”假设推导出的“最优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甚至跌到谷底,如果盲目地自上而下遵从这种“唯一性”的推理制定政策,那么悲剧是理所当然的。

从Akerlof的《动物精神》到Kaplan的《理性选民的神话》,美国研究者们对此的反思从未停止,但Acemoglu的习惯是都看不见。

事实上,美国人在政治方面的权利和制度上的优越性,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信息过载,基本上都在Information Cascade(信息级联)、Motivated Reasoning(动机性推理)、Confirmation Bias(确认性偏差)等重要的行为偏误下,已经成为了新时代最大的幻觉。Acemoglu在这个领域的抱残守缺,上来就以Democratic和Authoritarian的二极管思维看待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实在是对不起他在其他领域的卓越贡献,回头好好搞methodology improvement才是他后半生能给经济学学术界最大的贡献。

而且,他在近几年学阀倾向非常明显,发表鱼龙混杂,经济学学术界有这么个笑话,“Acemoglu's Correlation is Causality“,这句话啥意思,接受过经济学研究训练的人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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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奖得主,聪明且勤奋。博士论文写了7个Chapter,一般人只写3篇,甚至有人1篇也毕业了的。至今每年大约有10篇paper发表在top和准top的journal上,相当恐怖。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在几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人,最主要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增长经济学。前者研究政体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有数篇重要的理论与实证文章。后者重点研究技术变迁。此外也有一些其他领域(比如社会学)方面的交叉paper,体现的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所以他的长处是涉猎范围广泛,融汇贯通强,建模能力一流。

不过认为他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我觉得过于乐观了。窃以为他的原创性并不多,比如新政治经济学的paper是扩充了布坎南一派以来的思想方法,新增长理论是扩充了上世纪Lucas,Romer等人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倾向于原创性的理论或者方法,无论研究是否小众。而Acemoglu有点类似Trade领域的Grossman这样的人——著述丰,影响大,得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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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Nation Fails>这本书很有意思,是他学术论文的通俗版读物,穿插了大量的实例,现实的,或者历史的。不过福山对这本书的批评比较有的放矢,即作者的定义过于模糊,有时候通过结果来反推逻辑,有时候故意选取了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对不利的故意模糊,以及不能解释中国崛起的故事。事实上Acemoglu在2001年一篇著名的关于殖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paper中,实证分析也被人质疑有对数据的裁取(这个,其实在实证中挺普遍的,只是大家对大牛的要求会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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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其客观的看法。不过主观上来说,我很喜欢他的研究。另外喜欢<Why Nation Fails>的,可以看看哈佛的Shleifer等人早期写的<The Grabbing Hand>这本书,有中译本,也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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