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的发生背景以及成功的可能性?
甘露之变的发生背景
甘露之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唐朝中后期政治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其发生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 宦官专权的根深蒂固：
历史渊源： 唐朝建立之初，宦官地位并非如此显赫。然而，唐玄宗时期开始，由于帝王怠政、信任宦官处理政务，宦官权力逐渐膨胀。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权威衰落，藩镇割据兴起，皇帝为了制衡地方势力，更加倚重身边的宦官，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一步步交到他们手中。
“神策军”的控制： 宦官掌握着京城禁军的核心——神策军。这支军队本是皇帝的亲卫力量，但在宦官的长期经营下，逐渐成为宦官控制朝政的军事基础。神策军的将领、士兵都由宦官任命、训练和管理，他们直接听命于宦官，而非皇帝。
对皇帝的控制： 宦官通过控制皇帝的起居、饮食、接见大臣，甚至直接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事实上掌握最高决策权的力量。他们可以随意废黜不满意的皇帝，拥立自己中意的傀儡，例如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都曾受到宦官的掣肘和摆布。
特务统治： 宦官还设立了专门的特务机构，如“观军容使”、“监军使”等，他们在军队中监视将领，在朝廷中监视大臣，制造恐怖气氛，打压一切反对宦官的声音。
2. 唐文宗个人的政治抱负与困境：
“望治”的皇帝： 唐文宗李昂即位时，年少且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痛恨宦官对朝政的把持，渴望恢复唐朝的昔日荣光，建立一个清明的政治局面。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我终日不乐，思天下太平，何以得之？”这种“望治”的心情是促使他冒险铲除宦官的重要动力。
被宦官操控的经历： 文宗在位期间，经历了宦官废黜敬宗、拥立自己的过程。他深知宦官的强大和危险，也曾被宦官的监视和控制弄得非常痛苦。这种切身经历让他下定决心要摆脱宦官的束缚。
寻找盟友： 文宗皇帝并非孤军奋战，他一直在寻找能够帮助他铲除宦官的盟友。他信任了一些朝中大臣，例如宰相王玙、王涯以及李训、郑注等人。这些大臣也对宦官的专权深恶痛绝，并希望通过铲除宦官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3. 联合的脆弱性与内部矛盾：
君臣之间的信任： 虽然文宗皇帝想要铲除宦官，但他的实力并不足以对抗强大的宦官集团。他必须依靠外部力量，而这些外部力量的结合往往不够牢固。
李训与郑注的分裂： 在最终的政变策划过程中，宰相李训和另一位重要参与者郑注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和矛盾。李训希望以相对温和、有计划的方式进行，而郑注则更倾向于冒险行动。这种内部矛盾削弱了政变的执行力。
朝野普遍的观望心态： 许多朝廷官员和地方势力也对宦官的专权不满，但由于宦官势力的强大和政变的风险，大部分人持观望态度，不愿轻易冒险。这使得文宗皇帝能够获得的实际支持非常有限。
4. 具体触发事件的出现：
“甘露”事件： 在政变发生前夕，出现了一个被宦官利用来实施陷阱的事件。据说，郑注在长安城外种植了大量名为“甘露”的柑橘，象征着吉祥和太平。当宦官头目仇士良等人前来查看时，文宗皇帝和李训、郑注等人计划在含元殿附近伏兵，趁机除掉仇士良等人。这个“甘露”事件后来也成为了这次政变的名称来源。
甘露之变的成功可能性
从事件的进程来看，甘露之变最终是失败了。但从发生的背景和参与者的意图来看，其成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只是成功率不高，且成功条件非常苛刻且充满了偶然性。
成功的可能性分析：
有利因素：
皇帝的决心与支持： 皇帝本人拥有推翻宦官的强烈意愿，并愿意为此冒险，这是最根本的有利因素。
部分大臣的配合： 以李训、郑注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也有铲除宦官的意愿，并积极参与了策划。
奇袭的机会： 通过“甘露”事件制造的偶发性机会，为政变提供了突然袭击的可能。如果能抓住这个时机，一举消灭宦官首脑，是有可能打乱宦官阵脚的。
民众对宦官的不满：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对宦官的专权和腐败也存在不满，理论上可能获得一定的同情或观望。
不利因素（导致失败的关键）：
宦官势力的绝对优势： 宦官已经牢牢控制了神策军这支拥有精锐力量的禁军。神策军的规模、装备和战斗力远超皇帝临时召集的卫队和少数文臣的私兵。宦官有充足的兵力作为后盾，可以迅速反应和镇压。
政变计划的暴露与泄露： 政变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泄露，导致宦官们有所警觉。尤其是在含元殿的伏击地点，宦官仇士良察觉到异常，没有轻易进入。
军队的忠诚问题： 尽管皇帝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军队的指挥权和人事任命权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关键时刻，神策军将士是否会听从皇帝的命令，还是服从宦官的指挥，成为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事实证明，神策军在宦官的指挥下迅速展开了反击。
参与者的能力和协调性不足：
李训的犹豫和退缩： 在政变初期，面对宦官的反击和神策军的包围，李训表现出犹豫和胆怯，没有采取更坚决的措施，错失了最佳的行动时机。
郑注的鲁莽和决策失误： 郑注在政变中表现得相对激进，但他的决策也存在不足，未能有效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力量。
内部矛盾的激化： 李训与郑注之间的不和最终在危机时刻爆发，导致双方不能齐心协力，自乱阵脚。
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外围力量： 文宗皇帝未能联合足够多的地方藩镇或有实力的大臣来共同对抗宦官。大多数官员和地方势力持观望态度，一旦政变陷入劣势，没有人愿意冒险站出来支援。
宦官的残酷和高效的镇压手段： 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极其残酷和老练。一旦发现政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严厉的手段进行镇压，并立即清理参与者及其同情者，以绝后患。
总结来说，甘露之变的成功可能性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
力量对比悬殊： 宦官掌握的军队力量远超皇帝能够调动的力量。
计划的不周密和执行的失误： 计划存在漏洞，执行过程中出现协调不力、决策失误，甚至被敌人察觉。
缺乏广泛的支持： 仅凭皇帝和少数大臣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宦官势力。
虽然唐文宗拥有改革的意愿，并且尝试通过政变来改变现状，但由于当时宦官集团的强大实力以及政变策划和执行上的诸多不足，这场旨在恢复皇权、铲除宦官专权的斗争，最终以惨痛的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文宗的政治抱负，反而使得宦官的权力更加巩固，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衰落。
网友意见
“唐代甘露之变是皇帝和群臣一方对宦官集团的决战”，首先这个描述就是错的。当然，这不能怪题主，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历史，大多数人都是知之甚少，人云亦云。
题主问“甘露之变”的背景，首先得搞清楚一个事实：唐朝的宦官只是皇权的延伸，根本没有流传的那么厉害。我读《资治通鉴.唐纪》，就是这个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主流舆论把唐朝宦官吹得那么牛。特意在知乎搜索了一下，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早有高人珠玉在前了。
匿名用户：为什么汉朝的内侍是真的掌权，皇上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可是明朝的太监却不行，再大的权势皇帝一翻脸立刻完蛋？
匿名用户：为什么唐朝的太监敢杀皇帝？士兵不都听从皇帝的命令么？
这个匿名高人的答案说得非常清楚了，什么大唐天子受制于宦官，什么唐代宦官能任意废立皇帝啊，都只是段子而已。唐宪宗就毫不避讳的说过，太监就是劳资的家奴，他们听我的话，才能拥有权力。他们敢不听话，劳资要灭他们，就像拔根汗毛一样容易。
上曰：“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
至于宪宗被太监毒死，这种说法只是传说。即使是真的，也不代表太监的实力大，而是因为太监发现宪宗不行了，转而依附新皇帝了。具体讨论可参考这个答案。
闲话扯完，正式来谈“甘露之变”的背景。很多人认为当时就俩派在pk，一派是皇帝+大臣，一派是太监。Too young啊！“大臣”这个东西太泛泛了，唐文宗的朝堂上，大臣复杂了去了。
1.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
2. 李党：以李德裕为代表。
这俩党经常撕逼，把文宗弄得一头包，以至于发出著名的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3. “阉党”：以郑注、李训为代表，他俩都是大太监王守澄推荐的。
“大臣”里面派系林立，“宦官”也不是铁板一块啊！神策左军和神策右军经常扯皮。
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
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太监称作“左阉”和“右阉”。
这种情况下，如果文宗愿意，想打击谁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传说中，宪宗是王守澄害死的，文宗发现他居然还在身边，而且挺嚣张，非常不爽，想拿他开刀。
他先找宋申锡谋划，结果“阉党”郑注告诉他，宋申锡要谋反啊！文宗一听，这还得了，于是反手把宋申锡废了。牛僧孺等人立争无果。可见第一轮pk，是牛党败给了阉党+右阉。
没有拔掉王守澄，文宗不甘心，于是第二轮pk展开了。这一次阉党反水，站在了文宗身后，还拉拢了王守澄的下属仇士良，让他成为“左阉”老大。
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辩，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
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面对这样的内外夹攻，王守澄哪还有机会，分分钟被清理出局了。
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杀之，赠扬州大都督。
这一次PK，右阉败给了阉党+左阉。
从这两轮PK可以看出，郑注、李训这俩阉党相当牛逼，他们站在哪边哪边就胜利。不止如此，文宗利用他们俩打击党争，牛党、李党的代表人物纷纷被他们排挤掉了。
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
“三相”应该是指李德裕、宋申锡和李宗闵。
此时，郑注、李训开始膨胀了。因为怎么看，我俩也是神威无敌、见谁灭谁啊！我们干脆成立一个“郑李党”，独揽大权算了！现在站在“郑李党”对立面的，只有一群死太监了。于是，“甘露之变”就拉开了。
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为什么我说“唐代甘露之变是皇帝和群臣一方对宦官集团的决战”是扯淡了吧。这场政变和宦官PK的大臣，只有“郑李党”。而这俩人，在正史中都是反面人物。
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
没想到吧，大多数人都以为甘露之变想诛杀太监的是浓眉大眼的正义人士，长这样：
实际上他们长这样：
所谓的唐文宗想诛杀宦官，无非是在玩文字游戏，把王守澄一个宦官，替换成了所有宦官。宦官掌管神策军，是大唐一贯的作风。唐德宗曾经被大臣们忽悠，把神策军交给士人白秀贞掌管，结果悔的肠子都青了。这位老兄上任后大玩腐败，到泾原兵变时，德宗高喊“护驾！护驾！”喊了半天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从此之后，德宗更是坚定不移地让宦官管理神策军，宪宗、穆宗、敬宗也都如此。文宗自然也不例外。他看王守澄不顺眼，灭了他，但依然让另一个太监鱼弘志接替他掌管右神策军，也依然信任仇士良掌管左神策军。他对宦官的打击，在王守澄死了之后就结束了。后面的“甘露之变”，完全是郑注、李训两个野心家擅自搞的大新闻。
始，郑注与李训谋，至镇，选壮士数百，皆持白棓，怀其斧，以为亲兵。
甚至这俩野心家之间，也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浐水送葬，注因阖门，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使行馀、璠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馀、璠、立言、约及中丞李孝本，皆训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独与是数人及舒元舆谋之，它人皆莫之知也。
按李训的小算盘，杀了太监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郑注。当然，这种密谋，只有他的小圈子知道，郑注不知道，文宗就更不知道了。
结果，太监们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左、右神策军通力合作，拉着文宗就跑。主流观点认为，文宗也参与了图谋，是被仇士良挟持的，比如维基百科就这么写：
李训见状，急呼金吾军上前护驾。李训追上去拉住轿子不放，被宦官郗志打倒在地……
其实，这段完全是断章取义，我们看看《资治通鉴》原文怎么写的：
宦官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罳，疾趋北出。训攀舆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罗立言帅京兆逻卒三百馀自东来，李孝本帅御史台从人二百馀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流血呼冤，死伤者十馀人，乘舆迤逦入宣政门，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
李训的金吾军杀上殿堂，十几个太监被砍得鲜血飞溅，其他太监让文宗赶紧上轿子跑，你是文宗，会认为谁更危险？是带着荷枪实弹的李训？还是手无寸铁的太监？维基百科说太监危险，李训的金吾军是来护驾的，我是很佩服的。李训想阻止文宗逃跑，文宗当他的脸就是一“呸！” 维基百科的编辑者删除了“上叱之”三个字，你懂的。
当然，《资治通鉴》也写了这一段，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宗参与“甘露之变”图谋的证据。
士良等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
我认为，郑注、李训在图谋的时候，肯定是向小弟们宣称，皇帝是支持我们的，大家别怕。这种言论此时传到仇士良耳中，非常正常。而文宗为什么不分辩呢？因为说不清楚啊！文宗之前确实和郑、李合作，干掉了王守澄啊。这就像你偷了店里10块钱，后来此店失窃，被偷了100块。你被抓住了，却大喊“我只偷了10块，没偷100块！”有用吗？从前文郑注、李训谋划的描述，我丝毫没看见文宗参与的痕迹。
最后，鱼弘志、仇士良带领神策军反杀，李训完蛋了，接着在外面招兵的郑注也完蛋了。当然，这通屠杀，自然是殃及了不少池鱼，搞得人心惶惶。但用“邪恶战胜正义”来描述甘露之变，实在是太扯淡了。更有趣的是，郑李党的王涯被杀，长安老百姓都纷纷点赞，你丫也有今天！
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砾击之。
可以说，没有太监的这次护驾，让郑注、李训成功了，文宗才麻烦大了。
“甘露之变”后，传统观点认为文宗被仇士良控制了，成为了傀儡，主要是因为这段：
乙亥，上疾少间，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文宗自己说他受制于太监，连汉献帝都不如。其实，这只是他说说气话而已，黄日初在《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探研》就是这么认为的。汉献帝敢叫曹操“家奴”？开玩笑吧。
甘露之变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就跳出了攻击仇士良，文宗马上利用这股势头，提拔了郑覃、李石两人。
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以前节度使大多出自神策军，要去好地方当节度使必须贿赂掌权太监。而郑覃、李石可以绕过仇士良任命节度使，高呼“北司不挠朝权”。
十二月，庚戌，以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李石言于上曰：“卢钧除岭南，朝士皆相贺。以为岭南富饶之地，近岁皆厚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挠朝权，陛下宜有以褒之。庶几内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从之。钧至镇，以清惠著名。
太监集团中，文宗也提拔了刘弘逸、薛季陵两人制衡仇士良。仇士良虽然不高兴，也无可奈何，直到文宗死，才把这俩干掉。
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陵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
可见，唐文宗和汉献帝，那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更屌的是，文宗死后，武宗被仇士良拥立，没多久就让仇士良靠边站了，再后来更是把他操家了。如果控制汉献帝的曹操就混成这样，那还得了？
综上，“甘露之变”并不是“邪恶的宦官打败正义的大臣”，而是“邪恶大臣的阴谋被宦官挫败”。之后文宗也没有变成仇士良的傀儡，大唐依然在正轨上蓬勃发展。武宗继位后，很快就压制住了太监，重用了李德裕，迎来了“会昌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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