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法院有援引其他国家的法律进行判决的案例吗？
在中国大陆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原则上是适用中国大陆的法律。然而，在一些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的法律，这就为法院援引外国法律提供了可能。
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选择适用的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法律适用法》），在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或者其他明示方式选择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则会依照法律规定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如果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适用外国法律，那么在中国大陆的法院审理该案件时，就有可能需要适用该外国法律来审理案件。这并非是中国法院“主动”选择援引外国法律，而是回应了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权，或者说是在法律冲突规则指引下，为了实现公平和公正而不得不适用外国法律。
具体案例的出现与挑战
虽然《涉外法律适用法》为适用外国法律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法院援引外国法律进行判决的案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多，也并非易事。这其中涉及到诸多挑战：
外国法律的查明：法院需要有效地查明所适用的外国法律。这通常需要通过以下途径：
当事人提供：要求当事人提交外国法律的文本、解释和案例。
法院依职权查明：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或者情况复杂，法院可以依职权通过咨询外国法律专家、查询外国官方资料、或者请求中国外交部门协助等方式进行查明。
法律援助机构或智库的帮助：有时，法院也会借助与专门研究外国法律的机构合作。
外国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即使查明了外国法律，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也是一个难题。外国法律的体系、概念、原则可能与中国法律有很大不同。法官需要具备跨文化的法律理解能力，确保对外国法律的解释和运用是恰当的。
程序上的协调：援引外国法律可能对审判程序也产生影响，例如证据规则、诉讼时效等。法院需要注意协调适用的外国法律与中国法律在程序方面的衔接。
司法政策的考量：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法律上允许援引外国法律，但如果该外国法律的适用可能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中国强制性规定，法院可能不会适用，或者会做出限制性的解释。
一些可能涉及援引外国法律的场景（举例说明）
尽管具体判决文书的公开受到一定限制，且援引外国法律的案件并不普遍，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演一些可能的情况：
1.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假设中国买家和德国卖家签订了一份货物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德国《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来解决合同争议。如果发生纠纷，在中国法院起诉，且双方都同意适用德国法，那么中国法院在审理时，就需要查明并适用德国《民法典》中关于合同义务、违约责任等的规定来作出判决。例如，在确定延迟交货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时，法院可能会依据德国法律的计算规则。
2.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一家中国公司获得了美国一家科技公司的专利技术许可，合同中约定依据美国法律来解决与许可费支付相关的争议。如果出现支付纠纷，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审查许可费的计算、支付期限等问题时，会参照合同约定的美国法律。这可能涉及到美国知识产权法中关于许可费率计算、侵权损害赔偿等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
3. 国际运输合同：涉及国际货物运输的案件，合同中可能约定适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如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或汉堡规则）或者某个国家的国内法。当案件在中国法院审理时，如果涉及合同约定的法律，法院则需参照该公约或外国法律来确定承运人的责任范围、免责事由等。
4. 股权投资或并购：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一家外国公司的股权，合同中可能约定涉及公司治理、股东权利等方面的适用法律为该外国法律。一旦发生争议，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判断股东的权利义务、公司决议的效力等方面，就需要参考约定适用的外国法律。
重要的几点需要强调：
不是普遍现象：援引外国法律的情况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当事人有明确选择，并且案件性质属于涉外民商事领域。
查明是关键：外国法律的有效查明是法院能否成功援引的关键环节，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挑战。
中国法律的优先性：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问题时，即使当事人约定了外国法律，中国法院也可能基于中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排除适用外国法律，或者进行限制性解释。
法律适用法的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我国处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基本法律，为法院援引外国法律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的法院在特定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选择，确实有可能援引其他国家的法律进行判决。但这并非是随意为之，而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对外国法律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中国法律整体框架的约束。
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选择适用的法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法律适用法》），在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或者其他明示方式选择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则会依照法律规定的冲突规范来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如果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适用外国法律，那么在中国大陆的法院审理该案件时，就有可能需要适用该外国法律来审理案件。这并非是中国法院“主动”选择援引外国法律，而是回应了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权，或者说是在法律冲突规则指引下，为了实现公平和公正而不得不适用外国法律。
具体案例的出现与挑战
虽然《涉外法律适用法》为适用外国法律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法院援引外国法律进行判决的案例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多，也并非易事。这其中涉及到诸多挑战：
外国法律的查明：法院需要有效地查明所适用的外国法律。这通常需要通过以下途径：
当事人提供：要求当事人提交外国法律的文本、解释和案例。
法院依职权查明：如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足，或者情况复杂，法院可以依职权通过咨询外国法律专家、查询外国官方资料、或者请求中国外交部门协助等方式进行查明。
法律援助机构或智库的帮助：有时，法院也会借助与专门研究外国法律的机构合作。
外国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即使查明了外国法律，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也是一个难题。外国法律的体系、概念、原则可能与中国法律有很大不同。法官需要具备跨文化的法律理解能力，确保对外国法律的解释和运用是恰当的。
程序上的协调：援引外国法律可能对审判程序也产生影响，例如证据规则、诉讼时效等。法院需要注意协调适用的外国法律与中国法律在程序方面的衔接。
司法政策的考量：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法律上允许援引外国法律，但如果该外国法律的适用可能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违反中国强制性规定，法院可能不会适用，或者会做出限制性的解释。
一些可能涉及援引外国法律的场景（举例说明）
尽管具体判决文书的公开受到一定限制，且援引外国法律的案件并不普遍，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演一些可能的情况：
1.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假设中国买家和德国卖家签订了一份货物买卖合同，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德国《德国民法典》的规定来解决合同争议。如果发生纠纷，在中国法院起诉，且双方都同意适用德国法，那么中国法院在审理时，就需要查明并适用德国《民法典》中关于合同义务、违约责任等的规定来作出判决。例如，在确定延迟交货的违约金计算方式时，法院可能会依据德国法律的计算规则。
2. 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一家中国公司获得了美国一家科技公司的专利技术许可，合同中约定依据美国法律来解决与许可费支付相关的争议。如果出现支付纠纷，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审查许可费的计算、支付期限等问题时，会参照合同约定的美国法律。这可能涉及到美国知识产权法中关于许可费率计算、侵权损害赔偿等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
3. 国际运输合同：涉及国际货物运输的案件，合同中可能约定适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如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或汉堡规则）或者某个国家的国内法。当案件在中国法院审理时，如果涉及合同约定的法律，法院则需参照该公约或外国法律来确定承运人的责任范围、免责事由等。
4. 股权投资或并购：一家中国公司收购一家外国公司的股权，合同中可能约定涉及公司治理、股东权利等方面的适用法律为该外国法律。一旦发生争议，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在判断股东的权利义务、公司决议的效力等方面，就需要参考约定适用的外国法律。
重要的几点需要强调：
不是普遍现象：援引外国法律的情况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当事人有明确选择，并且案件性质属于涉外民商事领域。
查明是关键：外国法律的有效查明是法院能否成功援引的关键环节，也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挑战。
中国法律的优先性：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问题时，即使当事人约定了外国法律，中国法院也可能基于中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排除适用外国法律，或者进行限制性解释。
法律适用法的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是我国处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基本法律，为法院援引外国法律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的法院在特定情况下，依据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的选择，确实有可能援引其他国家的法律进行判决。但这并非是随意为之，而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对外国法律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并受到中国法律整体框架的约束。
网友意见
有的，而且还不少，不过这也不是代表做出裁判的法官们不爱国，只是法律在处理特殊民事关系时所应用的特殊规则。
不说今时今日的中国会使用外国法律进行判决，早在唐朝时的《唐律疏议》即有类似的法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上面的这段话，其实很好理解，意思就是一个地方来的外国人就用他们自己的规则去解决，不是一个地方来的，那么就用我们中国的法律了。没错，大多数情况下，要援引外国法律进行判决的案件，从古至今都和"以夷制夷"有关。
当然了，发展到今天，在现代法学体系中，国际私法学就会研究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存在一个涉外的民事法律关系，什么时候该用外国的法律来裁决？又什么时候应该用我国的法律来彰显国家权力？
在我国的法律实证体系之中，这些问题，交由一部叫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来解决。例如其中就有规定：
“ 第四十六条 通过网络或者采用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试举一例，如果我在中文互联网的问答平台发文怒斥澳大利亚籍中国留学生网红，且该网红经常居所地又在阿富汗，那么如果该网红特意来到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我与问答平台，那么海淀区法院此时就要考虑适用阿富汗民法了。
另，法院适用外国法律做出判决的前提是不能损害我国的公共利益。这也就代表着如果根据外国法律，同性婚姻等被认为可能是损害公共利益的制度无法得到裁决。
同时，除去代表国家公权的法院是会援引外国法律的。代表双方合意裁决的仲裁委员会或者是仲裁院，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亦可约定适用外国法律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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