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起居注（生活实录）是怎么记录下来的，是时时紧跟皇帝，还是事后回忆？
首先，最核心的记录者，我们得说说“起居注官”。这个职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通常都是选拔那些文采好、记性好、而且心思缜密的官员来担任。他们就像皇帝身边的影子，几乎是形影不离。
“时时紧跟”是如何实现的？
这主要是通过“起居注官”的近身观察和记录。
贴身跟随： 皇帝早朝议政，他们就在旁边；皇帝处理奏章，他们在侧；皇帝宴饮，他们也在场。甚至皇帝在花园里散步，和大臣们交谈，他们都会在不打扰皇帝的情况下，悄悄地将皇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记下来。
口述速记： 很多时候，皇帝在处理政务时，会随口说出一些想法、指示，或者对某件事情的看法。起居注官需要第一时间用最简洁的语言速记下来，可能是用一些特殊的符号或者缩写，保证不会漏掉关键信息。
听闻记录： 皇帝跟身边的人，比如太监、宫女，或者亲近的大臣说话时，起居注官也会在场，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将这些对话内容记录下来。
“事后回忆”是如何补充的？
虽然有贴身记录，但总有些细节，比如皇帝某个时间的具体心情、某些对话的细微之处，或者当天没有亲眼见到但很重要的事件（比如皇帝派出去办事的官员回来汇报），就需要事后补充和核实。
整理与补充： 起居注官每天都会将白天记录的内容进行整理，可能会补充一些当天没有完全记录清楚的细节。他们也会回忆起当天皇帝的表情、语气，以及当时在场其他人的反应，力求记录的真实和全面。
与相关人员核实： 如果记录的内容涉及到其他官员或者宫内人员，起居注官也可能会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向他们侧面了解情况，以确保记录的准确性。不过，这种核实非常谨慎，毕竟是要记录皇帝的起居，很多事情不方便直接询问。
日记式的梳理： 起居注官的记录更像是每日的流水账，但也有一定的条理。他们会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皇帝在一天中的具体活动，比如几点起床，做了什么，见了谁，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到几点休息等等。
这个记录过程的严谨性：
要强调的是，起居注的记录绝对不是个人随意行为，而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并且有严格的规范和保密要求。
多人协作与保密： 通常情况下，起居注不止由一个官员负责，可能有多位起居注官轮流值班或者共同记录，以确保记录的连续性和准确性。这些记录被视为国家机密，起居注官们必须发誓保守秘密，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归档与审阅： 起居注记录下来后，会被妥善地保管起来，比如存放在专门的档案库。有些朝代还会对起居注进行审阅，由专门的史官来加工，最终成为史书的一部分。
并非完全公开：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起居注”其实是经过史官加工整理后的史书内容，并非原始的起居注。原始的起居注因为记录得非常详细，有时会包含一些不适合公开的内容（比如皇帝的个人情绪、失误等），所以可能不会完全保留下来，或者在公开成史书时进行删改。
总结一下：
古代帝王起居注的记录，不是简单的“时时紧跟”或“事后回忆”，而是近身观察、即时速记与事后整理、补充核实相结合的严密过程。它是建立在一套完善的官僚体制和严格的保密制度之上的。起居注官们就像一群忠实的记录者，用他们敏锐的眼睛和勤奋的笔，为后世留下了帝王最真实、最细致的生活轨迹。这种记录方式的严谨性，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帝王的统治和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网友意见
首先要澄清的是，”实录“和“起居注”其实是两码事，其区别，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历史叙述”与“档案资料”之间的区别一样。《实录》文体作为一种古代编年史文体，“起居注”是其重要资料来源，但是天文日历、政府档案、政府文书等等也是其重要来源，史官把这些材料汇聚起来，以编年之形式重新书写，而成为《实录》。而起居注则是单纯的：“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一般不存在加工。
题中所问，起居注是如何记录下来的，自然是有专门的官职记录下来，但这官职，在不同的朝又不一样。
最早在《礼记》中就有记载天子日常起居：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这就是最早“起居注”的雏形，而“左史”“”右史“就是最早为天子记载起居注的人。
《隋书·经籍志》中收录有一本《禁中起居注》，说是汉武帝时的起居注，但现在已经证明这是本伪书，而现在认为可信的起居注，最早见于东汉诸位皇帝。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听证，大臣刘毅上书要为邓太后坐起居注，其书中言：
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
可见起居注在汉朝已有成典。东汉也是最早使用”起居注“这个名称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之”起居注“却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起居“注，多记载”后宫杂事“，以至于后人看东汉时的起居注，会认为”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而后世各朝，虽然沿袭了“起居注”这个名字，但所记之内容，远远超过了“起居”之事。但是，猜测归猜测，东汉时的起居注记载者为”女史“的可能性不大，东汉荀悦有言：”先帝故事，有起
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可见东汉时掌管起居注的是”内史“。
只是汉时的”内史“作为一个官职，其权力和职责在于”治民“而非”治史“，所以此”内史”恐怕不是官职上的“内史”，具体职务不可考。
三国曹魏无“起居注”之记载。
晋惠帝元康二年(292 年)，置著作郎一人、佐著作郎八人，隶属于秘书省。
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
这是最早在官方的治史体制内有专设记录起居注之官的记载。晋时起居注现在以亡佚，但是从古代各种类书中所引用的片段文字可以看出，晋代起居注中，皇帝的各种诏令已经占非常大的比例，再不是东汉那样只记录后宫起居。
南朝多演习了晋制，设“著作郎"作为起居注的记录者。”著作郎“为史官专设之职，其时应当没有行政权力。但是自南朝齐一降，”国史、起居之任，多以他官兼领“，这里所说兼领，其实主要是高官子弟进入仕途的一个跳板，而“著作郎”的基本职能没有变。
北朝北魏孝文帝奉行汉化政策，其中
“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余官兼掌。”
这里有“起居史令”一职，可以看做是专门记载起居注的官职，但记载内容却并非“起居”而是“每行幸宴会“，这里不要想歪了，这个”幸“确实不是皇帝去了哪个妃子那里过夜……此制度被北魏后的北朝各代所沿袭，到北齐时设起居省，有”起居舍人“之职。
隋初，隋文帝：
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职，以纳言统之
而到了隋炀帝，则借鉴北朝起居注之制度，设”起居舍人“
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浚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庾自直、崔浚祖、虞世南、蔡允恭四人，皆为当时之名士，足见”起居舍人“之职的重要，这个重要不是因为它本身权重，而是因为这个职位必然紧随皇帝，为任职者后来的仕途亨通奠定了基础。
唐代除了继承隋代”起居舍人“之外，又设了一个”起居郎"的职务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这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左右之分，颇和周礼左右史之设，而其职能划分也非常细：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
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
国史。
简单说来，就是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而这时的起居注，也基本确立了皇帝不能阅的原则，于是就有了起居注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欲阅本朝起居注而不得的事件。
至唐时，起居注制度基本成型，虽然宋元明清其机构和记录者的官职多有变化，但是“起居注”的基本内涵没有变。只是作为一个实时记录皇帝言行举止的”档案“而存在的起居注，皇帝本身必然多有顾虑，所以皇帝自己不能阅这个所谓的原则，虽然历朝历代都有大臣据理力争，却无法切实执行，宋代的起居注就需要”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这就无法保证"起居注"如实记录的档案性质，而必然遭到篡改。而且在起居注的记载内容上，各朝也多有限制，比如机要是否要记，皇帝的问题官员答不出来是否要记等等。但是从总体上，起居注仍然是国史纂修的重要史料来源，其记录之内容也多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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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嗦说了这么多，什么事情涉及”制度”必然索然无味，说了半天起居注其实跟“起居”并没有什么关系，起居注的官员也并非随时随地跟着皇帝，以至于皇帝哪天睡了哪个妃子都能够看到，这么一说从起居注中查出一些宫闱秘史也就不大有希望了。
但是！那些“起居注中记载皇帝临幸妃子之事”的传闻，是否是假的呢？
其实是真的！但是与上面说的“起居注”又不同。现在研究者所说的“内起居注”这个文体，就是专门记述皇帝“内廷起居、斋戒、礼佛、请安、侍膳。”但是可惜现存的仅仅清代咸丰至宣统时之物，没有更早的。这些文字的记载者，确实是文书房太监。
而前面所说的东汉起居注的记载者，后人认为是“女史”，而这“女史”也并非空穴来风，刘知几在《史通》中记载：
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公惑乱，骊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只是，这方面的资料流传太少，所以这些事情都只能是无法考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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