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北大姚洋称「企业捐款那么多不如取消 996,给骑手缴社保」,企业捐款和提高员工待遇应该如何做选择?

回答


在企业捐款与提高员工待遇之间做出选择,需要从多个维度综合分析,包括企业社会责任、员工权益、长期竞争力、社会公平以及政策导向等。以下从不同角度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一、企业捐款与员工待遇的逻辑关系
1. 企业捐款的性质
公益性质:企业捐款通常用于教育、环保、扶贫等社会公益项目,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CSR)表现。这类捐款的直接目的是改善社会福祉,而非直接解决企业内部问题。
短期成本:捐款属于一次性支出,可能对企业的直接利润影响较小,但长期可能通过品牌价值提升间接获益。
社会形象:捐款可提升企业公众形象,但若缺乏对员工权益的关注,可能被质疑为“表面公益”。

2. 员工待遇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人力成本:提高员工待遇(如社保、加班工资、福利)会增加企业短期成本,但长期可能通过员工忠诚度、效率提升和减少离职率降低人力成本。
社会公平: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保障工作时间(如取消996),是劳动法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的体现。
可持续发展:员工权益保障是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核心,忽视员工权益可能导致人才流失、法律风险和舆论压力。



二、姚洋观点的合理性与争议
1. 姚洋的核心逻辑
企业捐款的局限性:企业捐款可能被用于非直接解决员工权益的领域,无法替代对员工的劳动保障。
996与社保问题的紧迫性:骑手等行业的高强度劳动和社保缺失,是劳动者权益的直接威胁,需优先解决。
政策导向:姚洋呼吁政府通过立法或政策强制企业保障员工权益,而非依赖企业自愿捐款。

2. 可能的争议点
企业捐款的正当性:企业捐款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不应被简单否定。
政策干预的边界:强制企业缴纳社保、取消996可能涉及对商业自由的干预,需平衡市场与公共利益。
社会资源分配:如果企业将捐款用于员工福利(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则与社保、996问题并非矛盾。



三、企业如何在捐款与员工待遇间做出选择?
1. 优先解决员工权益问题
法律合规性:企业若违反劳动法(如不缴社保、强制加班),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和舆论批评。
长期成本:员工权益保障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忽视可能引发人才流失、劳资冲突甚至法律诉讼。
社会期望:公众对员工权益的重视度较高,企业若只捐款而忽视员工待遇,可能被批评为“伪善”。

2. 企业捐款的合理用途
直接支持员工:企业可将捐款用于员工福利(如培训、健康保险),与员工待遇改善形成互补。
公益与员工福利结合:例如,企业通过捐款支持教育项目,同时为员工子女提供教育补贴,实现公益与员工关怀的双重目标。
社会责任的多样性:捐款可以是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与员工待遇问题不矛盾,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将资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3. 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
政府监管:通过立法强制企业缴纳社保、规范加班制度,确保员工权益。
税收激励:对主动改善员工待遇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将捐款与员工福利结合。
社会监督:媒体、消费者和公众对企业的道德要求,可能推动企业更注重员工权益。



四、实际案例与数据参考
1. 企业捐款与员工福利结合的案例
腾讯“996”争议:腾讯曾因996制度引发舆论批评,后调整工作制度,同时加大员工福利投入,包括提高工资、改善办公环境等。
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阿里通过股权激励和员工福利(如社保、健康保险)提升员工忠诚度,减少对短期捐款的依赖。

2. 员工权益保障的经济效益
研究数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报告,员工社保覆盖率每提高10%,企业人力成本降低约5%,但长期生产力提升显著。
案例对比:某外卖平台因未为骑手缴纳社保,导致骑手频繁投诉,最终被法院判决企业赔偿损失;而另一平台通过改善社保和工作条件,员工流失率下降30%。



五、结论:平衡与协同的路径
1. 企业应优先解决员工权益问题:
996、社保缺失等是企业违法行为,需通过法律和政策强制解决,而非依赖捐款。
员工权益保障是企业长期竞争力的核心,忽视将导致市场风险和社会信任危机。

2. 企业捐款可与员工福利结合:
捐款可用于员工福利(如培训、健康补贴),与社保、加班工资形成互补。
企业可通过捐款提升社会形象,同时改善员工待遇,实现公益与商业目标的双赢。

3. 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
政府需通过立法强制企业保障员工权益,同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改善员工待遇。
企业需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间找到平衡点,避免“捐款”与“员工权益”割裂。



六、最终建议
企业应优先满足员工的基本权益:如社保、合理工作时间,这是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不能以捐款替代。
捐款应聚焦于员工福利或社会公益:若企业将捐款用于员工福利(如教育、健康),则与员工待遇改善不矛盾。
政策层面需强化监管: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员工权益,同时鼓励企业通过捐款提升社会价值。
企业需重新审视社会责任的定义:捐款与员工待遇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两个维度,需协同推进而非对立。

通过这种平衡,企业既能履行社会责任,又能确保员工权益,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双赢。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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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可不可以理解等同于:

与其谈三次分配,不如先把一次分配做好

要员工加班就老老实实给加班费,给不起加班费就老老实实遵守5天8小时工作制。

拿员工无偿加班赚来的钱捐款,还要百姓念你们的好。


看到评论区强行把我变成“冲塔”的玩笑我也笑了很久。

但我同时也想到了一件事,我们都经历过被“保护”的事情

那么我们作为辩论者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对异议者少扣一顶帽子;

作为执行者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对嫌疑者轻一分拿捏;

作为管理者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对批评者少一寸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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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曾经说过,因为给京东全员缴纳社保,京东一年少赚50亿。

这数目,里边当然有水分,但几十亿,可不是一两个亿的捐款。

更何况,给员工的权利,一旦给了,就没法收回去了。

捐款,企业好的时候可以捐,还能抵税,如果亏损了,也可以不捐。

但给员工涨了福利待遇,除非你全员大换血,否则就很难降回去。

你说共克时艰?对不起,大家都理解,但干活儿还是提不起劲。都是人性。

这是其一。

骑手大规模供职的企业,就那么几家。

我曾经说过,这几家企业,都具有非常强的负外部性。

现在因为(大部分)骑手不算公司员工,只是外包,把很多负担甩出去了。

如果把骑手纳入员工体系里,不光是员工福利缴纳社保这么点钱的事儿,更主要的是把原本外包的很多风险又纳入公司体系内。

这对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是非常不利的。

举个例子,骑手在路上逆行撞了人,出了交通事故。如果是外包,骑手就算是自然人对此负责,扣车,处理,划分责任,认罚,可能几天就过去了。

这几天,骑手当然没有收入,外包的话他自己扛,如果是公司员工的话,公司就要养这么些天。

很多骑手其实处于社会底层,他自己赔不起多少钱,司法上一般也不会太过为难他们。

但如果骑手属于公司员工,那就是职务行为导致别人生命或财产遭到损害。别人可以连带公司一起起诉。骑手赔不起几个钱,你公司总赔得起吧?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潜在支出。

这是其二。

最后说说捐款。

捐款是为了社会福利吗?

客观上可能促进社会福利,但捐款本身,一定有着诸多考量。

鹅城百姓说要剿匪,黄老爷就会捐款剿匪吗?

还不是看着县长大人那几条枪的面子上才捐款。

(咱们就不提百姓的三七分账,豪绅的如数退还的事儿了。)

黄老爷捐款,是给县长面子。

县长心领神会,自然你好我好。

黄老爷要是说,我直接出资剿匪,百姓可以来领钱加入剿匪队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猜会怎么着?

县长第一个把黄老爷剿了。

反之,黄老爷积极响应县长号召,慷慨捐赠,不但能博个好名声,再宣传一波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大家都知道黄老爷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捐赠的带善人,给企业做一波营销,可能就把企业越做越大了。

妙啊。

这是其三。

这些智慧啊,咱们老百姓都用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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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教授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可难道资本家们不懂这个道理吗?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中就讲过富人做慈善的本质:

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

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导致贫富差距增大,社会动荡时,那些有产者们就理解了一个道理:任何程度的社会动荡都会损伤有产者的财富和既得利益。

而慈善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此,通过慈善可以维持社会稳定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更大的损害;同时还可以满足自己的内心,得到快慰;还可以树立更好的企业形象,通过小恩小惠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甚至可能会获得更多客户,更多收益。

而取消996,提高员工待遇对他们来说又有多大好处呢?这么做不能像做慈善那样广而告之提升名声,在劳动力充足的情况下完全不需要爱惜员工,像干电池一样用完了再换一节,反正大街上"干电池"有的是。员工不行了可以说什么"向全社会输送人才"把员工开除,员工来闹事整个251服务……

对于逐利的资本家来说,这种好处不多的事他们怎么会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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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悲观一点考虑,整个社会要到2035年前后才能有一些实质改观。

发展中国家有些超级城市,人口和面积都超过发达国家不少,

我们国家本来北上广也有这个趋势,

后来把规模和人口都控制在一个范围了。

除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因素,

人的因素也很重要,

第一代第二代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没变成城里人,也没变成城郊人,而是返乡的多,

在经历了睡铁皮板房,缺乏夫妻团聚,基本没有文娱活动和性生活,享受不太到大城市的建设成果,还得被当地的大妈隔三差五拿出来打靶,说都是外地人进城把环境和治安都搞乱了,以上种种之后,

一二代农民工带着一身疲倦和伤病回乡养老了。

要知道市民阶层的脑力劳动者,普遍退休年龄都可以到60岁甚至更久,

而返乡的农民工父母,有可能四十大几岁,五十岁出头就开始规划养老生涯了,

干不动了。

广为诟病的农村高彩礼,现在看来也不只有女方和家长在推动,其实男方的家长也有自己的考量,

他们希望把自己这二三十年务工赚的钱拿出来,换成一个稳定的婚姻,把女方儿媳栓在村里,带孙子顺便和老人有个照应,让自己的儿子进城务工,

这样自己看到孙子辈了,

干不动了老有所依,

这笔钱等于是变相的预支的养老支出了。



劳动人口的规模反过来限制了城市的规模,

虽然超一线城市政策上是撵人的,但是广大准一线乃至二三线城市,还是期望自己的城市多一点劳动力的,

尤其是生育率下跌之后,各个城市,甚至是省会城市都在抢人大战。那也不可避免的,有些城市就是连年衰落。


骑手没五险的事情,从分配角度,看起来是个企业能够主导的,关乎企业家道德和良心的问题,

其实深层次上,

巨型互联网企业,就和当初超一线城市崛起时期开始接纳农民工是一样的,

十块八块的餐,如果都需要一个人力来配送,这种劳动力肯定是廉价的,是缺乏所有的物质保障的,

吃的是国家在义务教育上的空前投入的红利,让劳动者有起码的城市生存能力,阅读能力,使用智能设备和其他的综合素质,

第一代农民工,赚到钱返乡,结婚生子,循环往复,

而第一代骑手,赚到钱交房租,没剩多少,推迟结婚或者没结婚,干多年干不动了,就停掉了。

很快这茬人被耗光了,

再往后干脆生育率下跌了。


互联网血统的企业,吃相比城市难看太多了,手段也残忍得多。

城市吸纳农民工,不负担养老的支出,干不动了就甩回原籍,由属地承担社会保障,城市得到了建设,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成了拉动生产力发展的引擎,

而互联网资本用不赚钱的业务,吸纳海量的用户,再把用户数量作为吹嘘的基础上市融资,把股价炒高套现立场,

留下的是一个不能持久的商业模式和一个虚无缥缈的品牌价值,

比李超人还李超人。

结束这个罪恶循环的第一出路在货币层面,第二第三才轮到税收调控,第四第五才能考虑到企业的一次分配的问题。

因为顶层释放了太多的流动性,

所以互联网企业可以轻而易举的拿手头的用户数量来说事,拿到超发的货币,

所以各大投资才会玩命去砸一些看着就不能盈利或者短期根本谈不上回报的商业模式和公司,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不会做饭也看过做饭吧,

假如社会是一锅排骨汤,

资本吃肉,底层吃点骨头喝点汤,也能生存下来,稳定一个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尚且算一个好模式,

如果煮汤的火太大了,

肉和骨头一会就糟烂在锅里,油水就全出来成了厚厚一层浮油了,

那资本干脆把骨头渣子和肉末都撇了,反正也不能吃,

只要上面那层凝固的板油就好了。

底层什么油水都没,骨头和肉都煮成了厨余残渣了。

这汤的毛病在哪?

在于糟践东西,

用对付猪板油的方式对付好好的排骨。

解决之道是关火,捞肉,抢救一下,等到熬出板油了,再埋怨撇油的不给大伙留点,就晚了。


《无间道》里曾志伟吃盒饭有段神来之笔,

黄sir站起来跟韩琛握手,

曾志伟喷了句,“你见过谁进殡仪馆和死人握手?”


同样的,寿命就是生命,

劳动能力、繁衍机会就是劳动者的命。

命都没了,

你见过谁冲进殡仪馆给死人上五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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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捐款年年捐吗?社保得年年上!

企业:一次性捐款多吸引眼球,博得赞誉,交好政府。社保那是义务,做好了有人夸吗?做了不够大气还会被骂,996我是看人效,如果我不996、007了,多出来的用人成本你来摊吗?我钱分少了,我不高兴知道吗?少一毛我都肉疼,少两毛我心就在滴血,少三毛我眼睛充血随时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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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说社会价值的话,用一个亿的成本来严格贯彻劳动法的要求,比捐款一个亿来说,可能带来整体收益还要更大。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几位研究者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过长的工作时间会降低员工的生育意愿。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选取了 200 名 40 岁以下的全职工作者进行调查,参与调查者被要求按照重要程度,列举影响自己生育意愿的因素。其中,过长的工作时间,超过了住房成本、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等因素,成为了让父母不想要孩子的最重要因素。[1] 企业严格执行劳动法、杜绝恶性加班,得救的不仅是员工,还有社会的生育率。

打工人不 996 了,劳动者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省下了医疗成本;有时间休闲娱乐旅游,拉动了内需;有精力关注家庭,有条件生养下一代,劳动力供给还能续上。骑手有了社保、享受到了作为员工的制度保障,不再为了逃避算法惩罚铤而走险,个人安全和交通安全都得到保护,这些都是衍生的社会收益。

更何况,企业给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缴纳社保、购买劳动保险,本身就是应当承担的责任,不能通过做慈善捐助来代替。

一些外卖平台,享受了劳动者的工作成果,采取一定的机制对劳动者进行管理(所谓困住人的算法),但自己却不像劳动法律体系中的雇主一样承担责任。长此以往,新的经济形态产生了越来越多游离在劳动法体系之外的劳动者,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营收,但企业却没有因此承担成本,成本被转嫁给了消费者和全社会,这也是需要矫正的危险趋势。

既然题目中包含选择,那不妨选选看:如果让企业自己选,是用一个亿的成本来严格贯彻劳动法的要求,还是用一个亿的成本去捐款。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必然选捐款啊!

首先,捐款能够带来税收优惠,实际的成本没有这么高。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另外,根据《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不受利润总额 12% 限制,优惠力度更大了。)(的确,如评论所说,发工资也是税前扣除,这里其实不是将两者来对比,而是说明一点:捐一个亿不等于少了一个亿。)

其次,即便主观上是无私、利他的,但捐款客观上也会带来营销方面的积极效果,有可能引发消费者的「野性消费」,客观上对企业的经营可能存在积极作用。例如,在鸿星尔克宣布向灾区捐赠物资后的三天以内,鸿星尔克抖音直播间销售额突破一亿元,总销量超60万件,累计观看数达1.48亿,起到了很好的营销效果。(当然,这不是说企业捐款就一定存在自私的动机,至少我相信鸿星尔克当时根本没想这么多,但架不住有动机更复杂的效仿者。)

再者,捐款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抵消一些负面舆论。不说企业了,举个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真实生活中的键盘侠,不止一次在工作场合怼领导、挂人、扰乱工作秩序。后来就有人提建议,让我不要在工作群里怼人,于是我就离了一条规矩,以后再滥用企业微信群公共资源,发一条就给慈善项目捐两百块。后来,事情走向了奇怪的方向,该喷还是喷,只不过会提前充值上几条,发完捐款截图,继续喷。

因为我素质高,所以我可以素质低;因为我(对社会)负责任,所以我可以(对其他人)不负责任,这种捐款,真的好吗?企业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难道可以通过选择捐款来一笔勾销吗?

@谢玄 的高赞回答说得好,「与其谈三次分配,不如先把一次分配做好」,在第一次分配的时候确保公平,同样也是在提升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我们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不能在一个人、一个机构不遵守法律的时候,就开始攀比道德方面的高尚,否则,这种高尚也是一种伪善。

参考

  1. ^ Fanny Y. F. Young, Long Work Hour and Intention to Have Children,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Long Working Hour Sector Workers, Americ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5, No. 1; Februar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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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记得当初东子说如果快递采取外包 ,一年可节省50亿

而彼时为阿里送货的四通一达和没上市的顺丰小哥,很多都没五险一金

而老马只要捐款20亿,老王拿出5亿给小哥发红包就可被全网赞誉

而东子的这件事情,只要提了就会被人说这不是应该做的么,守法也能被夸?

须知,这是一个比烂的世界,普遍违法的情况下,守法不应该被夸么?

喂,你家菜鸟员工公积金该交了。

哦,不对,那不是员工,是优质合伙人

……更新

@京东

很多老哥好奇我怎么续费到30年的

都是买的和信用卡积分兑换的。

我就是冲着plus来的,喜马拉雅会员直接扔那儿了没用,腾讯视频VIP给我妹我妈我爸用,最后两个经典卡年卡,一个是交通银行信用卡,一个是民生银行信用卡兑换的。其他的差不多都是买的

不是撸的,不是撸的,不是撸的

重点讲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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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慈善捐款”与“提高员工待遇”相类比、讨论何者优先,这种比较本身暗含了一个前提。


无论是提出建议的姚院长,还是报道追问的 @中新经纬 ,恐怕都默认了这样一个背景:

以现有立法和司法实践看,企业提高员工待遇只能像企业捐款一样,依赖于企业的自愿自觉、对社会评价的重视程度,以及一颗良善的“公益心”。


把一个理应立法规制的底线与自愿捐款相类比——“慈善用工”,这种提法难道不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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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句话就根本上误解了国家的意图,什么叫做三次分配?他应该好好的理解一下。

国家讲的一次分配就是市场分配,比如给你发了工资,比如企业赚了钱。二次分配指的是通过税收,社保等方式来调节一次分配的结果。三次分配指的是现在说的慈善等等。

到说这个名字之所以叫“三次”本身就意味着。他是在一二次分配结束了以后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的,换句话说并不妨碍前两次分配取消加班也好。给骑手缴社保也好,这属于二次分配。所以瑶的意思是说国家应该做二次分配而取代三次分配,这不是扯吗?这两者又不矛盾。你捐钱做社保并不妨碍你给骑手缴社保啊,你的意思是给吸收缴了社保你就可以不做慈善了,拜托,给骑手的社保是公司必须要去做的,你没有做事实上是一种违规行为,你自己做的慈善是你自愿的,你只要愿意承担你认为的后果,你爱做不做。什么时候法律规定的社保成为了可以用自愿做的慈善相交换的东西呢?

其次针对的对象不一样,其实无论是骑手还是996的程序员,他们都还不是那个最需要救助的群体,对于骑手而言,哪怕学历不高,但至少身强体壮,身体健康,不做骑手,找份别的工作其实也是可以的,作为程序员就更了,往往还有高学历还有技能放生,他不在这个公司,996还可以自己创业还可以到别的地方继续工作,即便在996的情况下,他的薪水也不低。说白了,他们是有更多出路的人,而慈善要去救助的可能是孤寡老人,可能是留守儿童,而他们往往是退路不如骑手和程序员的那批人。两者能混为一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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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是给客户看的,本不是企业的责任

因此捐款了以后可以大吹特吹,发动媒体冲流量,然后广大民众,也就是客户就会觉得

哇哦!这个企业好有良心哦

广告宣传作用就达到了,销量就会上升

而给骑手交社保,那骑手就成了企业的员工,给员工交社保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拿出来吹什么?就好像京东强子原来把给骑手交社保拿出来说事,被别人喷了半天

但是,你要知道,捐款一个亿,可以吹好多年。而京东全员骑手交社保一年就得几十个亿,还不能拿出来吹。

你要是企业你选哪个?

真以为是在做慈善啊?都是为了利润啊!

举个更简单的栗子

你家楼下住着一户拿低保的孤寡老人,你每天下楼买早点的时候,都会顺便买一个包子和豆浆给孤寡老人当早饭

同时,你老爹爱吃包子,你每天都给他买两个,并且牛奶豆浆油条,手磨咖啡随便挑

按理说,你对你爹比孤寡老人好多了

但是你给孤寡老人买包子豆浆就是好人好事,你感动社区。

你给你爹买两个包子巴拉巴拉的,你拿出来说事,别人会觉得你有病。

所以怎么说呢?

企业捐款和给员工交社保,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企业的权利,一个是企业的义务。

你不能在企业行使权利的时候说,你没有必要行使权利,还是先履行义务吧。

因为这两个事的监督主体根本不一样。

你想解决企业不履行义务的问题,要的是完善社会的监督体制、相关部门的查处能力

对于没有履行义务、钻制度空子的企业将会得到有效的、准确地处罚

譬如说,国家把落实劳动法的力度,像落实税法一样强硬,这些大企业还会不给骑手交社保吗?

结果你给个好办法,企业别捐款了,把捐款的钱拿去给骑手交社保。

你说你是站在国家社会的角度呼吁

那我提个问题,假如我不捐款,也不把捐款的钱给骑手交社保,你姚洋能把我怎么办?

我还呼吁企业提前实现共产主义,把利润分配给全社会呢,阿里腾讯京东为什么不听我的呼吁

偏要听你的呼吁?

因为你姚洋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撒贝宁说得没错:北大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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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这是书读多了看不清事实和劳资关系吗?企业捐款的目的是什么?企业捐款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口碑,塑造企业正面形象,讲好品牌故事,树立一个正能量的品牌文化,这其实是一种商业行为,花钱投资无形资产。企业的名声就是无形资产。


提高员工待遇是什么行为呢?增加负债。大家看待公司经营和管理问题,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就拿出资产负债表出来看,看看企业的行为到底是在资产负债表的哪一项,你就能理解企业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做那个。


为什么说提高员工待遇是增加负债呢?因为应发工资是属于负债表这一侧的。你给员工提高待遇,就是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企业的利润就少了。但是如果企业捐款,会获得好名声和曝光度,让更多人认识这个企业和其旗下的品牌,等于是打了一波广告,还赚了口碑,看似钱花出去了,但是无形资产增加了,以后是会把投出去的钱收回来的。


取消996,给骑手缴纳社保,这是以为我国在没有可以让劳动人民合理对抗企业无良行为的前提下,企业会良心发现做慈善给你交社保吗?这是装糊涂呢,还是在体制内呆太久了觉得外面的世界都很讲理,你说“请你提高我们的待遇,给我们交社保吧”,然后资本家就说“好的,明天我就取消996,给他们交社保”这样??


我也希望这么简单啊。企业如果愿意提高员工待遇,只可能是因为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才提高待遇,或者是不提高待遇就没人来干活,非常简单粗暴,不要认为不捐款就可以了。对于资本家来说,我就是把钱烧了拿灰糊你一脸也不会把钱给你的!凭本事赚到的钱我为什么要给你?我想怎么花是自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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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这个行业怎么样,说实话我不了解,就研发生产制造类企业来说,也不是所有的领导或老板天生就喜欢为难工程师和工人。

两个生产同样产品,月薪同为3000的工厂,A厂让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B厂让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那B厂必然能给客户报出比A厂更低的价格,长此以往A厂要么倒闭,要么也得把让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才能生存。

因此,想取消996并不能指望个别老板大发慈悲。大环境不好,老板只要“良心发现”,厂子也只能倒闭,只有出现某种强而有力的限制,让所有的工厂每天最多只能工作8个小时,谁敢超过谁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8小时工作制才能彻底落实。

绝大部分法制国家对劳动时间的限制都是通过执行《劳动法》来实现,所以只要劳动监管部门拿出当年查计划生育的高标准去企业查《劳动法》的落实情况,或者参照《公务员法》制定《劳动法》,相信资本家就算再黑心也不敢让员工多工作一分钟。

另一方面,加班这个事很大程度上跟个人意愿高度相关,就算企业再黑心,只要劳工们都拒绝去需要加班的企业上班,企业为招人也只能减少加班。

那我们就想想看,是不是基本工资太低,房价等生活成本又太高,轻轻松松干8个小时很难维持生活,以至于就算有企业想取消996反而会被劳动者鄙视。

中国目前7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都由中小企业提供,2016年后中小企业PMI长期在枯荣线上挣扎,许多中小企业企业主也常常即是资方也是劳方,这几年各种忙碌还赚不到钱,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资本家,一旦竞争对手都不加班,他们里不少人也很想早点回家陪老婆孩子甚至再找个小三。

综上所述,在充满竞争的商业环境下,想要企业取消996并不能简单指望通过宣传和呼吁唤醒企业的社会责任,严格执行劳动法,增强基本生活保障,增强劳方话语权才是更有效的手段。

但我们想想看,同西方国家相比,现在中国的税收,土地,行政,资金,环保消防,矿产资源,工业电气哪个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如果我们的劳动者们每天还都要跟西方那些懒汉们一样下班就走,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没了优势又怎么论证编制和体制的优越性。

回到外卖骑手身上,要是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把社保都交上,还可以跑得慢一些,那北京上海送一单快递外卖不得30元-50元起步,这个价格已经是纽约东京伦敦水平,那咱们一线城市对比纽约东京伦敦的效率优势从哪而来?

因此,思来想去,姚洋院长也只能呼吁企业负起社会责任,不愿再谈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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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可以这样看:

增加人力成本的经常性开支,对应的风险是确定的,量化空间过小。

而变成非经常性开支,风险的概率空间就很广阔了,量化的边界跨度也就太大了,也就失去了量化的基。

企业可以考虑成立第三方的非盈利性组织,每半年度补充资本金,相当于提前预支用工的社保。然后这部分资金属性上划归于存款保证金这类属性即可。

这样就解决了量化没有基的问题,企业也有冲动去做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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