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山东大学长江学者陈哲宇涉嫌贪污 50 万？

世一大在逼良为娼后，是否该把人家的辛苦费给结了？

———奇葩的事后逻辑———

陈哲宇有“长江学者”“泰山学者”两个称号。按最初的规定，这两个称号每年各有奖金或岗位津贴10万元（后来提高到30万）。而据他称，一直以来，山东大学并未支付他“长江学者”的奖金。

而更离谱的是，在陈被逮捕后，山大急急忙忙的新出台了个规定

2015年12月11日，山大人才工作办公室出具了《关于陈哲宇“长江学者”、“泰山学者”岗位津贴发放情况的说明》，按照学校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支持原则，同时入选两个及以上人才项目的专家，只能就高享受一个项目的支持待遇。

你这是逗比吗？你2015年出台规定，人家是2009年当选的长江学者，你干嘛不把2009-2015年间的钱给他？

————葫芦僧判葫芦案————

陈出资买了100多万的仪器，无法报销

据实验室的几位老师不完全统计，陈哲宇垫资购置仪器、试剂的金额投入超过100万元。在实验室组建的最初，这笔费用多数靠陈哲宇在国外的补贴支持。

天桥法院却宣称无法证实是否报销？你们不是查账很厉害啊，查呗。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称，虽然陈哲宇提供的证据表明他曾经从国外购买试剂等，但购买时间、资金来源、是否报销均无证据证实。而且根据李琳的手写账目，她曾为陈哲宇报销了购买国外试剂的费用。

而事实上负责人的记账簿是这样

李琳的记账簿提供了从2007年到2014年间的花费记录：陈哲宇曾向其报销过几次交通费等费用，购买国外试剂共2笔，合计7万元左右。

原来这奇葩法院是这么牛：

我花了100万，但是报了7万，那么就等于全报了，剩下的93万呢？

————身手麻利的世一大————

陈哲宇是山东大学的教授，长江学者，杰出青年，泰山学者。

不过，在2014年7月18日发布的山东大学人才名单里，均没有陈哲宇

这速度，杠杠的，下次发经费的时候有这速度就好了

————拷问科研经费————

一年之计在于春。科技工作者当然不例外，尽管一年四季都在忙碌。

然而发放经费的大爷们却不是。

每年3月份是科研项目申请的提交时间。而很多人不得不提前1月准备，更有甚者，在前一年就要准备项目申请。

不过接下来，你开始等吧，5月份初审，8月份出结果，但是别急，经费还得等着。

到了10月份，经费发下来了。

不过，2个月后，也就是12月底，你要把这笔钱花完，否则就要被收回去。

那么请问，1-10月份，这个实验室怎么活？

他们需要的仪器怎么买？试剂怎么买？雇佣人员的绩效怎么发？大家都喝西北风啊？

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找公司赊账？很多公司也没余粮啊。

如果有好几个项目的，互相拆借是必然的（不好意思又违规了，谁让国家又让马儿跑又不给草吃）

如果项目少的，或者刚开始的研究者，你只能饿死了，或者，选择违规。

不过细胞生物学系的个别老师应该很开心，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网站显示，神经生物学系现已被细胞生物学系兼并。据系内老师透露，这个拥有先进的实验仪器，建立了成熟的分子以及细胞生物学与动物行为学研究技术平台的实验室，内部的仪器设备和实验空间在不久的未来将被重新分配。

当然，最后，必须说，陈这事情，洗不掉，毕竟你伸手了，银行流水证据摆在那里。

判决认定，依照银行走账的流水，50万元注册资金来自陈哲宇2011年长江学者学科建设经费及另两个科研课题。基于被分的50万元系科研经费的定性，陈哲宇等4人被判贪污罪。

只是让更多的人心寒。

一个很多大学都当宝的优秀人才，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待遇都是以百万计，配套经费是千万计，结果倒在了50万。

看来以后得找个靠谱的会计。

15年底就立案了，为什么现在捅出来？

山大脸都不要了……

长江+杰青，先不说带回来一篇Science的贡献和身价，年薪就得近五十万了吧。何况没有实证贪污，四个人分的五十万好像是注册资金。实验室运行每年一两百万还要时不时自己垫。。。看学校一点儿没有维护的意思，反而还在落井下石，逮捕后出个文件说学校不欠薪，是他自己不来领取绩效费。第一次听说“同时入选两个及以上人才项目的专家，只能就高享受一个项目的支持待遇”，抠到极品

估计是自己成立公司买药品仪器，抢人饭碗得罪人了。为了这么点儿利益搞掉头牌，真是愚蠢

玩儿个蛋

我能理解为逼良为娼吗？

这种等级的科学家，如果想赚钱，当然可以在国外知名研究机构待着，或进行科技转化，那收入要甩国内几条街？所以，我认为，陈教授不存在贪污的主观故意，现行制度的确存在很大问题，这几年许多重量级的科学家中招，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现行经费管理办法太过于僵化：

1、经费迟滞：少则半年，多则年半，搞个鬼啊？政府采购，少则半年，多则年半，搞个鬼啊？三年的课题想要进行下去，那就必须垫资。发票报销有效期一般是一年，很多正常的支出，最后都成了烂账；

2、纵向课题劳务费：纵向可以竟然没有一分钱是可以作为项目组人员的劳动报酬（无固定收入的出外），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3、签字：跑断腿

4、报销：这也不给报、那也不给报。。。

本人也算是个科研人员，不过现在真是心里扒凉扒凉的，绞尽脑汁的idea申请纵向课题，有多难自不用多少，关键钱还不好用，玩意用的不好还要进局子。

在高校工资温饱都难以保证的前提下（本人一月到手工资3750块，去它XXX的科研）；本人不是什么行业大牛，也没有那么高尚的道德情操，现在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向做生产课题了，至少我能让老婆孩子过得相对体面些；而且再也不用为了一个idea彻夜难眠，再也不用一天12~14小时泡实验室了，年底也不用交标书了，前几年脱落的头发也慢慢长起来了，人也显得年轻了，也有更多的时间陪陪老婆孩子了。。。

财新网的一篇文章更早一些报道了此事：

长江学者舍百万年薪陷30万贪污 科研经费制度酿双输苦果

2017年05月06日

长江学者陈哲宇因涉嫌套取和私分科研经费问题身陷囹圄。

旧办法严管，新办法松绑，政策能否落地有待观察

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被羁押三年多后，于2017年1月18日“刑满释放”，该案因涉及科研经费使用、科研成果产权认定以及科技型企业股权转让等问题而广受科技界关注。

《财新周刊》 文| 财新实习记者 孙良滋

在被刑事拘留的前几天，山东大学长江学者陈哲宇，刚刚拒绝了另一所著名大学百万年薪的教授职位邀请。面对多1倍的薪水，陈哲宇丝毫没犹豫，“这不是百八十万的事情”。

几天后，2015年10月29日下午，陈哲宇家人接到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的电话，被告知陈哲宇涉嫌共同贪污，金额约二三十万元。直到家人给陈哲宇实验室的同事打电话，发现不是无人接听就是关机时，他们才开始相信，事情可能是真的。

比孩子还宝贝的实验室

让陈哲宇毫不犹豫拒绝百万年薪的，是他割舍不下自己亲手创建十年的神经生物实验室，以及在这个实验室基础上成立的山东大学神经生物学系。2005年10月，山东省政府向陈哲宇颁发了“泰山学者”聘书，31岁的陈哲宇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便立即投身到山东大学神经生物学系的组建中。

“泰山学者”是山东省2003年起实施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从国内外公开招聘100名学术造诣深、发展潜力大、具有领导本学科保持或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能力的中青年杰出人才。山东省希望他们能够在未来冲入“两院”院士行列，或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术大师。

陈哲宇在山东大学的起步可以说是从零开始。为尽快开展工作，陈哲宇一面召集科研人员，一面在申请经费未到账的情况下，个人垫资购买仪器、实验用品。

2006年，陈哲宇一篇有关脑疾病的论文就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论文确定了与焦虑等神经精神疾病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神经因子，为临床药物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该篇论文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2010年，36岁的陈哲宇又获评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在神经生物学领域，他的票数遥遥领先。”同领域学者杨帆告诉财新记者。

被绑在实验室，几乎是陈哲宇和实验室同事们的工作常态。分子、细胞实验，小鼠行为，都需要长时间观察，人的作息时间完全打乱。尽管为家庭付出的不多，但陈哲宇一家老小十分理解他。“科研工作是竞技性的，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他家人说，特别是神经生物学所属的脑科学领域，在自闭症、抑郁症、老年痴呆等脑疾病和人工智能领域掀起了全球性科研热潮，竞逐激烈。

十年间，陈哲宇带领同事们高速运转，承担了60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共主持使用科研经费超过3000万元，在2015年10月被拘留前，已完成其中的50多项。这个实验室在陈哲宇和其团队的努力下，学术影响力已进入世界排名的前1%（ESI前1%）。

目前，科研人员获得的经费形式有两种：一是纵向科研经费，资金来自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国家社科基金等中央部委或者地方各级机构，属于国家财政支出，科研人员通过申报课题，公开竞争获得经费；另一种是横向科研经费，来自企业、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科研人员可以和这些机构或个人协商沟通，以合作协议的方式承接项目，这些资金一般属于非财政资金。在陈哲宇的实验室，除副教授王平有一项横向经费，陈哲宇申请的均为纵向科研经费。在高校，无论是纵向经费还是横向经费，均算作学校收入，要纳入校财务部门与公务经费等费用统一管理、集中核算。

从财政划拨下来的科研经费首先打入高校统一账户，经费使用过程需要学校和院系监管，同时也要接受审计、科技等相关系统的管理和监督。项目负责人如要支取科研经费，惟一途径就是向校财务部门提供发票，通过报销的形式获得，且每年花多少经费，每笔款项多少钱，都要严格按照项目申请时的预算进行。但科研实验充满不确定性，科研进度并不能与预期一模一样。因此，比照预算支取，科研经费就会有时结余，有时短缺。

在一所高校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李明对财新记者承认，套取科研经费是普遍现象。科研经费预算每项支出都卡得非常细，超标的就要找发票，算到别的能报销的款项里，有结余的也要用发票套出来。他认识的学者里就有人因为不会做账、平账去请专业财务人员帮忙，而请财务的钱也需要从经费里套。

2015年7月，审计部门在例行的审计中发现，山东大学神经生物学系实验室技术员耿某涉嫌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且发现实验室通过虚开发票累计了400万元科研小金库。10月，济南市天桥区检察院介入此案，指控陈哲宇及实验室成员耿某、王平和黄红梅，“将以虚开发票套取的50万元科研经费用于四人成立济南湖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时的注册资本金，公司注销后，四人于2015年7月将该50万元注册资本金私分”。2016年12月8日，天桥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陈哲宇等人身为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分别判处陈哲宇有期徒刑四年；耿某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王平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黄红梅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公开的小金库和私分的50万

陈哲宇的实验室每年开支一二百万元，绝大部分经费都用来购置消耗性材料，例如抗体、转基因小鼠、血清、细胞株。抗体只有通过反复实验才能确定最终的表达、信号和分子；购入的转基因小鼠在经过DNA改造后，只有繁殖的子代才能筛选出完全呈病状的实验小鼠。实验可能会失败，小鼠需要精细饲养，花费必然是长期的，因此，陈哲宇要确保实验室资金来源充裕且不间断。

共同涉案的副教授王平告诉财新记者，申报课题要提交项目申请书，获批之后，经费划拨到高校要等，向校财务支取划拨到个人账户还要等，这中间的时长有多久没有人能保证。“如果因为资金短缺，科研工作无法连续运转，再起来就难了。”财新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实验室始终有资金周转，过去在课题经费有结余时，陈哲宇都会安排耿某将没有花费完的经费通过虚开发票的形式套取出来。实验室400万元的小金库就是这么来的。而按照过去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如果结题时经费有剩余，就要原路返回。

陈哲宇管理的400万元小金库对小组内成员公开，收入、支出由耿某记账，钱也放在耿某处保管，他本人则不定期和耿某核对经费和账目。王平觉得，如果陈哲宇真想贪污公款，方法有很多。“他完全可以把这400万元放进自己户头，也可以不对组内成员公开，但他没有。

2012年，受南美爆发的疯牛病影响，陈哲宇实验室常用的Gibco胎牛血清被炒到七八千元一瓶，价格翻倍且货源不足。血清是实验必需品，在比照有限的经费和不知什么时候才会下跌的价格后，陈哲宇决定做血清公司的代理商，这样一瓶血清就能省下近一半的钱。

2012年8月，耿某从小金库拿出50万元注册成立济南湖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湖星公司），在工商部门办理完验资手续后，50万元又被重新放回小金库中。公司注册时，陈哲宇草拟了一份股权文件，其中陈哲宇占股52%，其余三人各占16%，因为陈哲宇、王平有行政职务，公司注册使用的名字是黄红梅和耿某。

同样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杨帆向财新记者证实，胎牛血清的价格在2012年确实被炒得很高，后来趋于稳定。2015年2月25日，湖星公司登记注销。耿某在法庭上曾解释，一方面因为胎牛血清的差价已经不明显，另一方面自己并非专业人员，公司账务处理很麻烦，在和陈哲宇商议后决定将公司注销。

2015年7月，审计部门向耿某询问湖星公司一事，其将与审计人员的谈话内容转述陈哲宇之后还出去旅游了一趟。王平也表示：“审计查的时候，只觉得老师是不是不能开公司了。”

当月，陈哲宇从小金库里拿出50万元，分给了黄红梅、王平各8万元，耿某4万元，自己留下了30万元。“审计已经查公司了，怎么还能这时候分钱？”拿到钱，王平出门就和黄红梅嘀咕。

一位了解案情的律师告诉财新记者：“陈哲宇就是完全不懂法，审计一查，完全慌了。”

公家的“便宜”

“我不懂法，也不懂财务，或许在程序上不符合规定，可是我没有占公家的便宜。”在接受讯问和庭审时，陈哲宇多次这样表示。他还提出，50万元并没有按照公司注册时的比例分，所以分的并非是注册资金，而是实验室成员的科研奖励。

另外他认为，小金库里涵盖了为实验室购置国外仪器、试剂时垫付的资金，因为国外没有发票，所以垫付没有及时报销。根据一审辩护律师董宪鸿提交的证据，2006年至2015年，陈哲宇为实验室垫资购买科研用品超过百万元，陈哲宇和律师均提出应对此花销予以抵扣。

但法院认为，国外仪器、试剂购买时间、资金来源、是否报销均无证据证实，且根据被告人耿某的手账记载，曾为被告人陈哲宇报销购买国外试剂费用，因此认定上述意见不成立。

陈哲宇的二审辩护律师周泽指出，耿某的手账明确说明陈哲宇仅报销过两次试剂款，但几位证人均表示十年间陈哲宇曾多次从国外购置仪器和试剂，且实验室存放数台仪器，可以证明有未报销的部分。

李明向财新记者坦言，个人在国外购置仪器设备，无法获取发票，要想报销只能通过虚开发票的形式。因为各岗位面对的主管部门不同，财务人员需要面对大量的票据，“认印章是最快的办法”，核对国外购买协议的真伪则相对麻烦。

杨帆也告诉财新记者，很多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回国后，都会从国外购买试剂和仪器。有国外科研的经历，就明确知道国内外仪器、试剂差价之大，而且国内的试剂市场不规范，不但价格高，而且有的代理商还会提供假试剂，或者向试剂中兑水，“国家财政科研资金都流到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手里去了”。

更重要的是，直接购买国外试剂可以保真，能为科研争取时间。知情人士透露，陈哲宇曾因一个数据没有敲准，正在重新核实数据之时，被英国一位脑科学家抢先发表了同题论文。该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轰动，迟了一步的陈哲宇非常懊恼。

根据2014年1月1日执行的《山东大学科研项目结题结账及结余分配管理暂行办法》，陈哲宇还可以获得科研绩效费。该办法第六条规定，科研项目结余经费，财务部门根据考核结果，按比例予以分配；考核结果合格的，结余经费可分配不超过55%进入“项目负责人科研绩效费”账户。2016年12月31日，山东大学出台的新办法，将这部分比例提高至70%。

律师周泽提出，按照2014年的办法，陈哲宇有三项结余经费可以转入项目负责人科研绩效费账户中，按照55%的比例计算，可获得结余经费也超过50万元。与此同时，陈哲宇在2010年获评“长江学者”，教育部向其发放三年的特殊补助津贴，共计30万元，而这笔钱山东大学并未给过陈哲宇，仅向其发放过由山东省政府拨款的“泰山学者”奖金。

政策松绑

科研经费支取手续繁琐、经费标准过时、预算管理过死不符合科学探索的未知性，这些问题一直饱受诟病。李明认为，以往学者们能够在旧的管理制度下从事科研工作，是因为管理办法虽然规定得严格，但执行得不严格，多年来有关部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默许科研人员虚开发票平衡经费使用。

2012年底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审计部门加大了对高校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力度。2014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对科研经费使用中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近年来，一批知名科学家先后栽倒在科研经费问题上。除了众所关注的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案，2012年7月，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陈英旭被捕，检方指控其授意博士生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2014年1月其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北京邮电大学软件学院原院长宋茂强，以虚列劳务人员名单的方式，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央财政资金68万据为己有，2012年7月被捕，2014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李澎涛、王新月夫妇，采取虚列支出方式，通过课题实验试剂、耗材供应商账户套取课题经费，2015年分别获刑11年和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涉嫌以虚假发票和事项套取科研经费，“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成为首个被取消院士称号的“两院”院士。

曾任中央巡视组组长的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令狐安， 2015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公开表示，科研机构普遍存在的报假账问题，即套取国家资金私分，在他看来属于“办法规定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逼良为娼’的现象”。

201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提交了关于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议案，他提到，有大量的科研人员不再愿意申报科研项目。在其参加评审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人中，教授以上级别的科研人员已经非常少，其所在学科里，2015年中国社科院系统甚至没有一个人申报。

各方期盼下，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迎来转机。2016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推进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确定将简化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差旅会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和公务员、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以及合理扩大中央高校、科研院所基建项目自主权。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的基本态度是“松绑+激励”。

比如陈哲宇经历的结余经费有剩余要原路返回的情况，按照《意见》，验收后的课题，结余资金按规定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并可以直接统筹支出用于科研活动，两年之内用不完再收回。这就意味着，只要项目完成，结余的经费可以用于对应项目以外的其他科研活动中，并且也不需要再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套取结余经费。

对于预算管理过死、差旅费会议费标准过时的问题，《意见》中也有明确回应。《意见》提出，只要在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各种费用之间可以相互平衡使用，差旅费、会议费标准也自主管理，有难以索取发票的可以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并提供伙食和市内交通补助。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表示，《意见》最重要的一点是重新明确了劳务费的开支范围，且不设比例。“此前大学老师跟陈哲宇一样，不能在自己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中获得任何报酬，而按照《意见》以后，则可以合法合规地以绩效的方式获得劳动报酬了。这是很大的进步。”

其他政策也在更新。同在2016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这份文件要求，案件查办时，对于关键岗位的涉案科研人员，尽量不使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对于科研单位用于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的设备、资金和技术资料，一般不予以查封、扣押、冻结。文件更强调，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对于身兼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区分其科研人员与公务人员的身份，特别是要区分科技创新活动与公务管理，正确把握科研人员以自身专业知识提供咨询等合法兼职获利的行为，与利用审批、管理等行政权力索贿受贿的界限；要区分科研人员合法的股权分红、知识产权收益、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要区分科技创新探索失败、合理损耗与骗取科研立项、虚增科研经费投入的界限；要区分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按照科技创新需求使用科研经费与贪污、挪用、私分科研经费的界限；要区分风险投资、创业等造成的正常亏损与失职渎职的界限。

“如果这些措施提早实现，陈哲宇教授等人一案就不会发生。”律师周泽说。

在陈哲宇的实验室里，王平指着冰箱前的一块空地说，每年陈哲宇从国外回来，带的不是给家人的礼品，箱子一打开全是用衣服层层裹着的试剂，“每次他下了飞机就直奔实验室，把试剂小心翼翼放进冰箱，衣服都乱七八糟扔到地上”。

　一审宣判后，陈哲宇、王平和黄红梅不服上诉，他们目前仍在等待二审开庭。■

文中杨帆、李明、王平、黄红梅皆为化名

利益相关，陈哲宇毕业的学生。

由于事发在毕业后，只是从在读的师弟师妹那听说了一些只言片语，所以也不好下定论。我只说我知道的:

陈老师16岁就上了大学，之后在中科院和康奈尔深造，必然人很聪明。若我说他是个治学严谨、非常敬业的人，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否认。每天早上6~7点来实验室，常常晚上10点多还在实验室，周日也不休；作为实验室的PI，几乎每个学生的课题都是亲自把关。陈老师脑子转的快，在讨论课题的时候都能马上说到点子上；如果你取得了什么进展，他也会由衷的觉得高兴。我相信这样的人对科研是热爱的。

由于本人毕业后做了一段时间的医药产品销售，知道现在但凡大点的实验室在财务这方面都不会特别干净。例如大部分试剂公司你不做预付肯定没折扣，做了预付款学校那边也是肯定报销不了，所以为了省钱，实验室常常会虚开发票；大多数学校还会设立一些采购平台以杜绝预付款，但平台上卖的抗体试剂与平台外的没法比，你说你是买还是不买（至于为什么不完善购买平台那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故事）？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如果真要细细查起来，我相信几乎没有几个大实验室会是完全“干净”的。

至于说到陈老师贪污，在初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不敢相信，说句不好听的话，他那么小心谨慎的一个人，即便真的贪了，也不会被抓；后来知道贪了50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且暂不论此事真假，有兴趣的可以查一下我们实验室往年的基金申请情况，做过神经生物学的可能知道， 一只AD模型的小鼠要600元+，Millipore的一只BNDF中和抗体也要10k+，50万可以说是九牛一毛。但回想陈老师是个自视甚高的人，平时与人相处常常透露出一些傲气，被人举报也不觉得有多奇怪。只可惜此事无论最终如何收尾，陈老师的学术事业都会从此一蹶不振。

但愿此事结束后，陈老师能出国找到一份不计较他这个黑历史的工作，否则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神经生物学领域，都将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