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很多国人还以为西方把荷马史诗当历史？
关于“西方是否将荷马史诗视为历史”这件事，在中国网络上，确实存在着一种颇为普遍的认知，即认为西方人对荷马史诗的态度是把它当成信史来读的。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有一些历史原因和文化传播的误解。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历史的“真相”与文学的“真实”：西方学界的长期争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历史记载还是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跨越几个世纪的争论。 这种争论本身就证明了，并非所有西方人都将其视为“信史”。
“特洛伊战争是否存在？”——考古学的介入与“荷马问题”的兴起：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荷马史诗是纯粹的虚构，是诗人根据传说和想象创作的。直到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土耳其西北部挖掘出了被他认为是“特洛伊”的遗址（特洛伊的 Troy VIIa 层），才为特洛伊战争的存在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施里曼以极大的热情和近乎“迷信”般的执着，根据荷马史诗中的描述来指导发掘，并将挖掘出的金器认定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
影响： 施里曼的发现极大地鼓舞了那些相信荷马史诗具有历史性的学者，认为至少史诗中描绘的某些事件、地点和人物是有现实基础的。这直接推动了“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但同时： 施里曼的挖掘方式和解读也备受争议。后来的考古学家（如威尔弗里德·勒维特）指出，施里曼的特洛伊遗址层位划分存在问题，他所认为的“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可能属于一个更早的时期，与特洛伊战争时期（通常认为是青铜时代晚期）不符。而且，史诗中描绘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制度，很多都被认为更符合荷马生活的时期（公元前8世纪左右）而非特洛伊战争发生的传说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
“荷马是谁？”——作者问题与口头传统的贡献：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荷马史诗并非由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写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口头传唱和发展，最终才被记录下来的。这就涉及到“荷马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者问题。
口头艺术的特点： 在古代，很多故事是通过吟游诗人一代代口头传诵的。这些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会不断被加入新的细节、调整叙述方式，以适应听众的口味和时代的变迁。因此，口头传统的故事很难保持“历史事实”的精确性。
“分析学派”与“统一学派”的争论： 围绕荷马史诗的成书过程，学术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例如，以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为代表的“分析学派”认为，史诗是无数吟游诗人口头创作的集合，具有高度的程式化和变异性。而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相信存在一个核心的叙事，经过少数关键人物的整理和定型。
结论： 无论如何，口头传统是理解荷马史诗的关键。这意味着史诗中包含的“历史记忆”与“虚构成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完全剥离。
二、 欧洲历史叙事的特点与“古典情结”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着一种特殊的“古典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在：
对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的崇拜： 欧洲许多国家都将古希腊罗马视为文明的源头和典范。这种崇拜使得人们在看待与这些文明相关的文本时，往往带有一种滤镜，更倾向于从中寻找积极的、英雄的、理想化的元素。
历史与文学的界限模糊： 在西方古代，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的界限不像今天这样清晰。很多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在写作历史时，也会融入神话传说、个人见闻和大量的叙事性描写，使其读起来充满文学色彩。荷马史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历史叙事传统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许多欧洲国家在构建自身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会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荷马史诗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其叙事中的英雄主义、荣誉感、爱国情怀等精神内核，被视为欧洲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是一种后世的建构。
三、 媒介传播中的简化与误读
这种“西方人把荷马史诗当历史”的认知，在中国流传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与信息传播的简化和误读有关：
对西方学术研究的片面解读： 施里曼的考古发现，以及后续围绕特洛伊战争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在某些传播渠道中被过度强调了“证实”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中存在的巨大争议和学界的细致区分。
“西方中心论”的误解：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产生这种认知，是因为在学习西方文明时，过度强调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真实性”，从而将西方学者的一些考古发现和解读，误解为西方对荷马史诗的统一认识。
影视作品的影响： 诸如《特洛伊》之类的电影，虽然是艺术创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公众对特洛伊战争及其相关历史的认知。这些电影往往会以一种较为写实、史诗般的方式来呈现，容易让人产生“这就是历史”的错觉。
网络信息的碎片化： 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且碎片化。很多文章或讨论可能只选取了某个观点或某个证据，而忽略了更复杂的背景和争议，导致以偏概全的认知形成。
四、 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态度
回到现实，现代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荷马史诗是文学作品，而非历史文献。
将其视为“历史的证据”而非“历史的记录”： 许多学者会承认，史诗中包含着关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社会、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的宝贵信息。它是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文献来源”或“证据”，但不是可以直接引用的历史事实。
文学分析与历史考古相结合： 现在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文学分析、考古发现、语言学研究、神话学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去理解荷马史诗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历史中的意义。
区分“故事”和“历史”： 就像中国人区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样，西方学者也能清楚地区分“荷马史诗”和“历史事实”。他们会承认史诗中可能包含历史的“影子”或“记忆”，但其本身是经过艺术加工和虚构的。
总结来说， 国人中之所以存在“西方把荷马史诗当历史”的普遍认知，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包括西方学术界围绕荷马史诗的长期争论（尤其是考古发现的误读和片面传播），欧洲独特的“古典情结”以及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简化和误解。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主流观点是，荷马史诗是文学作品，其价值在于其文学成就和社会文化研究的意义，而非作为严谨的历史记录。 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反映了跨文化交流中信息传递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在理解其他文明时，需要更细致、更深入地去辨析和学习。
一、 历史的“真相”与文学的“真实”：西方学界的长期争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西方学术界，关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历史记载还是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跨越几个世纪的争论。 这种争论本身就证明了，并非所有西方人都将其视为“信史”。
“特洛伊战争是否存在？”——考古学的介入与“荷马问题”的兴起：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荷马史诗是纯粹的虚构，是诗人根据传说和想象创作的。直到19世纪末，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土耳其西北部挖掘出了被他认为是“特洛伊”的遗址（特洛伊的 Troy VIIa 层），才为特洛伊战争的存在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施里曼以极大的热情和近乎“迷信”般的执着，根据荷马史诗中的描述来指导发掘，并将挖掘出的金器认定为“普里阿摩斯的宝藏”。
影响： 施里曼的发现极大地鼓舞了那些相信荷马史诗具有历史性的学者，认为至少史诗中描绘的某些事件、地点和人物是有现实基础的。这直接推动了“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但同时： 施里曼的挖掘方式和解读也备受争议。后来的考古学家（如威尔弗里德·勒维特）指出，施里曼的特洛伊遗址层位划分存在问题，他所认为的“普里阿摩斯的宝藏”可能属于一个更早的时期，与特洛伊战争时期（通常认为是青铜时代晚期）不符。而且，史诗中描绘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制度，很多都被认为更符合荷马生活的时期（公元前8世纪左右）而非特洛伊战争发生的传说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
“荷马是谁？”——作者问题与口头传统的贡献：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荷马史诗并非由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写成，而是经过漫长的口头传唱和发展，最终才被记录下来的。这就涉及到“荷马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者问题。
口头艺术的特点： 在古代，很多故事是通过吟游诗人一代代口头传诵的。这些故事在传播过程中会不断被加入新的细节、调整叙述方式，以适应听众的口味和时代的变迁。因此，口头传统的故事很难保持“历史事实”的精确性。
“分析学派”与“统一学派”的争论： 围绕荷马史诗的成书过程，学术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例如，以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为代表的“分析学派”认为，史诗是无数吟游诗人口头创作的集合，具有高度的程式化和变异性。而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相信存在一个核心的叙事，经过少数关键人物的整理和定型。
结论： 无论如何，口头传统是理解荷马史诗的关键。这意味着史诗中包含的“历史记忆”与“虚构成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完全剥离。
二、 欧洲历史叙事的特点与“古典情结”
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有着一种特殊的“古典情结”。这种情结体现在：
对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的崇拜： 欧洲许多国家都将古希腊罗马视为文明的源头和典范。这种崇拜使得人们在看待与这些文明相关的文本时，往往带有一种滤镜，更倾向于从中寻找积极的、英雄的、理想化的元素。
历史与文学的界限模糊： 在西方古代，历史记载和文学创作的界限不像今天这样清晰。很多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在写作历史时，也会融入神话传说、个人见闻和大量的叙事性描写，使其读起来充满文学色彩。荷马史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历史叙事传统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许多欧洲国家在构建自身民族认同的过程中，会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荷马史诗作为其中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其叙事中的英雄主义、荣誉感、爱国情怀等精神内核，被视为欧洲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是一种后世的建构。
三、 媒介传播中的简化与误读
这种“西方人把荷马史诗当历史”的认知，在中国流传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与信息传播的简化和误读有关：
对西方学术研究的片面解读： 施里曼的考古发现，以及后续围绕特洛伊战争是否真实存在的讨论，在某些传播渠道中被过度强调了“证实”的一面，而忽视了其中存在的巨大争议和学界的细致区分。
“西方中心论”的误解：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之所以产生这种认知，是因为在学习西方文明时，过度强调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和“真实性”，从而将西方学者的一些考古发现和解读，误解为西方对荷马史诗的统一认识。
影视作品的影响： 诸如《特洛伊》之类的电影，虽然是艺术创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公众对特洛伊战争及其相关历史的认知。这些电影往往会以一种较为写实、史诗般的方式来呈现，容易让人产生“这就是历史”的错觉。
网络信息的碎片化： 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且碎片化。很多文章或讨论可能只选取了某个观点或某个证据，而忽略了更复杂的背景和争议，导致以偏概全的认知形成。
四、 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态度
回到现实，现代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荷马史诗是文学作品，而非历史文献。
将其视为“历史的证据”而非“历史的记录”： 许多学者会承认，史诗中包含着关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社会、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的宝贵信息。它是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文献来源”或“证据”，但不是可以直接引用的历史事实。
文学分析与历史考古相结合： 现在的研究更多的是将文学分析、考古发现、语言学研究、神话学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去理解荷马史诗的起源、发展及其在历史中的意义。
区分“故事”和“历史”： 就像中国人区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一样，西方学者也能清楚地区分“荷马史诗”和“历史事实”。他们会承认史诗中可能包含历史的“影子”或“记忆”，但其本身是经过艺术加工和虚构的。
总结来说， 国人中之所以存在“西方把荷马史诗当历史”的普遍认知，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包括西方学术界围绕荷马史诗的长期争论（尤其是考古发现的误读和片面传播），欧洲独特的“古典情结”以及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简化和误解。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现代西方学术的主流观点是，荷马史诗是文学作品，其价值在于其文学成就和社会文化研究的意义，而非作为严谨的历史记录。 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反映了跨文化交流中信息传递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在理解其他文明时，需要更细致、更深入地去辨析和学习。
网友意见
因为他们光记得施里曼照着荷马史诗去挖迈锡尼和特洛伊了，从来没关注过其他。
1.严格意义上的“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黑暗时代之后的古希腊人对迈锡尼时期的小亚细亚形势一无所知，“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完全是希腊人脑补出来的希腊人的城邦，固然因为史诗是口口相传的，可能保留了一些迈锡尼时期的信息，然而那也不包含在对“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的描述上。
2.施里曼挖出来的也不是他想找的那个“特洛伊”，施里曼挖出来的古城后来被命名为“特洛伊II”，比古希腊人记述的特洛伊战争的时间要早一千多年，直到后来挖出可能毁于地震的“特洛伊VIh”和明显毁于战火的“特洛伊VIIa”，才被认为可能是发生过“特洛伊战争”的“特洛伊”。1988年开始的对“特洛伊”的发掘发现了面积更大的“特洛伊下城”，证实了之前发掘出的一系列“特洛伊城”只不过是“特洛伊”的卫城。换言之，如果说施里曼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那么他碰到的还不是他想要的哪一只，而且还没碰上大头。
3.施里曼也不完全是瞎猫，因为虽然古希腊人对迈锡尼时期的历史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知道“特洛伊”的位置，“特洛伊VIII”是古希腊时期的遗址，“特洛伊IX”是古罗马时期的遗址，一直到东罗马时期才渐渐衰落。换言之，“特洛伊”这个地方一直是有人居住的，所以只要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的位置是基于古希腊时期的“特洛伊”，施里曼在那附近挖掘找出更古老的“特洛伊”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4.荷马史诗固然不是史书，但是其中很多地理描述是准确的，因为荷马史诗并非是发生在架空世界的故事，而是以现实的地理为基础，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些人喜欢拿《山海经》和荷马史诗对比，仿佛意图用《山海经》是荒谬的来说明相信荷马史诗也是荒谬的。这里且不提《山海经》描述的是哪个世界的地理，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山海经·海内东经》提到“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难道大夏和月氏是不存在的吗？《山海经》里的一些地理描述，也被后世的史书承袭，其中一些也被认为是基于事实的描述。《山海经》不是史书，但是其中包含一些真实的地理描述，有问题吗？同理，荷马史诗包含一些真实的地理描述，有问题吗？
5.至于是否发生过“特洛伊战争”，那是另一回事了，反正也不可能是荷马史诗里描述的那个样子，“特洛伊战争”的原型可能是海上民族入侵（特洛伊VIIa很可能毁于海上民族入侵），也可能另有原型（比如根据赫梯文献研究阿黑亚瓦和维鲁萨的战争），这里面也是有许多糊涂账（比如海上民族里是否包含或主要是迈锡尼希腊人）。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把荷马史诗当历史，那么在没有证据否认发生过“特洛伊战争”的情况下就应该默认“特洛伊战争”是史实，而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是在寻找证据证明“特洛伊战争”可能是某一段历史事实的反映，这恰恰说明是没有把荷马史诗当作历史来看待。
6.提前预防有人拿夏朝来杠
没有统一的西方不承认夏朝的说法，所以无所谓什么双标不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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