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南明可以“借虏平寇”，为何崇祯不可以“借髡平虏”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南明政权和崇祯皇帝决策的根本性差异。要说清楚为何南明可以“借髡平寇”，而崇祯却不能“借髡平虏”，咱们得从几个关键点上好好掰扯掰扯。
首先，得搞清楚“借”的是什么，以及“借”的对象是谁。
“借髡平寇”这事儿，南明政权，尤其是以隆武朝为代表，确实干过。这里的“髡”指的就是郑成功和他领导的郑氏集团。郑成功当时拥兵自重，实力强大，在东南沿海与清朝形成了拉锯战。南明政权虽然朝不保夕，但起码还有个名号，而郑成功则以“拥明复宋”为号召，是他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来源。南明政权“借”郑成功，本质上是“依靠”和“合作”，是把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纳入到“反清复明”的大旗之下，以此来牵制清朝，并试图收复失地。
“平寇”呢，这里的“寇”在南明视角下，很大程度上是指清军。虽然南明内部也存在一些反对势力，但最大的威胁、最根本的敌人，是来自于北方的满清政权。所以，“借髡平寇”概括起来就是：南明政权依靠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和消灭清朝的统治。
那么，崇祯皇帝为何不能“借髡平虏”呢？
这里面的“髡”和“虏”是关键。
“髡”的由来与崇祯时期的尴尬： “髡”这个称呼，最初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更多的是指剃发（在明朝，男子束发是常态，剃发者往往与僧侣、或被视为异族有关）。但在崇祯年间，历史上还没有郑成功这样一股强大的“髡”势力出现，能够被皇帝“借用”来对抗“虏”。即使有零星的“髡”出现，他们也没有形成足以影响全国格局的力量。
“虏”的定义与崇祯的敌人： 崇祯皇帝最大的“虏”，毫无疑问就是满洲（清朝）。他需要对抗的是一个统一、强大、且有明确政治目标（灭明建朝）的政权。
根本性的矛盾：南明“借髡”的背景与崇祯的处境
南明的“合法性”与郑氏的“忠诚”： 南明政权虽然孱弱，但它继承了明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郑成功及郑氏集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立山头，但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名义上是效忠于南明政权。这种“忠诚”虽然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通过效忠南明来获得合法性，并号召天下反清），但至少在形式上是存在的。南明政权“借”郑成功，就像一个残缺的身体，依附于一个强大的手臂，共同对抗敌人。
崇祯的敌人是“清”，而不是“一部分与清对立的人”： 崇祯皇帝面对的敌人是已经入关、并且占据了北京，正在积极巩固统治的清朝。而郑成功这类“髡”势力，在崇祯时期，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也更像是“流寇”或者地方性的反抗力量，不成气候。崇祯面对的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对手，他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力量来对抗。
“借”的性质不同：
南明“借髡”，是“借内”还是“借外”？ 严格来说，郑氏集团虽然割据一方，但他们是明朝遗民，是“故国之后”。从“民族”和“正统”的角度看，南明政权“借”郑成功，可以被视为是“借内”的力量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即使郑氏有自己的私心，但其核心的号召和力量，是与明朝的“衣冠文物”和“政治正统”相联系的。
崇祯“借髡”则不存在“内”与“外”的界定： 崇祯如果想要“借髡平虏”，他要借的“髡”是什么？如果是指明朝的遗民，那么他们本身就应该是在他的统治之下。如果是指其他民族的武装力量，那就属于“借外”，而崇祯时期，能够被他“借”来对抗满洲的外部力量，基本上没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火器技术，也只是技术层面的借鉴，而非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借用”。
“平虏”的目标与可行性：
南明的“平寇”是“收复”： 南明政权“借”郑成功，是为了“收复”江山，是将清朝视为“侵占者”，是“驱逐”异族。这个目标是清晰的。
崇祯的“平虏”是什么？ 崇祯的“虏”是满洲，他的目标是“平定”满洲的统治。他需要的是强大的军队，能够直接与清军正面作战，并最终将其击败。在当时，即使有“髡”势力，他们也难以构成这样的力量，更无法形成与清军正面抗衡的局面。
信任与控制：
南明对郑成功的“信任”与“控制”的艰难： 南明政权对郑成功，并非完全信任，而是“倚重”和“无奈”。他们需要郑成功的军事力量，但同时也在防范他的坐大。这种关系是微妙且不稳固的。
崇祯对任何潜在“髡”势力的“不信任”： 崇祯皇帝本身就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境地，他对内部的忠诚度极度怀疑。任何一股过于强大的、不受他完全控制的武装力量，都可能被他视为潜在的威胁。他更倾向于依靠中央集权的军队，即使这些军队战斗力不强。
打个比方来说：
想象一下，你家房子着火了，火势很大，你家有几个身强力壮、而且也和你一样痛恨放火贼的邻居，他们手里有水管，虽然他们平时也和你关系一般，甚至有些小摩擦，但眼下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火扑灭。这就是南明“借髡平寇”——大家的目标一致，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效忠同一个“家”。
而崇祯皇帝呢，他的房子也着火了，而且火势不小。但他面临的情况是，没有那么多的“身强力壮的邻居”出现。即使有几个小小的“火苗”（地方性的反抗力量），他们也成不了事，甚至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各自为政、缺乏组织）无法有效地和主力消防队（崇祯的军队）配合。而且，他最大的敌人（放火的贼）已经控制了街道，让邻居们联合起来对付这个盗贼，可能性非常小，因为盗贼已经有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他本身也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和威慑力去组织起这样一支“联合消防队”。
总结一下，崇祯不能“借髡平虏”，主要原因在于：
1. 缺乏“髡”的势力： 在崇祯时期，没有形成能够被“借用”来对抗清朝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髡”势力。
2. “虏”的性质不同： 崇祯面对的是已经建国的、占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清朝，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敌人，而非“流寇”或地方性的反抗。
3. “借”的对象和性质不同： 南明“借”郑成功，是一种“内”或“半内”的依靠，对方有“反清复明”的共同目标，即便有私心，也是在“复兴明朝”的大框架下。崇祯则没有这样的“内”部力量可供“借用”。
4. 信任和控制的差异： 崇祯多疑的性格，以及他对任何不受控制的武装力量的警惕，使他更难去“借”任何可能的力量，包括那些本应属于他的臣民。
所以，“借髡平寇”是南明政权在极其不利的局面下，为了生存和复兴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它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和局限性。而崇祯皇帝所处的历史节点和面对的敌人，使得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复制这种“借”的模式。他能做的，只是在他现有资源下，尽力维持统治，并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抗争，但缺乏“借”的选项。
首先，得搞清楚“借”的是什么，以及“借”的对象是谁。
“借髡平寇”这事儿，南明政权，尤其是以隆武朝为代表，确实干过。这里的“髡”指的就是郑成功和他领导的郑氏集团。郑成功当时拥兵自重，实力强大，在东南沿海与清朝形成了拉锯战。南明政权虽然朝不保夕，但起码还有个名号，而郑成功则以“拥明复宋”为号召，是他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来源。南明政权“借”郑成功，本质上是“依靠”和“合作”，是把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纳入到“反清复明”的大旗之下，以此来牵制清朝，并试图收复失地。
“平寇”呢，这里的“寇”在南明视角下，很大程度上是指清军。虽然南明内部也存在一些反对势力，但最大的威胁、最根本的敌人，是来自于北方的满清政权。所以，“借髡平寇”概括起来就是：南明政权依靠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来对抗和消灭清朝的统治。
那么，崇祯皇帝为何不能“借髡平虏”呢？
这里面的“髡”和“虏”是关键。
“髡”的由来与崇祯时期的尴尬： “髡”这个称呼，最初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更多的是指剃发（在明朝，男子束发是常态，剃发者往往与僧侣、或被视为异族有关）。但在崇祯年间，历史上还没有郑成功这样一股强大的“髡”势力出现，能够被皇帝“借用”来对抗“虏”。即使有零星的“髡”出现，他们也没有形成足以影响全国格局的力量。
“虏”的定义与崇祯的敌人： 崇祯皇帝最大的“虏”，毫无疑问就是满洲（清朝）。他需要对抗的是一个统一、强大、且有明确政治目标（灭明建朝）的政权。
根本性的矛盾：南明“借髡”的背景与崇祯的处境
南明的“合法性”与郑氏的“忠诚”： 南明政权虽然孱弱，但它继承了明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郑成功及郑氏集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立山头，但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名义上是效忠于南明政权。这种“忠诚”虽然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通过效忠南明来获得合法性，并号召天下反清），但至少在形式上是存在的。南明政权“借”郑成功，就像一个残缺的身体，依附于一个强大的手臂，共同对抗敌人。
崇祯的敌人是“清”，而不是“一部分与清对立的人”： 崇祯皇帝面对的敌人是已经入关、并且占据了北京，正在积极巩固统治的清朝。而郑成功这类“髡”势力，在崇祯时期，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也更像是“流寇”或者地方性的反抗力量，不成气候。崇祯面对的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对手，他需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力量来对抗。
“借”的性质不同：
南明“借髡”，是“借内”还是“借外”？ 严格来说，郑氏集团虽然割据一方，但他们是明朝遗民，是“故国之后”。从“民族”和“正统”的角度看，南明政权“借”郑成功，可以被视为是“借内”的力量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即使郑氏有自己的私心，但其核心的号召和力量，是与明朝的“衣冠文物”和“政治正统”相联系的。
崇祯“借髡”则不存在“内”与“外”的界定： 崇祯如果想要“借髡平虏”，他要借的“髡”是什么？如果是指明朝的遗民，那么他们本身就应该是在他的统治之下。如果是指其他民族的武装力量，那就属于“借外”，而崇祯时期，能够被他“借”来对抗满洲的外部力量，基本上没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火器技术，也只是技术层面的借鉴，而非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借用”。
“平虏”的目标与可行性：
南明的“平寇”是“收复”： 南明政权“借”郑成功，是为了“收复”江山，是将清朝视为“侵占者”，是“驱逐”异族。这个目标是清晰的。
崇祯的“平虏”是什么？ 崇祯的“虏”是满洲，他的目标是“平定”满洲的统治。他需要的是强大的军队，能够直接与清军正面作战，并最终将其击败。在当时，即使有“髡”势力，他们也难以构成这样的力量，更无法形成与清军正面抗衡的局面。
信任与控制：
南明对郑成功的“信任”与“控制”的艰难： 南明政权对郑成功，并非完全信任，而是“倚重”和“无奈”。他们需要郑成功的军事力量，但同时也在防范他的坐大。这种关系是微妙且不稳固的。
崇祯对任何潜在“髡”势力的“不信任”： 崇祯皇帝本身就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境地，他对内部的忠诚度极度怀疑。任何一股过于强大的、不受他完全控制的武装力量，都可能被他视为潜在的威胁。他更倾向于依靠中央集权的军队，即使这些军队战斗力不强。
打个比方来说：
想象一下，你家房子着火了，火势很大，你家有几个身强力壮、而且也和你一样痛恨放火贼的邻居，他们手里有水管，虽然他们平时也和你关系一般，甚至有些小摩擦，但眼下大家都是一条心，要把火扑灭。这就是南明“借髡平寇”——大家的目标一致，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效忠同一个“家”。
而崇祯皇帝呢，他的房子也着火了，而且火势不小。但他面临的情况是，没有那么多的“身强力壮的邻居”出现。即使有几个小小的“火苗”（地方性的反抗力量），他们也成不了事，甚至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各自为政、缺乏组织）无法有效地和主力消防队（崇祯的军队）配合。而且，他最大的敌人（放火的贼）已经控制了街道，让邻居们联合起来对付这个盗贼，可能性非常小，因为盗贼已经有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他本身也缺乏足够的号召力和威慑力去组织起这样一支“联合消防队”。
总结一下，崇祯不能“借髡平虏”，主要原因在于：
1. 缺乏“髡”的势力： 在崇祯时期，没有形成能够被“借用”来对抗清朝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髡”势力。
2. “虏”的性质不同： 崇祯面对的是已经建国的、占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清朝，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敌人，而非“流寇”或地方性的反抗。
3. “借”的对象和性质不同： 南明“借”郑成功，是一种“内”或“半内”的依靠，对方有“反清复明”的共同目标，即便有私心，也是在“复兴明朝”的大框架下。崇祯则没有这样的“内”部力量可供“借用”。
4. 信任和控制的差异： 崇祯多疑的性格，以及他对任何不受控制的武装力量的警惕，使他更难去“借”任何可能的力量，包括那些本应属于他的臣民。
所以，“借髡平寇”是南明政权在极其不利的局面下，为了生存和复兴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它有其历史的偶然性和局限性。而崇祯皇帝所处的历史节点和面对的敌人，使得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复制这种“借”的模式。他能做的，只是在他现有资源下，尽力维持统治，并与强大的敌人进行抗争，但缺乏“借”的选项。
网友意见
某些满克斯赢不了辛亥、北伐、二战，就开始立个幻想穿越的靶子自己打……我觉得挺悲凉的，毕竟明朝的汉民族好歹光复了，而有些群体永远活在清亡的痛史当中。绞尽脑汁翻别人的痛史……然而别人丝毫不痛，只觉得你痛到穿越了几百年。
所以下图这鬼屋，韦伯入关壬的忠犭，无疑应该是精日圈的小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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