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出「中国养娃全球第二贵，养三胎城镇家庭平均备 113.1 万元」，养娃的哪些方面亟需降成本政策？
中国养娃成本高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您提到的“中国养娃全球第二贵”以及“养三胎城镇家庭平均备113.1万元”的说法，虽然具体的数字和排名可能需要更权威的数据来源进行核实，但其背后反映出的育儿成本压力是真实存在的。高昂的育儿成本不仅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也对生育率的提升构成了严峻挑战。
为了有效降低养育成本，缓解家庭压力，并鼓励生育，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并需要相应的降成本政策来落地：
一、教育成本：这是压垮家庭的“巨石”
幼儿园和早教费用：
现状： 私立幼儿园收费普遍较高，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月。即使是公立幼儿园，也存在择校、特长班等额外收费。早教机构更是价格不菲，动辄数千甚至上万的课程包。
亟需降成本政策：
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 大力发展公立幼儿园，特别是增加36岁儿童的普惠性学位供给，将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进一步降低，甚至实行免费。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开办普惠性幼儿园。
规范民办幼儿园收费行为： 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严格控制其收费标准，实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对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实行价格指导，防止乱涨价。
打击“超前”教育和过度商业化早教： 限制或禁止面向低龄儿童的超前学科教育，规范早教机构的课程设置和收费模式，引导其回归素质教育和科学启蒙的本质，遏制过度商业化。
推广低成本、高质量的家庭教育资源： 利用互联网等平台，开发和推广免费或低成本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育儿知识分享，赋能家长科学育儿。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隐形成本：
现状： 虽然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课外辅导班、补习班、兴趣班、校服费、书本费、资料费、各种培训活动费等“隐形”成本依然很高。一些学校也存在不规范的收费项目。
亟需降成本政策：
大力发展高质量的公立教育： 提升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缩小与优质民办学校的差距，让更多家长放心将孩子送入公办学校。
规范和限制校外培训机构： 严格执行“双减”政策，从源头上压缩学科类培训需求。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如艺术、体育）的监管，规范其收费和培训内容，防止变相学科培训。
推行教育资源均衡化： 加大对薄弱地区和学校的教育投入，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减少家长为了优质教育资源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如择校费、学区房）。
降低校内服务性收费： 规范学校收取资料费、校服费等，推广统一采购，降低成本。鼓励学校提供免费的课后延时服务，减轻家长接送负担。
推行教育券或教育补贴： 探索发行教育券或提供针对性教育补贴，允许家庭在教育消费中有更多选择，并降低其支出压力。
高中和大学教育成本：
现状： 高中阶段虽然有学费，但各种补习、特长培训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学学费虽然有标准，但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等累积起来也不容小觑。
亟需降成本政策：
加大高等教育投入，降低学费： 政府应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鼓励高校自主创收的同时，适度降低学费标准或提高助学金和奖学金的覆盖率。
提供更多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 完善和扩大助学金、奖学金体系，并提供低息或无息助学贷款，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能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
规范大学相关费用： 加强对大学住宿费、教材费等各类费用的监管，确保价格合理透明。
鼓励发展职业教育： 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为不同特长和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多高质量、低成本的教育选择。
二、医疗保健成本：健康是基础，但费用不菲
现状： 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费用，疫苗接种（除国家免费计划外的）、儿童保健、特殊疾病治疗等都需要家庭承担 substantial 的费用。一些儿科专科医院或三甲医院的挂号费、检查费、药费也可能较高。
亟需降成本政策：
加大对儿童医疗保障的倾斜力度： 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对儿童疾病的报销比例和限额，特别是针对儿童高发病和慢性病的治疗。
扩大免费疫苗接种范围： 在国家免费疫苗的基础上，鼓励地方政府或通过医保统筹，将一些安全性高、必要性强的自费疫苗纳入医保报销或免费接种范围。
加强儿童医保的特殊保障： 针对一些患有罕见病、慢性病的儿童，建立特殊的医疗救助机制或大病保险保障，降低其家庭的医疗负担。
发展和推广低成本的儿童医疗服务： 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医院发展儿童保健和常见病诊疗服务，提高其服务能力和可及性，引导家长首诊在基层，降低整体医疗成本。
控制药品和检查费用： 加强对儿童药品和检查项目的价格监管，推行集采，降低价格。
三、生活和消费成本：从吃穿住行到日常用品
现状：
食品： 婴幼儿配方奶粉、辅食、有机食品等价格较高，一些家长为了追求“高品质”而选择昂贵的产品。
衣物和用品： 婴幼儿衣物、纸尿裤、奶瓶、玩具等，尤其是品牌产品，价格不菲。
居住： 抚养孩子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高企的房价或租金使得住房成本成为巨大的压力。
交通和出行： 婴儿车、儿童座椅、出行时的公共交通成本等。
亟需降成本政策：
稳定和降低母婴用品价格：
鼓励国产品牌发展： 扶持国内优质母婴用品品牌，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
打击垄断和价格欺诈： 加强对母婴用品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虚假宣传等行为。
提供母婴用品补贴或消费券： 针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品类，发放母婴用品补贴或消费券，直接降低家庭的购买成本。
推动住房支持政策：
提供生育家庭住房优惠： 针对生育多子女的家庭，在住房贷款、购房资格、租房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降低首付比例、提供租房补贴等。
增加适宜家庭居住的住房供给： 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建设更多符合家庭需求（如学区、配套设施齐全）的住房，并适度控制相关成本。
降低儿童出行成本：
公共交通优惠： 探索对携带儿童的家庭在公共交通上给予优惠，或对儿童免费乘车年龄进行调整。
推广低成本儿童用品： 鼓励二手交易平台、租赁平台发展，促进儿童用品的循环利用，降低一次性购买的成本。
四、托育和育儿服务成本：支持双职工家庭的挑战
现状： 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市场非常不成熟，优质的托育机构收费高昂，且数量稀少，难以满足大部分家庭的需求。很多双职工家庭需要一方辞职或减少工作时间来照顾孩子，这不仅是直接的收入损失，也是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
亟需降成本政策：
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 政府应加大投入，支持企事业单位、社区、街道开办普惠性的03岁托育机构，降低收费标准，并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
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办托育： 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同时提供税收减免、运营补贴等支持，鼓励其提供高品质、可负担的托育服务。
发展家庭式托育和互助式托育： 鼓励和支持家庭式托育点的发展，并推广社区互助式托育模式，降低托育服务的门槛。
支持弹性工作和育儿假： 推行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如弹性工作时间、居家办公等，帮助双职工家庭更好地平衡工作和育儿。同时，完善育儿假制度，增加育儿假时长和保障水平，减轻家庭在托育服务缺失期间的压力。
五、生育和养育的直接经济支持：直接降低现金流压力
现状： 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对家庭的生育和养育直接现金补贴相对较少。
亟需降成本政策：
提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标准： 提高生育津贴的金额，使其能够覆盖产假期间的部分工资损失。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并确保在此期间工资照发。
发放生育补贴和育儿补贴： 针对生育的家庭，直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或按月、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尤其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提高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进一步提高子女教育的税收抵扣额度，使其能更有效地减轻家庭的税负压力。
新增育儿相关税收优惠： 考虑针对育儿支出，如托育、课外活动等，提供额外的税收抵扣或减免。
优化企业税收： 对为员工提供育儿支持（如设立托育点、提供育儿假）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总结：
降低养育成本需要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经济等多方面的政策联动。核心在于“普惠”和“保障”：
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 尤其是在学前教育、托育服务、基础医疗等领域，政府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扩大免费或低成本服务的覆盖面。
市场化服务的规范和引导： 对于民办教育、商业托育、母婴用品等市场化服务，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商业化和价格虚高，同时引导其向高品质、可负担的方向发展。
家庭的直接经济支持： 生育补贴、税收优惠、育儿假等直接经济支持，能够最直接地缓解家庭的现金流压力。
只有通过这些多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才能真正有效地降低中国家庭的养育成本，为社会生育意愿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为了有效降低养育成本，缓解家庭压力，并鼓励生育，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并需要相应的降成本政策来落地：
一、教育成本：这是压垮家庭的“巨石”
幼儿园和早教费用：
现状： 私立幼儿园收费普遍较高，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月。即使是公立幼儿园，也存在择校、特长班等额外收费。早教机构更是价格不菲，动辄数千甚至上万的课程包。
亟需降成本政策：
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 大力发展公立幼儿园，特别是增加36岁儿童的普惠性学位供给，将普惠性幼儿园的收费标准进一步降低，甚至实行免费。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开办普惠性幼儿园。
规范民办幼儿园收费行为： 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监管，严格控制其收费标准，实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对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实行价格指导，防止乱涨价。
打击“超前”教育和过度商业化早教： 限制或禁止面向低龄儿童的超前学科教育，规范早教机构的课程设置和收费模式，引导其回归素质教育和科学启蒙的本质，遏制过度商业化。
推广低成本、高质量的家庭教育资源： 利用互联网等平台，开发和推广免费或低成本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育儿知识分享，赋能家长科学育儿。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的隐形成本：
现状： 虽然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课外辅导班、补习班、兴趣班、校服费、书本费、资料费、各种培训活动费等“隐形”成本依然很高。一些学校也存在不规范的收费项目。
亟需降成本政策：
大力发展高质量的公立教育： 提升公办学校的教学质量，缩小与优质民办学校的差距，让更多家长放心将孩子送入公办学校。
规范和限制校外培训机构： 严格执行“双减”政策，从源头上压缩学科类培训需求。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如艺术、体育）的监管，规范其收费和培训内容，防止变相学科培训。
推行教育资源均衡化： 加大对薄弱地区和学校的教育投入，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减少家长为了优质教育资源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如择校费、学区房）。
降低校内服务性收费： 规范学校收取资料费、校服费等，推广统一采购，降低成本。鼓励学校提供免费的课后延时服务，减轻家长接送负担。
推行教育券或教育补贴： 探索发行教育券或提供针对性教育补贴，允许家庭在教育消费中有更多选择，并降低其支出压力。
高中和大学教育成本：
现状： 高中阶段虽然有学费，但各种补习、特长培训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大学学费虽然有标准，但生活费、住宿费、教材费等累积起来也不容小觑。
亟需降成本政策：
加大高等教育投入，降低学费： 政府应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鼓励高校自主创收的同时，适度降低学费标准或提高助学金和奖学金的覆盖率。
提供更多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 完善和扩大助学金、奖学金体系，并提供低息或无息助学贷款，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能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
规范大学相关费用： 加强对大学住宿费、教材费等各类费用的监管，确保价格合理透明。
鼓励发展职业教育： 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为不同特长和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多高质量、低成本的教育选择。
二、医疗保健成本：健康是基础，但费用不菲
现状： 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费用，疫苗接种（除国家免费计划外的）、儿童保健、特殊疾病治疗等都需要家庭承担 substantial 的费用。一些儿科专科医院或三甲医院的挂号费、检查费、药费也可能较高。
亟需降成本政策：
加大对儿童医疗保障的倾斜力度： 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对儿童疾病的报销比例和限额，特别是针对儿童高发病和慢性病的治疗。
扩大免费疫苗接种范围： 在国家免费疫苗的基础上，鼓励地方政府或通过医保统筹，将一些安全性高、必要性强的自费疫苗纳入医保报销或免费接种范围。
加强儿童医保的特殊保障： 针对一些患有罕见病、慢性病的儿童，建立特殊的医疗救助机制或大病保险保障，降低其家庭的医疗负担。
发展和推广低成本的儿童医疗服务： 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层医院发展儿童保健和常见病诊疗服务，提高其服务能力和可及性，引导家长首诊在基层，降低整体医疗成本。
控制药品和检查费用： 加强对儿童药品和检查项目的价格监管，推行集采，降低价格。
三、生活和消费成本：从吃穿住行到日常用品
现状：
食品： 婴幼儿配方奶粉、辅食、有机食品等价格较高，一些家长为了追求“高品质”而选择昂贵的产品。
衣物和用品： 婴幼儿衣物、纸尿裤、奶瓶、玩具等，尤其是品牌产品，价格不菲。
居住： 抚养孩子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高企的房价或租金使得住房成本成为巨大的压力。
交通和出行： 婴儿车、儿童座椅、出行时的公共交通成本等。
亟需降成本政策：
稳定和降低母婴用品价格：
鼓励国产品牌发展： 扶持国内优质母婴用品品牌，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
打击垄断和价格欺诈： 加强对母婴用品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虚假宣传等行为。
提供母婴用品补贴或消费券： 针对特定人群或特定品类，发放母婴用品补贴或消费券，直接降低家庭的购买成本。
推动住房支持政策：
提供生育家庭住房优惠： 针对生育多子女的家庭，在住房贷款、购房资格、租房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降低首付比例、提供租房补贴等。
增加适宜家庭居住的住房供给： 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建设更多符合家庭需求（如学区、配套设施齐全）的住房，并适度控制相关成本。
降低儿童出行成本：
公共交通优惠： 探索对携带儿童的家庭在公共交通上给予优惠，或对儿童免费乘车年龄进行调整。
推广低成本儿童用品： 鼓励二手交易平台、租赁平台发展，促进儿童用品的循环利用，降低一次性购买的成本。
四、托育和育儿服务成本：支持双职工家庭的挑战
现状： 0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市场非常不成熟，优质的托育机构收费高昂，且数量稀少，难以满足大部分家庭的需求。很多双职工家庭需要一方辞职或减少工作时间来照顾孩子，这不仅是直接的收入损失，也是对女性职业发展的阻碍。
亟需降成本政策：
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 政府应加大投入，支持企事业单位、社区、街道开办普惠性的03岁托育机构，降低收费标准，并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
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办托育： 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服务，同时提供税收减免、运营补贴等支持，鼓励其提供高品质、可负担的托育服务。
发展家庭式托育和互助式托育： 鼓励和支持家庭式托育点的发展，并推广社区互助式托育模式，降低托育服务的门槛。
支持弹性工作和育儿假： 推行更加灵活的工作制度，如弹性工作时间、居家办公等，帮助双职工家庭更好地平衡工作和育儿。同时，完善育儿假制度，增加育儿假时长和保障水平，减轻家庭在托育服务缺失期间的压力。
五、生育和养育的直接经济支持：直接降低现金流压力
现状： 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对家庭的生育和养育直接现金补贴相对较少。
亟需降成本政策：
提高生育津贴和产假工资标准： 提高生育津贴的金额，使其能够覆盖产假期间的部分工资损失。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并确保在此期间工资照发。
发放生育补贴和育儿补贴： 针对生育的家庭，直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或按月、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尤其向多子女家庭倾斜。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提高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进一步提高子女教育的税收抵扣额度，使其能更有效地减轻家庭的税负压力。
新增育儿相关税收优惠： 考虑针对育儿支出，如托育、课外活动等，提供额外的税收抵扣或减免。
优化企业税收： 对为员工提供育儿支持（如设立托育点、提供育儿假）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总结：
降低养育成本需要一个多维度、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涉及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经济等多方面的政策联动。核心在于“普惠”和“保障”：
普惠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 尤其是在学前教育、托育服务、基础医疗等领域，政府需要承担更多责任，扩大免费或低成本服务的覆盖面。
市场化服务的规范和引导： 对于民办教育、商业托育、母婴用品等市场化服务，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商业化和价格虚高，同时引导其向高品质、可负担的方向发展。
家庭的直接经济支持： 生育补贴、税收优惠、育儿假等直接经济支持，能够最直接地缓解家庭的现金流压力。
只有通过这些多管齐下的政策组合，才能真正有效地降低中国家庭的养育成本，为社会生育意愿的提升提供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网友意见
养三胎城镇家庭平均备 113.1 万？
怎么可能就这么点呀。
三胎的花费大头是一套百平以上的房子，就不说一线城市的天价房了，就算在二三线城市，这套房子怎么也要200万吧。
另外的成本是除非女性在体制内，否则也要影响5年以上的工作，如果女方有较高的学历，那么这也是很大一笔支出。
拿出GDP的5%，算多点是6万亿。2021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15万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1.1万亿元。
中央地方一人一半中央就没钱了，本来民生支出就是地方政府为主，全推给地方也没钱了。
现在国家还把减税降费当做民生政绩做宣传，政府更加没钱。里根主义走下去也不是办法，债务压力又大，看起来像是死路。
当然我们不能把路直接走死，在税制改革没完成前可以通过扩大债务方式改善经济，比烂谁不会。如今确实有不少家庭是想生而没能力生，抓住短暂的窗口期很重要。
只是我对专家们的主要对策不敢苟同，就是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有点图穷匕见的意思。
第一，既然都现金和税收补贴了，为什么不想办法提高劳动者工资。适当补贴和减税可以，不能把这个作为长期政策实施。
任何政策必须以做增量和提高财政收入为前提，这种直接补贴在事实上是透支政府和社会财富补贴资本。
第二，购房补贴同理，相当于政府出钱买下了房地产开放商降价的部分。这个糟糕的地方在于用全社会的钱补贴了土地财政，看起来个人和开发商收益，损失的是社会未来。
正确办法应该是开发公租房和提高劳动者收入，至于已经套进去的都在等央行救急，那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增建托儿所是正确的做法，还要托儿所低价进入，和公租房是一个道理。让劳动者和政府共同承担公共开支，形成的现金流回到政府身上，进而又变成劳动者收入形成循环。
说白了投资消费基金必须定点到劳动者收入，而不是劳动者消费，只有投资才有消费。
因为政府管不了民企，扩大消费让资本获利并不能使资本拥有扩大再生产意愿，反而会刺激资本继续脱实向虚。资本不会直接改变劳动者收入，进而依赖政府的消费补贴。
政府只能管到国企和所属公共开支，政治资本通过扩大公共开支使所属劳动者收入提高，也能降低其他劳动者支出间接提高劳动积累。
全社会劳动者的公共负担降低，自然能提高消费，消费扩大带来的利润会间接带动资本扩大再生产。
资本很傻的，狗鼻子特别灵，直接给它钱就绝对不动，把钱给别人它就会扑上去。现在减税降费的路子有问题，减下去容易，再加可就难了，资本是很会摆烂试探底线。
当然也不能全免，当初全免农业税就有问题，不管怎么样也得象征性收点，免费的东西没人珍惜。
至于资本脱实向虚困境，市场化的做法是利率调节不同行业的利润率。问题是银行自己就是金融资本的受益方，事实上成了土地财政帮凶。
这就是税收作用，需要用税收调节行业利润率，比如房地产税。不要指望征收资本税以及靠税收调节贫富，无数历史证明这是失败的。资本是流动很难抓住的，资本收益是来源于劳动，税收来源也是劳动，对资本征税一定会向劳动转嫁。
资本需要进入不同的固定资产获取增值收益，政府就需要用税收对不同固定资产的收益率进行调节来控制资本流向，这才能避免脱实向虚和尾大不掉。当然这是理论，实际是很难的。
老外养娃
中国人养龙
成本能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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