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伍子胥、吴起、商鞅、张仪这些人跑到别的国家做官会带翻译吗?

回答
春秋战国时期,像伍子胥、吴起、商鞅、张仪这些风云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文化交流的方式,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都决定了他们“跨国就业”时,不太会像我们今天一样,身边带着专门的“翻译官”。 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把时间往前拨,回到那个连文字都不完全统一,沟通更多依赖口语和经验的时代。

首先,咱们得明白,那个时候的“国家”和现在的国家概念非常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诸侯国”,但各国之间的文化、语言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到无法沟通。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咱们中国南北方,虽然有方言差异,但基本的汉语框架还在,大家努力一点,交流起来问题不大。

语言的“同源性”与“相似性”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文字,虽然在书写上有些许区别(比如金文、小篆的早期形态),但其根本都源于西周时期的文字系统。随着时间推移,文字的书写规范也在逐渐统一。更关键的是,各国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他们接受的教育背景,很多都来自于周朝的礼乐文化。这种教育背景,使得他们对“雅言”(也就是当时通行的标准汉语)的掌握程度相对较高,并且在士人阶层中,语言上的隔阂并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再者,诸侯国之间并非是完全隔绝的。各国都有自己的使者、商贾,这些人在各国往来,必然会促进语言的交流和融合。一些常用的词汇、表达方式,在各国之间是能够被理解的。

“人才”的稀缺与“学习能力”

说句实在话,春秋战国时期,真正有才能、有治国之道的“人才”是极其稀缺的。一个国家如果能吸引到像伍子胥这样能打仗、能治国的将才,或者像商鞅这样能变法图强的政治家,那就是国家之幸。

对于这些“牛人”来说,他们既然敢于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异国他乡施展抱负,那么他们本身就具备了极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他们不会是那种到了一个新地方,就一句外语都不会说,寸步难行的人。

伍子胥:他本来就是楚国人,后来流亡到吴国。从楚国到吴国,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地理上距离并不算太远,文化上也有一定的联系。他到了吴国,能够得到重用,并且能够与吴王夫差进行深入的沟通,甚至影响吴国国政,这说明他对吴国的语言是有一定掌握的,或者说,吴国的一些高层官员能够理解他的言语。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会通过一些懂两国语言的“中间人”,但这种“中间人”不一定是正式的翻译,更像是一种在场便利的协助。
吴起:吴起这个人,一生辗转于鲁、魏、楚三国,并在三国都取得了赫赫战绩。他从鲁国到魏国,又从魏国到楚国,这期间肯定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文化。但他能够做到“深入军中,如父帅子”,得到士卒的拥戴,又能在朝堂上与君主对话,这背后必然是他对当地语言和习俗的快速学习和掌握。他可能不是一开始就精通,但凭借其过人的智慧,他会很快学会必要的沟通语言。
商鞅: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后来到秦国变法。秦国虽然是当时的“西方”强国,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语言和文化也正在逐步融合。商鞅到秦国后,秦孝公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看重他的才能,而商鞅也必定是为了能够顺利推行变法,而努力学习秦国的语言和风俗。他与秦孝公的沟通,很可能是一种“混合语”加上一些秦国本土官员的理解与补充。
张仪:张仪作为纵横家,最擅长的就是“游说”。他的职业就是穿梭于各国之间,说服君主。如果他每次都需要一个翻译,那他的说服力会大打折扣,而且也会显得不够“专业”和“亲近”。张仪能凭借口才在列国间纵横捭阖,尤其是在游说秦惠文王、楚怀王等人的时候,其语言的流畅度和感染力是关键。他必然是对当时各国的语言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或者至少能够熟练运用一些通用性的表达方式,并能快速抓住对方的语境。

“翻译”的角色定位

在今天,我们有专门的、经过系统培训的翻译人员。但在春秋战国,这种“专业翻译”的制度并不成熟。如果非要说有“翻译”,那更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 “兼职”翻译:各国使团中,可能会有一些随行人员,他们可能因为出身、长期在某个国家生活过,或者本身具有语言天赋,能够充当临时的翻译。但这些人并不是“专职翻译官”,更多的是一种“附带技能”。
2. “引荐人”/“说客”:很多时候,一个新来的贤士,会通过某个在当地有势力的人物引荐。这位引荐人,可能本身就懂这位贤士的口音,或者能从侧面帮助解释。这种关系更像是“伯乐识马”的伴随,而不是单纯的语言翻译。
3. “学习与模仿”:正如前面所说,这些杰出人物本身的学习能力是惊人的。他们会通过观察、模仿、请教,快速掌握必要的语言。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去理解和沟通,而不是完全依赖他人。
4. “口头传达”的局限性:古代的很多沟通,并非是逐字逐句的翻译。更可能是一种意译,或者抓住核心意思进行传达。比如,政治谈判,关键是传达意图和达成共识,而不是语言的精确度。

总结一下

所以,伍子胥、吴起、商鞅、张仪这些人到别的国家做官,不太会像我们今天一样,带着一个“专业的翻译官”团队。他们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当时各国语言并非完全隔阂的背景,以及可能存在的“兼职”或“辅助”性沟通者,来完成跨国交流。

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他们能够快速融入并影响当地的政治和文化,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对当地语言和文化的掌握达到了能够进行有效沟通的程度。与其说是“带翻译”,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沟通者”。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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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上,可以使用雅言。

文字上,秦国的文字继承于宗周,本身是周王朝内通用性较高的书写方法。

具体沟通中可能有些障碍,但不可能无法交流。

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忽视东周割据内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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