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华北地区的民风民情是怎样的？
勤劳淳朴，坚韧不拔——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底色。
华北地区，尤其是那些农村，生活可不是那么轻松的。黄土地，有时候干旱，有时候又水涝，一年到头，跟天较劲，跟地较劲。这就练就了华北人骨子里那种“靠自己”的韧劲。你看那些老乡们，起早贪黑，在地里忙活，春夏秋冬，风雨无阻。虽然有时候日子过得紧巴，但他们从不抱怨，而是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干活上。这种勤劳，不是为了炫耀，就是一种最朴素的生活态度，把日子过好，把下一代养大，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记得小时候，听老人们说，遇到灾荒年，全村人一起想办法，凑粮食，分救济，互相扶持。那种集体主义的意识，不是口号，是真真切切在危难面前体现出来的。这种坚韧，也体现在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上。遇事不轻易低头，遇到困难，硬是咬牙挺过去。这种“倔强”，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轴，但正是这份轴，让他们一次次从逆境中站起来。
热情好客，直爽实在——这是待人的准则。
你去了华北农村，但凡你是个客人，不让你进门，不让你吃饭，那才叫稀奇。人家可能话不多，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客套话，但他们会用最实在的方式表达热情。一碗热乎乎的饺子，一顿香喷喷的家常菜，可能不精致，但那份心意，那份真诚，却是实打实的。
华北人说话，有时候也比较直，有什么说什么，不太拐弯抹角。这在外地人听来，可能觉得有点“冲”，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恶意，就是觉得没必要藏着掖着。这种直爽，也让他们很好相处，不用猜来猜去，心里明镜似的。他们讲究“义气”，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出了事情，能帮就帮，不计较太多。这种“哥们儿义气”，在华北地区还是非常看重的。
重视家庭，孝老爱亲——这是传承的血脉。
家，在华北人心目中永远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农村，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一家人，和和睦睦，就是最大的福气。老人，在家里是受尊敬的，孩子们要孝顺，要伺候好。这种孝道，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他们对养育之恩的回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
逢年过节，全家人能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那是大事。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生活中的点滴，那种温馨，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即使是年轻人外出打工，他们也时刻牵挂着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有空就往家里打电话，一回家就给老人买东西，陪他们说说话。
讲究规矩，尊重传统——这是文化的根基。
华北地区，很多地方保留着比较传统的观念和习俗。比如，在一些重要的节日，祭祀祖先、扫墓，这些都是非常认真的。逢年过节，人们会按照老辈传下来的规矩，做特定的食物，穿特定的衣服，以示对传统的尊重。
婚姻大事，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色彩依然存在，虽然也在改变，但长辈的意见还是非常受重视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见到长辈要问好，送礼要有讲究等等。这些规矩，有时候看起来有点繁琐，但它们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也让人们在交往中感到有章可循。
对故土的眷恋——这是情感的归宿。
无论是在城市里打拼的游子，还是还在家乡的老乡，他们对这片黄土地，对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这里有他们的根，有他们的记忆，有他们的亲人。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精彩，最让他们安心的，还是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所以，当你走进华北，你看到的，不只是那片土地，更是那片土地上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处世哲学，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张扬，但他们的内心，是踏实的，是温暖的，是充满力量的。这就是华北，一个简单而又厚重的存在。
网友意见
华北地区，这里应该指黄淮海平原也即华北平原，大概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大部，安徽与江苏在淮河以北的部分。其中，山东的胶东半岛部分可以视为华北的一个亚单元，民情略有不同；另外，南端也就是淮河以北的淮海地区，处于重度黄泛水患区，也有不同之处；北端的北京，天津两城因其特殊的城市地位及大量南方移民，亦较特殊。本文主要讨论的是除这三地以外的华北腹地部分。
华北平原的最突出自然环境特点，就是是连绵的，且普遍开发成熟的旱地平原，缺少发达水系与原始山林；同时，由于宋以后黄河频繁改道，引发持续性的水患，部分地区土壤也存在盐碱化现象，生态环境相对单一脆弱。这都使得明清时期，华北平原的乡村长期以来处在一种低水平的，仅仅够温饱的小农经济状态中。
目前华北平原的村庄，普遍是宋元战乱结束以后，较为安定的明初结束开始建立的，移民很大部分来自山西（即所谓大槐树移民），因此多为杂姓村。由于缺少水源，村民往往只能沿着水井或者少数河流居住，除非遭遇灾害战乱，很少发生改变，因此是一种聚居的状态。村民的土地往往也都在村外，村庄本身却是相对封闭的。这些村庄，普遍被称为“庄”。
华北平原的村庄人口相当稠密，这可能是因为土地开发较早，容易耕作产出造成的。村民主要以自耕农为主，佃农比例不高，也因此缺少大地主。这种自耕农为主的结构和南方普遍不同，后者更多佃农。之所以如此，可能一是因为明初此处多为熟土，新来移民是各自划地，而非集体协作开发；二是商品经济不活跃，无法分化出中间的商贾阶层，土地只能为财力较为丰厚的少量官僚购买，其体量是有限的。
不过，尽管自耕农是各家各自种地，但由于旱地耕作需要牲畜，劳力，农具协作，因此常常需要互帮互借，因此可能形成了自耕农之间紧密合作的机制，这可能是华北平原村庄的血缘认同单位为小亲族的原因之一。
杂姓格局和小亲族单位的形态，造成了华北平原村庄是一种分裂式的结构，也就是村民之间会按照各个小亲族之间分裂为不同的“门派”。这些门派可能是同姓的，也可能是异姓的。“门派”之间常常合纵连横，存在联合与争斗。
显然，这种结构下，华北平原无法构成像华南单姓村那样的，一元化的宗族组织，来作为村庄自治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华北平原的村庄自治共同体是什么形式？目前看来，可能是所谓的“会社”。会社是在主持佛道祭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华北，由于气候干旱，生产条件也颇为脆弱，这种祭祀可能越来越演变成“求雨”“求丰年”的祈祷需要。因此，相较于华南村庄的宗族是围绕供奉祖先的“祠堂”展开的，华北的会社应当是围绕供奉神祗的“庙社”进行的。
“会社”显然无法像宗族组织那么紧密。由于各路门派常常势均力敌，会首通常是村庄各姓的头面人物的联合，看起来颇像一种合伙制。会首事实上也没有大范围超越普通村民的政治和经济能量，因为华北平原的村庄没有什么大地主，这些人只能借助威望，辈分，或者略好的经济优势（如是少数小地主或者富农）。“会社”也因此不可能像宗族那样有着大量族产、族田，只能进行简单的乡村公共服务，以及负责应对国家收税任务。
华北平原的村庄没有发生比较深入的阶层分化，处在一种简单且名副其实的小农经济下（小农经济的本意就是村民各种各家的土地，也就是自耕农模式，而非地主—佃户模式）。在此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也发育迟缓。产品的单一与水系的缺乏，导致基于商品经济的市镇体系也很难建立起来。在华北平原，市镇还长期处在原始的定期赶集状态，没有形成固定的小城镇。应该说，华北平原的商品经济繁荣之地，主要集中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这也是这里最大的水运动脉之一。
由于缺少商品经济，以及过度的小农经济，华北既不存在大量坐拥良田千亩的，乡村的强大地主，也不存在大量坐拥行铺店面的，城镇的商贾业主，在自耕农为主的乡村庶民之上，就是县城里吃着皇粮的帝国官僚了，而这些县城也普遍不大，其中居住的市民，产生的少量商业和服务业，都高度依附于官僚体制本身。由于华北平原靠近京师，这里官僚代表的国家力量，也较其他板块为大，特别是在北部黄河以北部分。
那么华北平原村庄存不存在类似江南的，同时拥有帝国功名和城镇产业的士绅，以构成官僚与庶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呢？目前来看，这可能依然是一个较弱的群体。基于科举所需要的供养读书人的物质条件，华北平原的获取功名者显然只能更多出生在县城及以上的官宦家庭，越往乡村则越稀疏。
由此可见，华北平原的村庄始终处在一种看起来封闭安定，自给自足的稳定态局面，但如果仔细窥探其内部，却又隐隐能感觉到危机。一是许多地区始终处在黄河水患的威胁之下，加上本就脆弱单一的生态环境，极度稠密的人口体量，一旦遭遇灾害歉收，进入荒年，则自耕农将难以为继，甚至因此破产；二是缺乏能与外部国家力量调适的小共同体结构，自耕农不像佃农，税负是直接上交国家的，而所谓的会社，其会首也并不能担负自耕农与官僚之间的有力的中间阶层；三是村庄内部各门派长期的内斗，在小农经济状况变得恶劣时，也可能助长暴力趋向。
在这种危机之下，华北平原的村庄就出现了另外的灰暗一面，那就是由自耕农破产而来的大量游民，由于这里缺少足够的商品经济，无法由城镇有力容纳（与此相对，南方的湖广，上江，华南等地区则往往可以进入附近的市镇都会），他们除了大量汇聚到京师，省城等大城市或者运河沿线的商埠城镇，则无处可去，就容易形成结社，崇尚武力，进而形成反叛的民变力量。
华北平原的秘密结社通常与各类民间宗教有关，且后者往往也有普通村民的参与，但本身的组织形式却并不乡土化，教众纯以信仰入社，不强调同族同乡，这和华南的帮会非常不同，后者往往只是活跃在城镇游民中，适当吸收普通市民，与经济活动有密切关联，且容易因为族乡之别形成山头。某种程度看，这两种组织或许分别就是华北会社和华南宗族的翻版。在围绕庙社神祗建立的，多姓联合的，实际上更多基于地缘构成的会社中，蕴藏了去血缘化和强宗教化的潜在因子。
华北的游民群体是对自耕农代表的小农经济，以及那个稳定安逸的村庄田园的反叛，但他们出现的必然性又深刻蕴藏在那种看似美好的村庄生活之中。国家的蛮横强权，门派的持续内斗，以及勉强糊口的生存状态，多灾多难的自然条件，都蕴藏着暴力，压迫，贫困，无望的因子。游民们崇尚武力，醉心宗教，反抗官府，都是这种因子的结果。
由此，华北平原出现了一些特有的乡土文化观念：
一是小农平均意识，官僚权力崇拜和商贾原罪情绪的三重混杂。由于村庄多为自耕农，阶层分化不明显，因此村民普遍有着强烈的平均意识，抗拒贫富差距，信仰踏实肯干，勤恳老实的劳动观念；在这种意识和观念下，投机取巧，钻营油滑，大发横财的商贾，自然就成了第一类被贬斥的对象，加上华北平原的商品经济本就不发达，这种贬商情绪也就更加浓厚；但是，勤恳却只能维持温饱的小农在吃着皇粮，生活优渥的官僚，以及他们代表的国家权力面前却又是极其弱小的，村民们对他们处在畏惧又崇拜的矛盾心里中。
二是香火男丁意识和神祗信仰弥漫的两重混杂。小亲族的血缘认同单位，使得村民依然具有强烈的继承香火，延续子嗣的家族意识；单一的土地耕作（而非更不依赖于体力的，适合女性的手工业）也使得男丁作为劳动力更为重要；村庄门派的内斗伴随的武力，也需要男性暴力支撑。但是，华北平原的村庄却并不存在宗族组织以及祠堂带来的浓厚的祖先信仰，而是代之以各类庙社神祗，这使得这种香火意识变得更加像是功能性而非文化性的，是为了支撑个体的现实生活而存在的。与之对应，各种神祗信仰却遍地开花，它们有的是古老的，有的却是自发创造的，到了晚清以后，更干脆就是外来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其变体，这可能是华北平原生态脆弱，多灾多难，生存不稳定，导致个体缺乏精神庇护和依靠的结果。
三是乐天知命情绪，等级攀附意识和权威反叛精神的三重混杂。乐天知命情绪当然来自小农经济，良善隐忍的自耕农安于现状，守着自家薄田，没有什么太多的野心和渴求；但是，村庄生活的清苦，城市生活的体面，帝国官僚的骄横，以及不远的，高高在上的京城与皇帝，却又使人看到权势的魔力，想让人极度摆脱这种生活，入城上京，进入帝国官僚体制，由此又产生了踩高捧低的等级意识；而也有另一些人，他们或是难以往上攀爬，或是厌恶这种吃人的等级秩序，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叛精神，前文提到的游民群体里就蕴藏着这种反叛。乐天知命情绪和权威反叛精神构成了华北平原社会文化中强烈的庶民性，有亲切俚俗的一面。
四是看重家族亲情和讲究义气友情的双重混杂。看重家族亲情当然是长期稳定的村庄生活，以及小亲族的血缘认同单位造成的，并且在门派的内斗中，也有必要尽可能拉拢和团结与自己处在一个小亲族，或者血亲关系较近的小亲族；讲究义气友情其实同样是这种拉拢趋向的延续，外人尽管是非血亲关系，但同样可以构成一种力量，而这种关系自然要用兄弟义气的友情来调整，当然，这种义气友情，也是所有游民群体内部的基本人际关系，华北平原游民的存在，或许也加强了这种“义气”观念。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华北平原的民风，也有热情，直爽，对陌生人友好的一面。这也是华北平原浓厚人情关系的来源，它们会呈现出无限扩展的趋向，以加强某种“我方”的力量。
值得指出的是，在权威反叛精神中，蕴藏着华北平原社会的“现代性”因子，它既反封建宗法，反儒家乡愿，反官僚威权，也反资本商业，因此，它最容易与各种左翼激进的先锋思潮与艺术结合起来，并且十分关注人的心灵自由与人超越世俗性的生存意义，带有哲学式的思辨气质。这在当代华北艺术游民的集聚地北京，非常有体现。这种彻底的反叛精神，与南方普遍不同。南方对传统文化有着更坚韧的坚守，对资本商业有着更深的认同度。
附注：
1、华北自耕农为主的模式，与西北类似，但与整个南方皆不同，后者佃农较多。如长江流域（下江，湖广，上江）多以私田佃农模式主导，这可能和当地商品经济活跃有关；华南则以族田佃农为多，这可能与村庄建立时为集体开发土地有关。
2、南方对于传统文化尽管都有认同，但内容不同。如华南重视宗族文化，江南偏于士绅文化，上江则还强调道家文化，不过三地都有明显的市民文化。南方对资本商业的认同度，则来自宋以后悠久的商业传统，事实上市民文化正是这种传统衍生的产物，不过因为工业化造成的区域集聚，今天大多数南方内陆地区已经缺少现实的基础，县城市镇不复旧日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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