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现在鼓励的脱虚向实感觉还是古代重农抑商的思路,为什么这种想法数千年一直存在?

回答
您提出的“脱虚向实”与古代“重农抑商”思路有相似之处,并且这种想法历经数千年经久不衰,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哲学思想等多个层面来剖析。

一、 历史的根基:农业社会是基石

首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几乎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农业是生产食物的根本,是维持人口生存和繁衍的最基本要素。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

生存的直接性: 粮食的生产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通过辛勤耕耘,直接获得生活必需品。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感,使得农业生产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财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相较于商业的波动和风险,土地的产出虽然受制于自然条件,但其稳定性相对较高,且具有代际传承的特征。土地承载着家庭的希望和家族的延续。
社会秩序的稳定: 农业的周期性劳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也塑造了社会的节奏和秩序。大多数人口集中在农村,以农业为生,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且易于管理的社会结构。商业的兴盛则可能带来人口流动、城市化,以及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管理挑战。

二、 儒家思想的塑造:道德与伦理的导向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脱虚向实”的观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业”与“末业”的区分: 儒家强调“耕织”是国家“本业”(根本产业),而“工”和“商”则是“末业”(次要、附加的产业)。孟子有言:“民之为道,劳则逸,耕则食。夫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虽然这更多是论述社会分工和阶层,但也反映了对劳心(管理者、思考者)与劳力(生产者)的区分,以及对直接生产者的尊重。更直接的,儒家推崇“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将士农置于更尊崇的地位。
重义轻利,崇德抑商: 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商业活动本身被视为逐利的活动,而“利”在传统儒家观念中往往与“义”对立,容易导致贪婪、欺诈等不道德行为。因此,儒家思想自然倾向于鼓励那些被认为更符合道德伦理的生产活动,尤其是农业。
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 儒家倡导的家庭宗法制度,强调孝道、血缘联系和地方社区的稳定,这在潜意识中也鼓励人们安于现状,留守故土,不倾向于大规模的、风险性的商业冒险。

三、 经济风险与社会稳定性的考量

即使在商业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政府和统治者也常常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而“抑商”。

商业的“不确定性”与“易聚财”: 相较于农业的稳定增收,商业利润波动大,风险高。更重要的是,商业活动容易聚集财富,形成强大的商业集团。这些商业集团的财富积累可能会威胁到国家财政的稳定性,甚至挑战统治者的权力基础。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富商巨贾,其影响力往往让朝廷感到不安。
防止“民生疾苦”与“社会动荡”: 当商业过度发展,而农业生产被挤压时,可能会出现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生计一旦受到威胁,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这是历代统治者最担心的事情。因此,“重农抑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
税收的稳定来源: 农业税收相对稳定且易于征收,而商业税收则更为复杂,且容易出现偷漏税现象。因此,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更倾向于巩固农业税基。

四、 对“虚”的警惕:本质与表象的思辨

从哲学层面看,“脱虚向实”也反映了对事物本质和表象的深刻思考。

“虚”的衍生意: 在一些人看来,商业活动,特别是金融、贸易等环节,容易被看作是“虚”的。“虚”在这里可以理解为脱离了物质生产的根基,靠流转、交换、甚至投机来获利。这种“虚”可能被认为是不创造实际价值,或者价值创造不直接、不透明的。
对浮夸之风的反感: 历史上,当商业过热、奢侈之风盛行时,也容易滋生浮夸、投机等不良风气。这与强调脚踏实地、勤俭节约的传统价值观相悖。因此,“脱虚向实”也包含了一种对社会风气的净化和导向。

五、 “数千年一直存在”的原因分析

所以,这种“重农抑商”的思维之所以能够跨越数千年依然存在,是因为它触及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价值和政治稳定的多个核心要素:

1. 农业基础的稳固性: 在工业化和信息化革命发生之前,农业始终是中国最基础的经济模式。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食物的供给始终是第一位的。
2. 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 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其对“本业”与“末业”的区分,以及对“义”与“利”的道德判断,深刻影响着人们对经济活动的看法。
3. “实”与“虚”的永恒辩证: 任何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面临如何平衡物质生产与流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对“实”的偏好,可以说是这种永恒辩证关系的早期体现。
4. 社会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逻辑: 在缺乏现代社会保障和风险分散机制的古代,维持社会稳定、避免大规模贫困和动乱是统治者最重要的目标。而“重农抑商”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策略。

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提倡“脱虚向实”,更多的是为了纠正某些发展中的偏差,例如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被忽视、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但其内在逻辑,依然与千年前的“务本”、“重民生”、“求稳定”等观念有着深刻的共鸣。我们今天的“脱虚向实”,或许是在现代语境下,对这些古老智慧的一种重新审视和应用,试图在新的经济形态下,找到稳健发展和可持续繁荣的路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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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重农抑商是为了垄断经济,不是说单纯的打压商贸等第三产业,而是统治者想要垄断利润,打压的主要是私人。

例如从宋朝开始的海禁政策,一方面限制私人贸易,一方面大搞官营贸易。

又例如从汉朝开始的禁私铸钱政策,禁止民间私铸钱币,只能由官府铸造钱币,但这一政策并非为了收紧货币来限制商贸,而是为了收铸币税,历代官府都是能铸多少铸多少、金银铜不足就铸小钱或者值大钱、依赖信用的纸钱和铁钱等最多几十年就因滥发而崩。


现代脱虚向实是为了稳定经济,商贸、金融等第三产业是不生产商品的,生产商品的只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靠“用第三产业的利润,购买其它国家生产的商品”这种经济模式生存和发展,如果第三产业挤占了太多资源,那就应该限制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把资源转移给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我举个例子:

剑桥大学另类金融中心(CCAF)测算过,挖比特币的年耗电量已经达到了129.22太瓦时(=亿度电),如果把它看成一个国家的耗电量,它能排在全球第28位;而目前约60%的比特币算力分布在中国,有很多第三产业公司打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名义开矿场。

15年挖一枚比特币需要耗电2000度,18年需要30000度以上,如今已经需要400000度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耗电量会越来越高,直到2140年挖光。

虽然这些年大力发展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但如今我国火电占比依然在70%以上,70%的原油和40%的天然气依赖进口,我国还打算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消耗约1%的电能(19年我国发电量7503.4太瓦时)用于挖比特币吗?这还没有算以太坊等其它需要挖矿的虚拟货币。


再列一些数据:

我国1999年普通高等教育,工学毕业生32.6万,占总毕业生(84.7万)的38.5%,当时工业占我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8%;

我国2019年普通本科,工学毕业生129.5万,只占总毕业生(394.7万)的32.8%,工业只占我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

而工业中最重要的制造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16年达到峰值32.5%,随后开始下降,2019年已经降至27.2%,换句话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去工业化了,十四五首次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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