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对人类文明发展有哪些贡献？

我觉得是边疆史地的研究。

清代打破了传统的华夷认知，加上边疆一直不靖，又处于传统帝国边疆到现代国家边疆的转型过程中，边疆逐渐处于中外矛盾的焦点，对边疆史地的认识开始突破传统进而进入到学术视野，即所谓的“四裔之学”。结合清代考据的传统，加诸不断对边疆地区的用兵，“四裔之学”成为清代中后期的一种学术潮流，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却成为后来近现代“中国”意识形成的滥觞。

复活首答......

姑且理解本问题为“满族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好了，然而相当匪夷所思的是，对于这个看似并不困难的问题，现有回答却充斥着相当数量的答非所问、隔靴搔痒者，或忙着抖机灵、或忙着站队输出三观，而就是离题万里，实在是怪相。

以我对“人类文明贡献”的定义，我认为最毫无疑问的“贡献者”无疑是科技工作者。满族曾涌现出的大量优秀社科学者与文艺工作者暂且不表，相对而言，满族输出科学家的能力也是较强的。

由于历史上曾一度在占有社会资源总量上拥有优势，且人口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与城市，满族是一个平均文化素质较高的民族，拥有良好的教育传统。现代满族依然是教育传统的收益者，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满族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41（全国平均5.02）、7.11（全国平均6.26）、8.08（全国平均7.6）、9.13年（全国平均8.76），在全国56个民族中排名分别为2、2、2、3（四次第一均为朝鲜族，2010蒙古族以人均9.25年取代满族成为第二）。较高的民族文化水平是产生优秀人才的基础。事实上，满族已经（且正在）在为国家、为世界贡献了大量的优秀科研工作者。1955-2007年当选的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满族院士就有18位，是少数民族中当选院士最多的——现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正是辽宁满族人。

举一些著名满族科技工作者的栗子，既有当选两院院士的学者，也有非院士中贡献较大者，其中部分学者在本领域内享有奠基者的地位：

“天眼”之父南仁东

南仁东研究员（1945.2 — 2017.9.），吉林辽源人。中国天文学家、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射电天体物理和射电天文技术与方法，负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的科学技术工作。

2016年9月，“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前，南仁东已罹患肺癌，并在手术中伤及声带。患病后依然带病坚持工作，尽管身体不适合舟车劳顿，仍从北京飞赴贵州，亲眼见证了自己耗费22年心血的大科学工程落成。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因肺癌突然恶化，抢救无效逝世。25天后，“天眼”首次捕获脉冲星信号。

“嫦娥工程”总指挥栾恩杰

栾恩杰院士（1940.10- ），吉林白城人，是当代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兼国家航天局局长，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项目总技术负责人，探月工程总指挥等职。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白春礼院士（1953.9 —），辽宁岫岩人。白春礼是我国扫描隧道显微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也是国际STM方面较有影响力的活跃科学家之一。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鹏大

赵鹏大院士（1931.5 —），辽宁清原人。数学地质与矿产普查勘探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在学术生涯中，系统研究了矿产勘查中数学模型的应用，建立了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理论及方法体系，以及“矿床统计预测”新学科。1992年成为第一位荣获克伦宾奖章（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的亚洲人。

中国近现代动物学的奠基者秉志

秉志院士（1886.4 — 1965.2），河南开封人，毕生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的生物学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与第一个大学生物系。为中国生物学界培育了大批人才，其弟子中成长为著名专家的数十人，直接或间接受过训练的学生逾千，中国动物学界许多著名的老专家，都是秉志的学生。

秉志院士的研究领域广泛，在昆虫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解剖学、脊椎动物形态学、生理学及古动物学等领域均有许多开拓性工作，对进化理论深有研究，晚年从事鲤鱼实验形态学的研究，系统全面地研究鲤鱼实验形态学，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巴德年

巴德年院士（1938.10 —），吉林四平人，中国免疫学家。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巴德年长期致力于肿瘤免疫研究，与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研究。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因其免疫学的研究有多项成果在国内国际处于领先水平，成为中国癌生物疗法的学术带头人。

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质学家刘嘉麟

刘嘉麒院士（1941.5 —），辽宁北宁人。刘嘉麒院士在火山地质学方面作了大量的系统性原创性工作，他是我国火山和玛珥湖古气候研究领域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查明中国火山的时空分布，并发现多处火山。对中国新生代火山的活动规律的研究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他以途径中国14个省的艰苦野外考察，改变了人们以往认为中国近代没有火山活动的观念。

两栖爬行动物学家赵尔宓

赵尔宓院士（1930.1 — 2016.12），四川成都人，师承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奠基人刘承钊。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亚洲两栖爬行动物学会副秘书长，美国科学研究协会自然科学荣誉学会终身会员，美国加州科学院荣誉院士。赵尔宓从事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50余年，在物种分类与鉴定、物种分布与地理区划、物种资源有效利用、生物与生态环境协同进化等方面研究卓著，为国内乃至世界该领域的顶级权威。

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阎隆飞

阎隆飞院士（1921.11— 2001.1），北京人。中国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农业教育家。1948年发现叶绿体中的碳酸酐酶，1963年他又在世界上首先发现了高等植物中存在类似动物骨骼肌的收缩蛋白，这是高等植物中存在细胞骨架的首次发现和第一个证据，直至80年代仍居领先水平。这一发现，是国际上高等植物细胞骨架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并使中国植物收缩蛋白研究从空白跨入世界先进行列。80年代后，他阎隆飞进一步证明，组成植物细胞骨架微丝的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在高等植物中普遍存在，其结构和功能均与动物的体内的十分相似，揭示动物、植物的运动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发现植物细胞膜上存在膜骨架系统，也是阎隆飞的贡献。

河流动力学专家窦国仁

窦国仁院士（1932.4 — 2001），辽宁北镇人。窦国仁院士在泥沙基本理论研究中，对河流结构、泥沙运动、推移质和悬移质输沙、河床变形等做出较为全面系统的发展。提出了非恒定流不平衡输沙方程式、泥沙沉降的统一公式、河流和河口河床形态方程式等，被广泛应用。发展了全沙物理模型和全沙数学模型。解决了葛洲坝工程泥沙问题，保证了正常通航和发电。提出河床紊流随机理论，使河床水流、减阻流和高含沙流的脉动结构、时均结构和阻力得到了理论上的概括。研究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长江口和黄骅港等泥沙问题，为这些工程兴建提供了科学依据。

航空器寿命专家张福泽

张福泽院士（1936.3 —），辽宁岫岩人。研究方向为飞行器寿命与可靠性，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受力完全是自身平衡的闭环全尺寸飞机结构疲劳试验设备，并为中国空军两个大机群飞机各延长一倍寿命。1986~1995年，张福泽作为我国多系列大机群飞机定寿和延寿的技术组织者，把飞机定寿工作纳入统一的系统工程中。

中国心胸外科的创始人吴英恺

吴英恺院士（1910.5 — 2003.11），辽宁新民人，中国医学家。吴英恺院士开创了中国的胸外科事业，一生主持创建了三所医院（解放军胸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胸科医院、北京安贞医院）、两个研究所、五个心胸外科，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他曾成功完成中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术、中国第一例未闭动脉导管结扎术，1978年组建中国第一个心血管病流行预防教研组，推广心脑血管病的调研防治，提出把心血管病作为中国流行病来研究，并直接推动了“降压0号”的问世，对我国心血管病的控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材料物理学家王崇愚

王崇愚院士（1932 —），北京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钢铁研究总院教授。。主要从事晶格缺陷电子结构与材料组分设计的基础性研究：基于量子理论及经典理论构造缺陷体系电子结构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发展缺陷能量学表述及相关的理论处理模式；以及杂质效应的第一原理研究。提出位错体系电子结构与可测参量间的关联模式，用于探索微观－宏观间的跨尺度关联。研究重点为杂质－缺陷复合体量子效应；揭示化学因素及结构因素的电子效应机制，建立缺陷体系组分选择规则。1988年以来，在国际知名物理学或材料科学学术刊物发表材料缺陷电子结构方面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科学出版社）。在材料科学及电子结构研究方面获两项国家发明奖，5项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及两项全国科学大会奖。

中国电子技术学科建设的奠基人童诗白

童诗白院士（1920.2 — 2005.7），辽宁沈阳人，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开拓者之一。几十年来，童诗白不断研究电子技术的发展，长期致力于电子学学科建设。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高等学校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指导小组组长，中国邮电通信学会通信电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节能应用技术学会第一届主任委员。长期从事电子技术理论教学和电子系统故障诊断研究。撰有《随动系统稳定性的研究》等论文，主编《电子技术基础》、《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等国经典教材。实现了本学科从零到有，从简陋到完善的变换。

中国水土保持学的开创者关君蔚

关君蔚院士（1917.5 — 2007.12），辽宁沈阳人。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环境学家学家，我国水土保持领域的奠基者和开拓者。长期致力于中国水土保持、防护林体系的教学和科研，主持创办了中国高等林业院校第一个水土保持专业和水土保持系，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学科体系。

岩土工程专家刘宝琛

刘宝琛院士（1932.7 — 2017.6），辽宁开源县人，中国随机介质理论奠基人及其应用的开拓者。长期从事采矿工程河岩土工程研究，致力于岩石流变学及岩石力学实验研究，于1978年在中国首次获得岩石应力-应变全图，提出了裂隙岩石通用力学模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开采影响下地表移动及变形计算方法并开发了系列软件。发展创建的时空统一随机介质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建筑物下、河下及铁路下开采地表保护工程。

世界膈神经移位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第一人顾玉东

顾玉东院士（1937.10 —），山东章丘人。中国手外科、显微外科专家。作为中国当代手外科奠基人，顾玉东在手外科领域创造了许多个“第一”。顾玉东是世界上用膈神经移位治疗臂丛神经损伤的第一人；他首创的“第二套供血系统”，使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拇指手术成功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他突破医学禁区，用伤者健侧的颈七神经修复瘫痪的手臂获得成功。这保证了在手外科领域，中国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

金涌院士（1935.7 —），北京人，中国化学工程专家。金涌是国际公认流态化、反应工程领域的领军人物、循环经济领域相关学科发展与实践推动的领军人物。为中国化工领域中流态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和推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金涌院士也是满族两院院士中唯一的清宗室后人。

中国海洋物理学奠基人赫崇本

赫崇本教授（1908-1985），辽宁凤城人，中国物理学家，海洋学家。他是新中国海洋事业的开拓者、中国物理海洋科学主要奠基人，中国海洋科学事业决策的主要咨询人和主要推动者之一。赫崇本先生开创了中国海洋科学教育事业，特别是物理海洋科学与海洋气象科学教育，开门立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海洋人才。

笔者自然无法整理全部的满族杰出科技工作者，一没有足够的水平，二没有闲暇的时间。诸如为我国高出燃烧驱动的氟化氢化学激光器的沙国河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2016年荣获“拉曼终身成就奖”的张树霖教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搞滞模糊系统的稳定性分析和非线性系统的智能控制的关新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院副院长）等等巨牛都还没有说......

最后还有彩蛋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满族科技工作者中不乏“武德充沛”之人。鞠抗捷，辽宁庄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担任过任国家工业部处长、局长，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但是，鞠抗捷是组织抗日大刀队出身的。据说，他在反日军围剿的战斗中还亲自砍死了一名叫森秀树的联队长........

哦对了，利益不相关。我不是满族，没有满族的亲属，也没有满族的前女友~~

满族真是某些国人心中最好的背锅侠，真觉得自己现在过得如此穷困潦倒不如意是因为满清打断了大萌的资本主义萌芽，要不就能赶上工业革命然后出去殖民掠夺然后到处建殖民地搜刮财富喂饱国内，然后现在也能享受下发达国家高福利待遇，坐着躺着什么也不干每个月都能拿几万块钱，各种医保社保各种免费，呵呵，真是想得美。

可惜他们就是不肯认清清朝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不同的事实，都是中央集权、都是皇权专制、都是重农抑商、都是内儒外法、都是孔孟儒学、都是经史子集用着汉字，真不知道没有了清朝他们还能找出什么理由来，可能就要说如果没有姓朱的皇帝还是姓赵的皇帝就好了、或者骂姓赵的干嘛要夺姓李的天下，没准儿最后能推到北京猿人的身上，干嘛不游过太平洋去让他们这些不肖子孙也能享受下美帝的美好生活，反正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技不如人不肯自己去动手改变只想着坐吃山空。

替满族同胞感到悲哀，遇上这么群键盘侠。

@胡扯 的答案极为搞笑，不知是否认真的（还是单纯为了diss民国）。不过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加以反对，特此逐条批驳，以正视听。

一、清末的岁入增长

清末岁入增长主要是推行“新政”的结果。“新政”强化了中央权力，建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但同时也不可能不“增税”，详细内容看论文：清末财税改革研究_王刚

可见所谓“不增税”完全是谎言，即便是原有税收（如关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中国本土经济崩溃（=西方商品的倾销）为代价。岁入增加的另一个来源是借款，其中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就不用多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新政”显著削弱了地方士绅的权力和财富，同时又迟迟不拿出立宪、国会和地方自治来交换，结果是革命党人发难后立宪派士绅迅速跟进。这也是清廷崩溃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并没有什么“阴谋”可言。

另一方面，清末的这种财政收入增长并非随着“辛亥暴乱”而终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政府的岁入还在继续增长，很快就远远超过了清末：

以1银元（1935年之前）=0.72两库平银计算，南京国民政府的岁入和军费支出：

1927年，（岁入下同）10858万两，（军费支出下同）9446万两；

1928年，29707万两，15084万两

1929年，38808万两，17669万两

1930年，51427万两，22435万两

……

1934年，86659万两，27835万两

1935年，96259万两，26064万两

结论：

1、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岁入增长既是横征暴敛的结果（最终很大程度上导致清朝灭亡），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崩溃；

2、清末清廷岁入已远不如人口只有清国数分之一的日本，且差距越来越大，陷入越发展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阱；

3、如果说中央岁入增长（和军费增长）就是“盛世”，那么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1929年远未统一中国时岁入（和军费）就已经超过了清末的清廷，之后也是随着蒋帮名义统一中国的进程而成倍增长，到了1934、1935年更是岁入、军费至少三倍于清末。那么按照胡扯知友的逻辑，南京国民政府岂不是比清末强盛三倍的空前盛世嘛？！怎么就“穷”、就被敌人“打到家里来抢劫”（说的八国联军没有打到北京一样）了呢？

显然，岁入增长不能强国，半殖民地政府岁入的线性增长只能意味着本国经济破产速度和侵略者岁入的几何级数的增长。南京国民政府的10亿两白银岁入、2.6亿两白银军费救不了中国（这一点胡扯知友也承认），同理清廷的3亿两白银岁入、1亿两白银军费更救不了中国。所谓“一百三十万雄兵3700门大炮1亿两白银军费”在同期的日本陆军面前只能笑止，否则为什么赶不走清国驻屯军、为什么还要在日俄战争中“局外中立”呢？难道日俄不是打到清国家里来抢劫了么？！

二、大清重工业“发达”问题

胡扯知友拿汉冶萍来diss民国，可以说是网络反国粉的老套路。

不过汉冶萍在清末商办“繁荣”时期早已沦为一个被日资控制、离开日资就资本抵债甚至不能维持正常生产的企业：从资本关系研究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控制问题

如果这样一个企业也能算是大清的成绩，那么秦晖之流把昭和制钢所算入“民国黄金十年成就”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说汉冶萍是亚洲最大钢铁企业更属于胡说八道，汉冶萍公司鼎盛的1910年产钢也不过5万吨，从未达到过7万吨水平（清末汉冶萍公司短暂繁荣述论）；而同期日本一个八幡制铁所就产钢超过16万吨，是汉冶萍的三倍。

实际上清末中国的钢产量几乎就相当于汉冶萍（还是个被日本控制的企业）的钢产量（1910年最高时5万吨），算上各地土钢也不会超过8万吨，而同期日本钢铁年产量已经超过25万吨，是清国的至少三倍（世界主要国家钢产量(1871-2015)_图文_百度文库）。

在这种情况下，奢谈什么“大清工业可自造一切现代化武器，而且能够自行设计一切现代化武器。根据美国与英国对大清工业的考察，大清工业足够建造战列舰，当时东亚第一强”完全是胡说八道之言。尤其是，大清根本并没有建造任何战列舰，倒是日本已在1900年代自产了多艘战列舰，甚至包括准无畏舰河内型，所谓东亚第一强从何而来？

即便大清偶尔能够小批量仿制乃至自行设计生产一些“高科技武器”（这里就不一一考据胡扯知友列举的那些装备了，只举一例：中国步枪的仿制与研制(四) 中国7.7毫米快利步枪的夭折，该知友大吹特吹的江南快利步枪本质就是一个“山寨机”乃至“攒机”而且根本没有投入批量生产、更谈不上大量装备部队），若不能批量生产（以区区万吨钢显然是不可能，快利步枪的夭折也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也是毫无意义的，否则蒋军在抗战时期还研制战斗机、轰炸机、火箭炮、火箭筒、无后坐力炮等，且手工试作了几架（门），难道这也能证明其军备先进么？

三、大清的军事实力

大清用此步枪与发射同样子弹的汉阳88式步枪（仿毛瑟1888年步枪）逐步淘汰了各种口径的马梯尼枪（英制），林明登边针枪（美制），林明登中针枪（美制），毛瑟1871/84步枪（德制），士乃德步枪（美制），曼利夏步枪（奥地利制），新利步枪（英制），黎意步枪（美制），实现了枪械弹药的制式化标准化，种种事实表明清末的大清军当时实为拥有世界第一流装备水平的现代化军队。

仅从这一段来看，胡扯知友似乎是个军盲。因为他不知道：

1、快利步枪从未批量生产，更谈不上装备部队，“实现枪械弹药的制式化标准化”（中国步枪的仿制与研制(四) 中国7.7毫米快利步枪的夭折）；

2、快利步枪使用的是7.7毫米子弹（英式）或8毫米子弹（与曼利夏相同），而非汉阳造的7.92毫米子弹；

3、迟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汉阳造也未能全部替换北洋军主力手中的曼利夏步枪，更不要说实现什么枪械弹药的制式化标准化；

4、汉阳造所仿制1888委员会式弹仓步枪在清末早已过时，被G98毛瑟步枪等使用弹夹供弹的更新式步枪取代已有十多年，清军此时换装汉阳造何谈“拥有世界第一流装备水平的现代化军队”？！

5、民国时辽厂能批量仿制三八式步枪、巩厂能大量仿制G98K步枪（中正式），均远比汉阳造先进得多，与国际差距也更小；按此逻辑，岂非超一流？

大清帝国末期对外战争的几次失败绝对不是武器与兵力的原因，那不过是因军制不合适和平时期保留战斗力而已，过了几十年和平日子以后，清军的战斗力就迅速下降了，例如鸦片战争前，清军的八旗与绿营整体上是已经太平了200年了，而甲午战争前，清军的勇营军也太平了20年了，所以10门炮干不过对方1门炮，连珠枪干不过对方单发枪的现象实际并不奇怪。庚子拳乱后大清军制业已进入现代化，象是甲午战争与庚子拳乱那样的离奇失败已不大可能再度发生，相信以大清军的装备水平确保国土完全不成问题。

这一段可谓是神论的典范：

1、八旗和绿营太平了200年？拜托，明末全面战争都是1660年代才结束的。之后大清八旗和绿营更经历了平三藩、平台湾、平准噶尔、十全武功、白莲教川楚起义等等，怎么就太平了200年？

2、勇营军在1894年已太平了20年，那1884年中法战争是谁打的？神兵吗？

3、义和团运动后，大清军在“确保国土”方面的所作所为就是旁观日俄战争，坐视日军占领整个满洲并设置军政府，直接导致东北满人普遍认为清廷已经抛弃关外满族，甚至开始有张榕等人亲近革命派！这就是大清“现代化”后“确保国土”的赫赫武功了：完全不打，当然就不可能失败。

四、大清的国家资本和基础建设

从这里开始胡扯知友的答案可谓是通篇胡扯，完全是信口开河。

比如：

大清帝国的工业与科技水平增长同样迅速，大清的西学发展速度极快，清末大学西学教授以及工业技术人员月薪普遍在120两白银以上，高的可达300两白银以上，机器厂工人的月薪也达10两白银以上，而同期1个4口之家只需要月收入半两白银就可以维持温饱。1个正7品县太爷月正俸才3两7钱5分白银，再加上恩俸与俸米，合计也就11两左右，还不如随便1个电气维修工，由此可见大清时代对于科技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机器操作人员来说，那简直就是天堂，这当然就刺激了大清在工业与科技方面的飞速发展。

所谓“一个四口之家月收入半两白银就可以维持温饱”完全是胡说八道姑且不论，胡扯知友在计算县太爷收入时似乎连最基本的养廉银也忘记了：养廉银制度_360百科

大清知县光养廉银就有每年最少400两，相当于一个月20两以上，怎么就不如电气维修工了？

至于：

同时，大清帝国还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国内军工产业，冶铁工业，铁路交通业投入巨额资金。且看下图的铁证，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之后，光军工投资就超过6000万两白银，铁路投资更是超过3.5亿两白银！！！

云云，则更令人发笑。

众所周知，大清的铁路大都是在盛宣怀手中“借款修建”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修建的（另有一小部分是民间筹款修建的），实为外国人所控制，利润亦为外国人所享（铁路进京：清末为何突然“不差钱”_文化_腾讯网）。但即便如此，大清投资和建成铁路的数量，也很难说比民国有什么优势，更谈不上“雄厚实力”云云。

1896—1911年间，大清总共修成铁路9000公里，其中属于大清政府（借款或独立或主导）投资修建的铁路约4000公里，投资3.57亿两白银（大部分是从外国借款）。而1931—1937年间，国民政府通过内外举债，投资1.79亿美元（按1934年价格计算，相当于3.97亿两白银；即便以1935年的超高银价计算，也相当于2.67亿美元），修成铁路3793公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铁路规划和建设_马陵合.pdf）。

可见，民国在铁路投资和实际建设方面并不落后于清末。考虑到清末对其他事业的建设费不超过1亿美元，我也就不拿出蒋政府对其他实业（主要集中在军需产业）的广泛投资来进行比较了。

结论：清末15年间国家资本对基础建设的投入，仅仅与国民政府7—8年间的投入相当。

五、大清的“社会福利”

看到诸如下列的言论，只能认为胡扯知友确实是在胡扯了：

大清不但在工业与科技方面发展迅速与时代同步，而且在农业发展，社会福利，赈灾体制方面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成就不但是此前闻所未闻，就是现在的中国在这些方面也有相当一部分还不如大清。

除此之外，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1、所谓大清人口稳步增长

大清在1852年人口就达到了4.4亿，为什么到1870年就只剩下3.5亿，直到清末才重新达到1852年的水平。这和之前的历朝历代有什么区别？

明末人口就一度达到2亿人，之后被大清所赐到康熙初一度锐减到6000万，但也没有“减少到一两成”，更谈不上沦为“非洲部落”。

2、所谓大清不破坏文化

可惜清末恰恰是民不聊生，盗墓猖獗，特别是殖民者残与盗墓，掠夺了中国不计其数的珍宝。不过也多亏了这些洋大人，让我们得以狠抽清粉的脸：法国人拍摄的清末盗墓者_秦岭白云飞渡_新浪博客

3、所谓大清末期颇有作为

确实，末期眼睁睁看着两列强在自己国土上打架的国家是不多见。

此外胡扯知友对于医学似乎也缺乏基本常识：肺鼠疫并非“1911年地球上新出现”的病症，而只不过是鼠疫发展的三期症状中的第二期（什么是肺鼠疫？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蔡晧东-财新博客-新世纪的常识传播者-财新网）。难道14—18世纪鼠疫全球大流行期间，数以亿计的死者中没有一个人的鼠疫病症从第一期腺鼠疫发展到了第二期肺鼠疫？

六、大清的各种“第一”

诸如此类手工业式的发明、创造乃至仿制实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能批量生产的“第一”在民国时期也有不少。

诸如中国国内制成的第一架飞机：中国的第一架飞机是谁制造的_百度知道，还是由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军制成的。能不能用它来证明大清无能，只有革命者才能造飞机呢？

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拿民国时期江南造船厂修造万吨轮一事来“证明”大清的功绩：

我大清留下的江南造船厂，早在1918年就能国产万吨巨轮，而且质量良好，出口美帝，直到二战期间依然在执行运输任务。大家知道中国第二艘万吨巨轮是什么时候下水的吗？隔了整整40年之后，1958年才在大连造船厂下水，还是外国援建的！

大清的造船厂，在大清时期不能制造万吨轮，到了民国才能修造，这居然还是“大清”的功劳了？

那么今天江南造船厂能造055型大驱（巡洋舰）甚至能造新型平甲板电磁弹射航母，难道也是大清朝“留下”的功劳吗？！如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逻辑，真可谓滑稽至极。

顺便一提，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建造的“国产”万吨轮完全是用美国设备、美国原材料按美国设计图纸建成的，充其量叫“来件装备”，不仅属于“援建”，而且国产化水平远不如1958年的“跃进”号。不过就是这样的成绩，也是民国时期而不是清末取得的。

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纯国产万吨轮，已是1965年交付使用的东风号了：东风号_百度百科

七、清末的宏大海军计划

清末萨镇冰要买战巡，民国时期陈绍宽还要买航母呢：中国航母梦:陈绍宽首次提出造航母_【快资讯】

同为闽系海阀哭穷骗预算的伎俩，师徒俩难道还有什么差别么？

而且，前文说大清可以自造战列舰，后文又说非外购不可，这岂非矛盾？

再者，就算真买了，也赶不上人日本自己造河内型，跟南美的阿根廷、巴西一个水平罢了。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至于民国的军费，上文已经列出了。捷克式不够多，并非是因为军费不如大清国。反过来，大清国末期的军费连十个北洋主力镇（至于“二十多个陆军师”里的其他十多个镇是什么货色，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都装备不了。民军一起，捉襟见肘，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至于说民国决战南京，难道大清在1860年、1900年……不是决战北京么？难道面对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乃至甲午战争中准备突入直隶平原的日军，大清老百姓不是跪在路边？

综上所述，所谓“政治开明（实则专制），经济小康（实则破产），国民富裕（实则贫穷），税赋轻微（实则沉重），军备强大（实则弱小）的王道乐土”根本就不存在于大清，尤其不存在于清末（特别是1895—1911年）的大清。清末大清挟全国之力行新政，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也不过相当于25年后实为“七省联帅”（按）的南京蒋记国民政府的三分之一。面对外国列强，两者的无力也就可见一斑了。只有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扭转这种局面。

话说回来，即便大清在某个位面真是如此吊炸天的强国，跟本题也毫无关系啊：难道大清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以汉族为主（当然也包括许多满族）的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吗？那么多“第一”又有几个是满族人取得的呢？

（按）

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仅有嫡系军队，无稳固的直辖地盘，甚至在1927年下半年一度被桂系赶下台。

嗣后蒋帮在第二次北伐中挟中央名分、黄埔军势和上海金元，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兼并各军，消灭了浙军，将苏军旧部排斥到陈调元主政的安徽，又获得江西朱培德献土，乃得以直辖江苏、浙江、江西三省。

中原大战后，通过一些战后处分，将势力渗入湖北、河南、甘肃、福建等省份，布局全国，中央地位日益稳固。

1932年借陈调元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惨败的机会，削平盘踞安徽的直系苏军余孽陈调元，得以直辖安徽。

1932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击败红二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后，基本控制湖北全省。

1934年通过福建事变削平粤军旁系十九路军，得以直辖福建。

1935年通过追击红一方面军削平王家烈，得以直辖贵州。

至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直辖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安徽、福建、贵州等七省，另外还控制了河南、甘肃等省的部分地区以及名义上的省政权。直到西安事变，基本上保持了这个格局（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则又利用杨虎城的失败控制了陕西省的大部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