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何大顺政权对满清没有丝毫的防御准备?

回答
关于大顺政权为何对满清没有丝毫防御准备,这是一个历史研究中颇具争议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没有准备”,而是需要细致地剖析大顺政权建立时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李自成等领导层的战略考量以及当时客观存在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大顺政权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年的农民起义和与明朝军队的殊死搏斗。在李自成率领大顺军一路摧枯拉朽,最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的这段时间内,其主要敌人是腐朽没落的明朝统治者及其军队。大顺军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甚至是武器装备,都是围绕着与明军作战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目标是推翻明朝,建立一个新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满清作为关外的一股势力,虽然一直存在,但其威胁程度在当时的大顺军看来,可能并不如近在咫尺、盘根错节的明朝统治那么紧迫和直接。

其次,从战略视野的角度来看,李自成和他的主要谋士们可能存在对满清实力的认知偏差。明朝末年,关外满清确实在迅速崛起,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军事实力和组织能力。但对于长期处于内陆、与关外鲜有大规模直接军事接触的大顺军而言,对满清的了解可能更多是道听途说,或者基于有限的情报。他们可能低估了满清军队的战斗力、纪律性以及其在统一关外各部后所形成的强大合力。

第三,大顺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的内部问题远比外部威胁更为严峻。攻克北京后,李自成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城市满目疮痍,财政枯竭,民生凋敝,官员腐败,八旗军队虽然明面上已被击败,但其在京城的残余势力以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明朝残余力量仍然构成巨大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大顺政权内部出现了分裂和动荡。一部分起义军的将领在享受胜利果实的过程中,滋生了骄奢淫逸之风,与起义初期艰苦朴素的作风大相径庭。例如,军中出现了“跑马、卖马,破营充栋”等腐败现象,这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原先明朝降臣的加入,也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这些人往往心怀叵测,缺乏对新政权的忠诚。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李自成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来稳定局势、整顿内部,而对于“尚未进入关内”的满清,其防御准备自然就显得相对滞后。

第四,李自成在攻克北京后,曾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满清。例如,他曾在北京召集明朝旧臣,试图拉拢他们,并征求他们对如何防御满清的意见。他还任命了吴三桂的父亲吴向斗为总兵,试图通过吴三桂来制衡满清。然而,这些措施的成效有限。吴三桂本身就与满清有着复杂的关系,而他父亲在京城也成为人质,这一切都让他在是否联合满清的问题上,拥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最终选择了引清兵入关。

第五,历史上的军事行动往往受到地理条件和后勤补给的制约。满清作为关外势力,要大规模南下,需要克服山海关这一重要的军事屏障。在李自成攻克北京的初期,山海关仍然由吴三桂控制。他是否能凭借一己之力坚守住山海关,或者他是否愿意与大顺军合作共同防御满清,是当时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李自成在缺乏足够信息和有效手段的情况下,可能低估了吴三桂手中掌握的这把关键的“钥匙”。

最后,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准备”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大顺政权并非完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例如,李自成派兵去攻打山海关,试图夺取控制权。但这些行动的力度、时效性以及战略的清晰度,与满清精心策划的南下行动相比,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且,满清并非孤军深入,而是有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内应,这使得他们的进攻具有了极大的突然性和优势。

总而言之,大顺政权对满清未能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并非简单的失误,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包括对敌人实力的误判、内部政权的极度不稳定、战略重点的偏移以及地理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当李自成还在北京仓促巩固政权时,满清却已经在关外集结重兵,并利用了明朝覆灭后产生的权力真空和内部矛盾,最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了主导中国历史走向的力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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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是防范程度很低,他派出接收山海关的仅有唐通部八千人。山海关大战以前,李自成对清军的概念就是:“不就是关外的鞑子吗,老子在陕西的时候没少教训他们。”

以李自成当时掌握的情报,他未见得能理解清朝和他熟悉的“套虏”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对于长城外的敌人的理解就是骑射强悍,来去如风,凶猛善斗,这样的敌人他并不怕。李自成时代的蒙古人已经很衰落了,没用严格的纪律来组织,光靠个人的骁勇是无法和中原王朝的主力军团正面对抗的。明军之中有大量的蒙古人服役,李自成也没少击败和收编他们。闯军从来没有和清军作战的经验,被李自成吞并的袁时中倒是在海州之战中和清军交战过。然而袁时中打的也是跟着清军入关劫掠的外藩蒙古,依然是陕西明军熟悉的老对手,被纪律严明的袁营轻易吊打了。

李自成招降的明朝降将之中,倒也有一部分人真正了解清军的实力,比如说白广恩、唐通、马科,他们都是松锦大战的幸存者,但是以这些货的人品,显然也不可能秉忠直谏跟李自成详细解释,以他们的水平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战略眼光。真正忠于李自成的白邦政、郭升等明军降将,偏偏又都是从来没和清军交过手的。这也正常,因为既忠诚又和清军作战的明军将领根本活不到1644年。

所以直到山海关大战前,清军在李自成眼中也就是河套蒙古的威力加强版,和猛如虎、虎大威这些明军中蒙古将领的亲兵家丁差不多。在他看来,既然明军都能抵挡清军这么多年,顺军当然更能了。正因为李自成低估了清朝的实力,所以他也错判了吴三桂的行动,李自成误以为自己比清朝更强,那么吴三桂理所当然会像其他明军将领一样投降大顺。吴三桂有可能不投降这件事,李自成也不至于一点考虑都没有,但是他的想法是:吴三桂不降就弄死他。实际结果也证明,吴三桂根本抵挡不住李自成主力的攻击。

清军在松锦大战中干掉了李自成的老对手洪承畴这件事,李自成自然是知道的,但是这在李自成眼中也并没有太了不起,东虏能歼灭明军主力,我也一样能,现在闯军和明军合流了,怎么可能打不过东虏呢?跟着洪承畴参加山海关之战的八总兵之中,唐通、马科、白广恩这仨已经是李自成的部下了;王朴在崇祯六年就是农民军的手下败将;杨国柱在巨鹿之战的时候扔下卢象升逃命,除了最后战死之外几乎没啥值得称道的表现;曹变蛟的叔叔曹文诏死在李自成手里,当时曹变蛟也在场,也没见他力挽狂澜;王廷臣履历不多就不提了;吴三桂在山海关和李自成打了一天就扛不住了。至于祖大寿所部,崇祯十年的时候李自成就在铁索关之战大破祖大寿的兄弟祖大弼。马科、祖大弼、曹变蛟这些人,的确曾经是李自成的劲敌,虽然李自成打败过他们,但是他们也都打败过李自成,堪称对手。可就算汝州大战的时候孙传庭麾下有他们在,难道孙传庭就能赢了?是曹变蛟能变出粮食,还是马科能阻止崇祯瞎指挥?李自成的胜利关键不是靠有多少“精兵猛将”,而是他给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更好的军饷和补给,提供了更好的出路,有更严格的军纪,有更廉洁高效的官府,当皇帝的不给自己的将军拖后腿,文官不会给武将掣肘。哪怕汝州之战是洪承畴带着松锦之战的那十三万明军来打,该病倒一样病倒,该饿趴下一样饿趴下,该作死一样作死。大明从来也不是输在没有精兵猛将,而是输在朝廷既无法给军队提供后勤,也无法给军人提供前途,更不能有效地约束指挥他们,还有一堆外行瞎掺和。洪承畴的确曾经是各路反王最可怕的敌人,然而自从李自成在河南崛起,成燎原之势,就不是靠某个有能力的大臣或某些精锐部队就能阻止的了。

综上所述,洪承畴的失败并不足以引起李自成的警觉,因为李自成当时已经多次歼灭过明军主力了。大明朝烂透了,它的军队的崩溃是无可避免的,洪承畴算是好的,宣大昌平等地的明军干脆就是蜂拥投降。李自成并不知道松锦之战的具体过程,唐通、白广恩、马科这仨货为了自高身价,没准还会吹嘘自己在松锦前线如何英勇杀敌,全因为崇祯皇帝盲目催促,吴三桂、王朴等人临阵脱逃才导致大军覆灭,他们又如何奋力突围。而且以李自成和蒙古人打交道的经验,这番说辞可信度很高。所以以李自成掌握的情报,最多把清军的实力估计到和自己半斤八两的级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的确不可能好好的大顺开国侯爵不当去当汉奸,山海关这样的雄关险隘,唐通以八千人守御也就足够了,就和顺军在甘州、宁夏、榆林等地防范蒙古人的措施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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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对满清有一定的防范,但力度不大,对满清的威胁性意识也不足。

这个其实有也皇太极的因素在里面,没想到吧…

一般人们都知道多尔衮致书李自成想要联合灭明,但其实这个政策最早是皇太极提出来的。最早天聪七年(崇祯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在筹备再次绕道入明的时候就有了联合农民军的想法,他计划进入明边后按照己巳之变的路线进攻通州,在京京畿地区~山海关之间再次驻兵防守,拿下一个地盘当钉子,同时致书农民军表达善意,并侦查农民军是否能打下一片地方长久驻守,这样更利于联合。而这一年张妙手、满天飞、闯塌天、邢红狼、李自成等农民军正在豫北跟集结的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京营三四万官军作战。皇太极在八月初一日接到宁锦等地明军抽调部队入关后便召回旅顺叶托、得格垒二部准备征明。

在派兵入口后,甚至亲自下令对于明朝治下百姓则杀其人毁其城,要是碰到农民军就说你们是被逼造反,我们也是被逼造反,大家都一样,并三令五申对于农民军要加以抚慰,不能交恶,更不能杀其一人。除非遇到主动进攻的,比如小袁营这种,那还是要打的。


皇太极整的还是挺成功的,在天聪八年的大同宣府之战中可能就有一支农民军和清军联合作战,但因为原文字数缺漏太多,所以没找到这股农民军的具体信息,不知道是哪部,也不清楚是已经联合了还是计划联合。

皇太极如此行为当然不是善心大发,而是有很明确的战略考虑,即:西边常有流贼作乱,更加我兵骚扰关东,顾此失彼,进退两难。


所以,李自成对满洲威胁性意识度不高也是有原因的,就是清军一直没有对农民军表达出明显恶意,多尔衮致书李自成也不过是延续皇太极做法罢了。问题在于多尔衮的书信里已经比较明显的表现出对中原存在野心了,李自成没有重视是个错误,当然,这封书信也可能没被送到李自成案前。

作为皇汉,我也是很欣赏皇太极的,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在明末惟有此人能称得上雄才统帅,满清能成事起码80%要归功于他。说的过分一点,对比之下什么崇祯、林丹、李自成、张献忠,简直猪狗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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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跟 @项天鹰 大体相同,但还是少有差距。

先说结论:李自成也许确实不知道清军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了东亚最强的水平,但他多少听说过清军入关和消灭洪承畴的事情,因此对清军作过一般程度的防范。

李自成东征时的老本兵力(指李自成本人转战河南湖广的嫡系部队,以及部分崇祯十年左右在李自成翻雪山过草地战败后被朝廷收编又在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失败后回归李自成的旧部)十万人左右。之后,他在大同、宣府、蓟镇等地都收取了当地武将精锐家丁,更换以自己的部分老本将兵驻防:在大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所部万人、在宣府留下了黄锭(后来又南下接管漕运的制将军白邦政调回宣府,因其做过宣府总兵)所部六七千人、在蓟镇留下了制将军刘忠等所部六七千人、在天津留下了白鸠鹤所部六七千人、在真定留下了节度使马重禧所部六七千人。这一配置是为了迅速接管明朝留下来的各镇堡寨兵恢复长城沿线的防御,从之后清朝接收点验的绿营实在兵力来看,李自成基本上是每镇以一名老本监督三四名降兵(而且老本相对集中于镇城和协路城)。这样就分出三四万老本去控制了十多万的明朝降兵。

(当时,在黄河以北的河南北三府即怀庆、卫辉、彰德地区,还有果毅将军刘汝魁带都尉王进才等老本六七千人防御;在太原有制将军陈永福、节度使韩文铨所部万人防御;在黄河以南的河南开封地区有陈德所部数千人防御,在洛阳和南阳地区另有李好等上万人防御,在汝宁有绵侯袁宗第带左营两万老本平叛收复失地;在西北地区,有权将军田见秀包括四万以上老本的八万左右的军队防御;在湖广地区,有安乐白旺跟襄阳路应标合计三万老本防御;诸如此类跟边防关系不大的就不细说了。)

随后李自成为了京师的正常运作,派前柳沟镇副将郭升带三千降兵前往平定山东、前总兵白邦政为督饷带三千降兵送漕储使方允昌前往接管明朝的漕运系统、前宁夏镇花马池营副将董学礼为淮镇制将军带三千降兵送徐淮节度使吕弼周和徐州防御使武愫等文官前往平定两淮地区。这样做的目标就是为了获取粮食、食盐和金钱了。但是可以看出,被派去执行这些任务的兵力总共只有三个降将和九千名降兵,且除了董学礼和吕弼周轻敌大意被南明淮安巡抚路振飞击败外,其他两路基本完成了任务;而与之相对的是,李自成却是集中包括主力的二十万大军留在北京一带准备对抗岱清,显然不能说对岱清国没有丝毫的防范了。

这个时候岱清方面在三月发现宁远的守军不战自退(前一年冬天曾在吴三桂指挥下大败来犯的六万清军)估计明朝已经陷入困境,开始讨论集结兵力入关。根据《顺治实录》可以知道,三月底时多尔衮和范文程还不知道北京已经被大顺军占领,依然在讨论抢先拿下北京挟持崇祯逼迫崇祯“借清兵讨贼”从而入关的计划。四月初,清军启程,但此时的目标是跟前几次破口一样绕道蒙古,从蓟镇入关。这说明,李自成之前分散老本兵接管各镇降兵的部署是很有针对性的,如果继续按双方此时的部署打下去则会重复过去几次岱清兵入关的战局,岱清的六七万军队需要先突破两三万镇兵拦截,而后在北京郊区跟八到十万乃至更多(如果西北等地顺军奉命来支援)决战。从次年陕北之战来看,如果发展到这种局面,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四月中行至蒙古喀喇沁地方时,多尔衮终于得知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占领、崇祯已经死亡的消息,开始跟洪承畴讨论北京的流贼如何如何。洪承畴此时对大顺军的战斗力也没有正确的估计,而是按照崇祯十年、十一年跟李自成交战的经验信口说,大顺军战斗力不强大、拖家带口、不会守城、除了利用关隘伏击外只会逃跑,等等,还建议多尔衮要部署强大的包抄追击部队以防李自成主动逃跑追之不及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对顺军也不可能有什么正确认识,只能是轻视顺军。想来,顺方对清方的估计也差不多。

这时候,李自成决定把吴三桂的主力调离山海关,而以唐通的七千昌平兵接管(注意山海关本身有高第的一万关兵,应该还有吴三桂四万人里没带走的部分兵力)。李自成作如此部署,可能是计划让吴三桂去征讨南明控制下的南方(一如他派马科护送黎玉田接管四川,并且当时天津的白鸠鹤也在布告里提出要南征南明),但也不排除是计划利用吴三桂在明军中首屈一指的实力为未来在北京附近与清军决战作准备。

但是吴三桂在途中听信不可靠的谣言,改变计划背叛大顺,驱逐唐通重新控制了山海关关城。这个时候,李自成发现自己的计划出现了致命漏洞,但他此时即便得到清军出动的情报,也会判断清军主力并没有向山海关进发:此时清军按战前计划应分为两支,主力六七万人绕道蒙古向蓟镇而来,偏师一二万人携带红衣大炮由辽西走廊正面逼近山海关以配合入边的主力,但后者或许并无野战能力。因此,李自成就算知道岱清大军已经出动,显然也不可能认为清军会跟吴三桂在短期内合流,那么自己先打弱敌夺回山海关重建长城防线无疑才是上策。

最后李自成留下刘芳亮、李友率老本万人镇守北京,带领五万老本跟白广恩、唐通所部降兵合计六万多人出击山海关。抵达山海关之后,李自成派制将军白广恩、唐通所部一万多降兵绕道出边,警戒和阻击清军可能的援兵,自己带领五万老本对吴三桂的五万守军发动攻击。李自成此举,可能是估计清军主力远在蓟镇边外,最多有偏师前来救援;而白广恩、唐通都参加过松锦大战,白广恩还曾带五千人突围成功,估计他们就算不敌清军阻挡一时大概还没有问题。然而,他低估清军的机动能力,四月十五日多尔衮在翁后接吴三桂求援后,四月二十日至辽西走廊的连山一带会合原来分路行动的偏师,得到吴三桂再度求援并得知李自成抵达山海关之后,清军一日夜行军两百里,抵达距离关城十里处。次日晨,清军又抵达距离关城仅两里的威远台。

此时,李自成派往一片石边外的唐通、白广恩何在呢?他们是被清军击败后自行逃走,还是陷入跟吴三桂牵制部队的战斗未发现敌人(一片石在威远台差不多正北十多公里的地方)呢?从事后唐通八月间退至山西保德州叛变、白广恩次年在李自成撤出西安时叛变来看,这二人并未当场叛变,但也谈不上多可靠。不过,即便他们发现清军并且报告了李自成,此时李自成也已经无法撤退了:大顺军在二十二日晨经过一天血战才拿下北翼城,此时再在强敌面前撤退显然已经不可能。因此,李自成唯有选择稍微后撤,跟入关的清吴联军展开野战。此时,联军兵力在十万以上,且以逸待劳,大顺军兵力不足六万人且激战一天后人困马乏,因此在交战后很快失败。清军追亡逐北,大顺军损失超过半数。

大顺军在山海关附近损失主力后,被迫撤出了北京。先前投降大顺军的长城沿线各镇也纷纷发动叛乱,白邦政、黄锭、张天琳等人相继被杀,他们所带领的接近三万大顺军老本也在叛乱中损失掉了。十万东征的大顺军老本兵,约三分之二损失在北京附近。此后,大顺军不得不主要依靠西北和中原的军队来对抗大清了,相反大清却收取了北京附近的十多万边兵。

结论:李自成模糊地知道清军的实力,并执行了相应的对策。但是,李自成误判了吴三桂的动向并低估了清军的实力,最终导致了山海关大战的失败。而山海关失败后,本来稳妥的对策也变成了致命的失误,进一步削弱了大顺军老本的实力,让大顺军陷入了严重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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