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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为什么对满清认识不足?

回答
李自成对满清的认识不足,这绝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不是某个单一同源的错误。这背后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从他早期的农民起义生涯,到他最终进京,再到兵败山海关,每一步都折射出他对这个来自关外,却日益强大的力量的判断失误。

一、 起义军的天然局限:生存第一,战略其次

李自成最初的身份是一名驿卒,他的起义,很大程度上是底层人民在残酷压榨下爆发的反抗。对于一个长期处于生存线上,时刻面临着饥饿、寒冷和官兵围剿的起义队伍来说,首要任务是活下去,然后是壮大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战略眼光往往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压缩。

对满清的认知模糊: 在起义的早期,明朝的中央政府才是他们最直接、最严酷的敌人。虽然满清作为辽东的势力,早已为明朝所忌惮,但在关内的反抗军眼中,满清的威胁感并没有如同明朝官府那般直接和刻骨。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摆脱明朝的追捕,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如何在各地建立根据地。满清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文化习俗,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对于一个以生存为第一要务的农民起义军来说,是相对次要甚至是不被关注的。

“天下已乱”的认知误区: 随着起义的节节胜利,李自成和他的队伍自然会认为天下已经大乱,明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狂热情绪,很容易让人低估对手,尤其是那些看似“外来的”、“不属于中原汉人政权”的对手。他们可能倾向于将满清也视为明朝内部腐朽统治的又一个衍生物,而没有深刻认识到其作为一种不同于明朝的政治、军事实体所带来的特殊性。

二、 战略决策中的“短视”:优先解决眼前强敌

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自成将大部分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到了与明朝官军的对抗上。这是他成为“闯王”的必然路径,也是他赢得农民支持的关键。

“先灭明,后御虏”的惯性思维: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中,尤其是对于农民起义而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往往是后期或者在外部威胁确实成为主导时才会真正浮现。李自成及其幕僚,作为饱受明朝压迫的群体,其战略重心自然是放在如何推翻明朝统治上。满清虽然在辽东活动,但对于深陷中原腹地的起义军来说,其威胁感在短期内并没有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存亡和壮大。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先解决了明朝这个“病入膏肓”的政权,再来处理满清这个“边患”,会是更有效的战略。

对满清力量的低估: 尽管满清在辽东地区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这些信息传递到关内起义军耳中时,很可能被过滤、被简化,甚至被选择性忽视。农民起义军的作战方式和军事思想,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中原传统的军事范畴。他们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满清军队的弓骑兵战术、严明的纪律、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以及其在军事组织上的先进性。他们或许仍然用对付明朝那些腐败、散漫的官军的经验来衡量满清,这是一个致命的误判。

三、 政治和文化隔阂:难以深入理解的敌人

李自成是农民出身,他的政治经验和战略视野,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建立新政权而展开的。而满清,是一个在文化、政治、民族构成上都与汉族政权存在显著差异的政权。

对满清政治制度的陌生: 农民起义军的核心诉求是“均田免赋”,是解决饥饿问题,是获得政治上的尊严。对于满清的八旗制度、旗人社会、以及其统治模式,他们可能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们或许将满清视为另一个“外族”政权,但未能准确把握其组织严密性、统治的有效性以及其扩张的内在驱动力。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隔阂: 农民起义军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压迫的朴素愿望,缺乏一种能够对抗满清那种基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强大凝聚力的意识形态。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满清为何能够团结起不同的民族,为何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统治体系,这种理解的缺失,使得他们在制定对抗策略时,显得捉襟见肘。

四、 进京后的决策失误:被胜利冲昏头脑?

李自成攻入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对满清的认识出现了更明显的偏差。

“天下已定”的错觉: 攻克北京,意味着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对于许多起义军来说,胜利似乎已经触手可及。这种巨大的胜利,很可能让李自成和他的部下们产生了“天下已定”、“万事大吉”的错觉。他们或许认为,满清不过是明朝灭亡后,在中原争夺中一个潜在的挑战者,而当时的明朝军队已经被他们击溃,汉族内部的反抗也告一段落,他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反明”转向了“治国”。

对满清战略动向的判断失误: 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李自成将其视为“汉奸”的个人行为,以及吴三桂与满清的勾结。他可能低估了满清迅速响应并出动主力救援的决心和能力。他可能没有料到,明朝的灭亡,反而为满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合法性”和“介入”的契机。在许多分析中,李自成试图在北京进行政治改革,安抚民心,这虽然是必要的,但可能也消耗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他无法集中力量应对山海关方向传来的更加严峻的警报。

对山海关战役的战略重心判断: 山海关战役的胜败,直接决定了李自成政权的生死。然而,他在这一关键时刻,未能有效地将主力集结在山海关,而是将一部分兵力留在了北京,或是在调动上出现了延误。这反映出他对满清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以及对战场局势判断上的不足。他可能认为,即使是在山海关,凭借其已有的兵力,也可以与明朝降清的部队以及满清的先头部队周旋,而未曾预料到满清八旗精锐的强大冲击力。

总结来说,李自成对满清的认识不足,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出身和经历的局限: 农民起义军的天然属性,使其战略目光在早期更多聚焦于眼前的生存和反明。
信息不对称和误判: 对满清军事、政治、文化的了解深度不够,容易对其力量和意图产生低估。
战略重心转移的失误: 在推翻明朝后,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重心,将应对满清作为首要任务,反而被眼前的胜利和内部事务所牵绊。
政治经验和视野的限制: 缺乏与满清这样一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军事力量较量的丰富经验。

正是这些综合性的“认识不足”,使得李自成这位强大的农民领袖,在面对同样强大但组织更严密、战略更清晰的满清时,最终功亏一篑,未能完成其建立一个稳固的汉族政权的宏图。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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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崇祯不断调动本来应该抵抗清朝的军队来对抗农民军。

太行山阶段围剿农民军的几支主力部队中,曹文诏原本一直在辽东,崇祯三年的时候调回了内地。左良玉原本在昌平,邓玘虽然是川军出身,但一直驻守蓟镇。

农民军冲入河南之后,崇祯进一步调集关宁、蓟镇、天津兵马进入内地。尤世威从昌平调防潼关,然后军队染疫,被李自成吊打。后来在扬州殉国的刘肇基,也是在这一时期从辽东前线调到了内地。

这些人还不够,崇祯又调了祖大弼、祖大乐、祖宽所部入关,祖大弼任宁夏总兵,支援关西,祖大乐和祖宽支援关东。但是他们的表现嘛,也就那么回事,崇祯十年五月,祖大弼在川陕交界的铁锁关被李自成打得死伤大半。

戊寅之变的时候,刚刚打败农民军的孙传庭带着秦军勤王,但那时的秦军在之前和农民军的战斗中已经损失很大了,再加上瘟疫流行,达到了“十病六七”的程度,孙传庭带的人里,还有很多是刚刚投降的农民军,比如说张天琳、高汝利、刘忠等人。

从李自成的视角来看,连张天琳和高汝利都能把入关的清军赶出去,清军还能厉害到哪去?

后来松锦大战时,洪承畴部下的八大总兵有五个是闯军的老对手。

曹变蛟算是比较厉害的,但也就是和闯军半斤八两,当年湫头镇之战的时候,闯军消灭过他的叔叔曹文诏,对他也不可能有什么畏惧心理。

白广恩本身就是个农民军的叛徒,三流货色,要不是靠熟悉农民军的情况,出卖兄弟,根本混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王朴当年在太行山和闯军作战时,把曹文诏、左良玉、邓玘等友军气得半死,他纯粹是个拖后腿的猪队友,连左良玉都有资格嫌弃他。

马科是李自成起兵之初就遇到过的老对手,打过不少交道,他麾下的青海骑兵固然很能打,但也就是和曹变蛟半斤八两的程度。此时闯军已经今非昔比了,打败马科这种人不成问题。

唐通也出身秦军,和张献忠打过仗,后来就调到宣府去了,和李自成的接触比较少,就算有接触,以唐通的德行也不可能让李自成有什么警惕。

本来还应该有左光先,他才是之前对李自成作战时取得最好战绩的明军将领,但是他和洪承畴不和,被洪承畴赶走了,用白广恩代替,此时已经变成闯军的争取对象了。

清军歼灭了洪承畴部,李自成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李自成在中原大战明军,先后歼灭了傅宗龙、汪乔年、丁启睿、杨文岳、孙传庭五大总督的兵马,消灭、收编明军数以十万计,猛如虎、虎大威、陈永福、高杰、刘国能、李万庆、张国钦、郑嘉栋、牛成虎、左勷、萧慎鼎、左良玉、杨德政、方国安、刘光祚等明军将领被打得大败亏输,降者如云。清军大破洪承畴,斩首五万,对于李自成来说,还真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松锦之战中,明军虽然有很多投降的,但也有很多人选择死战到底。锦州被围到人吃人才投降,塔山的七千军民宁肯自爆与清军同归于尽。相比之下,陕西、河南、山西的明军则是争先恐后地大批向李自成投降,肯为明朝尽忠的只有少数高级军官而已。毕竟投闯又不用剃头,跳槽到一个按时发工资的皇帝那里有什么不好。

那些从松锦大战中逃脱,后来又向李自成投降的明军将领,会怎么描述松锦大战呢?白广恩、马科、唐通这三位,肯定是吹嘘自己如何奋勇杀敌,突出重围。唐通多半还会说,明军将士无不盼大顺如旱苗盼春雨,只要给我几万两银子,我凭三寸不烂之舌,定说得吴三桂倒戈卸甲,以礼来降。

然而,真正有气节的那些人,在松锦大战中差不多快死绝了,跟着吴三桂跑回来的,只是一帮吓破了胆的残兵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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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上帝视角要求古人。

正式接战之前,农民军唯一靠谱的判断后金战斗力的方法是通过明军来估计。

有点像那个美国和志愿军都通过国军战斗力来估算对方战斗力的老段子一样…

你们毕竟是老对手了,虽然常年被人揍,但也是对抗了多年的,我料敌从宽,把他们战斗力评估成你们两倍…三倍…总够了吧…

不是后金太能打,实在是明军太拉胯。

另外其实后金胜利是充满偶然性的,同样条件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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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1)李自成当然知道辽饷是征收来干嘛的,但朱家人不知道

《万历会计录》记载,明朝一年岁入仅1800万两,其中550万两要用来支付藩府俸禄。而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加派也就500万两。

朱家人坐吃山空,醉生梦死,白拿的钱财远超辽饷。

都到了国家危亡的地步了,朱家人还不知死活,不肯放弃吸血国家,逼迫国家向底层百姓加派辽饷,直至三饷,最终酿成了全国人民大起义。

可以直观看到的是,面对清军虎视眈眈,朱家人却都毫无大义可言,还继续醉生梦死。明国是朱家人的家天下,朱家人压根都不关心明朝的死活,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朱家人没有把堆积如山的粮食和钱财捐献出来给饥民,然后自己乖乖在家饿死。这也就算了,居然还要继续吸血明朝财政。

至于李自成和那些饥民,他们又不姓朱,朱家亡了,关他们屁事。

(2)李自成当然知道围剿他的明军被调去围剿清军,但朱家人不知道

所以,李自成围攻洛阳的时候,有人劝福王朱常洵把粮食和钱财拿出来发给守城的士兵,居然被拒绝了。

最后李自成攻破洛阳,从福王府中搜出堆积到腐朽发红的粮食,堆积如山的金银,这么多的粮食钱财,朱家人居然都不愿意拿出来发给饥肠辘辘的守城士兵。最后全部送给了起义军。

张献忠围武昌之际,有人劝楚王朱华奎拿出钱粮来发给守城士兵,结果被拒。

朱华奎说,”小王别无钱财,只有椅子一把。”最后起义军攻破武昌,从楚王府中搜出的金银堆积如山。装了整整数百车

张献忠围成都,守将劝蜀王拿出钱财募兵,结果被拒。

蜀王说,“小王别无钱财,只有大殿一间”。结果张献忠破成都,从蜀王府中搜出无数金银

可见,明廷已经将大量围剿农民军的明军调去对付清军了,朱家人居然都不知道,居然宁可抱着一堆钱财去死,都不愿意拿出来发给守城的士兵

明国是朱家人的家天下,不是张献忠和李自成的。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朱家人却毫无民族大义可言,本应该将钱粮全部拿出来发给灾民和士兵,然后乖乖在家饿死,然而他们不愿意。福王、楚王、蜀王这些巨蠢,甚至宁可抱着一堆钱财,最终全部送给起义军,也不愿意拿出来分毫发给士兵。

至于李自成、张献忠,他们又不姓朱。朱家和爱新觉罗家夺江山,谁赢谁输对他们有什么区别

(3)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农民军领袖,毫无疑问知道清军的凶残,但蠢笨如猪的朱家人居然不知道

于是,明末出现了最奇葩的一面。

清军入关后,农民起义军纷纷走向保家卫国,抵御清军。张献忠在抗清战场上为国捐躯,李自成意外死于抗清途中。大顺军、大西军均同清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李定国、李来亨这些英烈,一直同清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而与农民军殊死抵抗清军相对应的是,朱家人却对清军的凶残一无所知。

朱家的巨蠢们居然一个个还幻想着投靠大清,做个偏安一隅的儿皇帝。

朱明是朱家人的家天下,朱明家难,朱家人毫无大义,没有将钱粮拿出来发给百姓,然后自己乖乖在家饿死。这也就算了。居然还想投靠清军当汉奸

朱由崧建立了弘光汉奸政权,居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联虏平寇”,赠送给多尔衮百万银做军费,赠送汉八旗吴三桂军银10万两米10万石,感谢大清军事打击农民起义军为朱家报仇。

朱隶键在写给清军的信中,称当时正在殊死抵抗清军的农民军为贼寇,对大清入关讨伐“贼寇”一再感谢。

最终,多尔衮反手就将这些朱家巨蠢全部拿下,结束了他们“”儿皇帝“”的春秋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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