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是什么？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思想、文化、知识的承载者，其价值和作用不容忽视，但他们的弱点也常常引发争议。以下从多个维度分析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并结合历史与现实进行阐述：
1. 理想主义的“自我设限”
表现：知识分子往往以“真理”或“正义”为标尺，容易陷入对理想社会的过度想象，忽视现实的复杂性。
深层逻辑：
理论与实践的割裂：知识分子倾向于通过逻辑推演构建“理想模型”，却可能忽略社会运行的现实条件（如经济基础、权力结构、文化惯性）。例如，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在理想化社会结构时，未能充分考虑资本主义的顽固性，导致理论脱离实践。
对“正确性”的执念：他们可能将“正确”与“现实”混为一谈，导致在面对现实矛盾时陷入自我否定。如某些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不公时，可能因对“道德正确性”的执着而拒绝采取行动，甚至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
历史案例：
19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理想化解读，导致他们在面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政治时，未能有效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2世纪的某些知识分子在“反战”运动中，因过度强调“道德正当性”而忽视战争的复杂性，最终被现实所挫败。
2. 对“现实”的疏离与误判
表现：知识分子可能因过度关注抽象问题而忽视具体的社会结构、权力运作和人性复杂性。
深层逻辑：
认知局限：知识分子往往以“理性”为工具，试图通过逻辑分析解决复杂问题，但现实社会是动态的、多维的，需要结合历史经验、文化传统、权力博弈等。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可能忽视权力结构的隐蔽性，导致政策建议脱离实际。
对“现实”的误解：他们可能将现实视为“需要被纠正的错误”，而非“需要被理解的复杂系统”。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不公时，可能忽视了制度性不公的根源，反而陷入“道德指责”的陷阱。
历史案例：
20世纪的某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可能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贡献，导致理论脱离现实。
21世纪的某些环保主义者在推动“绿色革命”时，可能忽视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导致政策难以落地。
3. 自我批判的“过度”与“虚无主义”
表现：知识分子可能因对自身局限性的过度反思，陷入“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
深层逻辑：
对“完美”的执念：知识分子常将自身视为“真理的化身”，但现实中的知识体系是有限的、充满争议的。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可能因对自身理论的怀疑而拒绝发表观点，导致思想停滞。
虚无主义倾向：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可能因对人类命运的悲观而陷入“无意义”的虚无主义。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在分析社会危机时，可能过度强调“人类的渺小”，导致对行动的无力感。
历史案例：
19世纪的某些知识分子在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可能因对人类进步的怀疑而陷入悲观主义，导致对改革的消极态度。
20世纪的某些哲学家在分析现代性时，可能因对技术异化的担忧而否定一切进步，陷入“反现代主义”的困境。
4. 对“权力”的敏感与“无力感”
表现：知识分子可能因对权力结构的敏感而陷入自我怀疑，导致行动力不足。
深层逻辑：
权力与知识的矛盾：知识分子常被视为“权力的批判者”，但现实中，他们的言论可能被权力机构操控或压制。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在揭露腐败时，可能因担心后果而选择沉默。
对“话语权”的焦虑：他们可能因担心“说错话”而不敢表达真实观点，导致思想被“安全化”。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敏感问题时，可能选择“中立”立场，而非坚持真理。
历史案例：
20世纪的某些知识分子在面对法西斯主义时，可能因对权力的恐惧而选择沉默，导致历史悲剧的加剧。
21世纪的某些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舆论压力时，可能因担心“被污名化”而选择回避争议性话题。
5. 对“群体”的疏离与“精英主义”
表现：知识分子可能因对“精英”的认同而忽视大众的诉求，导致思想脱离现实。
深层逻辑：
“精英”与“大众”的错位：知识分子常以“理性”为标准，而大众的思维方式可能更依赖直觉、情感或经验。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改革时，可能忽视了大众的接受能力，导致政策失败。
对“大众”的误解：他们可能将大众视为“需要被启蒙的愚昧者”，而忽视了大众的复杂性。例如，某些知识分子在批评社会现象时，可能将大众的反应简化为“无知”，而非理解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历史案例：
19世纪的某些知识分子在推动“民主”时，可能忽视了农民的现实困境，导致改革未能触及底层。
20世纪的某些知识分子在推动“平等”时，可能忽视了种族、性别等结构性问题，导致社会变革的片面性。
结语：知识分子的“弱点”与“价值”
知识分子的弱点并非其本质，而是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结构中的局限性。他们的理想主义、对现实的疏离、自我批判的过度、对权力的敏感，以及对大众的误解，都源于他们作为“思想者”的角色定位。然而，这些弱点也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他们试图通过理性与道德，推动社会向更理想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知识分子需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在批判与建设之间保持清醒，避免陷入“自我否定”或“盲目乐观”的极端。
最终，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可能并非无法克服，而在于他们是否能够以更开放、更谦逊的态度，正视自身的局限性，并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真正的张力。
网友意见
虽然题主试图对 “知识分子” 这个词给出些规范，但这个问题依然不够成立。
“知识分子” 是一个历史名词。
在今天，除了一些惯性沿用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现实的指代意义了。
啥叫 “知识分子”？
各科大学教授，就是 “教授”；各科 “博士”，那就是 “博士在读” 或 “博士”；各科研究员，那就是 “研究员”；各企业技术大佬，那就是 “CXO” 或 “科学家” 或 “X总”。
我想不出来，在今天，还有哪一类人，被指代的身份标签或自我认知，还是 “知识分子”。
总不能是硕士乃至名校本科吧？
那知乎上的大V中的大多数，恐怕就都是 “知识分子” 了。
这或许也能回答题主的这个问题：
“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我想，若在今天，一个人还只能拿 “知识分子” 来自我标识，甚至热衷拿 “知识分子” 来自我标识，最大的弱点恐怕就是，屁都不懂，还以为自己很懂，同时傲娇得一b吧。
怕头皮痒，怕水太凉。
1、不实事求是，拿想象当做现实，不调查不研究，信口雌黄，恬不知耻。
2、贪天之功，臭不要脸，读了点残羹冷炙就当真理和宝贝，把别人的创造当做自己的发现。
3、情绪化，伤春悲秋，容易被感动，最容易被自己感动，以为自己是全宇宙的中心，世界围绕自己旋转。
4、格局小，心眼小，不关心历史的进程，不关心人民的需求，只关心个体的感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5、眼睛里只有统治阶级和自己，从来不往下看，总觉得应该“君王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却从来只要权益不要责任，只管上层不问下层，下层在他们看来不算人，安安饿殍，为啥要做奋臂螳螂？
6、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不听意见，总觉得自己最高明，总觉得自己这个阶层最高贵，其实昏聩腐朽顽固，执行力、组织度、临机应变能力一塌糊涂，连智商都是低下的，知识都是过时的。
7、傲慢无礼，不知底层疾苦，还自以为善良正义有道德，伪善恶毒而不自知。
8、否定际遇、出身和资本，充满“能力之外资本为零”的幻觉，认为一切都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把平台的力量误以为是自己的力量。
9、比资本家都贪得无厌，还不如资本家坦诚，名利兼收，嘴上清高，说着“阿堵物”，却什么都要，软弱虚伪，为了利益什么都能卖。
10、抱团取暖，党同伐异，造成学阀、乡党、同学会势力，小圈子里互相标榜，一个个“颜回不死，仲尼复生”，嘴脸令人作呕。
自己给自己营造不存在的道德约束。白话说就叫书生气。
最近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仗这个事你就看得很明白。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很明白，中国和俄罗斯需要联手对抗美国，所以俄罗斯最好赢，有助于牵制美国，给我们赢造发展空间。但很多所谓知识份子不会这么认为，你去看网上的确有很多学生、老师是支持乌克兰的，而其思维链路是：
1、读过点历史，知道沙俄历史上占有过我国领土，而美国、北约和乌克兰似乎没有，至少没俄占有得多，很多也还回来了。所以现在不能支持俄罗斯
2，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曾经打过抗日战争，为了形式逻辑上的一致，就要谴责进入他国领土作战的人，要不然的话，反抗日本侵略的行为与现在显得前后不一致，逻辑无法自洽。要不然就被说双标，知识分子感到难以接受。
关于第1点，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讲求的是利益，而利益有轻重缓急，也讲求行动的效果。你和一个人背对背被狼群包围，你们可以互相支持打狼，这时候你突然想起，背靠着的这个人家里200多年前拿过你东西，你怎么办？那当然先把狼打走再说。而知识份子认为，不行！你特么拿我东西，活该你先被狼吃——因为他们没想过，狼吃完那个人，可不就剩你独自面对狼群了。更何况，不因为你支持北约，俄罗斯就马上还你土地呀，说好了讲究行动效果呢。
关于第2点，是最搞笑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都只有永恒的利益，压根就没有人要求过你必须跨越时代逻辑一贯。我们和日本仇恨成那样，该建交也建了，该一起嘲笑韩国运动员也嘲笑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中美好得穿一条裤子，好多现在用的尖端军事技术都是当时美国给的打下了基础，但现在呢？美国视你为最大竞争对手，别说给你东西了，巴不得把华为这样的公司给你掐死……你说他双标？who cares？
但我们的书生们非要自己给自己套上逻辑自洽的道德压力。殊不知不顾国家利益地盲目追求脱离立场的纯形式逻辑自洽是最大的愚蠢。或者说，这背后的逻辑从来就是自洽的，维护中国的利益应该是每个中国人，包括知识份子，坚持的底线逻辑。抗日对中国利益最大我们抗日，和日本建交利益最大我们建交，有人进入他国我们谴责侵略对中国利益最大我们谴责，派兵进入他国对我们利益最大我们也不客气（朝鲜、越南、印度、今天的吉布提……）。回到上面那个斗群狼的故事，你和他背靠背战狼群，你觉得他道德上有问题，怎么办？你还是得和他并肩斗狼群。你不能因为你不认同他的某个道德瑕疵就先让他被狼吃了，因为后果就是你自己面对狼群。
记住，正义和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再道德高尚的死人，也是死人。叙利亚、利比来、伊拉克们是不是被侵略，是！美国是不是侵略者，是！So……？
你今天谴责日本德国曾经的罪行，不是因为你道德更高尚，只是因为我们打赢了。否则，你正在学日语。
而每次你这么说的时候，知识份子会抬出另外一个道德约束
你这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吗？
这种时候我一般笑得背过气去了。
你来告诉我，什么时候脑袋不是屁股决定的？有人说房价应该涨，你说你是有房者，屁股决定脑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不还是因为你的屁股坐在了没房想便宜买房这边吗？有人说，工作应该努力，你说你是资本家你屁股决定脑袋，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你屁股坐在了工人想少干活多拿钱这边吗？有人真金白银投资一个东西，你说人家屁股决定脑袋。何着一个东西朝哪边去，不听人家真金白银甚至身家性命拿出来玩的，得听你一个吃瓜的？
到底谁的脑袋不是屁股决定的？一般只有脑袋没有屁股的东西只在鬼片中出现。
原谅我忍不住回到乌克兰这个问题中。当有人说我坚持中国利益这个立场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我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道德愧疚感。一个中国人的脑子不以自己屁股所在的中国利益为出发点，那有什么资格谈正义和道德？
毛教员经常说知识分子有软弱性，很多小伙伴都不太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软弱性的意思就是不坚定，明显属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那么这个上层建筑为啥不坚定呢，因为知识分子有对应的物资基础，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嘛，家里面都还是比较殷实的，或者说只要投靠统治阶级，就可以获得比较殷实的生活。
有吃有喝，家有娇妻和余粮，有了这样的生活，谁还愿意去造反呢？这些人知识渊博，头脑聪明，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执政者是反动的或者错误的，但就是不敢坚决反对或者反抗，说到底，就是害怕失去安稳的生活，但知识分子的良心呢，又不允许他们什么都不说，于是只好嚷嚷几句，表示反对，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资产阶级也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反帝反封建，也可以投靠帝国主义成为买办，但绝对不同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们支持国共合作北伐，在这个过程中，当工农运动波及到自身财产安全时，他们就跳出来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反水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关于这些内容，毛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讲述的非常清楚。
于右任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人，他奔放洒脱不拘一格，非常的平易近人，艺术成就也非常高，还是几所大学的创始人，比如牛哄哄的复旦大学，作为国民党元老，在政治上他无疑是幼稚的、无力的、纠结的，碰到重大事情是束手无策的。
今天就聊聊于右任，看看知识分子的一生是如何渡过的，余右任的一生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近代革命历史。
1879年4月，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他的资质非常出众，应该和蔡元培不相上下，于右任23岁中举人，蔡元培22岁中举人，在辛亥革命之前，举人的地位是非常牛B的，看看范进同志中举之后，老丈人前倨而后恭，自己也高兴的发疯了，就能看出，举人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了。
蔡元培比于右任大11岁，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肉眼看上去，满清还没有到油尽灯枯的地步，蔡元培继续发挥考试才能，25岁就中了进士，年纪轻轻就成为了社会名流，所谓春风得意马蹄急，也不过如此。
为何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如此之高？尤其是在教育界，这就是原因之一，人才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朝代，始终都是人才。
于右任当然也厉害，不过在他21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慈禧这个老太婆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到了西安，本来这么丢人的事情，低调一点比较好，悄悄咪咪的躲进西安就完事了，可是一向嚣张的老佛爷怎么可能低调呢？在跑路的过程中，让沿路官员和百姓必须跪迎。
跪迎就是跪着迎接，当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年轻气盛的余右任被强迫在雨中跪了一个多小时，让余非常气愤，对慈禧这个老妖婆恨之入骨，对这个腐朽的清王朝失望透顶，1902年考了个举人后，他的心思就没在科举上了，而是想着怎么改天换地。
有了情绪就要发泄，文人发泄的方式就是写诗和写文章，对清王朝各种讽刺挖苦和打击，在那个年代，叫反诗，很快就成了政府通缉犯，于右任跑到了上海，上海当时是万国租界嘛，清朝的法律在这里无效，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于右任换了个名字。
后来为了更好的宣传反清思想，于右任决定到日本去学习先进的办报经验，于右任的这个决定无疑非常正确，在那个没有电视和广播的年代，报纸就是传播面最广的媒介，后来五四运动的主将们，还有毛教员，都是通过办报纸和杂志收获了大批粉丝，培养了中国革命的干部队伍。
1906年，于右任跑到了东京，看到这个时间和地点，熟悉近代史的朋友们就会会心一笑，那个时间的东京是什么状况？简直就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嘛，同盟会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孙中山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正在东京招兵买马，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殚精竭虑。
对于右任这种有名望有地位有学识的杰出人才，孙中山是敞开怀抱欢迎的，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于右任顿时感觉找到了组织，从此告别了一个人孤单的战斗，非常爽快的加入了同盟会。
在这一年，蒋介石也来到了东京，此时蒋是一个无名小卒，没资格也没敢想着和伟大领袖孙中山席地而坐侃侃而谈，连专门吹牛B的回忆录都没敢这么写，蒋在东京遇见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大哥陈其美，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忠实小弟，蒋是陈其美的忠实小弟，于右任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看看这个辈分和差距。
于右任是知识分子，当然要在文化战线展开战斗，自从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小伙伴后，于右任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回国以后，办了一系列的报纸，先是反清，等清朝灭亡后，又开始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长期和政府作对，肯定要遭到打压，报纸屡次遭到查封，最后成了通缉犯，跑到日本躲了起来。
这个也是正常操作，毕竟一个知识分子，最擅长的也不是打打杀杀，一根笔杆子有时候胜过千军万马，任何组织对这种人才都比较看重，后来郭沫若骂了蒋介石，成为通缉犯以后，周恩来就安排他跑到日本躲了起来。
有人觉得很奇怪，日本不是和中国敌对吗？怎么会容忍这么多中国人往日本跑呢？其实吧，这种在国际上属于常规操作，当年日本对清朝的政治犯态度就非常暧昧，不但不协助抓捕，反而还明里暗里进行保护。
日本人这招向谁学的呢？英国嘛，大英帝国作为五百年以来的搅屎棍，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收容其他国家的捣乱分子，最近几百年，只要跑到伦敦去，各个国家的捣乱分子都集合在那里，只要目标国家的政局不稳，他们就会立即将这些人放回去，让对方乱上加乱。
后来北洋军阀四分五裂，自己打成一团，没人顾得上于右任了，于右任就大摇大摆回到了上海，1922年创办了上海大学，邀请了很多牛叉的小伙伴过来一起创业，个人事业简直达到了顶峰，前面不是说过于右任是少有的国共两党都认可的人物吗，关键就在这次开办上海大学。
1922年非常特殊，在这一年，于的亲密小伙伴孙中山非常失落，因为孙的另一个亲密小伙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让孙武力革命的事业陷入谷底，从总统府逃出来之后，孙躲到了上海的寓所中，天天检讨，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这一年，共产主义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毕竟各种各样的救国方式都尝试过了，中国还是一副病入膏肓的衰样，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共产主义送到中国的时候，让所有人眼前一亮，知识分子开始议论纷纷，觉得是不是该尝试一下。
于右任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在越飞还在中国到处溜达的时候，他就邀请大批小伙伴过来，其中包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还有邵力子、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者）、沈雁冰（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要熟悉点，叫茅盾）。
他还邀请了很多名人过来演讲，包括廖仲恺、胡适、郭沫若、章太炎等等。
这简直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预演，在于的教育事业红红火火的时候，他的小伙伴孙中山也走出了人生低谷，在苏联的帮助和指导下，改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展开了合作，开办了黄埔军校，奋斗了一生的事业终于开始露出曙光，虽然他就快死了。
对于孙的事业，于右任是绝对支持的，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的时候，还是处于比较秘密的状态下，毕竟军阀们都在边上虎视眈眈，如果大张旗鼓，引起军阀们不安，极有可能黄埔军校诞生之日就是灭亡之时。
于右任动员了大批学生报考黄埔军校，这些都是大学生，综合素质极高，为啥黄埔军校前三期将星荟萃，一个原因是碰到了创业的风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员素质高。
于右任的乡土情节很重，对老乡非常照顾，当小老乡杜聿明和关麟征等十多个人错过了黄埔一期的报考时间找他帮忙时，他毫不犹豫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首诗，是这样的“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望远海意思是打倒帝国主义，定中原意思是打倒各路军阀，文人说话就是带劲，让一直想冒充斯文的蒋介石心花怒放，将杜聿明等全部收下，成为黄埔一期学员。
这个时期，于右任的事业达到了巅峰，既是上海大学校长，也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尊崇，担任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担任国民政府国务委员，还有一大帮共产党的好朋友，可谓是志得意满。
此时蒋还是国民党内的小字辈，连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都不是，在于右任面前，地位还有点不够看。
不过强人从来都不等机会，而是创造机会，蒋介石利用廖仲恺被刺和中山舰事件，豪赌一把，逆袭成国民党一把手，这些事情在专栏《民国风云》里的第一篇文章“豪赌中山舰，蒋介石荣登国民党一把手“里讲的比较清楚，把国共恩怨讲解的酣畅淋漓，大家可以看一看。
紧接着就发生了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向盟友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杀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恐怖气氛。
在这个时间段，于右任的态度非常令人玩味，他的内心肯定是反对的，但是他又不敢坚决的反对，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此暴露无遗，周恩来当面对于右任的女婿说过这样一段话，原话是“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
那么真正的左派是啥样的呢？比如宋庆龄和邓演达，这就是真正的左派，自从宁汉分裂后，邓演达就一直致力于反蒋，坚决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这里的革命就是指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当时的口号是打倒列强和军阀，4.12之后，宁汉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口号只剩下打倒军阀了，蒋都成为了列强的走狗，哪里敢打倒主人呢？
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后秘密处决。
于右任不敢公开反对蒋介石，又不可能成为蒋的心腹，他的资历比蒋深太多了，蒋也不好指挥他，所以非常尴尬，对于蒋来说，对待于右任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一个高位的虚名，然后挂起来当画像得了。
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从1928年开始，于右任就一直担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当时胡汉民一直想搞训政嘛，准备从军人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具体就是政府设立五个部门，准备用集体决策代替独裁，对于这种行为，蒋介石能忍吗？于是开始了一同操作，终于把这些部门搞成了样子货。
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院长，表面上位置很高，其实啥权力都没有，啥事也都没有。
一个人不干事情会被憋死，于右任没事就练练书法，或者到处溜达，他的草书在中国堪称一绝，连毛教员都非常欣赏，很多人都以收藏他的墨宝为荣。
于为官清廉，除了公务员的工资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补贴一律不要，国民政府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通货膨胀又厉害，仅仅靠薪水连糊口都难，所以国民党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成风，于右任算是一个奇葩了。
于右任没钱又喜欢到处溜达，怎么办呢？他出门的时候，身上背一个褡裢，就是大家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褡裢，里面没钱，只是放两颗图章，无论去哪里消费，他都让主人家拿出笔墨，来一副行云流水的书法，再盖上图章，就算结账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于右任就定居在了南京，不过他有事没事都喜欢往上海溜达，上海是他的老根据地嘛，还有一个据称是他师父的女儿，据他自己讲是红颜知己，两个人孤男寡女，经常混在一起，谁愿意相信就信吧。
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在那个年代，上妓院娶小老婆抽大烟，在知识分子的世界里，都是风流而不下流的事情，何况一个红颜知己呢？
文人做事总是很随性，不像政客考虑那么多，1935年的一天，于右任兴致大发，又从南京溜到了上海，在城隍庙吃了很多小吃后，突然想起了民国初年的一件往事，那个时候，于右任还是个通缉犯，在上海逃避追捕的过程中，他无意中躲到了一个叫荷花的妓女家中，这是他自己说的，不过太牵强了，为啥别的地方不躲，偏偏轻车熟路的躲到了妓女家里？
据他说，可能是妓女欣赏他的文采，他只交了很少的钱，荷花却整整掩护了他五个月，包吃包喝，伺候的非常巴适，让于右任想起来非常感动，在24年之后，他想找到这个有情有义的妓女，他想报答她。
如果是一个精明的政客，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和妓女右染，有损名声嘛，像蒋介石就很聪明，年轻的时候经常在妓院溜达，还娶了一个妓女当老婆，后来官越做越大了，就赶紧和妓女做了切割，从此毫无关系，这才是政客该干的事情嘛。
为了帮他还愿，几个朋友带着于右任到妓院寻找救命恩人，时过境迁，当年的荷花已经是老太太的年龄了，早就不知道流落到何方去了，哪里找的到？并且吧，在找的过程中，被有心人把于右任给认了出来，那个老头不是国民党监察院长吗？没想到人老心不老，这么大年纪了还在逛妓院，真的是太辛苦了。
结果荷花没找着，于右任逛妓院的新闻在上海的报纸上登的到处都是，于右任知道了也不生气，一笑了之，说明于在心里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政客，骨子里还是文人，政客才会爱惜羽毛，文人逛妓院，不过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
就这样一直混着，到了皖南事变的时候，他的女婿把皖南事变的经过告诉了他，于右任气的直拍桌子，表示一定要斥责这种破坏抗战的行为，不过很快他又垂头丧气了，喃喃自语“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心里明明知道蒋做的不对，就是没有抗争的勇气，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转眼间到了1948年，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李宗仁上台代理总统，国共双方展开和谈。
国民党很快就要完蛋了，知识分子也到了选择去留的关键时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对于先前和共产党关系紧密的人来说，显然是要留下来的，比如柳亚子老先生，当时非常兴奋，高呼口号“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
还有一些和国民党关系很密切的，比如梅贻琦等，这些人虽然对国民党已经彻底失望，但也不太赞同共产党，在心态极度拧巴中去了台湾，由于心情郁闷，傅斯年在去台湾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活活被郁闷死的，胡适则直接跑到了美国。
还有一些将信将疑的，各种心态都有，对于这些人，国共两党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也不难理解，这些人徒子徒孙一大堆，在海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只要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为了争取于右任留在大陆，周恩来让屈武去游说，屈武是谁？此人来头可不小，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于右任的女婿，还和蒋经国是好哥们，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利用老丈人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四处活动，收集情报和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81年还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屈武跑去向老丈人汇报，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说让他呆在南京别动，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打进南京，等南京解放后，马上就接他去北京。
南京那么大，找个地方躲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可于右任犹犹豫豫之间，机会已经失去了，被老蒋派人强行架到台湾，他是一个乡土情节很重的人，思念家乡，尤其是夫人高仲林还在老家西安，让他牵肠挂肚，到了台湾之后呢，整天唉声叹气，蹉跎岁月。
当时海峡两岸处于高度敌对状态，不过也并非完全没有联系，双方信息交流的中转站就是香港，其实吧，香港的繁荣就是依靠几场战争催生出来的，国共内战，大批名流出逃到香港，朝鲜战争，更是稳固了香港贸易中心的地位，越南内战，又跑来一波人。
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以及关系，做生意嘛，资金和人脉最重要，由此奠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三教九流也都汇聚于此。
台湾和大陆都有人在香港活动，双方的信息都在这个地方交流，于右任和夫人虽然被海峡隔开，但是通过香港依然可以互诉衷肠，1961年的时候，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台湾的于胡子（于右任）牵挂老伴，今年是老伴80岁的寿辰，估计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老伴的大寿过的不热闹，让他心里堵得慌啊。
周恩来是多机灵的人，绝对的人际关系超级大师，统战工作第一高手，比蒋介石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最擅长干的就是暖人心的事情，听到这个情况后，他立即安排屈武带着亲戚赶到了西安，找了二十几个老朋友，举办了一个热热闹闹的80寿诞，把老太太高兴的嘴都快合不上了。
事情办漂亮了，但是必须要让于右任知道才行啊，直接写信肯定不合适，当时台湾正处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信件肯定要经过检查，出现周恩来的名字，这封信肯定就到不了于右任的手中。
屈武想不出招，就去找老丈人的好兄弟邵力子帮忙，邵力子和于右任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老哥俩知根知底，听到这个情况后，邵力子表示小事一桩，原来邵和于在抗战期间住在重庆，两人经常聊天，经常谈论周敦颐，周的别号叫濂溪先生，两人也经常谈到周恩来，处于尊敬，两人虽然是前辈，依然称周恩来为周先生。
邵力子让屈武在信里用濂溪先生代替周恩来，果然，于右任收到信件后，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高兴的像个孩子，对周恩来表示深深的感谢。
和蒋卸磨杀驴比起来，周的段位高的不是一星半点。
1964年，于右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怀着对故乡深深的思念，离开了人世，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句》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见兮，只有痛苦！
咋个评价呢？只能说有一个机会摆在您的面前，您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所以说，小伙伴们，想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吧，千万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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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不再上山下乡，以及知识可以带来阶层提升开始，知识分子就非常缺乏对底层普罗大众的全面客观认知。
很多知识分子在学生时期接受着残留的前时代宣传，灌输诸如“勤劳淳朴”之类的抽象化群像/脸谱印象。走上社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之后又有相当多的人走上另一端，视底层为不可接触者，乃至“早该图图了”。更多的则是将他们视作方便的工具，压根不屑于去了解他们怎么想，他们在经历什么。
这种认知失调在稳态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一旦进入非稳态，很容易导致对社会形势的巨大误判。
书生气。
书读得越多，嫌弃的东西越多。嫌弃体力劳动的脏和累，嫌弃人际交往中的客套和虚伪。商人的小聪明、斤斤计较，看不上；政客的满嘴套话、空话，看不惯；普通大众的平庸、市井，看不起。社会各个阶层都有鄙视的理由，骨子里高全世界一等，常年活在云彩里。
对他人的评价标准极其单一。读书的时候，只看学习成绩；做研究的时候，只看发表文章。把对业务能力的评价扩大到各个方面，甚至是性格、人品、人生价值。本科学校不好，这个人不行；硕士期间没发过SCI，这个人不行；博士所在科研组不牛，这个人不行；读完博士转行，这个人不行……时至今日，我都记得学长在大一就给我们灌输的一个理念：学习不能肯定一切，却可以否定一切。
理想模型看多了，习惯性对这个世界做各种不切实际的简化，想的问题都是“真空中的球形鸡”。试图量化一切事物，严重依赖标准，并且天真地认为其他人都会按标准执行。
为什么说上述是弱点，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制定规则的人，往往就通过这些弱点来利用知识分子。你清高是吧？那就给你虚名，钱就少赚点；你只重视业务能力是吧？那就僧多粥少让你们为了几篇文章，几个晋升名额打得死去活来；你理想主义遵守规则是吧？那就明确标准：海外top100名校博士，三年博士后经验，顶刊一作x篇。
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现：
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觉，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觉，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触发自己留恋的心情就悲痛难过，甚至伤感流泪，所谓“见花落泪，望风伤感”，生活中吃不得苦，怕劳动，怕碰钉子，以幻想代替现实。
二、在工作中：
情绪忽高忽低，和兴趣主义投机时，则热情奔放，消极时则垂头丧气，好高骛远，不肯埋头苦干，好作领导工作，否则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没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事情逼到头上来——粗枝大叶，应付差事，强调工作困难，不去研究克服，强调个人发展，不顾工作需要。
三、在学习上：
对学习不重视，就是学习还是乱抓一把，茫无头绪，虎头蛇尾，学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空洞教条，缺乏研究精神，学习内容喜好文艺的、不正确的小说，而不学习理论和实际问题，好唱大道理。
四、在写作和谈话上：
脱离实际，总喜欢从主观出发，不看对象，夸夸其谈，籍以骇人听闻，实在言之无物，在写作上要么就不写，要么就连篇累牍，洋洋得意，所谓不鸣则罢，一鸣则惊人，实在不切实际，无病呻吟，写几篇抒情文章，就像有些学校的墙报，什么“秋夜怀念”呀，“可爱的月亮”呀，甚至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群众的感情。
五、在待人接物上：
情绪相投时，则无话不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性格不合则清高孤独，不理睬，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别人则多疑要苛刻，对自己则无原则的宽容，平时爱打听别人的秘密，作为知已朋友谈话的材料，爱拉乱谈，说谈家，批评家，当时不说，背后乱说，人家出了乱子则幸灾乐祸，人家有了优点则嫉妒风生。
六、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说起来津津有味，不是严肃的研究讨论，而是求得知识上的愉快。要谈恋爱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感情第一，甚至抱有自由主义态度。
七、团结观点上：
重视个人利益，固执己见，个人利益高于群众利益，领导能力强就服从，否则就看不起，发牢骚，闹分裂，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所谓文人相轻，行动自由，不管团结，允许不允许，就开路一马司。
八、在政治斗争上：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斗争性不强，不坚持原则和立场，易犯调和主义，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九、群众观念上：
喜欢爬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深入群众，对阶级没有明确的爱和憎，只是站在当中，对劳动大众可怜，对地主无所谓。
总以为这个世间是“讲道理的”。
纵览史书，知识分子的悲剧，十有八九，多出于此。
转发一则，虽不全面，但也是可供玩味的一个角度：
如何管理空姐和学者？
王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小米总是苍穹航空公司的执行总裁，每每一起闲聊，我总是有收获。
苍穹航空公司约有五千名空姐，个个美丽动人，妙曼生姿。我对小米总怀有深深的神秘感——他是如何管理五千名空姐的？
一日酒后，向他问起，他笑曰：“不难，以女制女也。”
他说：“男人不能直接管女人，因为十分的不便，恕不赘言。最好的办法是，选拔一批大姐大，管五千名空姐。女人管女人，一眼穿心，明察秋毫。”
我继续问：“那你直接管大姐大？”
小米总说：“我无暇管，还需再找一个男人管大姐大。可任命该男为副总，但他的老婆必须是乘务长。用意在于：他老婆本身就是一个情报网络的枢纽，姐妹们嘴无遮拦，信息灵通，渠道四通八达，畅快无阻。他老婆熟悉业务，还可向他建言献策。再者，如果他对漂亮空姐垂涎三尺，有他老婆制衡，也无从下手，一有风吹草动，老婆耳目多，很快就可抓获，无须公司领导出面，即可平息。”
聊聊数语，我听了，如天方夜谭，如醍醐灌顶。此谋怪异但精妙，男主管的老婆充当了三个角色，一是情报部长，二是参谋部长，三是纪检组长，三位一体，却不费任何制度成本，堪称管理学的优秀案例。
小米总对我的圈子也有神秘感，他问：“大学有上千学者，个个都是牛鬼蛇神，追求精神自由，个性张扬，指点江山，管理难度必然超过空姐？”
我说：“不难，有职称制之。大学将学者分为教授和副教授两类，教授名额极少。每年评定一次，仅扔几块骨头，群儒争抢，斯文扫地。每年羞辱他们一次，数年下来，锐气耗尽，内讧纷起，伤痕累累，何谈精神自由，个性张扬，指点江山？教授再分等级，四级、三级、二级、一级，让他们为名分奋斗终身，哈哈。”
小米总是聪明之人，听我一言，就明白了七分，他叹曰：“哦，学者乃好名之徒，名分是命根，握其命根，诱之以名，废其野性，如笼中之鼠，则可制之，妙哉！”
“但此法不适用空姐，空姐青春稍纵即逝，空名不足诱之，唯有机会与薪酬。”小米总又说，“看来，你们大学管理是耗损型管理，我们空姐管理是增值型管理。空姐在苍穹航空公司，虽被严格管理，但经受优良训练，苍穹空姐将获得责任感和宽容心，还有迷人的微笑和优雅的气质。每一次航行就是一次梦想。离职后，在其他行业极具竞争力，即使做小三，也极具摧毁力。”
小米总毕竟是融通之人，言毕，他又咀嚼玩味大学管理之道，恍然开悟：“吾上用意深也，学者不指点江山，江山则安矣！”
#知识分子的弱点#
知识分子可能有的最大的悲剧，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不讲道理的”。
古往今来，这都是ta们自杀的主因。
ta们走向“绝望”的基本路径，几乎千篇一律的是先自己从书本上建立了自己对世界的理想想象，然后又不断碰壁，经由幻灭而绝望。
这种想象非常的“简洁”和“优美”，几乎只需要完美的贯彻ta们在书本学习期间所被教导要信奉的几个简单法则就可以了。而ta们则满怀着“新科法则师”的身份要来扬名立万，叱咤风云。
但是却没曾想现实世界几乎完全不对ta们的“大义责备”——这是ta们的至高魔法、总绝技——作积极回应。
近乎羞辱性的令ta们尴尬、惨败。
一而再，再而三，而且还三而四，四而五——毫无停手的意思。
于是ta们要痛心疾首的指责“这个世界不讲道理”，“这个世界不理智”。
从挫折而痛苦。
从痛苦而绝望。
从绝望而自戕。
但事实上，世界不但不是不讲道理，甚至讲的就是他们所讲的道理。只是那个道理的细节之多、前提之复杂、应用之诡异，有着石破天惊的鬼斧神工。
这个世界理智得很。ta们所不理解的“短视”、“愚昧”、“懦弱”、“荒谬”，背后都自有其逻辑。这倒不是说这些逻辑就如何正确，而是人家设身处地非如此不可，那都是高度理性的结果而不是人家疯了。
是ta们自己学艺不精，不是忘记了公式的适用范围，就是无视了不该无视的误差，要不然就是套用错了场景、搞错了量纲。胡搞一气，算得稀烂。
世界并没有脱离规律；规律自身也没有问题。是ta们自己拿着加速度公式放在磁场计算里，拿着浮力公式往统计计算里套，算出来不对就怒斥是“世界有问题”罢了。
一但一个人接受“世界无规律”的可能性，ta会毫无悬念的得出“世界果然不讲道理”的坚定结论。
一旦预测结果与现实走向不符，只有根本不考虑世界不讲道理的可能性的人会真正的矢志不渝的查考自己知识的缺陷和运用的失误，并且经过这个过程最终发现其实不是知识有问题、也不是世界有问题，是自己误解和误用了知识——或者更幸运的，发现的确是原本的知识有问题，而成为新知识的发掘者。
而那些在心里保留着“世界本身可能有错”的念头的人，几乎总是会在虚应故事的自我检查/自我肯定之后，痛苦的——实质上是得意的——宣布是“世界错了”。
那一瞬间，ta是宇宙之主。
计算然后与事实不符是必然发生而且持续发生的，只要你给“世界可能不讲道理”留一丁点的余地，你总有一天作如是观。
这逻辑简单到可笑——要么A - 世界无规律，要么 B - 规律是骗人，要么C - 是你自己算错。
你打死都不选C和B，你怎么可能不选A？
一万次证伪，都抵不过一次证实。更别提隔三差五的证实了。最后必然要定格在绝望的“世界不讲道理”或“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就是以为世界讲道理”上。
然后日子就没法过了。
说实话，也确实是没法过。
怎么过？你说怎么过？
但这是出于人自己的选择——只是人没察觉到你是在什么时候选的罢了。
记住了，
你的计算与世界的回答不同，
原因绝不可能是A，极少可能是B，极大可能是C。
如果你不遵循这个简单朴素的逻辑，你根本没有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能。
因为“A不可选”这是一切知识的起点和前提。
不然早在几百万年前就可以有人发明永夜理论然后批评是太阳耍赖。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
读书的人，包括我自己，书读地多了，难免生出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于是有些人会有了读书人的架子，会清高，会放不下身段，会和大众有了隔阂。
他们总认为自己是不平凡的，是珍贵的。于是变得格外爱惜自己。
再后来，他们会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懂得保护自己，越来越失了锐气，缺了狠劲。
胸中的那口气丢掉了，人也就活得没那么有意思了。
不过也有例外。
这是目前中国包括我在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够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去找到我们所受的精神压力的出口。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肯艰苦地寻求精神解放和人格自由，而是乖巧的找到个人躲避的办法。如果说对此还不可要求太严格，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最懒惰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有时不需要思考就可以作出十分漂亮和乖巧可人的表演。由于这种表演术已经深入灵魂深处，我经常把自己都骗过去了。于是，我每天在做各种秀。到底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在目前要求我们该出口时就出口、“知无不言”是做不到的，但要求我做到该闭口时就闭口是不过分的，对个人而言不是苛求。我希望我能做到。也进言张艺谋，不该说的话还是不要说。----郝建《张艺谋的退场秀》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自由派知识分子
少了“武夫”身上的那股不顾一切的寸劲儿和魄力。身上还留存“不顾一切”和“刺刀见红”的劲儿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这个社会里的上层建筑。
我小时候长大在城乡结合部，在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及城市边缘群体中长大。从这些体力劳动者眼中，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戾气，以及不管不顾的阳刚之气。他们可以因为一顿酒，一句话，而怒发冲冠，甚至拔刀相向。想得很少，但威慑力十足。
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身边认识的男人学历逐渐变高，而男人们眼神里的锐利和阳刚之气逐渐没有了。总体来说，气质上变得软绵，少了一种痛快和决绝。当面对不痛快时，这些男人们采取的更多是压抑和抱怨的态度，少了很多直接面对的洒脱和决绝。
有趣的是，在高级知识分子的眼睛里，还能看到这种“威慑力”的人，都是我所在学校和单位的大领导。
人的性格是会被自己从事的行业塑造的。
长期的文化教育，会增加人们理性和温柔的气质。体育教育，会增加人们激情和血性的气质。
对于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在丰富自己大脑的同时，一定不能疏忽自己生命力的培养。生命力中的那些原始、激情、压倒一切的部分，一定不要因为长期的理性教育而失去。
因为，权力的一部分来源，就在于恐惧。当你的生命丧失了激情的部分，你的威慑力也就丧失了。
高级知识分子，很多因为失去了性格中的威慑力，而最终沦为了他人的工具。
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问题是，文科都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并四处说。 理工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只管自己叫做科技工作者。
其实这段话流传很广了，柯老当年应该是挂在嘴边的，因为我还在别人写的东西里面见过，一时想不起来。就引用《徐铸成回忆录》吧：
上海的运动，从“抛”出陆诒等同志开始，市委宣传部还希望我“揭批”陆诒，“立功赎罪”，我断然拒绝。过了几天，才由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开始点了我的名，我知道风慢慢刮大，但还没有想到雨点，真会降到我身上来。
钦本立同志说：“我们不妨去看看石西民部长。”见面后，石西民同志对我说：我是了解你的，但我做不了主，必须请示柯老。
于是，我们又设法去面见那位“一言堂”（柯庆施）。他开头就说：“这事不能由你一人负责。我已对钦本立说过：‘你的一只脚早踹进右倾泥坑里了。’又对我说：‘你自己从思想上挖挖，我想办法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接着，他说了一段话，使我惊心动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原来，他对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看法，真对毛思想深通三昧，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1]
伟大领袖最得意的弟子当属柯老，这是毋庸置疑的。高岗太过张扬、几个小记者功力太差就会整人、后面那几个地方提拔上来的也不入眼。只可惜柯老去世的早，给历史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参考
- ^ 书名：徐铸成回忆录 作者：徐铸成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18年1月 ISBN：9787108061270
读书读飘了，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啥子事情都可以高谈阔论一番。全然忘记了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的道理。其实再牛逼的专家，再知名的教授，到了非专长领域也是吃瓜群众一个。
怕脏。
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
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我也有一个答案，自以为能够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看到
@李傲文先生的答案 突然想到的~
他们认为knowledge is power，但事实是power is power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
金灿荣教授，人称“金政委”在【观天下讲坛第9期】所讲的：未来10年的世界大变局
说到公共知识分子
https://www.zhihu.com/video/959033888433987584
自命不凡，自以为自己是鲁迅，其实连胡适的脚趾都达不到。一天到晚批判天批判地，给历史教育贬的一无是处，语言还激进，天天搞个繁体字、搞几句之乎者也就以为自己是传统的卫道夫了？！就以为自己不得了了。
张口闭口说批评质疑自己的人“蛆虫”这是知识分子说的出来的话？
他们所谓的“全新研究观点”其实就是用西方那套或者自己强行制造的逻辑来看待中国的事。而且还不去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这种空中楼阁的观点到最后就没几个人看了。对此，他们摆出一副怀才不遇的鸟样。
这些人说一堆自以为非主流的键政就以为自己能治国了，实际上这些人的水平恐怕还不如最不发达国家的县长。
废话太多，牢骚太盛，脸皮太薄，骨头太软。
由于受着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在我看来，我在西方所见和在四川所见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正在于此。对涪陵人而言，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它严格地根据她在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她是这个人的女儿、那个人的妻子，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因而很难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每当读到某人关于“文革”中的受难故事时，我都能够体会这一点，因为这些故事通篇充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耻辱感——某个人今天还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风向在一夜之间陡然改变，第二天他就变成了可耻的反革命，被拉到游行的人群中“坐飞机”，双手平展，弯腰低头，十分痛苦。这个风向改变的过程本身并不引人注目——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羞辱煎熬的人数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定他们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个人的身份认同来自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你个人的自我认识却可能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中国人缺乏这样的传统，即将个人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而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曾经导致全国性的灾难和悲剧。
———摘自《江城》
从文革来看，这段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国人）的弱点——自我意识是外来的，而不是来自坚定的内心。所以很多知识分子不堪其辱选择了结束生命。（对其做法无批判之意，只单纯陈述事实。）
放不下面子，狠不下心肠
想当国师。
有些所谓“知识分子”
对上对硬过于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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