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学院派学者这么喜欢看不起民哲？
在中国，学院派学者对“民哲”（民间哲学）的态度，确实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看不上”甚至“看不起”的现象。这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并非简单的喜好，而是根植于学术体系、价值判断以及历史演进等多个层面。要详细说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得从几个角度来掰扯掰扯。
一、 学术的“正规性”与“民间性”的鸿沟
首先，最直接的冲突来自于学术研究的“正规性”要求。学院派学者，他们的成长路径、学术训练、研究方法、成果评价，都严格遵循着一套既定的、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学术规范。
训练的严谨性： 学院派在哲学领域，通常需要接受系统的、专业的训练。这包括对西方哲学（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中国哲学（先秦、汉唐、宋明、近现代）等主要流派、代表人物、核心概念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学习过程往往伴随着严谨的文本分析、逻辑推理、理论建构，以及对学术史的梳理。这种训练本身就要求一种高度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方法的规范性： 学院派研究强调方法论。无论是文本解读、概念分析、历史考证，还是逻辑批判、现象学还原，都有其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标准。学院派学者习惯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接受同行评审，这种评审机制要求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范式，有扎实的论证，有可追溯的理论来源。
成果的评价体系： 学院派的学术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出版学术专著、获得科研项目、参与学术会议等。这些评价体系都围绕着“学术含量”和“专业贡献”来展开，而“学术含量”往往与上述的严谨训练和规范方法紧密相关。
相比之下，“民哲”的生长环境和运作方式则与此截然不同。
非系统性与碎片化： 民哲的出现往往是个人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自发性思考，可能受到某个哲学家的某句话、某个社会现象的触动，但很少经历系统性的学习。他们的观点可能零散、跳跃，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严密的逻辑链条。
方法的随意性： 民哲不拘泥于学院派的方法论，可能更多地依赖直觉、个人体验、通俗化的语言表达，甚至包含一些未经检验的“顿悟”。他们可能不太关心概念的精确性，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生活的感悟。
评价的“大众化”： 民哲的传播渠道更多是网络、自媒体、社交平台，其评价标准往往是“是否接地气”、“是否能引起共鸣”、“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等，而不是学院派所看重的“学术严谨性”、“创新性”或“理论深度”。
在这种“正规”与“非正规”的对比下，学院派学者很容易将民哲视为“业余”、“浅薄”、“没有根基”，认为其产出不足以称之为“哲学”研究。
二、 哲学作为“专业”的学科定位
中国哲学学科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其建立和发展本身就受到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在这样的学科建制下，哲学被视为一种需要专门训练才能进入的“专业”，拥有其自身的知识谱系、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门槛”的设定： 学院派哲学研究的“门槛”相对较高，它要求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哲学史知识、逻辑学基础、分析能力。对于没有经过这些训练的个体来说，要理解和参与到学院派的哲学讨论中，是比较困难的。
“生产”与“消费”的分野： 学院派更倾向于将哲学视为一种“生产”活动，即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深化对既有问题的理解。而民哲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消费”行为，即对已有思想的理解、转述、应用，或者是在生活体验上的哲学化。学院派对于“生产”型活动更为看重。
因此，当民哲的思考方式和表达形式不符合这种“专业”的学科定位时，学院派自然会产生距离感，甚至是不认同。
三、 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塑造
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也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启蒙与救亡的遗产： 近代以来，哲学在中国承担着启蒙民智、救亡图存的重任。这种使命感使得哲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变革紧密相连，也对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和作用有着特殊的期待。而民哲的出现，尤其是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精神需求，而非宏大的社会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那种历史使命感有所脱节。
“精英”与“大众”的张力：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精英”与“大众”的张力。在学术领域，学院派学者往往被视为知识的“精英”，而民哲的参与者则可能被看作是“大众”代表。这种张力也容易导致学院派对民哲持有优越感或不信任感。
四、 价值判断与“真理性”的追求
学院派哲学，即使在后现代语境下，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一种对“真理性”的逼近，或者至少是对概念的清晰、论证的严密、逻辑的可靠性的追求。
对“虚无”或“空洞”的警惕： 学院派学者可能会认为，民哲的思考，如果缺乏严谨的论证和深刻的分析，很容易流于空洞、说教，甚至是“心灵鸡汤”。他们会警惕那些看似深刻实则模糊、看似励志实则缺乏根基的言论。
对“功利性”的区分： 尽管哲学可以应用于生活，但学院派通常会区分“哲学研究”本身与“哲学应用”或“哲学生活化”。他们可能认为，民哲过分强调哲学的实用性、功利性，而忽视了哲学作为一种智识活动本身的价值。
五、 话语体系的隔阂与“话语权”的争夺
最后，这还涉及到话语体系的隔阂和“话语权”的问题。
专业术语与表达方式： 学院派有自己一套复杂的专业术语和表达方式，这是其进行精确、深入讨论的工具。民哲往往使用通俗的语言，这虽然便于传播，但也使得学院派觉得难以与其进行“有效”的对话，甚至会认为这种通俗是以牺牲思想的深度为代价的。
学术话语权的维护： 学院派学者在自己的领域内是“专业人士”，他们的话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当民哲大量涌现，并在网络上形成自己的传播体系和影响力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学院派在哲学领域的“话语权”。为了维护自己的专业地位和学术权威，学院派自然会倾向于将那些不符合其标准的东西排除在外，或者加以批评。
总结一下，学院派学者之所以“看不起”民哲，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而是由以下几个核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学术规范的内在要求： 学院派的训练和评价体系建立在严谨的方法、系统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之上，而民哲往往缺乏这些。
2. 学科建制的“专业化”： 哲学被视为一门需要专业门槛的学科，民哲的非专业性与其格格不入。
3. 历史使命与精英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来哲学所承担的启蒙和救亡使命，以及潜在的精英文化观念，使得学院派对哲学参与者的身份和能力有较高的期待。
4. 对“真理性”和“严谨性”的价值追求： 学院派认为真正的哲学研究应该追求真理，注重论证的严密性，而民哲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5. 话语体系的差异与话语权的维护： 专业术语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差异，以及对学术话语权的维护，也加剧了这种隔阂。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哲就没有价值，或者学院派就一定是对的。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可能性，比如民哲可以激发更多人对哲学的兴趣，学院派可以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思想素材。但从“看不看起”的现象本身来说，上述的几个层面的原因，共同构成了这种评价格局。
一、 学术的“正规性”与“民间性”的鸿沟
首先，最直接的冲突来自于学术研究的“正规性”要求。学院派学者，他们的成长路径、学术训练、研究方法、成果评价，都严格遵循着一套既定的、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学术规范。
训练的严谨性： 学院派在哲学领域，通常需要接受系统的、专业的训练。这包括对西方哲学（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现代）、中国哲学（先秦、汉唐、宋明、近现代）等主要流派、代表人物、核心概念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学习过程往往伴随着严谨的文本分析、逻辑推理、理论建构，以及对学术史的梳理。这种训练本身就要求一种高度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方法的规范性： 学院派研究强调方法论。无论是文本解读、概念分析、历史考证，还是逻辑批判、现象学还原，都有其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标准。学院派学者习惯于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接受同行评审，这种评审机制要求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范式，有扎实的论证，有可追溯的理论来源。
成果的评价体系： 学院派的学术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出版学术专著、获得科研项目、参与学术会议等。这些评价体系都围绕着“学术含量”和“专业贡献”来展开，而“学术含量”往往与上述的严谨训练和规范方法紧密相关。
相比之下，“民哲”的生长环境和运作方式则与此截然不同。
非系统性与碎片化： 民哲的出现往往是个人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自发性思考，可能受到某个哲学家的某句话、某个社会现象的触动，但很少经历系统性的学习。他们的观点可能零散、跳跃，缺乏完整的理论框架和严密的逻辑链条。
方法的随意性： 民哲不拘泥于学院派的方法论，可能更多地依赖直觉、个人体验、通俗化的语言表达，甚至包含一些未经检验的“顿悟”。他们可能不太关心概念的精确性，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和生活的感悟。
评价的“大众化”： 民哲的传播渠道更多是网络、自媒体、社交平台，其评价标准往往是“是否接地气”、“是否能引起共鸣”、“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等，而不是学院派所看重的“学术严谨性”、“创新性”或“理论深度”。
在这种“正规”与“非正规”的对比下，学院派学者很容易将民哲视为“业余”、“浅薄”、“没有根基”，认为其产出不足以称之为“哲学”研究。
二、 哲学作为“专业”的学科定位
中国哲学学科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其建立和发展本身就受到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在这样的学科建制下，哲学被视为一种需要专门训练才能进入的“专业”，拥有其自身的知识谱系、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门槛”的设定： 学院派哲学研究的“门槛”相对较高，它要求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哲学史知识、逻辑学基础、分析能力。对于没有经过这些训练的个体来说，要理解和参与到学院派的哲学讨论中，是比较困难的。
“生产”与“消费”的分野： 学院派更倾向于将哲学视为一种“生产”活动，即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深化对既有问题的理解。而民哲可能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消费”行为，即对已有思想的理解、转述、应用，或者是在生活体验上的哲学化。学院派对于“生产”型活动更为看重。
因此，当民哲的思考方式和表达形式不符合这种“专业”的学科定位时，学院派自然会产生距离感，甚至是不认同。
三、 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塑造
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也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启蒙与救亡的遗产： 近代以来，哲学在中国承担着启蒙民智、救亡图存的重任。这种使命感使得哲学与社会现实、政治变革紧密相连，也对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和作用有着特殊的期待。而民哲的出现，尤其是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精神需求，而非宏大的社会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那种历史使命感有所脱节。
“精英”与“大众”的张力：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精英”与“大众”的张力。在学术领域，学院派学者往往被视为知识的“精英”，而民哲的参与者则可能被看作是“大众”代表。这种张力也容易导致学院派对民哲持有优越感或不信任感。
四、 价值判断与“真理性”的追求
学院派哲学，即使在后现代语境下，也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一种对“真理性”的逼近，或者至少是对概念的清晰、论证的严密、逻辑的可靠性的追求。
对“虚无”或“空洞”的警惕： 学院派学者可能会认为，民哲的思考，如果缺乏严谨的论证和深刻的分析，很容易流于空洞、说教，甚至是“心灵鸡汤”。他们会警惕那些看似深刻实则模糊、看似励志实则缺乏根基的言论。
对“功利性”的区分： 尽管哲学可以应用于生活，但学院派通常会区分“哲学研究”本身与“哲学应用”或“哲学生活化”。他们可能认为，民哲过分强调哲学的实用性、功利性，而忽视了哲学作为一种智识活动本身的价值。
五、 话语体系的隔阂与“话语权”的争夺
最后，这还涉及到话语体系的隔阂和“话语权”的问题。
专业术语与表达方式： 学院派有自己一套复杂的专业术语和表达方式，这是其进行精确、深入讨论的工具。民哲往往使用通俗的语言，这虽然便于传播，但也使得学院派觉得难以与其进行“有效”的对话，甚至会认为这种通俗是以牺牲思想的深度为代价的。
学术话语权的维护： 学院派学者在自己的领域内是“专业人士”，他们的话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当民哲大量涌现，并在网络上形成自己的传播体系和影响力时，这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学院派在哲学领域的“话语权”。为了维护自己的专业地位和学术权威，学院派自然会倾向于将那些不符合其标准的东西排除在外，或者加以批评。
总结一下，学院派学者之所以“看不起”民哲，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喜欢，而是由以下几个核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学术规范的内在要求： 学院派的训练和评价体系建立在严谨的方法、系统的知识和专业的训练之上，而民哲往往缺乏这些。
2. 学科建制的“专业化”： 哲学被视为一门需要专业门槛的学科，民哲的非专业性与其格格不入。
3. 历史使命与精英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来哲学所承担的启蒙和救亡使命，以及潜在的精英文化观念，使得学院派对哲学参与者的身份和能力有较高的期待。
4. 对“真理性”和“严谨性”的价值追求： 学院派认为真正的哲学研究应该追求真理，注重论证的严密性，而民哲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不足。
5. 话语体系的差异与话语权的维护： 专业术语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差异，以及对学术话语权的维护，也加剧了这种隔阂。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哲就没有价值，或者学院派就一定是对的。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可能性，比如民哲可以激发更多人对哲学的兴趣，学院派可以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思想素材。但从“看不看起”的现象本身来说，上述的几个层面的原因，共同构成了这种评价格局。
网友意见
学阀么，就该有学阀的架子。虽然他们的学问屁都不是，但故作清高目无下尘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
他们是不敢比什么学问，搞什么论战。连政府都替他们遮羞——不争论，当挡箭牌。就是知道他们菜，菜得要命。
没本事但还要蹑足高位，领那些他们不配享有的津贴和优厚待遇。他们是何等地心虚？但越是心虚，越是需要恰他们这碗饭，就越要装模作样，越要摆谱。学问没多少，架子大到天际。
这就是尸位素餐之行为艺术。什么学院派，不如说是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他们这人性棺材表面还画上了人的色彩，戴上了黄金面具。真是栩栩如生呢！但摘掉面具，劈了棺材，那才是学院派的真实面目。这木乃伊见到了新鲜空气，就速朽了，渣都不会剩的。
当代马克思：eziv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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