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王安石的政治能力换成张居正的政治能力，熙宁变法的结局乃至北宋走向会有什么不同？
首先，我们得明白王安石与张居正的核心差异。王安石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变法充满了对“古道”的追溯和对“仁政”的渴望，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他拥有超凡的远见和不畏艰险的勇气，却在推行过程中过于依赖理想化设计，对复杂的人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估计不足，并且在与反对派的博弈中显得不够圆滑老练。他的策略更像是疾风骤雨，希望一蹴而就，反而容易激起剧烈的反弹。
而张居正则是一位务实到近乎冷酷的改革家。他深谙政治的艺术，懂得如何平衡各方势力，如何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来稳固和推进自己的目标。他的改革并非没有理想，但他的实现路径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善于抓住时机，运用权谋。他不会像王安石那样，把反对者一概视为顽固不化之徒，而是会想方设法将他们纳入体系，或者至少让他们保持沉默。
如果把张居正的政治能力注入王安石的身体里，熙宁变法的进程将发生显著变化。
一、 变法的推行策略将更具弹性与包容性：
张居正式的王安石不会轻易发动对保守派的全面进攻。他可能会先从那些最容易获得共识、且能迅速见效的改革入手，例如整顿财政、减轻冗官冗费。他会像张居正当年处理张居正内阁成员一样，对那些并非十恶不赦，只是思想保守的官员，给予一定的安抚和妥协。他会更善于运用“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分化瓦解反对势力，而不是试图将所有反对者一网打尽。
例如，在“青苗法”的推行上，张居正式的王安石可能会采取更温和的劝导和激励措施，而非强制推行。他会精心设计利益分配机制，让地主和普通百姓都能从中看到好处，从而降低他们的抵触情绪。对于那些因理解偏差而反对的官员，他会耐心解释，甚至允许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根据实际效果再做推广。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策略，比起王安石的直接推行，更能减少阻力，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二、 改革的重点与侧重点可能有所调整：
张居正更加注重从国家治理的根基入手，强调法制和行政效率。如果王安石拥有张居正的头脑，他可能会在保留自身核心理念的同时，更加务实地考量这些因素。
或许，他会更早地认识到“保甲法”在加强中央控制和缓解边境压力方面的双重作用，并投入更多精力去完善它。同样，在“市易法”上，他可能会在抑制奸商的同时，更加关注如何优化市场机制，促进公平竞争，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国家力量去干预市场。他也会更加重视官员的选拔和考核，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确保变法的执行力。
三、 与反对派的博弈将更加高明：
王安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无法处理好与保守派尤其是司马光等人的关系。张居正式的王安石则会是政治斗争的高手。他会像张居正处理海瑞那样，一方面给予这些“直臣”一定的空间和尊重，让他们看到朝廷并非全盘否定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他也会巧妙地利用他们的棱角，让他们在不经意间成为自己改革的“垫脚石”。
他会更加谨慎地处理皇帝的信任问题，了解宋神宗的心理需求和政治局势，将自己的改革目标与皇帝的统治需求紧密结合。他不会让自己的改革方案显得过于激进，让皇帝感到不安。相反，他会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用改革带来的实际成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从而巩固皇帝的支持。他可能会更有策略地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孤军奋战。
四、 变法的可持续性将大大增强：
张居正最成功的改革在于其可持续性。他留下的“张居正改革”虽然在万历皇帝晚年被清算，但其核心内容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被沿用。如果王安石拥有张居正的能力，熙宁变法或许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通过更广泛的利益联结，更精密的制度设计，以及更巧妙的政治运作，王安石可能会成功地将变法的主体内容融入北宋的体制之中，让其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即使日后遭遇挑战，其改革成果也不至于被轻易全盘否定。
五、 北宋的走向：
如果熙宁变法能够以一种更温和、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行并取得实质性成果，北宋的走向很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
1. 财政状况的改善： 更加有效的财政管理和税收制度将缓解北宋长期以来面临的财政困境，为国防和民生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2. 军事力量的增强： “保甲法”等军事改革如果能得到有效推行，将有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减轻对募兵制的依赖，为北宋抵御辽、西夏等外部威胁提供更多筹码。
3. 社会矛盾的缓和： 尽管变法一定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但如果张居正式的王安石能够巧妙地处理好这些矛盾，并让大多数民众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和满意度将会提升。
4. 政治格局的稳定： 能够有效管理和平衡各方政治势力，将有助于避免北宋后期那种因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尖锐对立而导致的政治动荡。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王安石拥有了张居正的能力，也无法保证改革一定能够百分之百成功。北宋王朝积弊已久，社会结构复杂，皇帝的个人意志、外族威胁、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仍然会产生影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张居正式的王安石，会让熙宁变法少一些“激进”带来的内伤，多一些“务实”带来的根基。他将是一位更具韧性的改革者，他的改革也更有可能为北宋王朝带来更长久的稳定与繁荣，至少，能够延缓甚至避免靖康之耻的到来，让北宋的命运，不至于走到那般悲惨的结局。
这是一种令人遐想的“如果”，它不是简单地让王安石变得更“好”，而是展示了不同政治智慧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可能性，以及它们对历史进程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它让我们看到，伟大的改革不仅仅需要勇气和信念，更需要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对人性的复杂理解。
网友意见
回答问题前先郑重声明一下：除非有人管饭，不然鄙人不参加任何无意义的隔代历史人物对比。至于什么叫管饭，请自行收看经典相声节目《关公战秦琼》。
接下来谈一下题主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诸多误解：
①熙宁变法的时候，太少人支持，导致只要说新法好的荆国公都要，结果除了章惇几乎都是猪队友？
这里先不说新党队友猪不猪，我们先看看司马牛执政以后的旧党都是些什么货色。
司马光上台以后，概括一下就是“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但是他还没完全疯，知道新法涉及的包括经济、军事、科举、官制等各个领域，虽然急于废除新法，但是却不敢动丘八的蛋糕，只敢先废经济方面的新法，这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开支的大头没有削减，收入的大头却削了，于是财政很自然地入不敷出。
为了解决问题，司马光想出一个很奇葩的主意：归还占领北宋占领西夏的部分领土，想用这种方式来换取和平给自己的裁剪军费争取时间。为什么说这个计划奇葩，因为司马光一开始好像打算废掉熙河路。。。。最后发现，好像熙河路是吐蕃的地盘，于是改成归还米脂四寨。几个寨子能有什么卵用？是能减少十几万驻军？还是能让党项人感恩戴德？事实证明都不能，司马光蹬腿以后，西夏很快就打上门来，旧党提出的补救措施竟然是：继续割地。
最终的结果是宋哲宗毛了！你们这帮旧党真tm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啊！当初我老子把这帮混蛋揍得不要不要的，你们现在这副怂样子，问题是还不是真的打不过（那次入侵西北整个边关防御战宋军一场都没输）。至此皇帝就对旧党彻底失望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段时间新党在干什么？答案：全程高调看戏——虽然很多新党成员被赶出朝堂，有些还死于贬所，但是新党在野一直摆出一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态度，坚定地反对旧党的政策，于是果然旧党一垮，新党就回来了。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宋神宗死后，所有还能动换的旧党基本都是辣鸡！
公平地说，熙丰年间的旧党还是有能打的，比如韩琦、比如富弼，几十年打磨出来的政治斗争经验不是盖的。他们有能力，也知道怎么放嘴炮，套路一个比一个深。
举个例子，熙丰年间契丹曾经来向宋神宗索地，本质上就是扩大领土纠纷，威胁要直接动武。王安石坚决要求以强硬态度回应，但是宋神宗怂了，偷偷给韩琦、富弼在内的老臣写信咨询，这帮人精立刻就琢磨出皇帝的心态（要是皇帝不怂，根本不会来咨询他们，朝堂里不正站着一个强硬派吗？），然后一个个给皇帝说，哎呀现在不能打啊，一开打一定输（张方平那句知名的大忽悠：宋辽八十一战，宋只有张齐贤赢了一场。就是在这个时间说出来的），把皇帝吓坏了，同意了割让领土（面积大约几里地）。这事一成，旧党立刻就把脏水往王安石身上泼，你看你看，就是这个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割地的，割了六百里哟（目测算的是周长）！
但是包括司马光在内的相对年轻一些的旧党，基本上就剩下嘴皮子了，能力基本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新法，尤其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细心的人去翻翻宋仁宗年间的奏章，很多都能找到条款差不多的版本。比如免役法，最早是司马光提出的，没错就是后来那个巴不得要废免役法的司马光；比如西北军队建制上的紧凑和调度，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是其实范仲淹、韩琦很早就提出过类似的改革措施；比如在宋辽边境采取强硬手段，韩琦当年干过（熙丰年间老韩却上奏说对辽强硬会引起辽的恐惧疑惑，劝皇帝放弃改组军队）；还有青苗法，当年直接参与编订的就有旧党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新法中相当一部分的措施，是北宋中期有识之士都认可的改革措施。这事，韩琦富弼知道，新党也知道，但司马光估计不知道。
司马光比较二或者说比较楞的地方是，他废掉了新法，但是拿不出更好的改革措施，甚至拿不出补救的方法，而他的那些同志，也是一个情况。最后的情况是，他废除了自己年轻时主张的法度，用自己的政治声望去赌与西夏的暂时和平。结果两边都赌输了，新法最后还是重新实施。
说道这里，回头看一个事：既然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的旧党是这个怂样子，里面除了嘴炮人才外基本没有什么能打的，那么怎么能说新党是猪队友呢？
熙丰年间新党的政绩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经济方面，宋朝政府的收入得到一定改善，地方上也没有因为加税出现大的民变。
军事方面，拓边熙河这是宋真宗以后北宋再次对外扩张新的（大片）领土，对西夏的攻势虽然失败，但是对西夏的防御已经非常成熟了。
科举方面，王安石的新学学派，击败了当时洛学、理学、关学等学派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这可以为新党培育大量新成员。
和蝇营狗苟割地绥靖的旧党比起来，怎么看都是新党完胜的节奏。
②那么新的问题来了，既然新党这么屌，为什么题主会有一种“司马牛的旧党势力太大”的错觉？
答案很简单，“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事，靠的主要不是你自己多牛逼，而是你有多牛逼的后辈们。
上面就说到了，“王安石的新学学派，击败了当时洛学、理学、关学等学派成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但是问题是，南宋以后直到晚清程朱理学才是官方主流啊！！！！！！
这方面的事，推荐一本书：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里面有详细记载理学家们是怎么花式黑王安石的。蔡（雾岛）上翔（鹤）是这么概括的：“荆公受谤七百年矣。”，当然这事另一个主谋是宋高宗赵构，他为了甩锅，强行让开疆拓土的王安石背赵构父兄三人丢了半壁江山的锅，为此还改了神宗实录，为后世花式黑老王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时在朝的统治阶级要打击新学，在野的理学派也要挤掉新学，两者一拍即合，你家新学还能有什么活路？一直到晚清以前，王安石基本就是反面典型，朱熹自己就带头黑过王安石，后面说他好话的只有两种人：老王的同乡和部分心学学者。晚清以后？啊，那会不是理学派也被斗趴下了吗？我记得中国这边就是梁启超先翻的案。
说了一大堆，好像基本已经和王安石变法无关了。其实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确和变法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王安石作为一代文宗，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同时，当然要为自己的学术主张站台。如果后面没有发生靖康之变这种非常诡异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作死的事件，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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