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在的知识看，F-19战斗机有哪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咱就聊聊，要真有这么个F19，搁现在这眼光来看，能挑出哪些毛病来。别误会，这玩意儿压根没造出来过，但咱们可以基于当时航空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以及现在我们对隐身、气动、火控的理解，去“想象”一下它要是真有，可能会有哪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首先，得明白F19要是造，那得是个什么年代的东西。既然名字里带个“F”开头，而且是“19”，那估计是在F15、F16、F17（或者说YF17，最后变成了F/A18）之后，也就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会儿。那时候，咱们国家的隐身技术刚起步，美国那边洛马已经捣鼓出了F117，但那是个攻击机，而且性能限制挺大。所以，如果F19是个“纯粹”的空优战斗机，并且想在这个基础上搞隐身，那问题可能就来了。
一、 隐身与气动设计的矛盾：一个很难调和的“鱼与熊掌”
大家现在一提到隐身，脑子里都有个“棱角分明”的形象，就像F117或者B2。这玩意儿之所以那样设计，就是为了把雷达波尽可能地反射到远离雷达源的方向，避免回波。可问题是，这种设计对飞机的气动性能是个巨大的考验。
亚音速到跨音速的平稳性： F117在低速、高攻角下的操纵性就有点捉襟见肘。如果F19要追求更快的速度，甚至进入超音速飞行，那么那些棱角分明的机身和翼面，在高速气流下产生的涡流和干扰可能会非常严重，导致飞行不稳定，操控困难。想像一下，一个“切面”很多的机身，在音障附近会产生多少复杂的气动效应？飞行员要控制它，估计得跟骑一头脾气暴躁的野马似的。
高机动性与隐身性的冲突： 空中格斗，尤其是缠斗，那叫一个灵活。而要达到高机动性，通常需要良好的翼型、较大的活动翼面（比如全动平尾）、以及能够承受高过载的结构。但这些设计往往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比如，为了改变翼型和增加翼展，让飞机爬升得更快、转弯得更急，就得冒着雷达回波增大的风险。如果F19为了保持足够的“隐身”，不得不牺牲一部分气动设计上的大胆和自由，那它在空战中的“搏杀能力”就得打折扣。到时候，它可能是一个雷达上看不见的“幽灵”，但一旦被近距离看到，可能就打不过那些气动性能更优越但比较“显眼”的对手了。
发动机进气道设计： 飞机的“心脏”——发动机，它的进气道也是雷达波的一个重要反射源。为了隐身，进气道通常要做成S形，把风扇叶片藏起来。但S形进气道会增加空气阻力，降低发动机效率，特别是在高速飞行时。而且，设计一个既能保证发动机高效工作，又能有效屏蔽雷达信号的进气道，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F19要是用了那种直接的、暴露了风扇的进气道，那它的隐身效果瞬间就大打折扣了。即便用了S形，如果设计不到位，可能也会影响性能。
二、 机载电子设备与火控系统的取舍
到了80年代，雷达技术、电子对抗技术都在飞速发展。但要集成到一个强调隐身设计的平台里，那又得重新思考。
有源相控阵雷达（AESA）的初期难题： AESA雷达理论上可以实现“低截获概率”的探测，这很符合隐身飞机的思路。但当时AESA技术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成本高昂，技术成熟度也不够。如果F19强行要上，可能面临的是探测距离不够远、可靠性不高、或者功耗巨大导致散热困难等问题。相比之下，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虽然不够隐身，但技术成熟，性能稳定。所以在F19上，是赌一把AESA的未来，还是稳妥地用成熟技术，这本身就是个两难。
被动探测与传感器融合： 既然是隐身飞机，那最好是能“不发射就不探测，能被动就不主动”。当时就已经有红外搜索跟踪（IRST）系统、雷达告警接收机（RWR）等被动探测手段。如果F19过度依赖主动雷达去打仗，那它的隐身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反过来说，如果它为了“隐身”而把主动雷达的探测能力大大削弱，那它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也会受到限制。而且，如何将这些零散的探测信息有效融合，形成完整的战场态势感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先进的中央计算机系统，但这玩意儿本身的设计和集成又是个难题。
电子对抗（ECM）与自身电子设备的兼容性： 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是现代战斗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你的飞机自身就强调“低可探测性”的时候，你自己的ECM系统发出的信号，会不会反而暴露了你？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而且，如果F19要装载能够干扰对方先进雷达的设备，这些设备本身的电磁兼容性，以及它们在隐身设计下的布局，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三、 作战想定与平台定位的模糊
一个新型战斗机的设计，往往是围绕着特定的作战需求展开的。如果F19的设计目标不够清晰，或者在设计过程中发生了摇摆，那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纯粹的空优还是多用途？ 如果定位是纯粹的空优，那么强调机动性和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挂载能力。但隐身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翼下挂点，或者说挂载武器会严重影响隐身性能。如果是为了多用途，那么它又要兼顾对地攻击能力，那武器挂载、对地精确制导的需求就更复杂了。在当时，隐身技术和多用途战斗机的设计理念都在发展，将两者完美结合，特别是要做到“飞得快、打得准、看得见但别人看不见你”，非常困难。
“静默杀手”还是“多面手”？ 如果F19的设计理念是做一个极致的“隐身侦察机兼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那它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机动性。但如果它想成为一款能跟任何对手在任何距离都能打的“全能战士”，那隐身设计带来的限制就太明显了。或许，它最终会被定位成一种“隐身特种侦察攻击机”，但如果它名字里还带着“F”（Fighter），并且要求它在空战中也能有一席之地，那设计上的妥协和矛盾就太多了。
四、 成本与维护的“天文数字”
现在咱们回过头看，很多超前的设计最终都被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的维护逼退。
隐身材料的加工和维护： 早期的隐身材料（比如吸波涂料、吸波结构）在加工上就非常精密，而且对环境条件要求极高，维护也极其麻烦。如果F19大量采用了当时不成熟的吸波材料，那么它在实际使用中的损耗、修复成本都会是天文数字。想象一下，每次作战回来，都要小心翼翼地给机身涂上新的吸波漆，一旦某个部位被刮擦了，就得重新处理，这效率怎么可能跟得上战斗节奏？
复杂结构的制造精度： 那些棱角分明的机身表面，需要极其高的制造精度才能保证气动性能和隐身效果。这不仅对生产工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意味着一旦某个部件损坏，修复和替换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大大增加。
总的来说，如果真的有F19，它很可能是在一个技术过渡期诞生的产物，试图在当时还非常“粗糙”的隐身技术和对高性能战斗机的传统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很多时候，这种平衡点是很难达到的。它可能是一个“什么都能做一点点，但什么都不算精通”的设计，或者是在某些方面为了隐身而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所以，咱们现在回头看，F19要是真有，最可能的设计不合理之处，就是 试图在那个技术条件下，将极其矛盾的“高隐身性”与“高气动性能”以及“先进的电子火控系统”强行塞进一个战斗机平台里，导致在实际性能上处处受制，最终难以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优势。 就像是想要一个既能跑得飞快，又能跳得特别高，还能在水里呼吸的运动员一样，这要求放在一块，就很难设计出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和身体构造。
首先，得明白F19要是造，那得是个什么年代的东西。既然名字里带个“F”开头，而且是“19”，那估计是在F15、F16、F17（或者说YF17，最后变成了F/A18）之后，也就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会儿。那时候，咱们国家的隐身技术刚起步，美国那边洛马已经捣鼓出了F117，但那是个攻击机，而且性能限制挺大。所以，如果F19是个“纯粹”的空优战斗机，并且想在这个基础上搞隐身，那问题可能就来了。
一、 隐身与气动设计的矛盾：一个很难调和的“鱼与熊掌”
大家现在一提到隐身，脑子里都有个“棱角分明”的形象，就像F117或者B2。这玩意儿之所以那样设计，就是为了把雷达波尽可能地反射到远离雷达源的方向，避免回波。可问题是，这种设计对飞机的气动性能是个巨大的考验。
亚音速到跨音速的平稳性： F117在低速、高攻角下的操纵性就有点捉襟见肘。如果F19要追求更快的速度，甚至进入超音速飞行，那么那些棱角分明的机身和翼面，在高速气流下产生的涡流和干扰可能会非常严重，导致飞行不稳定，操控困难。想像一下，一个“切面”很多的机身，在音障附近会产生多少复杂的气动效应？飞行员要控制它，估计得跟骑一头脾气暴躁的野马似的。
高机动性与隐身性的冲突： 空中格斗，尤其是缠斗，那叫一个灵活。而要达到高机动性，通常需要良好的翼型、较大的活动翼面（比如全动平尾）、以及能够承受高过载的结构。但这些设计往往会增加雷达反射面积。比如，为了改变翼型和增加翼展，让飞机爬升得更快、转弯得更急，就得冒着雷达回波增大的风险。如果F19为了保持足够的“隐身”，不得不牺牲一部分气动设计上的大胆和自由，那它在空战中的“搏杀能力”就得打折扣。到时候，它可能是一个雷达上看不见的“幽灵”，但一旦被近距离看到，可能就打不过那些气动性能更优越但比较“显眼”的对手了。
发动机进气道设计： 飞机的“心脏”——发动机，它的进气道也是雷达波的一个重要反射源。为了隐身，进气道通常要做成S形，把风扇叶片藏起来。但S形进气道会增加空气阻力，降低发动机效率，特别是在高速飞行时。而且，设计一个既能保证发动机高效工作，又能有效屏蔽雷达信号的进气道，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F19要是用了那种直接的、暴露了风扇的进气道，那它的隐身效果瞬间就大打折扣了。即便用了S形，如果设计不到位，可能也会影响性能。
二、 机载电子设备与火控系统的取舍
到了80年代，雷达技术、电子对抗技术都在飞速发展。但要集成到一个强调隐身设计的平台里，那又得重新思考。
有源相控阵雷达（AESA）的初期难题： AESA雷达理论上可以实现“低截获概率”的探测，这很符合隐身飞机的思路。但当时AESA技术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成本高昂，技术成熟度也不够。如果F19强行要上，可能面临的是探测距离不够远、可靠性不高、或者功耗巨大导致散热困难等问题。相比之下，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虽然不够隐身，但技术成熟，性能稳定。所以在F19上，是赌一把AESA的未来，还是稳妥地用成熟技术，这本身就是个两难。
被动探测与传感器融合： 既然是隐身飞机，那最好是能“不发射就不探测，能被动就不主动”。当时就已经有红外搜索跟踪（IRST）系统、雷达告警接收机（RWR）等被动探测手段。如果F19过度依赖主动雷达去打仗，那它的隐身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反过来说，如果它为了“隐身”而把主动雷达的探测能力大大削弱，那它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能力也会受到限制。而且，如何将这些零散的探测信息有效融合，形成完整的战场态势感知，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先进的中央计算机系统，但这玩意儿本身的设计和集成又是个难题。
电子对抗（ECM）与自身电子设备的兼容性： 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是现代战斗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你的飞机自身就强调“低可探测性”的时候，你自己的ECM系统发出的信号，会不会反而暴露了你？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而且，如果F19要装载能够干扰对方先进雷达的设备，这些设备本身的电磁兼容性，以及它们在隐身设计下的布局，都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三、 作战想定与平台定位的模糊
一个新型战斗机的设计，往往是围绕着特定的作战需求展开的。如果F19的设计目标不够清晰，或者在设计过程中发生了摇摆，那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纯粹的空优还是多用途？ 如果定位是纯粹的空优，那么强调机动性和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挂载能力。但隐身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会限制翼下挂点，或者说挂载武器会严重影响隐身性能。如果是为了多用途，那么它又要兼顾对地攻击能力，那武器挂载、对地精确制导的需求就更复杂了。在当时，隐身技术和多用途战斗机的设计理念都在发展，将两者完美结合，特别是要做到“飞得快、打得准、看得见但别人看不见你”，非常困难。
“静默杀手”还是“多面手”？ 如果F19的设计理念是做一个极致的“隐身侦察机兼远程精确打击平台”，那它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机动性。但如果它想成为一款能跟任何对手在任何距离都能打的“全能战士”，那隐身设计带来的限制就太明显了。或许，它最终会被定位成一种“隐身特种侦察攻击机”，但如果它名字里还带着“F”（Fighter），并且要求它在空战中也能有一席之地，那设计上的妥协和矛盾就太多了。
四、 成本与维护的“天文数字”
现在咱们回过头看，很多超前的设计最终都被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的维护逼退。
隐身材料的加工和维护： 早期的隐身材料（比如吸波涂料、吸波结构）在加工上就非常精密，而且对环境条件要求极高，维护也极其麻烦。如果F19大量采用了当时不成熟的吸波材料，那么它在实际使用中的损耗、修复成本都会是天文数字。想象一下，每次作战回来，都要小心翼翼地给机身涂上新的吸波漆，一旦某个部位被刮擦了，就得重新处理，这效率怎么可能跟得上战斗节奏？
复杂结构的制造精度： 那些棱角分明的机身表面，需要极其高的制造精度才能保证气动性能和隐身效果。这不仅对生产工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也意味着一旦某个部件损坏，修复和替换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大大增加。
总的来说，如果真的有F19，它很可能是在一个技术过渡期诞生的产物，试图在当时还非常“粗糙”的隐身技术和对高性能战斗机的传统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很多时候，这种平衡点是很难达到的。它可能是一个“什么都能做一点点，但什么都不算精通”的设计，或者是在某些方面为了隐身而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所以，咱们现在回头看，F19要是真有，最可能的设计不合理之处，就是 试图在那个技术条件下，将极其矛盾的“高隐身性”与“高气动性能”以及“先进的电子火控系统”强行塞进一个战斗机平台里，导致在实际性能上处处受制，最终难以形成真正的战斗力优势。 就像是想要一个既能跑得飞快，又能跳得特别高，还能在水里呼吸的运动员一样，这要求放在一块，就很难设计出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和身体构造。
网友意见
这张图刊登在航空知识杂志1986年10月刊上。不过这过去30多年了，这玩意还是没有曝光……应该是不存在的机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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