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1918年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在德国战壕里撒的革命传单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回答
要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咱们得把时间拨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具体是1918年,那个风雨飘摇、旧秩序摇摇欲坠的年头。

列夫·托洛茨基和卡尔·拉狄克,这两位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响当当的人物,当时都怀揣着把世界革命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的宏愿。尤其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德国。德国士兵们在战壕里忍受着饥饿、寒冷和无休止的死亡,他们的士气早已低落到冰点,对于战争的意义也充满了怀疑。这在布尔什维克看来,简直是革命的最佳土壤。

所以,他们策划了一项行动:在德国战壕里撒发革命传单。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宏大:用革命的言辞点燃德国士兵们心中的不满,让他们放下武器,掉转枪口,推翻自己的皇帝和军阀,从而开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战争的唯一出路是革命”。

但是,为什么这项听上去振振有词的计划,最终却没能激起他们所期望的巨浪呢?咱们得从几个层面来细细说道。

首先,环境的错位与认知偏差。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作为俄国革命的成功者,他们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俄国的经验。俄国在1917年经历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社会矛盾尖锐,沙皇政权腐朽不堪,加上战争的巨大消耗,民众早已厌倦了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土地、面包”——直击了俄国社会最迫切的痛点,获得了巨大的响应。

然而,德国的情况,虽然也饱受战争之苦,但其社会结构、政治文化以及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与俄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德国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尽管被战争侵蚀),其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国家荣誉的认同感仍然相当强大。即使士兵们对战争感到疲惫和失望,但这种失望往往转化为对战争结束的渴望,而不是直接导向推翻现有体制的激进革命。

更何况,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无产阶级暴力夺权,以及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尤其是经历过威廉二世统治的德国,其接受度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高。德国社会有着悠久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许多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更倾向于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来改善社会状况,而不是诉诸暴力革命。

其次,传单内容的“水土不服”。

想象一下,在冰冷潮湿、弥漫着血腥和火药味的战壕里,士兵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许是温暖,是食物,是能够让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是关于回家的承诺。而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撒发的传单,虽然充满了激昂的革命口号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但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在绝望的士兵面前,可能显得有些遥远,甚至是“不合时宜”。

他们的传单更多的是在鼓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求士兵们“推翻你们的剥削者”。这对于一个在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下,受到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宣传影响的德国士兵来说,可能更像是一种境外势力的挑衅,而非他们内心真实的呼唤。很多士兵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全世界无产者”的抽象概念,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眼前的生死存亡,以及国家利益。

而且,这些传单的语言和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虽然德国有发达的工人运动,但并非所有士兵都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那些被战争磨砺得更加务实和直接的士兵,可能更关注直接的诉求,比如停止战争、获得更好的待遇,而不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

第三,现实操作的巨大阻力。

这项行动的执行本身就困难重重。想要将传单有效地撒发到德国士兵手中,并且让他们真正阅读和接受,其难度可想而知。

地理和军事障碍: 德国士兵身处战壕,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将传单“精准投递”到他们手中,需要克服敌方的封锁、监视以及战场的混乱。即使传单被撒下,在战场的环境中,它们很可能被泥水、弹片所掩埋,或者被风吹散到无人问津的地方。
对方的宣传和控制: 德国军方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他们会全力封堵这类颠覆性的宣传,并且会用他们自己的宣传机器来反击,强调爱国主义、敌人罪行,以及服从命令的重要性。士兵们每天接受的是来自官方的、经过审查的信息,想要凭空插入另一套话语体系,其难度不言而喻。
士兵的心理和信息来源: 士兵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军方的宣传、战友间的交流以及可能从战俘那里听到的消息。突然出现的、来自不明来源的革命传单,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度,尤其是在生死关头。他们更可能倾向于相信来自熟悉环境的、更直接的信号。
战场的残酷性压倒一切: 战场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压抑人性的环境。士兵们在那里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是完成命令。这种极端环境下,抽象的政治理论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基本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

第四,时间点的选择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尾声。德国正处于战败的边缘,国内政局动荡,革命情绪确实在酝酿。然而,这种情绪更多的是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和对旧秩序的不满,而非直接指向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

同时,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行动也带有明显的国际政治色彩。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德国士兵身上,其实也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希望借由德国革命来巩固和扩大自身在欧洲的影响力,甚至是打破帝国主义包围的战略考量。但这种外部的政治意图,在德国国内的士兵看来,可能很难引起共鸣,甚至会被解读为外国干涉。

总结来说, 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在德国战壕里撒革命传单之所以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他们对德国社会现实的评估出现了偏差,未能充分理解德国的政治文化和民众心理;传单的内容虽然激进,但未能触及到德国士兵最迫切的、最直接的需求,并且在信息传递上存在巨大的障碍;而战场本身的残酷性以及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都使得这项革命的尝试变得异常艰难。

这更像是一场宏大的理想主义尝试,遇到了复杂而现实的泥沼。理想的光芒很耀眼,但在冰冷、混乱的战壕里,它需要更接地气、更贴合人心的载体,才能真正点燃火种。而这一次,火种没有被成功点燃,反而很快熄灭在泥泞和炮火之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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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线,英法军队和德国人隔着几百米长时间对峙,双方的士兵逐渐构建起一种默契,那就是“自己活也让敌人活”。

你可以狙杀对方士兵,但是对方也会狙杀你的人,你可以炮击对面,然后对面就会回敬你炮弹。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大家相安无事是最好的。

慢慢的,双方通过向空地开枪开炮等方式消极作战。早上不打,周末不打,节日也不打,不打补给车辆,不打炊事员,伙房做饭的时候很显眼,但是你炸了他们的伙房,他们就会炸掉你的,结果是大家都没热饭吃。

那么将军们怎么办呢。常规的惩罚并不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大规模的怠战,也很难处处监督士兵。最后他们用了一个办法破坏掉了这种自发的默契,那就是突然袭击。

由10-200人组成的小队,在军官的直接监督下对敌人的战壕进行袭击,命令是杀死或者捕获敌人。如果袭击是成功的,就能抓到战俘,如果袭击失败了,那相应的伤亡也能证明袭击是否进行。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够假装袭击已经进行,并且没有有效的办法在袭击时与敌人合作,因为没有活的士兵也没有尸体可以交换。

“自己活也让敌人活”的系统不能对付成百次的袭击的破坏,而对方也必定会报复,报复会带来报复,自发合作的基础就没有了。

以上内容引自《合作的进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有人撒了传单,你看到对方怎么处理了吗?

最终的效果是双方行为的结果。

=

英法这种“重塑进攻精神”的作战,启发了德国人,后者吸取并从中提炼出了暴风突击队的战法。

而持续进行这种军事上意义不大的战斗,是引发一战末期法国军队大规模反抗的直接原因,大量的法国军队开始拒绝执行这种“消耗”人命的作战。

=

顺带一提,此一时彼一时,在俄国内战期间,法国干涉军,包括战列舰“法兰西”号在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从而事实上迫使法国撤离了军队。

所以说,一个事情的成败啊,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18年做不到的事情,19年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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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陆军步兵漫画物语》:前日本兵创作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营生活

日文报纸

劳动营生活开始没多久,我们这儿就贴出了“日文报纸”。纸上的新闻大半都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是由哈巴罗夫斯克方面发行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扣押士兵的报纸。

政治部门的军官要求我们必须要读这个报纸,结果拿到手里一看真是大开眼界,横竖就是不习惯。因为这报纸上净是些打倒法西斯啊、通过阶级斗争贯彻之类的文章。

当时我们吃了败仗又被扣押起来,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没有安全感,对这种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根本没人要看。更别说我们日本兵对政治完全一片空白,什么法西斯啊、阶级斗争啊,在当时根本没人能明白这算啥玩意,至少我身边的人没人看得懂。那个所谓的“阶级”,对我们小兵来说也就只会当成是军队里的阶级高低,所以根本就是鸡同鸭讲。

……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以前在北支的时候在八路军身上也有过先例。八路一开始的时候对着日军提出的反战口号是“打倒日本军阀”、“反对天皇制度”等等假大空的东西。

在我们进入八路军统治的地区、根据地后发现每家每户的墙壁、大门上也都写着类似的口号。可惜我们士兵对政治完全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懂这种口号的意思,甚至有时带来的宣传效果完全相反。

因为这种做法会让连日行军、战斗累死累活的士兵更加火上浇油。八路军注意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引用了如下口号如“禁止打耳光”、“让我吃饱饭”等和士兵自身的日常生活贴近的的标语。另外“打倒军阀”也变成了我们日本兵“是战争的牺牲品”的口号。

虽然当时的八路军和苏军情况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但对这日文报纸初期的编译方针我却希望他们能参考下那时候的八路军做法。可惜就算我提了建议,负责出版这报纸的苏联当局也肯定不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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