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什么原因，是排除异己吗？

就问题本身来说显然不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用权力斗争模型解释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并非否定权力斗争的存在，恰恰相反有关权力的斗争每次都贯穿在事件之中。

关于大清洗有两个严重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首先是可靠的史料，然后是不受强制力与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思维）干预的自由学术讨论环境，这二者在当今世界都是不存在的，不管是在美帝国主义、俄国还是某大国，都没有区别；顺便某大国也没那个水平，现在的各大尸位素餐研究机构，语言能力都够呛。

导致一场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其实正是周扬这些人。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当年对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是很恼火的。
对于与我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罗尔纲，后来在文革时候，我负责历史所的运动时，我不准历史所的造反派整罗尔纲，我说那是学术争论，而且罗尔纲在解放前是积极支持民主运动的。

大清洗-大恐怖，是1936-1938年发生的广泛镇压运动，一般以叶若夫下台为结束标志，主要表现为秘密逮捕、枪决、对反对派派别活动的打击，处死政治犯681692人。

鄙人抛砖引玉，要说明几个对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刻板印象——不仅出现在否定苏联与斯大林的人中更泛滥于某些所谓“精苏”中（通过俄乌战争检验），同时意图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斯大林主义。

列宁建立清洗制度

清洗，实际上是自我革命（本意，非某大国曲解）与整风的一种，也并非列宁、列宁主义原创，拉萨尔1852年6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党本身模糊不清，界限不明，是党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列宁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在自己的队伍里有改良主义者，有孟什维克，就不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就不能捍卫住无产阶级革命。这在原则上是很明显的。这是已经由俄国和匈牙利的经验具体证实了的。……在俄国……曾经有很多次处于困难的境地，当时如果让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留在我们党内……那么苏维埃制度就一定会被推翻的。大家都承认，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家政权，就要进行决战……在这样的时候，不仅把孟什维克、改良主义者、屠拉梯分子驱逐出党是绝对必要的，甚至把那些会动摇和正在动摇的、要去同改良主义者‘统一’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从各个重要岗位上撤下来，也可以说是有益的。……在革命的前夜和为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进行最激烈的斗争的时候，党内的最小的动摇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坏革命，都能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因为这个政权还没有巩固，因为对这个政权的攻击还非常猛烈。如果动摇的领袖在这样的时候离开，那么这不会削弱而会加强党，加强工人运动，加强革命。

不谈十月革命后、列宁生前的1919、1921两次清党，列宁从社会民主工党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开始对清洗的必要性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以《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1920年11月4日和12月11日）为例：

现在塞拉蒂主编的米兰出版的《前进报》（《Avanti！》）进行的这种宣传，不是教育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而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种时刻，党中央委员会应当领导工人，教育他们去进行革命，驳斥不正确的观点。这一点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的，同时也让各种派别发表自己的意见。塞拉蒂是在领导，但是他领导的方向不对。
开除所有参加1920年10月11日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的人，不会削弱党而会加强党，因为这样的一些“领袖”，即使仍然是忠诚的，也只能“按匈牙利方式”葬送革命。白卫分子和资产阶级很会利用甚至是完全“忠诚的”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之流的彷徨、动摇、怀疑和缺乏信心等等。
如果巴拉托诺、扎纳里尼、巴契、贾科米尼、塞拉蒂这些人动摇和要求辞职，那就不要挽留他们，而是马上接受他们的辞职。决定性搏斗时期过后他们会回来的，那时他们对无产阶级将会有用些。
意大利的工人同志们！不要忘记历次革命的历史教训，不要忘记1917—1920年间俄国和匈牙利的教训。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面临着最大的搏斗，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牺牲。战胜资产阶级，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巩固意大利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搏斗的胜负，取决于工人群众的团结性、纪律性和忘我精神。

正如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所写：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列宁禁止派别活动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

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在同派别活动进行实际斗争中，每一个党组织必须密切注意，决不容许发表任何派别言论。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时，应当使一切实际的建议以尽量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立刻提交党的地方和中央领导机关去讨论和决定。此外，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在批评的形式上应当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这一情况，而在批评的内容方面则应当通过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从实践中来检验如何纠正党或个别党员的错误。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都决不能事先交给按某种“纲领”等等形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
代表大会根本反对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检验。全党应当知道，我们由于遇到了种种障碍，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应当知道，党在坚决反对不实事求是的和带有派别性的所谓批评的同时，也将继续不断地采取一切手段并试验各种新的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发扬自主精神，检举、揭发和驱逐混进党内来的分子，如此等等。
因此，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列宁推行一长制

（一长制在NKVD与大抓捕中有重大影响）

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15日）

你们知道，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会议上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就是关于个人管理制和集体管理制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对集体管理制的偏爱，往往说明对共和国的当前任务认识不足，甚至常常说明阶级意识水平不高。每当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想说：工人向资产阶级学习得还不够。用民主社会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就可以具体说明这一点，这些人现时在欧洲和美洲打着各种招牌，同资产阶级结成这样那样形式的联盟，参加了管理。他们持有旧偏见是上帝的安排，但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统治了两年之后，不仅应当希望而且还要竭力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落后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请看一看，资产阶级是怎样管理国家的呢？它是怎样组织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呢？过去有哪一个抱着资产阶级观点一心维护资产阶级的人说过，个人权力算不上国家管理制度呢？如果资产阶级真有这样的傻瓜，那他本阶级的同伙就会嘲笑他，所以他在任何一次资本家和资产者先生们的重要会议上，都不会说这样的话和发表这样的议论。人们会对他说：难道通过一个人还是通过集体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的问题，同阶级问题有关吗？

列宁允许“非法”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那么争议就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以不受自己的法律约束呢？

自然是拨乱反正的人觉得必须限制，不然铁定人性悲剧。典型的正反方意见如下：

列宁自己是否反对霹雳手段呢？显然列宁说斯大林“软弱”不是冷笑话。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10月26日，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法令，宣布废止死刑。鉴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苏联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9月5日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决议，下令恢复死刑。1920年1月1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彻底废止适用极刑(枪决)》的决议，规定普通法院不得适用死刑。四个月后，由于协约国的武装进攻，苏联恢复死刑适用。

在1920年废除死刑期间，根据列宁指示，白军头目高尔察克被秘密处决。

上述理论与事实说明，列宁主义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无产阶级专政受到严重威胁时可以发动必要手段——但是手段与目的要保持一致性，而正像斯大林所说，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斯大林主义（卡冈诺维奇）一词，他只是列宁的学生。同时必须时刻强调，既不能把列宁的说法当作教条、认为列宁完全不存在错误，也不能脱离苏联自身国情和每一个时期苏维埃、苏联面对的复杂危险外部局势，不能以任何上帝视角去看待。

也就是说，将列宁涂抹成无害的神像、斯列对立论是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部分反斯“左翼”、西方学界常用的手法，他们忽视了斯列存在分歧并不是开除斯大林籍贯的充要条件。保持彻底反苏与“反思”立场的，其实是40年代退出共产党、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的陈独秀：

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即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伯乌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些。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在十月后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托洛茨基直至被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列托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弟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

斯大林的哲学

1936年的苏联是否已经面临内部外部的重大威胁？是不是一定必须发动秘密逮捕与恐怖手段才能压制的？基洛夫刺杀案真的与大清洗有充分联系吗？目前来说这是无法定论的。

斯大林的许多错误根源在他的阶级哲学中：

必须粉碎和抛弃这种腐朽的理论：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斯大林没有正确区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这是首先能总结出的教训，其次真正关键的是，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当然后来人尚未取得长远的进步，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挖掘这一问题，时代就戛然而止了。

斯大林怎么说？

最后强调的是，部分有沙文主义倾向、热衷吹捧大清洗的所谓“斯派”与“精苏”就要注意了，就像有部分自称为贡萨罗主义者的人实际上多处违背贡萨罗主席的教导一样，他们真的尊敬作为革命导师的斯大林吗？他们是反对皇帝还是反对自己做不了皇帝？可以说在许多涉及现实能够展现屁股的问题上，他们远不如部分自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关于托洛兹基同志的言论，大部分都是要辩证对待的。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特殊对待”，我是说，在面对所有观点时，都要用辩证思维进行分析。
我不赞同“反斯”，而是要分析大胡子哪些事做得是有用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纯粹瞎折腾的？反对斯的目的只能是大胡子有地方做得不对，而不是把它彻底打倒，让自己来做左的总瓢把子。

斯大林在1939年大会报告发言中说：

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恶棍之类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从苏维埃组织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这是政治报告中常用的隐晦说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这意思是，斯大林认为1933-1936年的清洗是符合列宁主义的正常程度的治病救人惩前毖后，肯定清洗带来的进步作用；而1936-1938的大清洗，发生了没有预料、无法控制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对其基本持否定态度，并且“毫无疑问”今后也不能再使用。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讲清楚一个道理，很多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单纯的二极管思维是讨论历史的大忌。马克思主义者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功劳而洗白错误，也不能因错误而掩盖功劳，当然，没功非得抢功，没错非得背锅，则同样不可取。如果认可以上观点，那我们就可以认真讨论斯大林的问题。

大家都清楚“大清洗”的直接原因，就是彼时列宁格勒州书记基洛夫的遇害。作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兼亲密战友，基洛夫的莫名遇刺及之后调查的离奇走向都彻底激怒了斯大林，并直接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开端。但正如萨拉热窝的枪声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大家都在历史书上学过，早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前，整个欧洲上空早已乌云密布，萨拉热窝只是大战的导火索，同样地，基洛夫之死也只是大清洗事件的导火索，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斯大林或许会为了挚友严办一批官员，但不可能为了基洛夫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清洗运动。所以我们必须重点探讨的，是“大清洗”发动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得先复盘当时苏联面对的内外局势，只有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弄清楚大清洗的底层逻辑。

首先，先来看看苏联当时面临的国际局势。1934年，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6年，英法列强勉强保住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在德国，纳粹法西斯已经上台，欧洲局势越发波云诡谲。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对共产主义苏联是天生憎恶，生怕共产主义思潮向欧洲扩散，因此，这些列强对苏联普遍采取敌视态度。法西斯国家建立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方面是为了对付苏联，一方面是希望以此为名进行扩张，而英法则希望看到法西斯与苏联互斗，自己坐收渔利，为此积极支持法西斯。总之，苏联当时的国际环境极其恶劣，它没有多少盟友，西边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英法列强和野蛮生长的德国纳粹，东边是虎视眈眈的日本法西斯。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坚定了斯大林对苏联工业化进程的决心。斯大林早在1931年就意识到，一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不稳定的，新的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在10年内爆发，届时红色苏联必然是众矢之的，为此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业化，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1934年的苏联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突飞猛进，国家产能飞速提升，但还未使苏联变成顶级强国，而届时的国际局势已和斯大林早前的预判如出一辙，战争的火药味愈发浓烈，留给苏联变强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斯大林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继续坚决快速地推进国家工业化，这是他一切政策的核心，任何人都不能挡道，而这使得斯大林在面对政治斗争时不得不更加激进。

其次，再看看当时苏联的国内政治局势。1924年斯大林上台后，先后通过政治手段摆平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苏联元老，坐稳了最高权力，但此时苏共内部仍然有巨大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国家的路线问题。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布哈林等苏联元老的路线分歧由来已久，举例子简单说一下就是：斯大林的路线是苏联优先，先利用苏联地大物博的资源，把苏联做大做强，撑过新一轮战争，之后再考虑世界革命，为此必须把重工业建设放在第一位，用工农业剪刀差发展重工业。而托洛斯基的路线则是世界革命路线，他不认为社会主义能在苏联首先建成，为此应该马不停蹄地用苏联的火点燃其它欧洲国家。布哈林则反对重工业优先，他认为应该先照顾农民利益，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先农后工。可以看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等人的想法和斯大林背道而驰，如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只是普通认还好，问题是托洛斯基和布哈林都是苏联元老，即使他们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失势了，他们的路线在党内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当年苏联刚建立的时候，也是首先得先考虑活下去的问题，因此斯大林与苏联元老的路线问题暂时搁置了，而且那是列宁也还在，如今列宁走了，苏共打败了白匪，暂时站稳了脚跟，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过位子的斯大林必须重新面对苏联的路线问题，因为此时的路线选择直接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因此再不能搁置，苏联急需统一思想和路线。

其实在斯大林通过纵横捭阖搞定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大佬后，他的统一路线的手段还相对平缓，也就是启提拔任用新人，换掉路线不一致的老将，温水煮青蛙。本来这一进程还算顺利，但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时间，不同于抗日战争的急不得，斯大林认为苏联的重工业慢不得。就像前文所说的，在1934年纳粹上台后，欧洲局势愈发不稳，这和斯大林的判断如出一辙，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更让斯大林相信自己是对的。反对现在的路线就是拖慢苏联的工业化速度，就是要让我们输掉将近的战争，这一串逻辑链条在斯大林脑海中形成了。随着时间的紧逼，苏联内部的斗争愈发激烈，而此时发生的基洛夫遇刺事件成为了压垮斯大林的最后一根稻草。基洛夫遇刺让斯大林认为苏联内部的反对派势力依然强大，而且他们已经先动手了，再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现在时间无多，为此，他只有发动他所能想到的最后手段——大清洗。

大清洗审判了上百万人，处死了几十万人，先不说其中大量的冤假错案，只是路线不同就得判处极刑的做法在现在看来也过于冷血，大清洗是斯大林身上抹不掉的污点，也是国际共运史上抹不去的悲剧，虽然大清洗通过肉体毁灭的方式解决了困扰斯大林的路线问题，但斯大林也毫无疑问要为大清洗的悲剧一面负主要责任，把斯大林说成白莲花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大清洗是斯大林为了推行苏联工业化路线采取的终极手段，那种说斯大林是杀人魔王，大清洗是为了铲除异己，巩固私权的说法更是对斯大林的巨大污蔑。

斯大林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无暇照顾和自己离开故乡的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染病身亡，斯大林悲痛万分，在下葬妻子棺木时差点跳了下去；在他成为苏联领袖后，一直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中，依然没有抽出时间照顾家庭，他的第二任妻子因无法忍受而开枪自杀，这件事同样猛烈打击了斯大林，他甚至一度在高层会议上提出辞职；他的大儿子在苏德战争中被纳粹俘虏，而斯大林拒绝了纳粹提出的俘虏交换，他的大儿子最终被纳粹杀害；而就是斯大林本人，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遗物里几乎没有私产，只有一些旧衣物。他是纯粹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会为了共产主义的前途而审判昔日同僚，却绝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挥下屠刀。我们可以接受对斯大林所表现出的蛮横、专断、冷酷的批评，因为这是事实，但我们不能接受无中生有的脏水。

路线问题关乎一个组织的发展壮大，乃至生死存亡，如何统一路线是每一个组织都必须面对的考验。苏维埃的红色政权诞生在冰天雪地中，诞生在群狼环伺中，诞生在一张白纸中，他有自己先天的不足，因此在愈发恶劣的局势下，在没有可参照的经验下，在斯大林的专断下，苏联最终用大清洗回答了路线问题。

最后再说点题外话，如果你的屁股是坐在美帝、资本主义那边，那你全面否定斯大林没有问题，如果你的屁股坐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边，那你在评价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时一定要三思。在赫鲁晓夫上台，做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掀起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浪潮，只有中国，哪怕当年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依然坚持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清楚，斯大林本身早已超越了苏联领导这个身份，他是公认的全世界共产运动的领袖，共产主义者全面否定斯大林，就是在否定自己，就是在自毁长城。苏联的崩溃，始于全面否定斯大林，任何全面否定自己领袖的国家，都难有好下场，苏联死了，我们还活着，老大哥用命给我们上的课，希望我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

〇乎的〇〇〇〇们又扎堆给大清洗这种运动胡吹烂扯。。。〇〇果然什么〇〇〇言论都能发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研究室，马龙闪

《试析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节选）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 ,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仅1930年1～ 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 ,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 ,“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 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 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
(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 (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
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 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 ,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 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 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 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 (1929～ 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 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 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 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 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 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 ,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① ,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 ,“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 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作为俄国历史上最黑暗血腥的年代，数年之间，有无数无辜之人被审判、行刑、枪决、流放。连普京都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悲剧”，却还有人认为是好事一桩。

所谓“右派阴谋集团”的幌子真是可笑。难道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残酷镇压杀戮的苏联人民、其他民族、国内外革命者、与列宁并肩作战的布尔什维克都是阴谋集团的一员？

慈父不经严格调查，先入为主地借基洛夫被暗杀案，首先把打击矛头指向所有反对派；而后又在亚戈达与叶若夫的冲突中站在后者一边，主张扩大打击面；不经政治局集体讨论，与日丹诺夫两人共同决定罢免亚戈达，而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有关“大清洗”的几乎所有重要指令、法规和行动步骤，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这样的微操常凯申直呼内行。

用“莫须有”的理由一口咬定“第五纵队”的存在，就是为了替镇压作辩护。这叫肃反扩大化嘛？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说慈父是新沙皇已经是乳沙皇了，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评价：“斯大林在政治恐怖方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记录……往昔的任何暴君都没有对自己的同胞进行过如此规模的镇压。”^[1]（慈父：诶嘿我是格鲁吉亚人，这样他们就不算我同胞了）

至于原因：

布哈林与加米涅夫谈话时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阴谋家, 世界上的一切统统都要服从他的权力欲……他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这样做有助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着的就是抓权, 为了巩固权力，他暂时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却会把我们都扼死……斯大林只会报仇，他怀里时常都揣着一把匕首。”^[2]

苏粉所遗憾的，大概是如此大力度的清洗，居然没有洗掉赫鲁晓夫之流的叛徒，敢揭慈父的短，还使苏联变成了“苏修”。

赫秃：“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doge

参考

1. ^ 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M].人民出版社
2. ^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斯大林肃反秘史[M].人民出版社

当你可以用枪毙人解决你讨厌的人的时候，你会用更麻烦的方法吗？

苏联红军最开始缔造者是谁？就是十月革命实际领导者“托洛茨基”，他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组建并领导苏俄红军打赢国内战争，托洛茨基也可以是说是红军之父，也是大清洗之源。

伟人曾经发表过关于山头主义的文章，国内的山头主义通常都由各个开国将领们，在武装战斗期间，形成的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十分牢靠。

看一下斯大林上台前的履历。

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

1899年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同年加入（布尔什维克）

1902年到1913年多次被捕以及流放。

1913到191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1917年回到彼得格勒，进入领导武装起义总部

1918年苏俄内战爆发，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

1918年到1920年苏俄内战期间，斯大林多次被列宁委派，去往前线领导重要战役。

1922年担任苏共总书记，然后掌握权力。

也就是说在1917年之前，斯大林一直在西伯利亚的寒风里砍木头，没有机会参与到组织内部军事建设。1917年的苏（俄）布已经拥有上万名赤卫队员，而总指挥就是托洛茨基。

这就好像朱德带着800多人上了井冈山，之后红军大部分优秀将领都从这800多人开枝散叶，朱德也就成为中国红军之父，井冈山期间朱德只需要在就可以，军心就是稳定的，我里面有无数的朱德老部下，也有部下的部下，中国红军每一个人都和朱德有关系。

斯大林同志，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到红军的早期建设中，在赤卫队里他也没有自己部下，红军是托洛茨基的天下，那里都是托洛茨基的门生旧故。

1918年1月列宁在立宪会议会议上得票率不足四分之一，派兵解散立宪会议。1917组建的立宪会议有点像美国开国之初，但是那时的俄国不是白纸上建立的美国，而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奴隶封建制的国家，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大杂烩式的民主投票，最受欢迎的永远是最能讨好民众的人，列宁必然惨败。

立宪会议被解散，那些试图从立宪会议分到权力与好处的利益集团自然不肯，他们自己拥有军队，而且国家本来就对这个共产党把持的国家不满，开始疯狂介入，苏俄内部烽烟四起。

列宁刚开始派旧军队出身的克雷连柯，组织人类历史第一个全新组织形态的军队，但是旧军队出身的他，显然还是按照旧有路径组织军队，这是列宁不能允许的。

1918年3月托洛茨基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要凭空打造一只军队出来。

托洛茨基认为组建军队，首先要明确上层结构建设，第一件事就是把“全俄组建红军部务委员会”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其他部门合并，托洛茨基看的很清楚，军队就是一个中心化机构组织，任何非中心化结构的军队，面临的必然是惨败。

几次中东战争，中东多国联军惨败，关键问题就是多头领导导致惨败。

面对紧急国内局势，托洛茨基推动下，1918年4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令——《乡、县、省和边疆区地方军事管理条例》。这项法令确定了苏维埃军事行政机构的统一模式，既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先建立了军队最高组织，三个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一名军事专家和两名军事委员。

建立最高军队结构后，托洛茨基开始确定纪律，由于在这个农奴国家群众意识不够，苏共通过了《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托洛茨基开始严厉征兵与军队惩罚。托洛茨基颁发了一系列的条令：内务条令、卫戊条令、夜战条令、纪律条令，并恢复军事法庭的死刑。

托洛茨基熟练的掌握了中国名将们千古不变的计谋，杀鸡儆猴，直接判处了海军司令夏斯特尼死刑，直接让所有人震服。

紧接着托洛茨基雇佣沙俄旧军官，因为重新培养军官去面对那些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这是十分幼稚的行为。托洛茨基招募了大批沙俄军官，其中大部分是强制服役，托洛茨基对他们家人严格看管照顾，让这些沙俄军官为俄共服务。

紧接着托洛茨基发明了军队史上最革命的制度“军队政工制度”，托洛茨基派遣了最骨干核心的党员委员，这些人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赤卫队员，进入了沙俄军官担任正职的红军里担任政治。

为了防止这些政治委员政治热情有余，军事经验不足，乱插手军事，托洛茨基明确了军事指挥官和主管思想工作的政委的职责。

政委的主要工作是鼓舞士气、效忠上级、保证军队的纪律等。可是如果沙俄军事主官边缘化政工怎么办？

托洛茨基发布一项指令：任何军事指示未经双方的共同授权签署都视为无效。不但阻止了政工干部被边缘化，还阻止沙皇军官在军事问题上结成派别体系的危险，形成相互牵制。

这些政工干部在苏俄内战中快速成长起来，战争期间军队升迁极快，一夜之间排长升任连长都是经常事，而两年的时间里，这些政工干部开始从政工干部走向军事主官位置，并且一大批军事主官都是在这批政工干部里成长起来的。

托洛茨基是个执行力超强的人，他随身总是带着大批年轻党员，在视察部队的时候，随时把党员安插下去。

列宁拥有的是超强的凝聚力，但是他没有军事才能，打赢战争必须要靠托洛茨基，但是他不能容忍一个犹太人掌握绝对军权，列宁开始往这批干部里掺沙子。

1918年五月，仓皇组建的苏俄红军面对着配合了多年的反动军队，开始吃了一些败仗。而斯大林被派往当时还不叫斯大林格勒的察里津地区征粮，斯大林第一次见识了军事系统的排外。

斯大林核心任务是向缺粮的莫斯科运送粮食，但是当地已经被军队征过粮食，斯大林过来就是破坏军队在地区已执行的征粮计划和利益关系。

察里津地区对于苏俄当时很重要，这里的军事主官北高加索军区司令斯涅萨列夫，也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第一，他是沙俄军官，托洛茨基是唯一能罩他的人。第二，媳妇孩子都在他手里。第三，军队就是唯上不唯下的组织。

斯大林在这里谁也指挥不了，6月斯大林甚至写信给列宁，要求绝对的全面的指挥权，但是列宁没回复他，列宁在衡量夺取托洛茨基人事任命权是否合适。

到了七月北高加索军区司令斯涅萨列夫这个旧沙俄军官实在不争气，打仗败多胜少，该地区红军士气低迷，月初斯大林向该军区派了三名亲信担任军事监察处主任以及助理，开始渗入军事指挥权。

这期间斯大林的老相识伏罗希洛夫带着两个被打散的军路过这里，伏罗希洛夫1906年见就认识了斯大林，这一次相遇奠定了伏罗希洛夫的未来。

伏罗希洛夫军事才能一般，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听指挥，尤其听斯大林指挥，斯大林推动下，1918年6月23日，斯涅萨列夫签署命令：“前第三军和第五军的所有残部、前察里津战线方面军的部队和由莫罗佐夫及顿涅茨边疆区的居民组成的部队合并成一个集团军，任命前第五军司令员克里门特·叶菲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

当军队内部插好钉子后，斯大林开始他在军队内部第一次肃反，北高加索司令部全体成员被捕，斯大林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及政工干部体系，开始控制高加索地区军权，所有沙俄军官通通被斯大林抓捕，把他们关到伏尔加河上的一条船上。斯大林趁机换上自己的人。托洛茨基听后非常愤怒，斯大林等于把手伸向了他的地盘，他要求斯大林放了这批旧沙俄军官，但是斯大林只把司令斯涅萨列夫给放了，据说那条船沉了。

这批在察里津地区被斯大林任命的军官，就是斯大林在军队里的嫡系。斯大林上任后充分发挥了党指挥枪的锋芒，在之后的战斗里，战略大抵对的情况下，整个军队开始犹如一个整体。这种新式军队的威力，苏俄白军是没有见识过的，

早期由于斯大林是个新手犯了很多新手错误，之后斯大林开始逐渐掌握军事战争的技巧。

1918年7月底至8月初，老牌将军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白卫军，步兵和骑兵近4.5万人，开始进攻察里津地区，当时的察里津地区斯大林拥有4.2万人的军队。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敦和哥萨克，出身军事世家祖父坐到中将，他在一战中带领一个哥萨克师团，作战经验极其丰富。

这时候掌握军队的斯大林，成立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7月22日成立，斯大林任主席，听话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任委员。

7月和8月斯大林刚开始指挥作战犯了很多错误，接连失地，到了8月底斯大林总结经验后，利用国家工业支持下的坦克和火炮优势，8月底开始收复失地，9月和10月进行反攻。

10月苏俄第八、九集团军开始合围白卫军，克拉斯诺夫被暂时打退。

1919年一月到二月，克里斯诺夫多次进攻察里津，但都未果，二月败退。

托洛茨基有自己的全国大战略，但是察里津的斯大林指挥的第10集团军明显不听话，在苏俄中央的博弈后，斯大林在八大后被召回莫斯科，但是整个军队系统明显不听斯大林已成定局。

托洛茨基打赢了苏俄内战，建立了苏俄红军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斯大林明显不认同，大批沙俄军官被留在苏联军队体系里面，而这里面有一大部分人都是托洛茨基的老部下，他们对托洛茨基忠心耿耿。

斯大林在列宁死后成功上台，他和伏龙芝开始有计划的把托洛茨基留下的高层军官换掉，斯大林执政的头十年，几乎高层军官都被换掉了，但是伏龙芝派系和中下层军官没有被换掉。

到了1934年，欧洲局势还没有那么恶劣，德国正在纳粹化，但是只是乱象开头。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完成国家工业化，对内政治已经梳理差不多了，尤其从1924年开始，托洛茨基开始出昏招，意图升级列宁理论，抛出《列宁论》和《1917》，其主要目的是践行自己的理念，推动自己的目标，但是这被斯大林抓住小辫子。斯大林开始在党内以列宁理论团结众人，孤立托洛茨基。

1925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失去行政意义上军权。但是这时的斯大林正在全力推进国家进行工业化，军队还不能乱。

这一年伏龙芝因为一场奇怪的手术挂了，他母亲坚持说这是一场谋杀。

1928年到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完成了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蜕变，斯大林地位变得不可撼动。

托洛茨基好像吃错药一样，1926年开始看衰苏联工业化，被更多人孤立，1928年流放阿拉木图期间继续攻击斯大林政府政策。

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境，斯大林等这一天好久了，到了1932年又直接剥夺他的苏联公民权，这一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开始了。

那么苏联红军内部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上的领导人了，托洛茨基远在国外，那时候国际联系只有电报，高级军官早就被换掉了，没有人带领苏联红军内部这帮人一起对抗斯大林了，但是整个苏联红军的魂都是托洛茨基打造的。

斯大林必须要改造苏联红军，扒筋去骨，砍掉一切和托洛茨基有联系的人，那就是托洛茨基自己任命的军官，军官任命的军官，下属的下属，之前有句话放在这里很合适，那就是“下属的下属，不是我的下属”。

从事实来看，如果斯大林不进行大清洗， 彻底控制军队，那么在面对德国的进攻时，苏联军队近半数的将领是不信任斯大林的，斯大林也不信任他们，在面对各种战役的时候，就无法坐到前赴后继的精神，有可能整个苏联都被德军攻占，因为军队的忠诚属性，是无法用规则和制度解决的，斯大林在察里津已经尝过一次甜头了，那种彻底控制军队快乐，是斯大林不肯放弃的。

很多人批评伏罗希洛夫在大清洗里干掉了大批军官，过于残忍无情，可是那批军官在伏罗希洛夫眼里，可是排挤了他将十五年的人。1919年他明明在察里津围城战里立下大功，但是列宁为了平息托洛茨基怒火，把他调往乌克兰，之后他又被都次被在军队系统内排挤，列宁都曾嘲笑过他。

伏罗希洛夫等着一天好久了。斯大林找到借口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托洛茨基嫡系挨个拿出来清洗。

1936年—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伏罗希洛夫直接参与杀害的中级指挥员高达五千名（其家属还遭到非人的磨难）。经过他批准逮捕和枪决的电文不计其数，比如其中著名的有：哈巴罗夫哈克，布柳赫尔，答88号，审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戈尔巴乔夫，答39号，准予逮捕；极地，北极区舰队司令，答212号，审判并给予应有的惩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盖利特，找到、逮捕并严加审判；列宁格勒，德宾科、马格尔，答16758号，准予逮捕和审判；第比利斯，古比雪夫、阿普谢，答344号，审判并枪决

将近二十年里大量红军军官退伍转业，有人进入地方政府，有人担任高官。这些人都是潜在威胁，斯大林的后备干部队伍早就培养完成了，杀掉了后面顶上就行。

斯大林敌人不止托洛茨基一个人，政治系统里人更多.........

下面的人杀红眼了 ，趁乱又把自己的宿敌干掉，标准简单就是非斯大林系统均可以杀掉。

大清洗本身就是人道灾难，在政治上却给斯大林带来巨大好处，之后对抗德国入侵，军人、后备役不停向前线涌去，用身体挡住德军的入侵，这就是政治结构上的唯一性，几千万人的死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在就已经打崩溃了，内部的反对者就已经预谋叛乱了，可是那年在苏联内部，所有有可能反对的声音，都早早埋在黄土下面。

本质是路线斗争。

假如你在多党制国家，你觉得哪个党的政治理念符合你，你就可以加入哪个党。如果所有政党的理念都与你不合，你还可以自己组建一个政党。

如果你在苏联这种一党制国家，想参与政治，不管理念合不合，都只能加入这个政党。然后你会发现，持有各种政治理念的人都在这个党里，大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主张往左走，有人主张往右走，还有人主张不左不右继续往前走，但最终只能选择一个方向作为大家共同的前进方向。咋办呢？那就开展辩论吧。

但辩论的结果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毕竟不同的路线根源在于大家的屁股不同，每种路线都有它的道理。于是，就会发展成路线斗争。而斗争中胜出的一方，没办法从理论上驳倒对方，为了避免组织的内耗和分裂，就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对方。这就是大清洗。

多党制的国家不需要这么搞。大家亮明观点，让下面的人来投票就行了，谁票多听谁的。赢了的光明正大，输了的口服心服。

读读中国历史，因为不是 xuan 的，所以都不得不来这么一次。

低情商：清除异己；

高情商：提升队伍素养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大林的铁哥们基洛夫，在政府机构走廊被人枪杀，凶手虽然是个人原因刺杀基洛夫，但你说巧不巧，负责保护基洛夫的鲍里索夫在送审途中出了交通意外挂了。

我是大林我都觉得有蹊跷，有问题，绝对有问题，今天可以纵容一个刺客到斯莫尔尼宫杀了一个省委书记基洛夫，明天就会有人放着刺客到克里姆林宫杀了最高领袖我斯大林。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大林决定把二五仔和似二五仔之人全部清洗掉。

这个问题放到十年前，确实可能不会理解。放到今天还不理解，只能说社会太安逸，很久没有政治动员了。

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

不换思想就换人。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载体，政治也一样。

讲什么站什么维护什么坚持什么，其实都是路线问题，所以排除异己也不能说错。

只能说苏联缺少官僚制文明积淀，在处理内部矛盾上路径依赖于只杀人不诛心，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学会只诛心不杀人。政治改造和思想整风成本高，但效果比肃反好。

知乎上有两个问题可以作为参考

第一个问题：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为什么不干掉沙瑞金和候亮平？

第二个问题：在电视剧《扫黑风暴》中，为什么高明远不派人干掉骆山河？

因为那些人本来就应该被清除掉

旧军阀、旧官僚、农场主、旧知识分子、旧贵族和他们的仆人们，本来应该在革命战争中被消灭。但是，现在这些本来应该是敌人的人，却成为了同志。

中国革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太快了，基础不牢，最后地动山摇。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率先爆发，落后地区的革命并不是不可以，但基础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牢固。中国和苏联本身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 条件，是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之间狗咬狗给了共产党机会，列宁和毛泽东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是这种通过历史机遇的速胜，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革命速度太快，自身队伍建设不完善，必须大量的吸纳旧体制下的人员进入，革命队伍不纯洁。俄国革命的最大公约数是推翻沙皇，中国革命的最大公约数是推翻蒋介石。这个目标，可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希望推翻蒋介石的人可不一定就同意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和苏联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独立战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混杂在一起。在取得了对主要目标的胜利后，革命队伍就要开始分化。某种程度讲，对于一个军事政治集团，速胜并不如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夺取全部胜利来的可靠。在这方面，美国内战是我们的榜样，斩草除根。

问题不在于斯大林发动了清洗，问题是谁上台都会发动清洗。这个事总要有人做。要么是资产阶级分子上台清洗无产阶级队伍完成复辟，要么就是无产阶级清洗资本主义遗留下的人完成革命。

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或者是斯大林的反对者，坐上那个位置后，都要搞清洗。

这就是政治斗争，残酷的政治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比斯大林可要残酷多了，法国大革命那叫“恐怖时代”，美国内战短短四年死伤一百多万军队，平民伤亡不计其数。资产阶级清洗封建主时，断头台和路灯随时为贵族们准备，正是这种残酷的镇压，让英国女王一直到现在也只敢上娱乐版当吉祥物。

问题就是革命太快了，把他们消灭在战场上就没有那么多事了。

中国比苏联好一点的是，主席在建国后又活了27年，把那些能搞事情的人都熬死了。而且解放军内虽然有山头，但最大的山头在主席面前也是小学生。中国的革命基础也远比苏联牢固，至少红军解放军是我们一手建立起来的。

如果主席也像列宁那样不到十年就去世，50年代那些内斗的主角们要是活到80年代，我们的下场不会比苏联好。

大清洗的原因：

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苏共高层中他唯一能够完全信任的人，被杀死在自己的办公室。而唯一的证人也在押送途中被杀死。这让斯大林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感，担心政敌即将对他下手，所以发动了大清洗。

比较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在列宁去世后，苏共高层中并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接班人。而且列宁曾留下遗嘱，表示不能让斯大林接班。这就导致后来通过权力斗争上位的斯大林极其缺乏安全感。这种对权力的不安全感，最终催发了这次大清洗。

对大清洗的看法：

大清洗对苏联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造成了苏联红军战斗力的急剧下降，并在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中让苏联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让苏联人民承受了远超必要的伤亡，而且其流毒之深，让苏联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都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大清洗完全破坏了列宁时期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完全破坏了共产党内部的信任与团结，完全破坏了苏联共产党在全世界的信誉。同时大清洗还在无数的苏共党员心中埋下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仇恨和怀疑的种子。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几乎是完全推翻了斯大林时期的很多做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不仅仅导致了苏联人民思想的混乱，而且让许多原本是正确的做法被过早的终结。可以说是间接诱发了苏联崩溃。

斯大林这个人的问题，列宁早就说过了，太粗暴、太任性、不能谨慎地运用权力等等，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列宁在对待政治继承的问题上太理想化，过于强调集体领导，忽视了对话事人的培养。集体领导的原则完全不符合当时苏联高层的情况，而他的早逝则加剧了这一矛盾——大家都是山头，谁也压不住谁，真遇到问题，与其说是集体领导，不如说是各说各的。你要说大家除了斯大林都齐心协力，那好，可斯大林怎么还能用拉一派打一派这种老办法成功吃鸡呢？

斯大林比起苏联高层的其他人物有一点好——他是街头帮派里摸爬滚打爬上来的，加入革命后又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人运动和组织抢劫活动的经验，他太清楚一个组织没有一个能拍板的话事人是什么后果了，而当时的苏联内部百废待兴，外部强敌环饲，虽然内战已经打完，但是各资本主义列强都虎视眈眈着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时候，你还有时间开会吵架？巴黎公社还在老歪脖子树上挂着，这时候不赶紧团结一致搞生产，难道大家先坐下来辩经？

所以斯大林在列宁没死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了，就靠拉一派打一派这种土到不能再土的办法，在决赛圈成功吃鸡。1929年布哈林被赶出政治局，基本标志着斯大林成为苏联的唯一话事人。列宁临终时向六位顾命大臣托孤（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然而到了三次莫斯科大审判时，六人除了斯大林自己，全部被判了死刑。

到这里斯大林这个人的优点与缺点都已经展现无遗：他敏锐、果断，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知道苏联这艘大船该往哪个方向走；同时他粗暴、固执，既不能容忍过分的反对意见，也不能谨慎地运用权力。

斯大林通向权力巅峰的过程为他树立了不少敌人，而苏联为了发展做出的必要的牺牲也滋生了不少反对派，这些势力联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暗流涌动的反斯大林的势力。随着这股势力不断壮大，它的成员也开始在更多的地方反对斯大林，其反对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反对严重影响到了苏联的建设与发展，这是斯大林无法忍受的，而基洛夫案的爆发和案件的扑朔迷离更是到达了斯大林忍耐的极限，于是大清洗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地开始了。

你说斯大林搞大清洗有没有私心呢？绝对有，他本就无法容容忍何自己不服的人对自己的反对，大清洗后走上舞台的也都是他的手下；但是你说斯大林这样做只是为了一己私欲吗？也不是，除了个人性格的问题外，他也知道只有坚持一个声音，才能让苏联尽可能快的成为一个无惧列强的强大政权——当多年前华沙城下的惨败已经证明通过世界革命让欧洲的工业哺育共产主义事业根本行不通时，斯大林早已经坚定了一国建成的理念，并愿意为这个理念做一切肮脏但必要的事，正如他当年豁出命去为党打土豪抢经费，好让列宁安然地运筹帷幄。

有没有比斯大林的方法更合适的方法？有，但是这些方法存不存在斯大林可以借鉴的先例？不存在。归根结底，斯大林既是强大的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苏联建立初期内外交困野蛮生长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众望所归，他是沙皇的残余，是苏联的需要，也是后人的参考。

大清洗本质上是苏联一场低烈度的内战。而且是苏联初期高层权力山头林立的必然。

一群喝了酒醉醺醺商量着政变的军头。

被托司机拉进来，有时候用督战队和十一抽杀的沙俄旧军官。

乌里扬诺夫走后巨大的权利真空，威望真空（尤其是威望真空）。

苏联初期对军队薄弱的掌控力。

还有托司机到处和人爆发矛盾也只是苏联高层内部权利山头倾轧的缩影。

不爆发这场内战那真是奇了怪。

所以说在俄罗斯这片土地，强人铁血是必然的，必须这场内战活下来，才能决定你有资格带着哥萨克，灰色牲口，农奴，包税人，东正教，全俄罗斯民族一起跟你走。

苏联内部政治斗争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绝不能肉体消灭。所以斯大林一开始流放了托洛茨基（话说拖司机在苏联国内真的就是人人喊打，连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联合斯大林反对他）给其他反对派要么滚回工厂要么塞个闲职。

但是某一天突然基洛夫恰巧遇刺了

负责的警卫员恰巧那一天没值班

前来提供证言的唯一证人的车恰巧出了车祸

那一车就恰巧死了那个证人，其他人没事

基洛夫是什么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两人关系好到斯大林让出床位去睡沙发，斯大林在他遇刺后直接亲自来到彼得堡监督此案，结果就听到上面这些东西。

正常人谁会信？当时的英法报纸都觉得基洛夫是苏联党内派系斗争的倒霉蛋。何况斯大林是什么人？抢过银行，蹲过大牢，在西伯利亚打过渔，在彼得格勒开过枪，人精中的人精，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代表着什么？

斯大林的暴走于是就此开始，既然你先坏了规矩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其实斯大林自己也反省过，大清洗结束后他表示绝对有很多冤假错案。但是不清洗又会怎么样？苏联二次内战亦或者无尽的党派内耗？无论哪个角度来看，没有经过斯大林铁血手段重工业化的苏联怎么打败nc德国？你总不能让红军拿竹竿去戳德军的坦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