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大饥荒中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有什么优缺点？
斯大林在1928年至1937年间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是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如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实现国家经济独立和军事力量的增强。这一政策在推动苏联工业化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1932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以下从政策背景、具体措施、优缺点及历史影响等方面详细分析：
一、政策背景与目标
1. 历史背景
1921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NEP），允许部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但斯大林认为这一政策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通过强制手段快速推进重工业发展。
1928年，苏联面临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尤其是德国和美国对苏联工业的敌视，迫使苏联必须通过自力更生实现工业化。
2. 政策目标
经济目标：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为未来战争做准备。
政治目标：通过经济控制强化国家权力，消除“资产阶级”（即旧贵族、富农、知识分子）的反抗，巩固斯大林的统治。
二、具体措施与政策手段
1. 农业集体化（19281933）
强制集体化：将小农经济转变为集体农庄（SOA），农民被迫放弃土地和生产资料，加入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
“收割粮食运动”：政府强制征用农民粮食，导致粮食储备严重不足，同时农民无法自给自足。
“富农”镇压：对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进行大规模镇压，包括逮捕、驱逐、处决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2.实在工业发展
优先发展重工业：五年计划中，重工业（如钢铁、煤炭、机械制造）占GDP的70%以上，而农业和轻工业被边缘化。
“五年计划”制度：通过中央计划委员会（Gosplan）严格控制资源分配，要求工厂完成生产指标，超额完成者获得奖励。
“技术专家”政策：从欧洲和亚洲引进技术专家，同时通过“劳动竞赛”和“集体化”提升生产效率。
3. 政治控制与社会动员
“去资本主义化”：通过消灭富农、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消除“资产阶级”影响，强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大清洗”：19361938年，斯大林发动大规模政治清洗，镇压“敌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知识分子等），巩固个人权威。
三、优缺点分析
优点
1. 工业化成果显著
工业产量跃升：1932年，苏联钢产量达到4200万吨，煤炭产量1.3亿吨，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总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
军事力量增强：重工业发展为苏联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坦克、飞机，为二战胜利奠定基础。
经济自给自足：通过减少对外依赖，苏联在1930年代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之一。
2. 国家权力集中
政治控制强化：通过集体化和清洗，斯大林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消除潜在的反对力量。
社会动员能力：通过强制劳动和计划经济，苏联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实现了“人民战争”的动员能力。
3. 长期战略影响
为二战准备：重工业发展使苏联在二战中能够快速生产武器，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
经济模式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参考范本。
缺点
1. 农业崩溃与饥荒
粮食征用导致饥荒：19321933年，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因集体化政策导致粮食产量锐减，政府强制征用粮食，导致数百万农民死亡。
饥荒的直接原因：
农业政策失败：集体化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无法满足人口需求。
政府控制失误：政府错误估计粮食储备，忽视农民的生存需求，导致饥荒加剧。
政治镇压：对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进行镇压，导致社会动荡和粮食分配不公。
2. 社会与经济代价
人口锐减：饥荒导致约1000万至1500万人死亡，其中乌克兰是主要受害者。
农业生产力下降：集体化后，苏联农业产量长期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导致粮食危机。
社会不平等：农民与工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
3. 政治与人权问题
大规模镇压：清洗运动导致数百万知识分子、工人、农民被处决或监禁，造成社会恐怖氛围。
思想控制：通过宣传和教育，强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压制异见。
四、历史影响与争议
1. 短期代价与长期收益
短期：饥荒和清洗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但为苏联的工业化提供了必要资源。
长期：苏联在二战中获胜，成为世界大国，但经济模式的弊端在战后逐渐显现。
2. 历史评价
支持者观点：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使苏联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为二战胜利奠定基础。
批评者观点：政策导致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牺牲了人民福祉，牺牲了社会公平。
3. 国际影响
苏联模式：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朝鲜），但其代价也引发国际社会的批评。
五、结论
斯大林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推动苏联工业化和军事力量增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因农业集体化和政治镇压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灾难（如乌克兰大饥荒）。这一政策的“优点”在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战备，而“缺点”则在于牺牲了人民的生命和福祉，形成了“以牺牲为代价的工业化”模式。这一历史经验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重要教训，也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复杂性与局限性。
网友意见
问题问的不算严谨，不过值得借这个机会把苏联初期的粮食问题说一下。
可能会写的很仓促和不完善。
1.粮食在苏联初期具备特殊的财政意义，苏联工业化整体的财政问题与粮食息息相关。
2.与农业直接相关的重工业政策是全苏机器拖拉机集团的建立，以及集体农庄与各拖拉机站点的直接挂钩，这一点也可以说是苏联粮食负担的主要问题。
那么把重工业相关的主要点直接拉出来，下面就可以梳理史实了。
开头先砸论文
由张广翔教授指导的这篇论文里面描述了一个事实。
帝俄财政本质是靠一般预算和特别预算阴阳账情况下的双面财政，为了展现出更高的借款信用，在对外借款尤其是对法兰西银行团借款的时候公开造假账，夸大国家国库的财政盈余和黄金储备。
一战期间甚至还和英国制作了一个假的黄金账户的情况。
具体情况不赘述了。总之这一文章参考了大量包括俄国历任财政大臣本人的报告等一手资料。在某些争议问题上可以认为没问题。
PS：论文里面某些点有瑕疵，比如说总结所谓工厂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照抄俄文书籍的。实际上就是把农奴直接卖给工厂主就算……
另外比如照抄俄国人自己宣称：酒类国家专卖政策在全世界都是最新尝试。
大宋：……
总之论文开篇的
这一论点没什么问题。
所以后继者接盘的情况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黄金储备严重虚假，财政崩溃，货币完蛋。
第二，原本就极差的财税统计，调拨，征收能力基本全面崩溃。
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粮食成为了收购贵金属维护财政的主要途径。
在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之前帝俄已经造了三十年假账。而布尔什维克非但不能公布实际情况，而且因为工业化、战争和外交封锁的关系需要支出更多的贵金属。
内战时期苏维埃从各路逃窜军阀贵族手里抢黄金，满地跟打地鼠一样搞黄金的办法只能说是小补充。
1926年就诞生了用外贸商店里的粮食内销收购黄金这项政策。
PS：在知乎上有人援引叶列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奥索金娜《苏联的外宾商店》(为了工业化所需的黄金)的内容进行抨击。
但是本书作者，她的写作态度在自己的第一章里就写得明白，写这个只是因为好奇。在考证方式上并不严肃。
比如之前通过论文提到的帝俄黄金储备造假问题，作者并未考证所谓沙皇金库是否真的存在， 苏联为什么需要这些黄金，她没写，只写了个苏联人挥霍无度败光了皇帝留下来的金库，所以需要从国内提取黄金。
对历史条件部分的，外交环境变化 工业需要 城市工作方式和中央机构组织惯性，对外发生关系的渠道和需求统统不提，直接一顿狂写苏联立法限制自由，粗暴征集黄金。文不对题。
片面叙述外宾商店的负面效应，对贵金属征集后的政策效益刻意忽略，没事还写契卡在外宾商店门口蹲点敲诈。以小说一般的笔法就注定了这个作品的严肃性打折。
写完了之后，外宾商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不知道。只是一个单纯的黑料集。
以制度史的要求而言显然不合格。姑且可以作为社会生活史的参考资料。
PS结束我们回到对苏联粮食收购贵金属的由来。
苏联尝试过让契卡直接没收贵金属，但这种操作比粮食摊派制还不可行。
而在政策上经常是禁止使用贵金属进行流通的，但问题是禁止流通并不能获取贵金属、而对外贸易需要这个。
所以苏联人先划开了外汇卢布和国内卢布，然后把相当一部分粮食放进外贸口，以规避贵金属流通禁令。
外贸商店开在国内尤其是开在大城市，逼迫国内贵金属持有人用贵金属进行定点贸易。因为卢布贸易市场上粮食供不应求。
然后外贸商店用内销（你看这诡异的玩意）获取的贵金属支撑外汇。
外贸商店这一手实际是原本粮食外贸的延伸，一开始是对外优惠卖俄罗斯特产（粉条，红肠这种东西），后来发现还可以对内卖，所以就成为了收购贵金属的窗口。
PS：其实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营销号标题，哈尔滨红肠如何支持大国崛起（大雾）。
而其定价……
外宾商店的价格取决于对国内民间黄金储备的估计和国家黄金储备的需要。量出制入。
反正外宾商店不是以卢布结算的，加价不影响卢布流通。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阶段，苏联的农业税构成。
1929年之前苏联的农业税只由货币税和合同征购两部分构成。
货币税和合同征购的纳税单元是农户，货币税是列宁晚期定的长期没有变化。合同征购也是列宁时代建立的，合同征购是征购，苏维埃是要折算货币的。
合同征购只走账面不给现钱，而是按照预先合同折算成其它物资，交割粮价也在事先就决定了。
货币税一般折算下来只有4-7%的农业产量，合同征购5%。
而在大饥荒之前，苏联粮食征购在27-28年依然有问题出现。
正如此前点出外贸商店的定价理由的问题，苏联仍旧是以工业化需求为第一优先。而非实际产量。
这之间还有从沙俄沿袭下来的基本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对粮食统计，只能采取估测提前制定税额的问题。
此时的苏联农业合作社运动主要的问题在于不能满足农村的实际需要。
合作社负责向农村返销消费品，理论上其职能应当体现为实现农村扩大经营范围或者提供农村承受得起的消费品。
而实际情况是农民支付得起的供应不足或者占用外汇，还有些能供应的支付不起。
到二八年农民对合作社的观点是比较恶性的，到了把粮食卖出去后转手制成面包返销给农民套钱的程度。以农民的观点这种倒把手就把钱拿走的事情当然不想接受。
到二八年有两种激进观点同时存在，一种观点是合作社屁用不顶，合作社实际上没什么合作性只是走个货币账。
一种观点是农业合作化水平太低。
说白了两种观点统一的就是，如果合作社就是个把卖粮完税后剩余货币也收走的工具，那要他干什么？
而1929年作为重要节点，能供应给农民的东西要进行提供了。
标志性事件就是一个作为垄断性国企运行的企业实体全苏机器拖拉机集团建立后，在基层设立拖拉机站。
29年铺开，到31年覆盖全国。
而这一操作的实际实施方式如下。
机器拖拉机站通过和地方苏维埃政府与集体农庄签三方合约来获取运营资金。
而由基层承担拖拉机站薪酬。
其具体薪酬额度占农业生产的比例，随着“耕作区域”变化而变化。
机器拖拉机站的征收不是直接按生物质预估算，而是按照耕作土地的性质确定比例再按生物质产量做基数估计确定征收额。
耕作地的面积、水利状态、是否黑土都影响比例。
从8%起步最高可以到达45%，黑土带一般是十二个点起步。
正常情况三项农业征收加起来可能在三成到四成半之间（这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负担了）
在对生产量的预估一旦出错就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
而很多刚建的拖拉机站根本没有工作能力，光拿钱不办事。
加上整治富农、民族矛盾、还有黑土区地位倒转。多重政策上的因素影响，引发了大量的谣言传播。声称政府要强制征收农民的大牲畜。
农村集体因恐慌和政策压力发生普遍的消极状况。
农民屠宰大牲畜的同时等拖拉机手来耕田，当甩手掌柜、于是产量暴跌。
而在苏联工业化节点上对于粮食换购贵金属的需求居高不下。
于是造成了巨大悲剧。
最终结论：
流程：苏联财政的极大历史欠账下，以粮食作为征购贵金属的主力作为财政支撑解决问题，导致粮食成为财政的唯一衡量，并且成为绩效唯一量。
而急于上马农业工业化和合作化向集体化迈进的一揽子工程。
在巨量的资金缺口下仍然坚持支持外汇。
在估测产量出现问题后还因为各方面都不熟悉加上没人敢于承担重大责任导致的无能、没弹性。
最终导致的结果。
背景：25—26年党内混乱，27-28年突如其来的征购危机的情况。加上激烈的中央路线斗争。
一大帮子人打算用光速农业工业化来给自己妆扮执政权威。
集体化后地方苏维埃不顾条件地要求集体农庄和拖拉机集团的地方营业点发生关系
而由于快速的铺开，在拖拉机站劳务的服务范围（是否包办包括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技术）、薪酬比例、薪酬付给的流程等方面均极不成熟。
老合作社对农民能支付得起的消费品供应不足。而试图由基层承担的农业机械化站点的薪酬负担，农民们又承担不了。
在具体实践上多方扯皮，一事无成。
教训：在政策推行中异想天开，在根本没有经过试验或者在充分讨论下得到有拍板基础的完善章程前强行上马，导致所有人都对要干的事情很陌生。
三级因素：
根本因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列宁时代晚期没有得到明确化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机关的不健全
中期因素是列宁死后的中央混乱和新经济政策暴露出缺陷
直接因素是未经充分酝酿的农业工业化政策尤其是农业动力机械化政策的仓促上马。
对比实例：中共在长达二十年的政权建设过程里才逐渐形成从定方向到提案，从提案到试点，从试点到决策，从决策到部署，部署中从典型到全面铺开，从铺开到深化的一套流程。
在正常流程中一个事情酝酿六到十二个月都是很正常的。农村农业的问题酝酿两年都是很有可能的。
而追求作为理论道路支持的政策唐突上马实践必然导致严重后果。
工业化指导：
归根结底重工业在结果上对农业有反哺育作用。但是其本身的天量资金投入也不可忽视。
拖拉机站的强制铺开以及和强制性联系和承担薪酬，形成了让农民自身负担庞大的机械投资设施的局面。最终超出了农民负担。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农民还未得到工业反哺的好处，就被强制性投资压垮了。
城乡两难局面的苏联特色经验：
苏联以城市暴动开始，以大城市为主的革命历程，早期确实经历过以城市为主的情况，然而其典型后果是粮食摊派制时期的胡搞毛搞，以城市为中心到处撒征粮队搞得民怨沸腾。
而按老合作社模式不变 资金流就要在农村乡镇工业上大量集中 造成许多的轻工业和乡镇服务业。而帝俄遗留的城市居民情况无法承受这一点，会导致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削弱。
摊开大饼就又陷入了布尔什维克该管又管不了，不生不死的境地。
在城乡问题中模糊不清会导致两面受敌，而布尔什维克全面执政意味着承担了极大量的管理责任。
治水修路，治安征税。这些活以前是乡镇自理，在国家统管之后极大的增加了国家治理难度。
皇帝的鞋子对党来说是腿，皇帝可以脱鞋子不管农村让贵族地主和农民自己斗。而村苏维埃逐级向上构成的联共布如此行为无异于自杀。
而不继续实行集体化的话大危机后苏联外汇清空，引发更大的灾难。
归因：集体化不够集体化，机械化急于机械化。在主观一边倒倾向于支持理论先于客观情况。以主观判断指导工作能力薄弱的组织。
一个字，菜。
你可以从评论区看出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大饥荒是斯大林要大搞工业化的后果。只要不搞工业化，就不会有大饥荒；只要没有大饥荒，就不可能工业化。而且这种大饥荒是斯大林同志用天气控制器人为进行的——大歉收只针对乌克兰人，仿佛出了乌克兰SSR的边境，气候就立刻变得适宜耕种起来。
但实际上，三十年来以来在乌克兰的饥荒只是当年席卷全联盟的饥荒的一部分。如果非要说斯大林同志是在对乌克兰人进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当代的俄罗斯政府也应该立刻找上几十个国家，让他们与承认乌克兰饥荒是“对乌克兰人的有计划种族灭绝”一样，承认三十年代以来全联盟的饥荒同时也是“对俄罗斯人的有计划种族灭绝”“对西伯利亚原住民的有计划种族灭绝”。而印度政府更是应该赶紧援引三十年代的饥荒，为丘吉尔先生戴上一顶种族灭绝支持者的帽子来转移一下不能呼吸的印度人民的视线。
实际上，你如果非得从道德层面对斯大林的政策进行批斗，说“有计划种族灭绝”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倒不如说大饥荒实际上是在保苏共的基本盘——工人先锋队，而献祭苏共根基薄弱的农村。（当然，这些先生一向是不愿意从阶级的矛盾看问题的）
如果你对内战前后的俄苏文学有研究，你会发现俄国的农民们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形象也是较为恶劣的。在契科夫等先生笔下，农民与地主老爷、沙皇的官僚们一样道德败坏、愚昧冷漠。《钢炼》将某一户俄国农民家庭形容为：对革命不感兴趣，只在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家长制作风。于是先进的先锋队工人哥俩就要把进步女青年从这个落后家庭里捞出来。也就只有肖洛霍夫破除了这种刻板印象，将农民本身也视作了一种“历史的主体”，而非在历史浪潮中被牵连运动的“客体”。究其原因，沙俄长期运行的村社制度让农村的土地兼并没有中国这么极端，俄罗斯的农村并非是生产佃农这样的农村无产者的土壤。大战引起的饥荒首先砸烂了城市的秩序，但村社只要不卷入战争就不必担忧饥荒的出现。俄罗斯的农民天然缺乏革命的动机。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革命早期的农村路线会被共产国际视作一种偏离主路线的无望的努力。也由此，说句很难听的话：俄国的农民本身不被视作无产者，甚至算不上是苏共的盟友，而是被“专政”的对象。苏共认定：如果自己保不住城市无产阶级的“基本盘”，要面对的就只能是全部完蛋一个下场。这种城市中浮现的饥荒阴影并不是说农民们本身已经无粮可卖，而是富农乃至地主已经掌控了超过60%的农村粮食产出。如果不能再专政这帮人，结局就是富农和地主拿着粮袋子对斯大林完成反攻倒算。
斯大林长久以来被视作一个“温和的人”，一个无害的现实主义官僚。这个从高加索山闹革命开始就赞成土地私有制（他还将土地的村社公有制与土地的国有制视作一种欺骗），赞成农民自有土地，长期耕种70年只需交租的人，在27年收购危机后也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铁腕化。于是苏共就真的开始了“专政”这帮落后于时代的粮食生产者。
（我说这些并不是希望读者去像饭圈粉丝一样“共情”斯大林，而是试图以此解释为何苏共在乌克兰饥荒时在政治上表现的如此激进而缺乏良知）
这种错误的认识很快导致了悲惨的结局：政府以市价5%的价格去实际白嫖农民的劳动成果，许多普通农民仅仅因为对加入集体农庄感到迟疑便被划成富农进行政治清算。农村公社反复上书，陈述现有粮食已不足以支撑社员生活的事实，但这些恳求都被忽视了。
1931 年，乌克兰农业歉收，粮食总产量只有1760万吨，仍需向苏联政府上交700万吨粮食，为此 不得不动用农民的储备粮。1932年，乌克兰农业再次歉收，总产量只有1280万吨，但是苏联政府下达的征粮指标仍维持在770万吨的高位。虽然后来征粮指标 减少为660万吨，但仍然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苏联的粮食危机发展到如此惨状是政策安排的结果。但这种饥荒并非是所谓“体制问题”带来的专属产物。即使你让新经济政策继续执行，不搞工业化，甚至于让斯大林同志曾经认同的土地私有制度在全联盟得以推行，也只不过是把献祭农村变成城市工人挨饿。把大战时村社自保而城市秩序爆破的状况再复制一遍。由此不仅会极大地削弱苏共的政治力量，如果开一个天眼——被迟滞的工业化进程与政治上的动荡会直接导致苏联的军事力量被大幅削弱。我不愿意相信结果为过程辩护的论断，我也认为斯大林政府在乌克兰饥荒中的表现是缺乏良知的——虽然斯大林一开始就没得选。布哈林不能给你凭空变出足够所有城市工人与农民吃的粮食，托洛茨基……好像他对屠龙这件事更没有负担。
不过由乌克兰饥荒直接全盘否定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甚至将之视作联共对乌克兰人的系统性政治迫害，最后直接将斯大林打做“罪人”，为受害者立起“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受害者”（别笑，我头像中的人也在这个名单里）的纪念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呢？
所谓的“强制集体化”到战前，也就是1929—1940年，苏联的食产量（谷物加马铃薯）增长了46%、谷物产量增长了33%、小麦产量增长了68%，远远超过普遍停滞和倒退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德国——这是由于其20年代经济衰退导致1929年产量处于一个深刻的低谷——也不过增长了不到三分之一）。到1933—1937年，苏联（当时领土内）的粮食年均总产量已经超过了1909—1913年（同疆域内）粮食年均产量的平均水平；到了1940年，苏联（扩大后的领土内）的粮食产量超过了1913年这一极丰年时的（同疆域内）粮食产量。
而另一方面，苏联由于强调自力更生（虽然不像中国那样强调），同时又实现了工业化，减少了外汇的使用和外国产品的进口，粮食出口比沙俄时期大为减少。这样一来，苏联人均的粮食消费比沙俄时期是大幅提高的。
那么谁消费了这些粮食呢？显然，技术官僚们不可能一天吃五顿，最终还是工人农民消费了这些粮食。
原文链接：
首先明确一点，在苏联工业化最重要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工人阶级绝不可能为你饿着肚子干活（除非斯大林本身就是脑控者尤里或者是旧日支配者般的存在，哈哈），因此所谓的“在大饥荒中发展重工业”本身就是当代资本主义浩如烟海的Anti-communism神话的一部分，是不能成立的。就让我们看看亲历者又是怎么描述这一所谓“人为制造”、“有计划地种族灭绝主义”、“百分百的人祸”事件的：
当然，集体化的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荒”，或者在苏联解体后由极右翼的乌克兰移民所发明的所谓的“Holodomor”事件，正式浮出了水面。但是从下文就可以看到，这绝不是某些答主所谓的由人为因素故意“制造”出来的：
而按照《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在权力的顶峰》的说法，虽然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不完美，但还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成就：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壮大、人民接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包括识字率的飙升等成绩）并最终建立起一支由曾经目不识丁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科研工作者的队伍，这些便足以显示出
除了饿死数百万人民外，不过是建立起工业化体系罢了，与乌克兰人民有何关系？
这种说法的可笑之处了。实际上，工人阶级和贫农等底层劳动者恰恰是革命和工业化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再次引用傅友德的答案：
苏联国家零售物价指数（1）
1940=100
1950=186
1951=170
1952=161
1953=146
1954=138
1955=138
苏联零售物价指数（2）
1940年=100
1947年第四季度=297
1948年=246
1949年3月1日=211
1950年3月1日=169
1951年3月1日=157
1952年4月1日=148
1953年4月1日=133.5（其中食品为132。而非酒类食品为117）
（1954年4月1日=128）
【按】表1和表2中的物价篮子不同，表2的物价篮子里统计的可能是相对便宜的商品。
但两个表的趋势是雷同的，即1947年货币改革前后的（议价商品）物价大概是1940年的3倍，1953年降到1940的1.3—1.4倍。
资料来源：
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36664/rgae_1562.33.1815_124-132.pdf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таблица ЦСУ СССР «Индек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розничных цен за 1948-1954 гг. (по этапам снижения цен)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ая таблица ЦСУ СССР «Индек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розничных цен за 1950-1955 гг. (в процентах к 1940 г., 1950 г. и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ему году)
国家零售物价指数（3）
1940=100
1950=174
1951=159
1952=150
1953=136
1954=129
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36699/narodnoe_hozyaystvo_sssr_za_1913-1955_gg.pdf（140页，按页头数字。按PDF则是161页）
农产品集市价格：
1940=100
1948=145
1952=113
来源：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36664/rgae_1562.33.1815_124-132.pdf
与1913年的比较
食品平均涨了20倍。
非食品增长幅度较小，平均5倍左右。
来源：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36664/rgae_1562.33.1815_124-132.pdf
1940—1952年间，食品占总消费的60%左右，其他占40%。
1913年食品（包括酒类，占总消费的10%以上……囧，嗜酒如命啊，当然也有苏联高价专卖酒类以控制酗酒的因素）占总消费的比例不详，应该更高，暂按此比例计算（也有人说当时工人花在食品上的费用更低，但若是更低则实际消费指数反而更低——因为非食品涨得少而食品涨得多）。
1913=100
1953=2000x0.6+500x0.4=1400=Y
苏联劳动者收入指数（似乎应该是实际工资水平？因为纸面上的工资上涨幅度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见下表）
1940=100
1948=110
1952=168
资料来源：
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36664/rgae_1562.33.1815_124-132.pdf
1940=100
1950=137
1954=189
其中，工人：
1940=100
1950=139
1954=191
此外，农民：
1940=100
1950=148
1960=214
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36699/narodnoe_hozyaystvo_sssr_za_1913-1955_gg.pdf（24页，PDF26页）
【按】这个”收入“是包括了国家福利折实以后的数值，如按货币收入计算则增长幅度要小得多。
如按下表平均月工资增长幅度除以表（2）的物价指数，则1950年实际工资是1940年的110%左右，1954年则是170%左右。
如按表（1）推则1950年实际工资水平与1940年相当，1954年则是150%左右。
战后取消配给制是在1947年货币改革之后不久，当时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应该比1940年下降些。
苏联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卢布/月）
1940年339
1950年646
1954年699
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36699/narodnoe_hozyaystvo_sssr_za_1913-1955_gg.pdf（125页，PDF145页）
按照此前的数据，
1913年职工37.5，工人23
1928年工业部门工人平均收入为67（按苏联的实际情况工人平均收入大于职员）
不考虑福利折实（显然是苏联多），也不考虑1928年职员收入不如工人，则：
1913=100
1928=179
1940=904
1950=1723
1954=1864
零售物价指数
1913=100
1928=203
1940=X
1950=1.74X
1953=1.36X=Y
1954=1.29X
若Y=1360（即1400，为方便计算暂处理为1360），则零售物价指数为：
1913=100
1928=200
1940=1000
1950=1740
1953=1360
1954=1290
则职工实际收入指数为：
1913=100（包括沙俄官吏）
1928=88
1940=90
1950=101
1953=127
1954=144
但以1913年工人实际收入作底，则工人收入指数为：
1913=100
1928=143（工人）
1940>146
1950>164
1953>206
1954>234
附录：
再附加一些从各个角度驳斥所谓“种族灭绝”、“人为故意制造饥荒”的俄罗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1932-33年饥荒的原因
“大饥荒 ”的卑鄙谎言
苏联工业化的谜语和神话-4（所谓的苏联工业化依靠粮食出口）
发展重工业不等于制造饥荒，二者也不是可以拿来比较的。饿死几百万人在封建主义时期或者资本主义时期可能是稀疏平常的事，但是在自诩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发生，那就是重大的失误，严重的挫折了。
苏联的大饥荒固然有客观的掠夺农村剩余的因素，但是干部们的粗暴作风和政策的失误也是重要的原因，甚至某种程度上是绝对主要的因素。为了发展重工业而饿死人，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社会主义不是和资本主义社会比烂的，拿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饥荒比较本身就是非常荒谬的。
可以这么说，苏联建设过程中的失误，应当为所有社会主义者铭记，绝不能这种惨痛的教训再次发生。有人批评苏联是“生于不义，死于耻辱”，其实有一定道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几乎把能犯的错误全部犯了个遍。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是鲜明的反面教材。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就并不对。大饥荒是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上的惨痛教训，何来“优缺点”之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和过去沙俄一样要饿死人，甚至是饿死几百万人，那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革命先烈，前仆后继地闹革命？十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答案是明确的。苏联的拥护者们大可不必为这件事遮遮掩掩，甚至直接否认这样的事实。发展重工业和大饥荒更是两件事情，认为发展重工业必然导致大饥荒的是没有道理的。而承认事实不代表着就要反苏反共。从这样严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否认错误只能让错误一再发生。
也大可不必担心有人借此攻击马克思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否认的，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更不会因为这些挫折而直接瓦解。马克思主义者不怕犯错，就怕犯错了却不愿意承认，继续在错误的路线上一直走下去。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教训了，总得有所进步才行。
你提你的大饥荒，我说我粮食产量。再算一下平均，结论当然是工农子弟消费了这些粮。连饿肚子都没有，哪来饿死人这一桩？话锋一转，我苏增长率天下无双，还是我苏强。
这成就到底多伟大呢？无非就是把英法殖民者强征掠夺、欺诈性贸易的手段用了一遍，用以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用得更彻底、更漂亮、更干净，只不过是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优点说完了，就是资本原始积累）
下面要开地图炮：
苏联作为一个地广物博农业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耕地、最好的黑土资源，就算它粮食产量世界第一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匪夷所思的是，在其存续不到七十年的历史中却不断发生粮食危机，更兼和平时期。难道这也能鼓吹一番？
丧心病狂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畜产品价格差，使所谓的粮食收购成为横征暴敛。斯大林时期对农民的盘剥从来没有停止。从暴力到非暴力、从武力征敛到合同绑架。
饥荒的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都超过了俄国历史上的历次饥荒。根据俄罗斯著名的农民史专家丹尼洛夫的研究和统计，苏联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为600万～700万，其中乌克兰死亡人数为300万～350万
“我们非常便宜地把农产品卖给国家，却被迫以三倍价格购买商品甚至粮食。”；
“你们向我们承诺每公顷3卢布,由于你们的原因，我们用这3卢布只能买3俄磅面包”
这些苏粉关心吗？苏粉在乎吗？苏粉会为苏联大饥荒中牺牲的几百万农民哀悼吗？
他们不会！
他们只会拿着总数据搞平均，把高速增长率列一列，以此推断苏联人民丰衣足食。
他们只会无视那些被迫牺牲和无奈，把所有的功劳记到慈父身上并为他歌功颂德。
他们只希望乌克兰人永远记住刻在雕像上的苏联的丰功伟绩，却把不必要的死难者开除出苏联国籍。
他们只会觉得牺牲几百万人救几亿人天经地义（比如说没有对农业的盘剥就没有工业化，赢不了二战），多救几次也可以（如大清洗、古拉格、强制迁徙），反正就是能赢。
几百万人只是个数据罢了，和伟大的工业化、轰轰烈烈的苏维埃事业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题主这是搞错了时间先后。
苏联是在二十年代末制定一五计划的时候把工业增长目标定的过高，为此向德国、美国举借了外债。然后在三十年代苏联遭遇了粮食减产（俄国农业看天吃饭的问题一直很严重）。苏联曾提出过暂缓债务偿付，遭到了美、德拒绝，雪上加霜的是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农产品以及原油价格暴跌，苏联需要出口更多的粮食来偿还债务，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饥荒。
原油当时已经出口不动了，经济危机又遇上德克萨斯油田被发现，美孚在当时曾经把石油价格打到了8美分一桶的地板价。另一方面，自沙俄时起就是俄国拳头出口产品的农产品（曾经沙俄一丰收美国就闹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后价格也跌了五到六成。
网络段子里所谓苏联乘着29年大危机的机遇进口工业设备的说法纯粹是扯淡，苏联一五计划于1928年开始，经济危机还没爆发。事实上经济危机让苏联为实现一五计划多付出了成倍的代价。
这个问题的问题首先在于，慈父开始发展重工业的时间节点在20年代，那时候还根本没有大饥荒。其次在于慈父发展重工业的高潮阶段在1940年，那一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也同时达到了历史顶峰，甚至比很多人经常拿出来和苏联做对比的1913年的产量还高（1913年是沙俄历史上最大的丰年，收获粮食8000多万吨，而1940年粮食产量9000万吨）。可见“发展重工业”与“大饥荒”根本没有因果联系。
而苏联1940年的大丰收很大程度就来自于苏联重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特别是农用机械化设备的迅猛发展上。
当然有的人大谈特谈苏联农业问题的时候，就只谈几个荒年，不谈1940年这样的大丰年。照这种偏颇的态度，其他人同样也可以拿1940年来证明慈父搞得一点都没错。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苏联的农业特点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在中国除了大灾之年，一般农业产量都比较稳定，近代有了先进农业技术并结束战乱以后粮食产量基本是一路往上的。而苏联的农业以不稳定著称，丰年之后马上就是荒年，荒年过了立刻又大丰收的事例数不胜数。如果不带偏见的看问题，影响苏联农业的关键因素在气候而不在农业政策，当然把苏联农业的问题归咎于“重工业”更是莫名其妙了，如果没有重工业提供的机械、化肥、电力等因素，苏联的农业基本上不可能突破1913年的水平（前文说过1940年就突破了）。
水利作为对抗气候造成减产的重要手段，苏联这方面的发展也远不如中国。中国以远低于苏联的经济水平，在60、7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大多数农田水利工程。而慈父搞的改造大自然计划（又称地球改造计划）没多久就被玉米叫停了，结果1963年苏联就因为气候原因发生了大歉收。而勋章晚期才又决定发展大力发展水利，彻底解除气候对苏联农业的制约，预计2000年苏联的农业问题可以彻底解决，结果遇上地图把苏联弄没了，苏联的水利成就被新沙俄摘了桃子（就算新沙俄摘了桃子，90年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粮食产量还是都出现了危机）。
最后回过头谈大饥荒，慈父和其他人在这方面有很多锅，比如没有建立足够的粮食储备，救灾不及时等。但要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于重工业，进而暗示没有发展重工业就没有饥荒，我就实在是难以理解了。而且我相信题主既然知道苏联30年代有饥荒，那肯定也该知道苏联40年代有什么事。
最后我还是按照题主的出题思路来解这道题：
缺点：给很多人黑他提供了把柄和依据。
优点：让这些人有机会黑他，而没有变成奥斯维辛肥皂厂的原料。
最大的缺点就是逐渐在其拥趸和粉丝心中建立了一个逻辑：
“国家發展难免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们这帮人就该牺牲。国家建设好了，为了我们的脸面，牺牲的人就别提了。”
“万不得已的选择”变成了“驾轻就熟的操作”，那么就别怪人民怀疑“当年是不是真的万不得已”了。
如果斯带林真的是怀着“为了国家万不得已牺牲一部分人”的心情这么做的，那为什么当年谁提饥荒抓谁呢？为什么认为大饥荒是境外敌对势力编的呢？为什么“饿死的人足够多，导致粮食够吃了”就拉倒了，也没给人家立碑纪念其牺牲呢？
天天勒紧裤腰带，XXX却吃鱼子酱吃到脂肪肝，那就没人愿意牺牲了。（我这里写的是“XXX”，根本没写斯带林，但评论区有一帮人论证斯带林没有贪腐，生活俭朴，没有吃鱼子酱。可见斯粉内心比我更了解酥龚贪腐程度，酥莲笑话永不过时）
优点就是可以在这场人为造成的饥荒中向人民高价出售食物，从而榨取出苏联人民手里最后的一点金银、宝石与古董：
在1931年底，随着大饥荒在苏联境内的爆发，苏联政府却看到了其中的商机，1931年12月，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原本只服务外国人的外宾商店开始在苏联的城市里四处开花，这些商店成了苏联人民唯一可以购买到食品的渠道。
但商店并不接受苏联政府自己发行的货币，在此购物的货币是所谓的“金卢布”，顾客必须将自己持有的沙俄金币、金戒指、金制勋章、金表等物品送往外宾商店，兑换成“金卢布”后才能使用。
兑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严酷的剥削：苏联官方对于黄金收购的官方价格是每克1兑换金卢布1卢布29戈比（一金卢布等于6卢布60戈比），而在苏联官方汇率下一美元等于1.94金卢布，但实际购买力却远低于此，当时在苏联严重的国内通胀下，1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为10-25卢布。
在购买时，苏联人民还要再受一次剥削，由于其垄断性质，当时外宾商店的商品价格卖给本国人时比卖给外国人时平均高出2.3倍，而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食品价格比出口价高出了4倍。
外宾商店惊人的高价可以从其内部报告中得知，其主席利文森在给外贸人民委员的报告里称：同样的一美元，在波兰可以买1.3-1.8千克黄油，在法国能购买600-750克黄油，在苏联只能购买250-400克。一美元在波兰可以购买1.8-3.8千克肉类，在法国可以购买0.5-2.3千克，在苏联只能购买0.6-1千克。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苏联政府甚至开始进口食品然后在国内高价出售给自己的人民：1933年，外宾商店在境外采购了400万卢布的商品，但卖给苏联人民则赚到了2100万！部分商品的利润令人咋舌，奶酪采购价45戈比/千克，售价为1卢布90戈比，肉类采购价13戈比/千克，售价则为1卢布75千克，咖啡采购价50戈比，售价为3卢布50戈比，
但饥饿中的苏联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1933年成了外宾商店最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人民给它送去了价值5800万卢布的黄金，约合45吨。而外宾商店的销售额也暴露了当时饥荒的分别：在1933年乌克兰地区收购了约2800万卢布，这个数字几乎与莫斯科持平（2900万），甚至超过了列宁格勒地区（1500万）
在持续了4年多的黄金收购中，外宾商店一共从民众手里收购了价值1.271亿卢布的黄金，约合98.5吨，这些黄金中约35吨来自沙俄金币，而其他则都来自回收：首饰、十字架、勋章与奖章、钟表、鼻烟壶、餐具等物品。这些物品被拆解、敲碎、碾磨、融化、最终变成了苏联政府进口物资所使用的黄金。
除了黄金之外，外宾商店一样欢迎白银、珀金、钻石以及其他珠宝，仅1933年一年其就获得了1730吨白银，而前后总共则近3000吨。此外钻石与铂金的利润同样惊人：根据内部文件记载，在1933年9月12日至1934年1月14日期间，外宾商店一共收购了34万卢布的钻石，而转手在国际市场上换到了80.28万卢布，
苏联政府盯上的，不止是国内人民所藏的黄金，那些移民或流亡在外，但仍有亲属在国内的俄罗斯人同样成了一座金矿：那些海外俄罗斯人汇给他们在苏联亲人的外汇，被苏联政府强行换成了外宾商店流通券，一种同样只能在外宾商店使用的凭据。
为了吸引更多的汇款，苏联政府甚至破天荒的在西方媒体上投放广告，哪怕连宗教节日都被用来宣传：
犹太逾越节/一袋高品质的面粉/是给马上来临的节日最好的礼物/通过电台或者电报向外宾商店下订单吧。
甚至一些广告还隐含着恐吓意味：
苏联的冬天/向外宾商店汇款/可以让你们在苏联的亲友买点儿保暖的/衣服、鞋子、内衣、食物…等到漫长的俄罗斯冬天来临时/这些礼物的价格将翻倍。
境外汇款的收入同样受到了1933年饥荒的刺激，吸金最厉害的便是饥荒最严重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尤其是文尼察、基辅和敖德萨，当年乌克兰收到了630万卢布的境外汇款，而作为对比，莫斯科与莫斯科州只有180万卢布。
在整个存续期间，外宾商店一共收到了近4700万卢布的境外汇款，占收购有价物品总额的16%，这笔钱足以支付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综合体的进口费用。
前往外宾商店购物消费者，还需要面临一个恐怖的威胁—格别乌，全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作为同样负有“为国家获取黄金和外汇”的机构，格别乌懊恼的发现当自己的人拿着手枪追捕“黄金持有者”与“外汇投机者”时，这些人正围着外宾商店用贵重的物品换取食物。
于是格别乌便把外宾商店的大门外变成了自己的猎场：格别乌的侦查员开始追踪外宾商店的顾客，然后用他们惯常的方式—威胁、逮捕、搜查与充公没收，迫使受害者们把物品上交国家。
一些侦查员会耐心的跟踪顾客，记录下家庭住址，然后前往搜查，而一些缺乏耐心的则直接手拿武器冲进外宾商店，当场逮捕顾客并没收他们的黄金外汇与商品。
一时间外宾商店的投诉纷起，最后迫使中央委员会在1932年初发出通知，要求格别乌开展行动时不得损害外宾商店的工作。
但这份通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个名叫科耶恩的人在给基辅外宾商店负责人的声明中称他用自己的金牙套在外宾商店换了140公斤的黑麦粉与70公斤面粉，结果在回程时被格别乌抢劫一空。
一个匿名的农夫控诉他在回家路上遭遇了格别乌，尽管他出示了购买凭证，但仍然被没收了食物与美元。
在乌兹别克斯坦，格别乌蹲守在商店门外，没收了顾客们的商品。在土库曼斯坦，他们公然在商店对面设立岗哨，观察进入商店的人，甚至要求商店交出上交大量黄金者的名单。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外宾商店在其存续期间一共获得了价值2.87亿卢布的物资，约合220吨黄金，如按国际金价计算约合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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