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真是无知得可以。关了评论我也得骂你 @晨城
你以为迁界禁海像你搬个家这么简单?沿海数省,几十里内的百姓全部迁移,比三峡移民的规模大了不知多少倍,以21世纪的组织能力,想成功实现这个目标都是做梦。
大清朝廷下达了移民的命令,但是移民的经费,朝廷是不会管的,大清和南明连年征战,军费都捉襟见肘,哪有闲钱花在这些刁民身上,你们地方官员驻军自己解决。
对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权来说,迁界禁海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清朝就完成了,怎么完成的呢?很简单,把房子全烧了,不走的都杀了不就完事了。男人一刀宰了,女人卖掉。军爷们不能白出兵啊,这帮刁民的家产当然就是军爷们的辛苦费了。
就算老老实实地一得到消息就逃进内地,你以为就能活了?浙江、福建、广东原本都是人多地少的地方,明朝时期,哪怕太平盛世的时候老百姓都要不断下南洋谋生,到了内地想找地方安身?纯属做梦,幸运一些的,能卖身为奴,剩下的就只有饿死。
你家原本就住在内陆,你就安全了?那可不一定,没准哪个官爷或者总爷看上了你的家产或者女儿老婆,半夜把你从家里拉出来拖到边墙外,你就是私自越界的刁民。一刀砍了,你家里的房子银子裤子袜子、老婆女儿姐姐妹妹,就通通都归了人家了。
什么“迁界禁海”,就是块遮羞布而已,直接说是把沿海百姓全屠了还差不多。
连俄罗斯都扯出来了,你知道俄罗斯在雅克萨、尼布楚有几个兵吗?凭俄罗斯、葛尔丹那点兵力想打赢清朝纯属白日做梦,清朝初期始终是把汉人百姓当成自己最大的敌人。历史上的朱三太子尽管是崇祯的儿子,但是非常胆小,一辈子没敢干一件反清复明的事,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想窝窝囊囊地了却残生,结果终究还是被抓到北京凌迟处死。而被俘的俄国侵略者却得到了优待,甚至被收编为清军。清朝到底怕谁,一目了然。
但是,在从山东到广东全都在迁界禁海的时候,这道万里边墙却有一个缺口,那就是广东香山县,姚启圣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当县令。香山县下管辖着澳门,香山县的百姓大部分都被驱逐屠杀了,但是香山县城明明在禁海区内,却没有撤,姚启圣就在这里和葡萄牙人大做生意。
为啥姚启圣的胆子这么大?他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就敢公然私通外夷?公然违抗朝廷禁令?每年几十万两银子的贸易,所需货物又岂能是一个小小县令就能搞得到的。
答案很简单,他的背后是两广总督李栖凤、卢兴祖,是平南王尚可喜。这些军阀靠着出卖祖国、屠杀同胞换来了官位,然后又利用手中的权力,借着沿海百万父老的苦难大发横财。迁界禁海得利最大的根本不是清廷,而是尚藩和广东一省的文武官员,别处禁海了,澳门的贸易就成了垄断了,他们可以漫天要价,葡萄牙人没有别的渠道买中国货物,也得咬着牙硬接。靠着为这些大贪官、大屠夫奔走效劳,姚启圣也赚得盆满钵盈。后来事情闹大了,卢兴祖转手把姚启圣给卖了,锅全让他背,姚启圣才被罢官了。官是罢了,他的钱可一分都没少,否则就凭他一个知县的俸禄,后来自掏腰包出军费的时候哪来那么多钱。而且起复之后的姚启圣掏钱不假,捞钱也一点都不含糊,到死时还有挪用朝廷四万七千两银子的造船经费的亏空没有还上。
这就是你所说的“千古名士”,一条用同胞的鲜血养肥的走狗。
说实话,郑成功的军纪也不算好,他的兵鱼龙混杂,困在岛上缺乏粮饷,杀人放火抢东西的事也没少干。但是起码郑成功从来没想把自己的家乡父老斩尽杀绝。翻遍中国历史,都很难找出比迁界禁海更加灭绝人性的政策来。
小时候我看《康熙王朝》的电视剧,我也很喜欢姚启圣,但是真正读了史料之后,就知道这孙子千刀万剐都不冤。
大清好啊,大清不过是让你当奴隶还不给饭吃而已,为什么要逃呢?
逃了,主子也不杀你,只不过在你脸上搞点艺术,拿满文和汉文刺上“逃人”两个大字,再顺便把收容过你的人都送去宁古塔而已,第二次逃才杀呢,大清多么宽宏大量。
主子们不过是圈了你家的地放马,然后抢了你老婆让你滚蛋而已,你怎么就造反了呢?真是一群刁民。
大清也不过就屠了那么几十座城,杀了些许几个刁民,你们怎么就好意思喷大清残暴呢?你们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我八旗官兵和郑成功、李定国、李来亨等反贼浴血奋战,让你老婆犒劳一下我们怎么了?你还有没有爱国心?
再看看这些对抗统一,对大清朝顽抗到底的反贼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为了彻底铲除沙定洲的残余势力,这年七、八月间由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阿迷、蒙自。由于道路崎岖,粮饷难继,孙可望‘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二斗,至临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民‘乐于挽运,不知其苦’。定国、文秀士马饱腾,迅速击败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把沙定洲围困在其老寨佴革龙。佴革龙地势险要,却缺乏水源,沙军每乘夜间下山取水。定国等下令于水源处立砦,分兵把守。沙定洲军饥渴难耐,被迫投降。定国、文秀除了把沙定洲、万氏和少数为首者解往昆明外,‘招抚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如是出降络绎不绝。李定国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自是迤东半壁安堵矣’。十月,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在昆明被处死,标志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
“孙可望等在站稳脚根后,立即改弦更张,申明军纪,‘凡发兵征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如兵余小子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史籍中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有抚右营兵马前往禄丰驼粮,回至草铺歇下,有一兵失手误伤百姓方二岁小儿一个。百姓喊叫,杨总兵得知,将兵拿去责四十棍,断烧埋银十两。不意草铺管庄报与刘文秀。及杨总兵押粮至省回话,刘文秀大骂,要责杨总兵一百棍,众官力保方恕。将打死小儿之兵拿去,立刻绑出小西门外枭首,将头传送草铺号令。’士卒误伤小儿致死竟被砍头示众,执法显然过严,但由此可见大西军领导人为防止军队损害百姓利益,不惜矫枉过正。他们很快就得到云南百姓的衷心拥护决不是偶然的。连封建文人也称赞道:‘孙可望等立法甚严,兵民相安。’”
“到己丑(1649年)元宵节,在昆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自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竟然在大西军进滇不到两年时间里就出现了,连原先心怀敌意的士绅也为之赞叹,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十几年后,云南这块乱世乐土终于也沦陷了,再看看大清王师统治下的云南是什么样的: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下旬,清军分路追剿南明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洪承畴在三月间到达昆明,在四十多天里依据各道、府、州、县、卫、所的报告,给清廷写了一份奏疏说:‘除各土府外,其迤东之云南府以及临安、曲靖、澄江、寻甸各府与迤西之楚雄、武安、姚安、大理、永昌各府,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已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致令军民父母、兄弟、夫妻、子女分离拆散,惨不堪言。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见今省城粮米照湖南新官仓斗每斗增价至一两三钱有余,每石价至一十三两有余;若照云南旧用大斗一石约有新仓斗二石,价至二十六两,犹无处寻买。军民饥饿,道死无虚日。其在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余里杳无人烟。真使贾生无从痛哭,郑图不能尽绘。职不知滇民何至如此其极也。’”
“邵性卞急阴贼,不喜见士大夫,而又内有奥主,得一意行恣睢。由通、津达淮扬,船二百,用纤夫、水手凡四五千,兼昼夜醉饱用民,督抚以下隶之,人把其骭或扪其足跗,啖以儿豭、肥牛腱,爪颐淋漓,粲然喜,喉中磔磔有声。反是,竟日怒不释,或人不幸见之,若有父兄深毒刺骨者,反唇掀鼻不知何语,辄狺狺半响不休。予初率纤夫迎之衡山界马公堰,既而以争旗下房恚中丞,地方官各各重足。驻衡凡十三日,杂夫约六千余人,莝豆若干,鸡豚盐米若干,庵闾兰锜若干。衡地裹傜苗,地多埆,频年水旱兵戎,比屋流离,幸经略转饷镪属不至缺乏。独是非分之求,选扒杆造浮梁,征求诸色匠作,梅勒至厮养鲜有餍其壑者。一不遂则詈辱随之,将军从而生怒,未易了。”
“清朝统治者恬不知耻地把进军云贵说成是‘救民于水火’,完全是颠倒黑白。顺治十七年三月初八日经略洪承畴题本中说:‘三月初五日,又准云贵总督臣赵廷臣手札,内开:云南近状大不如上年。每市斗米一石实卖至二十五六两,沿途穷民有死于道途沟涧,死于寺庙破屋,死于山路田野,死于旁溪曲径,甚有母食其女,子弃其父,惨不忍言。’相形之下,云南在大西军和永历朝廷治理下连年丰收,‘大熟’‘大有’‘百姓丰足’之类的记载不绝于书,直到1656年(顺治十三年)仍是‘是岁秋成大有,民食有余’。1658年(顺治十五年)元旦,清军入滇前夕云南‘兵民忙忙过岁,戊戌元宵仍放灯火花炮,甚似太平’。由此可见,云南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百姓遭难,完全是以征服者自居的清军任情搜刮所造成的。”
像大西军这样,平定土司叛乱,恢复社会秩序,严格约束军纪,禁止滋扰百姓,合理征发粮饷,为劳工支付报酬,这才叫维护国家统一。你大清搞的,呵呵,连自家奴才都看不下去了。
明朝是一个腐朽没落、无可救药的王朝,但是取代它的应该是李定国、刘文秀这样心怀天下、仁义爱民的农民起义者,哪怕是晚节不保的孙可望、竭泽而渔的李自成,也算是正常的封建统治者,而不是一群以奴役屠杀为乐的奴隶主,更不是姚启圣这样的卖国贼。
有人说我是大汉族主义,那么我们再看看云南的傣族、彝族等各族土司是如何对待大清的:
“吴三桂命降将杨威到城下喊话,声称那嵩只要将高应凤、许名臣缚献,就可以仍旧当元江府土知府。许名臣见清军势大难敌,要求那嵩接受清方要求把自己交给清军处置,换取元江军民的安全。那嵩毅然回答道:‘吾三人共事,岂以生死易心乎?’拒绝了吴三桂的要求。吴三桂见那嵩矢志不移,又写信用箭射入明军营中,号召元江军民捆绑那嵩出降,否则屠城。那嵩针锋相对地射书城外,‘备列三桂入关以来罪状,且署其衔曰: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拆。’吴三桂恼羞成怒,挥军奋力强攻,元江城破。那嵩、那焘父子合家登楼自焚。”
面对清军的野蛮屠杀,西南各族军民与大西军团结在一起,出滇抗清、保卫云南,即便到了生死关头,也没有抱着民族偏见,汉族将领和傣族将领同生共死,共赴国难。
在广州,色目军官羽凤麒、撒之浮、马承祖血战尚可喜、耿继茂、以身殉城。
即便是被爱新觉罗家族视为重要盟友的蒙古人中,也有满桂这样的抗清英雄。
事实上,明末历史上保家卫国的英雄之中有很多都是少数民族将领,而清军之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屠夫刽子手也不乏汉人。
我自己也有四分之一的旗人血统,我也不想这么评价自己的祖宗,但是没办法,事实如此,17世纪的八旗、绿营是一群用百姓血肉喂养的野兽。“野兽”这个评价都有些高抬,毕竟野兽吃人只为果腹,而八旗和绿营杀人是为了贪欲和娱乐。那些“不明历史大势”“阻挠国家统一”的抗清领袖,才是真正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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