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黑点来晚了三、四年。
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备答曰:"刘荆州临亡讬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背信自济,吾所不为”的结果是啥?
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於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
当时刘备若知权变,认清现实,肯为前途牺牲信义,他的境况也不至于如此之惨。
后人不以为然,是因为我们看得到他的未来,知道这不过是个坎,迈得过去。
对时人而言,年近五旬的刘备在荆州数年苦心经营又一次付诸东流,这就是大势已去,日暮途穷。
兴复汉室,信义于天下,都是泡沫幻影,镜花水月,终虚所望。
待黄粱梦醒,可能已在逃亡中被人捕杀,人头正摆在曹操的奏案上。
就算你告诉刘备,说你能扭转乾坤,你会否极泰来,你的好日子在后面,他自己都不会信。
逃命且来不及,听你画大饼?
可经历这么一遭后,刘备竟然还坚持“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你还能说他点啥?
刘备和我们一样,生活在现实的中人。
无非他曾经存在,而你我也必将曾经。
治乱扶危可不是评比道德标兵,在割据时期,诡谲暴虐远比仁义礼信行之有效。
他是品德圣人去逐鹿天下?
还是乱世枭雄有仁义之风?
或是其他什么角度,完全取决于你的认知程度。
无论是吹捧,还是贬低,立足基础都是人物定位,然后才有衡量标准。
刘璋翻脸与否,刘备都会发动攻势,夺取益州,这该是最基本的认知。
他因此烦恼失信于人,也只是刘备的烦恼。
孙权降曹背刺时,曹操屠杀百姓时,都不会有这种烦恼。
这是不同人的本质区别。
因为刘备本人也认为谋取益州将会成为政治生涯最大的黑点:
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於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刘璋请他去是为了攻打张鲁,他却揣着一颗背刺的心进了川,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权变”,是法术诈力,纯粹从道义的角度看,还有啥好说的?
刘璋都知道了刘备的底牌,不翻脸等着过年么?就上了法庭也能判个正当防卫不是?
即便以蜀汉为正统的习凿齿,也把话说得非常明白:
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
话说回来,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的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可能文质彬彬,温良恭让。正如赤壁之战,刘备生死存亡之际,刘璋不可能为了什么同宗之谊去拉兄弟一把,而是忙不迭得给老曹送兵请好,都在江湖混,装什么白莲花?
刘备作为政治领袖,他的仁义是有条件,有范围的。对老兄弟们深情厚谊,可以共患难同富贵;对百姓手下留情,从无借老乡脑袋的劣迹,已经使他在同时代的军阀中显得矫矫不群。指望他对竞争对手们也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是连年都得过错。
人不可能脱离客观历史环境而存在,瞅瞅刘备的同行们都是些什么操蛋玩意儿,甚至把视野可以拓展到隶属于现代史的常凯申一党,一部“屠”字绝迹,绝少政治清洗的《蜀书》已然显得足够奇葩了。
或者看到刘备仁义的一面便认为他是演义版PLUS圣人,或者看到刘备对政治对头变诈的一面便认为他与其他军阀一般无二,这都是盲人摸象。
刘备能顾念旧情,连孟达的妻子都予以保全,末了竟然还是蜀汉传下了孟氏一脉,作为一个统治者,还能怎样要求他的职业道德呢?同样是刘备,公孙瓒胡作非为,眼看要完,他也可以毫不犹豫的跳船,绝不会搞什么死谏死战一套。
“信义著于天下”与“反复难养”的评价可以用于一人,只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
譬如典型政治动物的某大帝,无论切换成敌国视角、盟友视角、百姓视角,甚至自家重臣视角,十有八九都是一个结论:
黑,真黑。
但搁在可怜的辛弃疾眼中就不一样了——没见过大宋的黑夜,如何知道皓月当空、繁星点点的大吴夜色如此迷人?
吴时明月宋时关,万里称臣人未还。摔。
董事长请合作伙伴来公司参观,商量今后的合作。
发现合作伙伴偷偷给自己下毒,立马呵斥并责其离开。
不料合作伙伴抡起大锤,砸倒董事长,随后又抢走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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