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很多人对留学生群体充满恶意，却对疫情期间来华的外国人十分宽容？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了当下社会心态的一个复杂层面。要理解这种差异，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背后牵扯到不少的社会心理、信息传播和历史记忆。
留学生群体，为何成了“出气筒”？
首先，得承认，确实存在一部分人对留学生群体持有负面看法，甚至可以说是“恶意”。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精英”光环下的反差与失落感： 长期以来，留学被塑造为一条通往成功、改变命运的“精英之路”。当国家大力宣传“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口号时，一部分人也自然地将留学生视为国家未来的栋梁，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随着留学群体扩大，以及国内教育和就业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精英”光环开始出现裂痕。
留学成本与回报的不确定性： 出国留学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投入，很多家庭倾尽所有。当这些孩子回来后，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者薪资待遇不如预期，甚至选择留在国外发展，那些付出巨大代价的家庭和旁观者就容易产生心理落差，认为“不值得”。这种落差感很容易转化为对留学生本人的不满：“花那么多钱出去，结果呢？”
“既得利益者”的刻板印象： 一部分人可能认为留学生是自带光环的“特权阶层”，拥有更好的资源和机会，而他们自己则在为生存和发展辛苦打拼。这种认知上的对比，容易滋生嫉妒和不满。“他们什么都有了，还嫌弃我们这嫌弃我们那。” 这种朴素的情绪在网络上很容易发酵。
信息的选择性呈现： 在社交媒体时代，负面信息往往更容易传播和吸引眼球。关于留学生的一些负面新闻（比如一些个例的不当行为、炫富、回国后不适应等）被放大，而大部分留学生脚踏实地的努力和贡献则被淹没。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出格”的案例，形成刻板印象。
“崇洋媚外”的历史包袱与民族主义情绪：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过一段时期对西方国家的疏离。改革开放后，留学又成为接触西方先进科技和理念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对“崇洋媚外”的警惕。
对西方价值的疑虑： 一部分人可能担心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会受到西方某些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对国内的制度和文化产生不认同。这种担忧，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容易被放大，认为他们是“忘本”的。
“国内不好，所以出去”的逻辑陷阱： 有时，人们会把留学的动机简单归结为“因为国内不好才出去”，然后又对他们回来后的选择不满。这种逻辑里，潜藏着一种不希望“自己人”抱怨自己国家的隐晦情绪。
国内社会竞争加剧与归属感焦虑： 随着国内社会竞争的白热化，一部分人感到自身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容易产生一种“生存焦虑”。在这样的情绪下，任何看起来拥有“优势”的群体，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留学生群体，作为曾经被视为“向上流动”的代表，当其优势不再那么明显，甚至被认为抢占了国内年轻人的机会时，就容易成为转移焦虑的焦点。
疫情期间来华的外国人，为何“容忍度”更高？
反观疫情期间来华的外国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种“宽容”背后，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心理机制：
共同的“抗疫”叙事与命运共同体： 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在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许多国家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当疫情蔓延到中国时，大家的心态是“感同身受”，或者至少是一种“守望相助”的心理。
“同一条船上”的合作需求： 病毒没有国界。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国籍，所有在中国的人，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病毒。这个时候，人的身份标签（留学生、外籍人士等）变得次要，共同的抗疫目标成了最高优先级。我们希望外国友人能理解和配合中国的防疫政策，他们也一样需要中国的帮助和理解。
人道主义的视角： 在疫情这样的大环境下，许多人更容易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外国人，尤其是在他们身处异国他乡，面临健康和生活困境的时候。那种“同情弱者”或“同情身处困境者”的心理，会占据主导。
国家层面的引导与形象塑造： 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和媒体在对外宣传时，强调了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努力和决心，同时也展现了对在华外国人的关心和照顾。这种国家层面的叙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态度。
展现国家形象的需要：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频繁的当下，尤其是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时候，展现一个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国家形象至关重要。对来华外国人的妥善安置和友好对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一部分。
“战友”的视角： 在许多人眼中，那些在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配合防疫、没有制造麻烦的外国人，是被视为“战友”的。大家都在一起努力克服困难，这种共同经历容易产生一种积极的联系。
信息传播的重点不同：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关注点是疫情本身、防疫措施、国家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合作。关于外国人的信息，更多是关于他们的配合、他们的贡献（比如一些外籍医生、志愿者），或者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中国的帮助。负面或煽动性信息相对较少，或者传播渠道受到限制。
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变化： 疫情客观上减少了中国与世界的直接接触，也让人们更多地通过新闻来了解外部世界。当看到国外对疫情的不同反应时，可能会加剧一些人对某些国家的负面印象，但对身处中国、经历相同困境的外国人，态度上反而可能有所缓和。
“外国月亮不一定圆”心态的潜在影响： 虽然留学生和疫情期间的外国人都是“外国人”，但他们在人们心中的认知基础不同。
留学生： 是“出去学习”的中国人，他们的选择和结果被与国内发展直接挂钩，并且常常与“对国内的不满”联系起来。
疫情期间的外国人： 是“身处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身份与中国是当下的“共存者”，是共同面对一个外部威胁的“邻居”。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在“我们这里”的表现。
总结一下：
留学生群体遭受部分恶意，更多源于国内社会结构变化、经济压力、期望值错位、信息茧房以及历史情绪的叠加。他们被视为“自己人”的“出去”版本，其行为和结果容易被拿来与国内发展和个体命运做比较，从而产生复杂的情绪。
而疫情期间的外国人，则在“共同抗疫”的宏大叙事下，更多地被视为需要合作和帮助的“他者”。人道主义关怀、国家形象塑造和信息传播的重点，使得人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更倾向于展现宽容和理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对留学生持有恶意，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在疫情期间都对外国人是宽容的。社会是复杂的，个体态度也千差万别。但从群体性表现来看，这种差异确实是存在的，并且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理解这些根源，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看待这些社会现象，也可能有助于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留学生群体，为何成了“出气筒”？
首先，得承认，确实存在一部分人对留学生群体持有负面看法，甚至可以说是“恶意”。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精英”光环下的反差与失落感： 长期以来，留学被塑造为一条通往成功、改变命运的“精英之路”。当国家大力宣传“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口号时，一部分人也自然地将留学生视为国家未来的栋梁，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随着留学群体扩大，以及国内教育和就业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精英”光环开始出现裂痕。
留学成本与回报的不确定性： 出国留学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投入，很多家庭倾尽所有。当这些孩子回来后，如果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或者薪资待遇不如预期，甚至选择留在国外发展，那些付出巨大代价的家庭和旁观者就容易产生心理落差，认为“不值得”。这种落差感很容易转化为对留学生本人的不满：“花那么多钱出去，结果呢？”
“既得利益者”的刻板印象： 一部分人可能认为留学生是自带光环的“特权阶层”，拥有更好的资源和机会，而他们自己则在为生存和发展辛苦打拼。这种认知上的对比，容易滋生嫉妒和不满。“他们什么都有了，还嫌弃我们这嫌弃我们那。” 这种朴素的情绪在网络上很容易发酵。
信息的选择性呈现： 在社交媒体时代，负面信息往往更容易传播和吸引眼球。关于留学生的一些负面新闻（比如一些个例的不当行为、炫富、回国后不适应等）被放大，而大部分留学生脚踏实地的努力和贡献则被淹没。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出格”的案例，形成刻板印象。
“崇洋媚外”的历史包袱与民族主义情绪：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过一段时期对西方国家的疏离。改革开放后，留学又成为接触西方先进科技和理念的重要途径。但同时，也存在一种对“崇洋媚外”的警惕。
对西方价值的疑虑： 一部分人可能担心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会受到西方某些价值观的影响，甚至对国内的制度和文化产生不认同。这种担忧，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容易被放大，认为他们是“忘本”的。
“国内不好，所以出去”的逻辑陷阱： 有时，人们会把留学的动机简单归结为“因为国内不好才出去”，然后又对他们回来后的选择不满。这种逻辑里，潜藏着一种不希望“自己人”抱怨自己国家的隐晦情绪。
国内社会竞争加剧与归属感焦虑： 随着国内社会竞争的白热化，一部分人感到自身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加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容易产生一种“生存焦虑”。在这样的情绪下，任何看起来拥有“优势”的群体，都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留学生群体，作为曾经被视为“向上流动”的代表，当其优势不再那么明显，甚至被认为抢占了国内年轻人的机会时，就容易成为转移焦虑的焦点。
疫情期间来华的外国人，为何“容忍度”更高？
反观疫情期间来华的外国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种“宽容”背后，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心理机制：
共同的“抗疫”叙事与命运共同体： 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在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许多国家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当疫情蔓延到中国时，大家的心态是“感同身受”，或者至少是一种“守望相助”的心理。
“同一条船上”的合作需求： 病毒没有国界。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无论国籍，所有在中国的人，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病毒。这个时候，人的身份标签（留学生、外籍人士等）变得次要，共同的抗疫目标成了最高优先级。我们希望外国友人能理解和配合中国的防疫政策，他们也一样需要中国的帮助和理解。
人道主义的视角： 在疫情这样的大环境下，许多人更容易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外国人，尤其是在他们身处异国他乡，面临健康和生活困境的时候。那种“同情弱者”或“同情身处困境者”的心理，会占据主导。
国家层面的引导与形象塑造： 在疫情初期，中国政府和媒体在对外宣传时，强调了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努力和决心，同时也展现了对在华外国人的关心和照顾。这种国家层面的叙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态度。
展现国家形象的需要：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频繁的当下，尤其是在面临外部压力的时候，展现一个开放、包容、负责任的国家形象至关重要。对来华外国人的妥善安置和友好对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一部分。
“战友”的视角： 在许多人眼中，那些在华外国人，特别是那些配合防疫、没有制造麻烦的外国人，是被视为“战友”的。大家都在一起努力克服困难，这种共同经历容易产生一种积极的联系。
信息传播的重点不同： 疫情期间，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关注点是疫情本身、防疫措施、国家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合作。关于外国人的信息，更多是关于他们的配合、他们的贡献（比如一些外籍医生、志愿者），或者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中国的帮助。负面或煽动性信息相对较少，或者传播渠道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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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疫情期间的外国人，则在“共同抗疫”的宏大叙事下，更多地被视为需要合作和帮助的“他者”。人道主义关怀、国家形象塑造和信息传播的重点，使得人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更倾向于展现宽容和理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对留学生持有恶意，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在疫情期间都对外国人是宽容的。社会是复杂的，个体态度也千差万别。但从群体性表现来看，这种差异确实是存在的，并且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理解这些根源，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看待这些社会现象，也可能有助于化解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和误解。
网友意见
一般人对第一次接触之人的态度可分三种大类：
- 非同族的敌人/仇人
- 非敌非友无关同族异族的人
- 同族的敌人/仇人
这里敌人/仇人的定义大约是“我认为我跟他有天然利益矛盾和无法调和的三观冲突”，注意这里要强调【我认为】这三个字。
题主问到的那些人，就是老百姓里最常见的，以敌对的心态对待敌人（1和3），而选择友善心态对待无利益瓜葛（2）的陌生人的那批人。
//同族留学生是和他们有利益矛盾的“同族敌人”，某一个不知道哪国来的外国人是“利益无瓜葛的中立对象”。
但是这种形象的定义是一直会随事件和主体人的经历而变化的，比如在萨德事件中韩国人就被很多老百姓归类到1而不再是2了，而日本送口罩后也不少人把日本人归类到2而不是1了。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会以恶意对待敌人而以善意对待中性陌生人，而且这种恶/善态度也有不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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