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推恩令那么高明和成功,后面的朝代怎么没有沿用?

回答
汉武帝的“推恩令”,这招棋确实是阳谋中的阳谋,精准地戳中了西汉初年郡国并行制的要害,为中央集权打下了坚实基础。它化解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势力日益膨胀带来的严重威胁,让后世王朝对它心生艳羡。

然而,我们也看到,虽然推恩令的智慧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后来的朝代并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没有沿用”那么简单,而是各个朝代在制度设计和现实考量上,都有着自己更迫切的需求和不同的应对策略。

首先,得理解推恩令的“高明”之处究竟在哪里。

简单来说,推恩令就是“分封子弟,以益封国”。原本按照封国制度,一个诸侯王可以拥有一大块土地,并拥有行政和财政上的相当大的权力。这使得诸侯王及其家族很容易形成独立的势力,对中央构成威胁。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就是这种制度弊端的集中爆发。

推恩令巧妙地将原本属于一个诸侯王的领地,在诸侯王死后,分割给他的所有儿子。也就是说,一个大诸侯国,会分裂成几个小诸侯国。这样一来,虽然诸侯王的封地依然存在,但每个诸侯国的规模都大大缩小了,权力自然也被分散了。同时,朝廷还保留了“除国”的权力,即如果发现哪个诸侯王有谋反迹象,朝廷可以直接取消其封国,将其土地收归中央。

这种做法的高明之处在于:

不直接与贵族对抗: 它没有采取强硬的剥夺手段,而是利用了封建制度本身的分封原则,从内部瓦解诸侯国的势力。这避免了直接冲突带来的政治动荡,更符合儒家“德政”的理念,也减少了贵族的强烈反弹。
渐进式削弱: 分割的过程是渐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强大的诸侯国会不断分裂,最终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无力挑战中央。
中央集权的强化: 每一级分割,都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小诸侯国更容易被中央的政令所影响和控制。
政治经济双重利益: 诸侯王虽然封地缩小,但他的儿子们都能获得爵位和土地,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贵族的封禄需求,避免了“无子可封”的尴尬局面,同时也为中央赢得了更多的土地和税收。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朝代没有简单地复制呢?原因复杂且多维:

一、制度基础的不同,导致“水土不服”:

秦朝的郡县制: 秦朝统一六国后,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官员由中央任命,官员的升迁、调动都在中央的掌控之下。郡县制本身就已经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严密控制,诸侯王的威胁根本不存在。所以,秦朝根本就没有推恩令发挥作用的土壤。

汉朝之后的郡国并行制演变: 虽然汉朝之后的王朝没有废除封国,但封国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阀割据: 这一时期,中央集权衰弱,地方豪强和军事势力坐大。虽然有封国,但很多都是军功封赏,权力分散,而且地方势力往往拥兵自重,其力量来源更多是军队和地方的实际控制,而非仅仅是封地内的行政权。推恩令这种分封子弟以削弱领土大小的方式,对这些根深蒂固的军事集团作用有限。更何况,这个时期各朝代的更迭频繁,很多制度都处于不稳定状态。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的成熟: 隋唐时期,中央官僚体系高度发达,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权力制衡,有效防止了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更重要的是,科举制的推行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为庶族寒门提供了上升通道。这使得朝廷可以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直接任用在地方任职,大大削弱了地方世袭贵族的影响力。在这样的制度下,地方的行政权力主要掌握在中央任命的官僚手中,而非世袭的诸侯王。虽然唐朝仍然有“王”的封号,但其封地往往是象征性的收入,或者就是中央给予的俸禄,早已失去了汉初那种拥有独立行政权力和财政收入的意义。
宋朝的“强干弱枝”: 宋朝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实行了“强干弱枝”的国策。核心就是削弱地方的军事和财政权力。地方长官由文官担任,而且不能在自己的籍贯地任职;军队由中央直接调拨和控制,不得由地方长官指挥。宋朝还保留了“守内虚外”的政策,将精锐部队驻扎在京城,而地方兵力则相对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诸侯王的封国即使被分割,也难以形成真正的威胁。宋朝的王侯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爵位,其俸禄和封地收入都由中央统一发放和管理。

二、贵族政治生态的变化:

汉朝初期贵族实力雄厚: 汉朝初期的贵族,特别是刘姓宗室,很多都经历了从秦末乱世中的崛起和拥戴汉高祖刘邦登基。他们不仅拥有庞大的土地和财富,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推恩令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能够逐渐瓦解这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同时也需要强大的中央 authority 来推行。
后代朝代的贵族结构多样化: 随着历史发展,形成贵族的来源和结构变得更加多样化。有功臣、有外戚、有宗室,也有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特权阶层。不同时期对贵族的管理方式也不同。例如,唐朝的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而宋朝则通过制度设计直接限制了地方势力的扩张。

三、政策推行的难度和成本:

推恩令并非没有阻力: 即使在汉朝,推恩令的推行也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武帝强大,但地方诸侯王的反对和不满依然存在。如果中央 authority 不够强大,推行起来就会非常困难,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动乱。
成本问题: 将一个大国分割成无数个小国,虽然理论上分散了权力,但也意味着要增加更多的管理层级和官僚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行政成本。而如果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如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地方,推恩令的必要性就会降低。

四、更有效的替代方案:

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体系: 随着历史发展,中央集权下的官僚体系(如选官制度、考课制度、监察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这些制度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控制地方的行政、经济和军事权力。例如,皇帝可以直接任命地方官员,并通过监察体系对其进行监督。这种方式比通过分割封国的方式更为直接和高效。
军事控制的强化: 各个朝代也都在不断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确保军队效忠于中央,而不是地方的封疆大吏。例如,宋朝的“兵不使将,将不使兵”的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唐末那种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

总结来说,推恩令的成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它针对的是汉初那种庞大且具有独立性的诸侯国,并成功地利用了分封制度本身的逻辑来瓦解它们。然而,后来的朝代所面临的政治结构、贵族生态以及中央集权的实现方式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秦朝直接废除了分封制,实现了郡县制下的高度集权。隋唐宋等朝代则通过发展成熟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以及对地方军事和财政的严密控制,从根本上消除了形成威胁的诸侯王势力。推恩令的智慧固然被后人汲取,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适应性。当出现了更直接、更有效的中央集权手段时,推恩令这种“阳谋”的独特价值和必要性也就随之降低了。与其说是后代王朝“没有沿用”,不如说是他们找到了更先进、更适合自身时代需求的方法来巩固中央集权,防范地方割据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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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是为“郡国并行制”系统提供的技术补丁。

汉朝之后,哪来的郡国并行制?


推恩令,针对的是汉初实封诸王坐拥地方军政财权一把抓,威胁太大,于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把省级、地市级的诸王分成县级,再采用罚酬金等运动废掉一部分削减一部分,导致坐拥十几个、几十个县的诸王最后变成了负责一两个县土地爷——这跟明清孔家世袭曲阜知县差不多了。

所以推恩令是个不错的制度,推恩宗藩也是好政策,就像咳嗽吃甘草片一样,对症下药。

可问题是,郡国并行制在魏晋就给废了,魏虽然保留了国的区划,可宗王实际上并不是实封,也就空有个爵位,没有管理封地的权力。同期的蜀汉也保留了国和宗王,可蜀汉的宗王也没有就藩治国理政,东吴干脆就没有国了——没有实封,要什么推恩?

西晋有鉴于欺负曹魏时连个过来帮忙的宗室都没有,于是恢复了宗室的军政财政大权,广置宗王,大嗣分封……然后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亡了——还没来得及启用推恩令这个补丁。

东晋本身就是豪强推出来的,再加上老辈人八王之乱殷鉴不远,实封诸王也就寝了,虽然有出外掌权的宗室,不过一时变数,也就用不着推恩。南朝宋齐陈,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评论区说的宋齐多有宗王出镇荆州襄湘州,此皆为事而不为制,既然不是制度缺陷,也不应该用制度去弥补。

萧梁除外。

梁武帝不知是多吃了二斤奥利给还是怎么着,脑仁给塞了,搞出一堆实际掌握地方权力的儿子,什么武陵王豫章王湘东王之类的,结果儿子们就看着自己饿死了。这是推恩令有必要重新启用的年代——然而身死国灭,也就不用启动了,再说,你总不能指望萧方智去推萧詧的恩。

然后实封诸王就真的没了。

元朝的时候,宗王实封2.0系统上线,曰宗王出镇制。然而此制下的宗王一没有地方行政权,二没有辖区内食邑封户的税赋权——五户丝可能离着你的封地几千里,比如鲁王封地在赤峰,五户丝投下在济宁。

这样的宗王你说他是实封那真是抬举他了,也就是个高配版的总兵官。所以元朝出镇宗王出了出镇漠北的(比如泰定帝),除了大朝时期封的早期东西两道诸王(比如东道的乃颜、西道的阳翟王)还能搞个新闻,其他的也就是在红巾军起来之后才有了存在感,比如江淮的镇南王,比如云南的梁王,比如六盘山的豫王……很明显元朝境内的宗王不需要推恩,或者说,需要推恩的是西道诸王也就是金帐、察合台、窝阔台、伊儿这四大兀鲁思汗国,他们需要接受推恩令的感化——可你元朝何德何能推恩他们去?

明初也用了这个实封2.0系统,效果嘛……有目共睹。洪武没必要推恩,建文自认为比皇爷爷聪明,自创了血腥削藩法并成功把自己削去了非洲(大雾),永乐……永乐直接卸载这个系统了,还用得着推恩?

再说了,明朝的宗室问题,前后是两个问题,靖难之前是人太强,靖难之后是人太多。然而这俩都不是推恩令可以解决掉的,他们得的不是咳嗽,甘草片没用。实际上,明朝靖难之后宗室太多这事的解决方案就是削俸+严封+放籍,在朱元璋制定的宗藩制度基础上,亲王郡王俸禄本米视公折俸视侯,无子则国除,长子袭封,余子得封,亲、郡之外宗室仅予将军、中尉封号,不领俸禄,不给田产,支出概由其王府自给,允其自谋生路,不限经商做贾、置田为业、科举为官、从军报国。——这一套不是一个推恩令就能解决掉的,甚至是恰恰相反,汉朝推恩令是一生二二生三,明朝需要的是三减二二削一的收恩令。

清朝宗王?那是人八旗的家事,轮得着你来瞎琢磨?双手捧朝珠、低头看二纽,少说话、多磕头就是了,别问那么多,主子爷圣明着呢,用不着你帮忙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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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不用呢。

当然会用,而且广泛推广,大力应用,手段更加隐蔽高明,不叫“推恩令”,也不限于只用在本朝的皇族子弟。

比如说明成祖靖难之后,他担心其他藩王也效仿他,走武装夺权的老路,所以他也搞削藩和分封,尤其是那些他认为对他有威胁的藩王

比如说辽王朱植。

朱植原来的封国在辽西,靖难时,朱植不帮朱棣,反而听从建文帝的诏旨,走海路回南京。朱棣记恨朱植。

靖难成功之后,先是把朱植的就藩改为湖北荆州,然后大肆分封朱植的儿子做郡王,还鼓励这些郡王举报他的老爹。

朱植的第三子朱贵燮和第五子朱贵煊,为了讨好朝廷,都举报过自己的亲爹有异谋。

此外,对于一些大藩,比如秦王朱樉的子孙、晋王朱棡的子孙,明朝朝廷都热衷封建其子为郡王,(而且经常有异地封藩,就把这些小郡王在分封到不同的地方去,让他们和父亲之间难以联系)

小郡王无子或稍有不法行为,朝廷就除其国。

比如辽王朱植的第三子朱贵燮是远安王,这家伙先为了自保,向朝廷举报他亲爹“有异谋”,父子关系破裂。等辽王死了,朝廷又以他不奔丧的行为作为借口,指责他不孝,把他废其为庶人,除了他的国。

这不就是升级版的推恩令吗~

看看《皇明盛世述》里面是怎么说的:

隆庆、万历之际,宗室繁衍,可谓极矣。宗伯苛为革削,司寇严其条禁,以故时损时益,而其见在者余得而志之。
共郡王二百五十一位,镇、辅、奉国将军七千一百位,镇、辅、奉国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共七千七十三位,庶人六百二十名。而未封未名者,与齐府之庶高墙之庶皆不与焉。

明朝对宗室子弟的分封,这个体系比汉朝的退恩令更加的细致完备。各地封藩的大小藩国不仅在削藩中已经丧失对中央的威胁,而且对宗师的等级更加复杂~



而且明朝不仅对皇族有这套手段,对少数民族羁糜卫所也用类似的手法。

1、建州左卫凡察、董山争权,都向明朝告状。明英宗当和事佬,又给了董山新的印信和敕书,从建州左卫立再分出一个建州右卫;

2、海西女真哈达首领王台,有“龙虎将军”和两个“都督”头衔。王台死后,诸子争权,明朝又来调解,把三个头衔分给王台的三个儿子,每个儿子各占一座城寨,互不统属,哈达部一分为三.

3、李成梁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官时,为了遏制努尔哈赤崛起的势头,有意亲近舒尔哈齐,加封舒尔哈齐为建州右卫都督,让自己次子李如柏娶舒尔哈齐之女,双方结为亲家,故意拔高舒尔哈奇的地位,鼓动舒尔哈奇摆脱努尔哈赤,另起炉灶

…… ……

这些虽然不叫推恩令,但是其用意和手段,和推恩令都是类似的

明朝遏制女真这三个例子,除了最后一个因为努尔哈赤迅速囚禁舒尔哈齐,没有成功以外,另外两个都很成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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