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孙中山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这样纲领的改变？

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其革命纲领的演变，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且引人深思的议题。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这不仅仅是口号的更换，更是孙中山先生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察、对革命形势的敏锐判断以及其政治智慧的体现。要理解这一转变，我们需要深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以及孙中山先生自身的革命历程。

一、 时代背景：一个危机四伏的中国

在孙中山先生革命初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之中。

民族危机: 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屡战屡败于西方列强，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支那亡矣”的论调在一些人中甚嚣尘上。
政治危机: 满清政府已经被西方列强的影响和内部的矛盾所侵蚀，其统治的合法性早已受到质疑。官僚体系的腐败、军备的落后，使得这个王朝如同风中残烛。
社会危机: 贫富差距悬殊，人民生活困苦，尤其是在满汉矛盾之外，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也并非不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先生毅然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初期的革命目标与动员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先生在兴中会时期提出的革命口号。这个口号具有极强的时代针对性和动员力。

“驱逐鞑虏”的语境: “鞑虏”是当时革命党人对满族统治者的一种称呼，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在长期的统治中，满族统治者被认为压迫汉族，掠夺财富，导致中国积弱。尤其是在反清起义屡遭镇压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满清政府”及其“满洲统治”是凝聚人心、发动民众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它将革命的目标锁定在推翻被认为“异族”的统治，唤醒了被压抑已久的民族意识。
“恢复中华”的意涵: “恢复中华”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恢复”，更包含了重建一个独立自主、富强昌盛的中国。它寄托了中国人摆脱异族统治、重塑国家荣耀的强烈愿望。
动员的有效性: 在那个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但尚未普遍成熟的年代，“驱逐鞑虏”这一口号很容易引起广大汉族民众的共鸣，因为他们普遍感受到了满清政府的腐朽和压迫。它将革命的敌人明确化，为革命提供了情感上的强大支撑。

可以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为了动员力量、揭露清廷统治的民族压迫性质而采取的策略性口号。它有效地团结了反清的力量，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 辛亥革命的实践与“五族共和”的出现

辛亥革命的爆发，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成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的进程本身也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挑战。

革命的实际情况: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仅仅是汉族力量的胜利。在反清的斗争中，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其他民族的许多仁人志士也或多或少地参与或支持了革命。许多地方的起义和响应，并非纯粹是汉族的反抗，而是各族人民对清廷统治不满的体现。
革命的局限性: 随着革命的深入，一些革命党人逐渐认识到，如果仅仅是“驱逐鞑虏”，而忽视了国内其他民族的权益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革命的成果将难以巩固，甚至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尤其是在清朝统治下，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共存关系，简单粗暴的“驱逐”难以解决所有问题。
南方各省的呼声: 在辛亥革命前后，南方一些省份的革命党人，如南方各省的代表在集会时，就已经开始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这反映了当时革命者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新认识。他们意识到，一个分裂的、民族矛盾尖锐的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恢复中华”的目标。

四、“五族共和”：对革命现实的回应与政治智慧的升华

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先生顺应时代潮流，并以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将革命纲领调整为“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的内涵: “五族共和”通常指的是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中华民国。这是一种基于事实的承认和对未来国家形态的构想。
策略的调整与升华:
包容性与合法性: “五族共和”是对“驱逐鞑虏”的重大调整。它从单纯的民族革命，转向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使得革命的合法性更强，更能获得国内各民族的支持。推翻满清的统治，不等于要排斥满族人民，而是要推翻其落后的统治制度。
国家统一的保障: 只有实现了民族共和，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家统一。如果革命仅仅是以汉族压倒其他民族为代价，那么中国就可能面临分裂的危险，正如后来北洋军阀的割据局面部分也源于此。
顺应国际潮流: 当时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但同时也有联邦制、共和制等联合各民族建立国家的思潮。孙中山先生的调整，也符合构建现代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方向。
政治妥协与现实考量: 在革命进程中，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如果过于强调“驱逐鞑虏”，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可能支持革命的满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不利于革命的全面胜利和政权的稳固。

五、 孙中山先生的思考与转变

孙中山先生并非是一个僵化不变的革命家。他始终在根据革命的实践和时代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和策略。

“驱逐鞑虏”的时代局限性: 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反思过“驱逐鞑虏”的口号，认为其过于狭隘，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民族纷争。他更强调的是反满清的“政府”，而非所有满族人民。
“五族共和”的进步性: “五族共和”体现了孙中山先生政治思想的成熟和升华。他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民都认同的、独立的、现代化的国家，这需要各个民族的共同努力和共同认同。这种共识的建立，远比单纯的“驱逐”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结论：

孙中山先生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五族共和”的纲领转变，是中国革命从民族主义的初步觉醒走向更成熟、更具包容性的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必然过程。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是孙中山先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动员革命力量、推翻腐朽统治而采取的有效策略，具有鲜明的民族革命色彩。
“五族共和” 则是革命实践的深入、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反思以及政治智慧的体现。它将革命的目标升华到建立一个统一、进步、和平的多民族中华民国，更符合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更具建设性。

这场转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了不起的政治思想演进。它证明了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能够根据时势变化而调整策略，不断追求更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道路。从狭隘的民族革命走向广阔的民族共和，正是孙中山先生卓越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的最好证明。

网友意见

怎么不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对大清国盛世极尽吹捧了，革命前还允诺日俄托管满蒙了。

崽卖爷田不心疼，武装保卫苏联和支持外蒙脱离民国也不是没发生过，为了革命总是要专注于眼前利益。

观点会随着立场和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关键要看忠恕的根本立场和基准点是什么。是国富民强，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主义，政权自身的异化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出自朱元璋《讨元檄文》的一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实际上恢复中华后，中国并不会彻底地驱逐胡（鞑）虏，而是将其纳入华夏，教化蛮夷，用夏变夷，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毕竟朱元璋的《讨元檄文》还写道：“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1912年8月，满清退位半年多以后，同盟会发布《讨满檄文》也写道：“维尔胡人，尔在汉土。尔为囚徒，既审斯义，宜知天命，宜返尔部落，或变尔形性，愿化齐民，尔则无罪，尔乃获赦宥。”

哪怕日倭投降后，在中国留下的遗孤也大部分被中国人收养，并将其好好地教育成中国人。

中国的华夷之辩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视夷狄如洪水猛兽的夷夏大防；

二是有教无类教化蛮夷的用夏变夷。

夷夏大防，用夏变夷，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驱逐鞑虏，体现的是夷夏大防。

五族共和，体现的是用夏变夷。

夷夏大防，用夏变夷，二者并不矛盾。

“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种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们的政权。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国家。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人的满洲人。”——孙中山

孙中山支持的是“四族融汉”，而不是“五族共和”。

首先孙先生根本就不是五族共和的发明者，五族共和这个思想也不是他发明的。现在网上喜欢拿孙先生《临时大总统宣言》断章取义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爲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孙中山1912年《临时大总统宣言》

孙先生是英雄不假但也是政治人物，一个政治人物，为了应付当时复杂的情況，都不免表現出了多面性。就像反蒙元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会说些认可前朝的话是一样的。

要真正了解一个政治人物的思想，就必須拿出更多的证据，不能光拿一句话以偏概全。

先说说；五族共和最早的出处，并不是孙中山先生提的，是满清两名八旗子弟托忒克•端方，爱新觉罗•载泽在《条陈化滿漢畛域辦法八條折》：“滿漢之界宜歸大同”，“放棄滿洲根本，化除滿漢畛域，諸族相忘，混成一體”。

满清提出什么“满汉一家亲”这样的口号就是看自己统治摇摇欲坠，想给汉人一些小恩小惠来给自己续命。十分虚伪无比假惺惺。

并且，恒钧、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一批滿族留日學生爲主，在東京、北京創辦《大同報》及《北京大同日報》，声称“統合滿、漢、蒙、回、藏爲一大國民”。而他們的倡导，也得到了蒙古族的响应。1912年底，由蒙古族的巴达尔胡等人在北京创办了《蒙文大同報》，以宣傳“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就是那么来的，先生作为革命者怎么会支持，先生一生都反对五族共和。

“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后，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1919年孙中山《三民主义》

“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 ‘五族共和 ’。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十万，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只二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kmt本部会议的演说》 ​

“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

——孙中山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國kmt本部會議的演說》

“所谓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语。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於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吾人若以救国為己任，则仍当坚持民族主义，实行收回已失之土地与国权，始能与日本、暹罗同為东亚之独立国。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也。”

——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相关演讲》​

综上所述，可知孙先生的意思不是处处给特权，无底线优待，打压汉族的所谓多元“中华民族”概念，而是以汉族为本位，废除那些民族的宗教习俗，语言文字。统一归化到汉文化。

孟子曰：吾闻以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

先生就是以夏变夷的意思，虽然看似向现实妥协，可是没有脱离华夏，华夷之辨的汉本位思想。

孙中山:

「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后，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三民主义》

「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

「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闢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十万，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只二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921年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时局所限，无奈之语罢了。

孙中山早就否决所谓五族共和的理念了，关于这个，请看以下讲话：

1920年11月4日，他在《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又指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

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是这样说的：“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 ‘五族共和 ’。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十万，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只二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另外，在《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进一步强调，要“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

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第一讲”中就一再强调：“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多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

孙中山的民族理念，由上可见。

孙中山并不支持五族共和。

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一文中写道：“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后，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

1920年11月4日，他在《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又指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

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是这样说的：

“自光复之后，就有世袭底官僚，顽固的旧党，复辟的宗社党，凑合一起，叫做 ‘五族共和 ’。岂知根本错误就在这个地方。讲到五族的人数，藏人不过四五十万，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只二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汉族 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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