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山东聊城“假药”事件导致山东各地医院禁止并排查医生推荐未引进药?
聊城“假药”事件无疑给山东省的医疗系统敲响了警钟，也直接催生了各地医院对医生推荐的“未引进药”进行禁止和排查的举措。要理解这一变化，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深入剖析。
首先，“假药”事件的性质和影响。我们先不谈具体是哪个“假药”，但这类事件一旦发生，其破坏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直接损害了患者的健康，甚至可能威胁生命，这无疑是对医疗信任最严重的打击。当患者抱着对医生的信任走进医院，却被告知被误导使用了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时，这种信任的崩塌是灾难性的。对于医院而言，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更是监管失职，声誉扫地，可能面临巨额赔偿和严厉的行政处罚。对于整个医疗行业来说，这无疑是公信力的一次重创，让公众对药物的来源、疗效和医生处方行为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其次，“未引进药”的风险所在。在这次事件之前，医生推荐“未引进药”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潜规则”，或者是在特定医疗需求下的一种补充。这里的“未引进药”可以理解为：
尚未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药物： 这些药物可能在国外成熟，但其在中国上市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以确保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绕过审批直接使用，就意味着这些药物的质量、成分、生产标准等都无法得到国内监管部门的有效保障。
虽然在国内有批准文号，但医院药房未采购的药物： 有些药物可能已经在国内上市，但医院药房因为各种原因（如采购流程复杂、成本过高、临床使用频率不高、与医院现有药品目录不兼容等）并未将其纳入医保目录或常规采购名单。医生出于某些考虑（后述原因），可能会推荐患者自行购买。
无论哪种情况，“未引进药”存在着难以忽视的风险：
质量安全难以保障： 来源不明或未经正规渠道引进的药物，其生产过程、储存条件、运输环节都可能存在问题，导致药物变质、污染，甚至掺假。
有效性和安全性未知： 未经在国内进行充分的临床试验和审批，其疗效、不良反应、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等都可能不被充分了解，对患者造成潜在的伤害。
监管真空： 一旦出现问题，患者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权，因为这些药物并未纳入国家监管体系。
信息不对称的利用： 一些医生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推荐患者购买高价但疗效平平，甚至无效的药物，从中谋取私利，或与其他药品供应商形成利益链。
第三，为何之前会出现医生推荐“未引进药”的现象？虽然“假药”事件是导火索，但医生推荐“未引进药”并非空穴来风，背后可能存在一些复杂的原因：
临床需求无法满足： 在某些罕见病、疑难病或特殊治疗领域，国内可能确实没有特效药或可替代的药物，而国外有相对成熟且有效的治疗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能希望通过非正规途径为患者争取一线生机。
学术研究和探索： 一些前沿的治疗方法或药物可能还在临床试验阶段，医生可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让患者参与到这些探索性治疗中。
药品可及性问题： 即使是国内已上市的药物，也可能因为医院药房缺货、配送不及时、或者医院的药品采购政策限制，导致医生难以第一时间开出，从而推荐患者到院外购买。
经济利益驱动（这是最令人诟病也最需要警惕的）： 这是“假药”事件暴露出的核心问题。部分医生可能与某些药品经销商或代理商勾结，通过推荐特定的“未引进药”来获取回扣、提成或其他利益。这些药物的利润空间往往更高，或者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机制。
“人情”或“关系”： 也有可能是医生与某些医药公司或销售代表有私下联系，出于人情或回报，推荐其产品。
第四，山东各地医院禁止并排查的意义和影响。这次的举措，无疑是为了“亡羊补牢”，其意义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的首要举措： 这是最直接、最核心的目的。通过禁止推荐和严格排查，堵住了患者接触到不安全、无效药物的风险，将用药安全放在首位。
重塑医疗信任的尝试： 事件发生后，医疗行业的信任度遭受打击。这次的规范化操作，是医院和政府试图重建公众信任的一种努力，表明了他们正视问题并采取行动的决心。
规范医疗行为，净化行业风气： 这项措施有助于遏制医生唯利是图、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推动医疗行业回归其救死扶伤的本质。
对医药营销模式的挑战： 这也意味着过去那种依赖医生“背书”和“推广”的药品营销模式，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和挑战。药品企业需要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正规的市场推广。
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 对于一些确实需要但国内尚未引进的特殊药物，患者的获取渠道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需要更漫长的等待审批或寻找其他合规途径。同时，对于一些本来就有合理需求的医生，也可能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这都是为了长远的健康和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何看待这项举措？
总的来说，聊城“假药”事件以及随后的禁令，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也是一次必要的洗礼。从长远来看，这项举措是积极的、必要的，并且势在必行。
1. “禁”是对乱象的止损： 任何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严格的规则和有效的监管。当存在潜在的“假药”风险，并且医生推荐行为可能被利益腐蚀时，果断的“禁止”是最有效的止损方式。这如同给“野路子”的药品流通设下了一道高墙。
2. “排查”是回归正轨的必要步骤： 禁止之后，紧随其后的排查，是为了彻底清理可能存在的隐患，确保禁令得到有效执行。这包括对现有药品目录的梳理，对医生处方行为的监督，以及对违规医生的问责。这是一种自我净化和规范化的过程。
3. 但“禁”和“排查”不应止步于此： 仅仅禁止和排查“未引进药”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药品引进、审批、采购、使用的全流程监管体系。
加快国内新药的审批和引进速度： 对于确有临床价值的国外新药，应该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加快其在国内的上市审批和引进步伐，满足国内患者的用药需求。
完善医院药品采购机制： 优化医院药品采购流程，提高药品的可及性，减少医生出于“拿药不方便”而推荐院外购买的诱因。
加强对医生处方行为的监管和职业道德教育： 建立有效的处方行为监测系统，一旦发现异常或违规行为，应予以严厉处罚。同时，持续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培训，提升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感。
鼓励和保障患者合理维权：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也需要建立畅通的渠道，让患者在遇到用药问题时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和合理的赔偿。
总而言之，聊城“假药”事件敲响的警钟，促使山东各地医院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将医生推荐“未引进药”这一潜在风险点进行“釜底抽薪”。这是一个痛苦但必须经历的调整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安全、更规范、更值得信赖的医疗未来。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一轮的整顿之后，不仅有“禁止”，更有机制的完善；不仅有“排查”，更有责任的落实，最终让每一个患者都能在阳光下，安心地用上安全有效的药物。
首先，“假药”事件的性质和影响。我们先不谈具体是哪个“假药”，但这类事件一旦发生，其破坏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直接损害了患者的健康，甚至可能威胁生命，这无疑是对医疗信任最严重的打击。当患者抱着对医生的信任走进医院，却被告知被误导使用了无效甚至有害的药物时，这种信任的崩塌是灾难性的。对于医院而言，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更是监管失职，声誉扫地，可能面临巨额赔偿和严厉的行政处罚。对于整个医疗行业来说，这无疑是公信力的一次重创，让公众对药物的来源、疗效和医生处方行为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其次，“未引进药”的风险所在。在这次事件之前，医生推荐“未引进药”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潜规则”，或者是在特定医疗需求下的一种补充。这里的“未引进药”可以理解为：
尚未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药物： 这些药物可能在国外成熟，但其在中国上市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以确保其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绕过审批直接使用，就意味着这些药物的质量、成分、生产标准等都无法得到国内监管部门的有效保障。
虽然在国内有批准文号，但医院药房未采购的药物： 有些药物可能已经在国内上市，但医院药房因为各种原因（如采购流程复杂、成本过高、临床使用频率不高、与医院现有药品目录不兼容等）并未将其纳入医保目录或常规采购名单。医生出于某些考虑（后述原因），可能会推荐患者自行购买。
无论哪种情况，“未引进药”存在着难以忽视的风险：
质量安全难以保障： 来源不明或未经正规渠道引进的药物，其生产过程、储存条件、运输环节都可能存在问题，导致药物变质、污染，甚至掺假。
有效性和安全性未知： 未经在国内进行充分的临床试验和审批，其疗效、不良反应、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等都可能不被充分了解，对患者造成潜在的伤害。
监管真空： 一旦出现问题，患者难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权，因为这些药物并未纳入国家监管体系。
信息不对称的利用： 一些医生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推荐患者购买高价但疗效平平，甚至无效的药物，从中谋取私利，或与其他药品供应商形成利益链。
第三，为何之前会出现医生推荐“未引进药”的现象？虽然“假药”事件是导火索，但医生推荐“未引进药”并非空穴来风，背后可能存在一些复杂的原因：
临床需求无法满足： 在某些罕见病、疑难病或特殊治疗领域，国内可能确实没有特效药或可替代的药物，而国外有相对成熟且有效的治疗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能希望通过非正规途径为患者争取一线生机。
学术研究和探索： 一些前沿的治疗方法或药物可能还在临床试验阶段，医生可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让患者参与到这些探索性治疗中。
药品可及性问题： 即使是国内已上市的药物，也可能因为医院药房缺货、配送不及时、或者医院的药品采购政策限制，导致医生难以第一时间开出，从而推荐患者到院外购买。
经济利益驱动（这是最令人诟病也最需要警惕的）： 这是“假药”事件暴露出的核心问题。部分医生可能与某些药品经销商或代理商勾结，通过推荐特定的“未引进药”来获取回扣、提成或其他利益。这些药物的利润空间往往更高，或者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机制。
“人情”或“关系”： 也有可能是医生与某些医药公司或销售代表有私下联系，出于人情或回报，推荐其产品。
第四，山东各地医院禁止并排查的意义和影响。这次的举措，无疑是为了“亡羊补牢”，其意义和影响是多方面的：
保障患者用药安全的首要举措： 这是最直接、最核心的目的。通过禁止推荐和严格排查，堵住了患者接触到不安全、无效药物的风险，将用药安全放在首位。
重塑医疗信任的尝试： 事件发生后，医疗行业的信任度遭受打击。这次的规范化操作，是医院和政府试图重建公众信任的一种努力，表明了他们正视问题并采取行动的决心。
规范医疗行为，净化行业风气： 这项措施有助于遏制医生唯利是图、损害患者利益的行为，推动医疗行业回归其救死扶伤的本质。
对医药营销模式的挑战： 这也意味着过去那种依赖医生“背书”和“推广”的药品营销模式，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和挑战。药品企业需要更加注重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正规的市场推广。
可能带来的短期阵痛： 对于一些确实需要但国内尚未引进的特殊药物，患者的获取渠道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需要更漫长的等待审批或寻找其他合规途径。同时，对于一些本来就有合理需求的医生，也可能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这都是为了长远的健康和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如何看待这项举措？
总的来说，聊城“假药”事件以及随后的禁令，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也是一次必要的洗礼。从长远来看，这项举措是积极的、必要的，并且势在必行。
1. “禁”是对乱象的止损： 任何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严格的规则和有效的监管。当存在潜在的“假药”风险，并且医生推荐行为可能被利益腐蚀时，果断的“禁止”是最有效的止损方式。这如同给“野路子”的药品流通设下了一道高墙。
2. “排查”是回归正轨的必要步骤： 禁止之后，紧随其后的排查，是为了彻底清理可能存在的隐患，确保禁令得到有效执行。这包括对现有药品目录的梳理，对医生处方行为的监督，以及对违规医生的问责。这是一种自我净化和规范化的过程。
3. 但“禁”和“排查”不应止步于此： 仅仅禁止和排查“未引进药”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药品引进、审批、采购、使用的全流程监管体系。
加快国内新药的审批和引进速度： 对于确有临床价值的国外新药，应该在确保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加快其在国内的上市审批和引进步伐，满足国内患者的用药需求。
完善医院药品采购机制： 优化医院药品采购流程，提高药品的可及性，减少医生出于“拿药不方便”而推荐院外购买的诱因。
加强对医生处方行为的监管和职业道德教育： 建立有效的处方行为监测系统，一旦发现异常或违规行为，应予以严厉处罚。同时，持续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培训，提升其法律意识和责任感。
鼓励和保障患者合理维权：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也需要建立畅通的渠道，让患者在遇到用药问题时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和合理的赔偿。
总而言之，聊城“假药”事件敲响的警钟，促使山东各地医院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将医生推荐“未引进药”这一潜在风险点进行“釜底抽薪”。这是一个痛苦但必须经历的调整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安全、更规范、更值得信赖的医疗未来。我们期待的是，在这一轮的整顿之后，不仅有“禁止”，更有机制的完善；不仅有“排查”，更有责任的落实，最终让每一个患者都能在阳光下，安心地用上安全有效的药物。
网友意见
更新：评论区新来了一批三无小号，山东台宣传部们的经费挺充足啊。
作为肿瘤科医生，我只能说，山东台这次真的是缺了大德，祖坟漏水那种。
往大里说，剥夺了山东最穷困的一批癌症患者吃上盗版靶向药的机会。
往严重里说，剥夺了成千上万患者活下去的机会。
山东台在我不是药神里一定是反派那种，还得是最焉儿坏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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